2004 年至 2013 年，我國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全國經濟普查，得到了更加準確的 GDP與就業的行業分類數據，本文將運用這些數據資料并結合我國經濟增長的新變化，研究現階段經濟總量和結構變化對就業的影響。

一、對奧肯定律的再研究

經濟增長和就業是密切聯系的。1936 年，凱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創建了現代宏觀經濟理論。這一著作從標題上看討論的是貨幣政策和就業之間的關系，但是從內容上看主要討論的是國民收入和它的各個分量的增長與財政、貨幣政策的相互關系，而充分就業則是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實現的。所以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就業和經濟增長就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干預，一旦實現了較好的經濟增長，就業就會得到明顯改善。奧肯根據美國戰后至 1960 年的季度 GNP 增長率和失業率數據，研究這一時期美國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數量關系（1962）。他首先把 4%的失業率設定為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保持價格穩定和實現最大產出時的充分就業評價標準，也就是說，當失業率在 4%時，美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會達到一致（1947-1953 年的年均潛在增長率為 4.5%,1953-1962 年為 3.5%）。

失業率高于 4%時，說明社會中有閑置的資源沒有被合理利用，實際增長會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而失業率低于 4%的情況大多出現經濟周期的高峰時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出現了經濟過熱，只能維持很短的一段時期。在大多數情況下，實際的經濟增長率是低于潛在增長率的，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失業率也在充分就業的標準之下（戰后至上世紀60 年代初，美國的失業率在 3%-7%的區間中波動）。奧肯用多種統計方法進行測算后，得出的結論是而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 3 個百分點時，將會使失業率平均提高約 1 個百分點，或者簡單地說，經濟增長率每變動 1 個百分點，將會使失業率反向變動約 0.33 個百分點。這就是著名的奧肯定律（Okun's Law）。奧肯定律是對美國戰后至上世紀 60 年代初期經濟活動的經驗描述和統計歸納，由于各個國家經濟和地區在經濟增長和就業條件上的差異，二者的具體數量關系也可能有所不同。Andrew Abel 和 Ben Bernanke（2005）對美國近年來數據的研究表明，現在美國經濟增長率每變動 2 個百分點，對失業率的影響大約在 1 個百分點左右。但是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用奧肯定律所提供的方法所探索的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之間的數量關系及統計規律，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是存在的。因此，在歐美發達國家失業率出現上升時，改善的手段首先就是促進經濟增長。

奧肯定律是對復雜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活動高度概括后進行的總量分析，事實上已經包含了一系列先決或假設條件，如總需求和總供給相對均衡并保持穩定、勞動力數量、勞動時間、勞動報酬、勞動生產率、勞動力的部門結構等的變化是穩定的，等等。奧肯在當年的論文中對這些條件都進行了討論，因此，奧肯定律所揭示的原理雖然具有普遍性（即經濟增長改善就業，充分就業基礎上所實現經濟增長反映了潛在經濟增長等），但是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之間是否存在著穩定的數量關系或統計規律？這種數量關系是什么樣的？如果存在，它又能保持多久，在不同的市場環境、宏觀背景以及發展階段下，所得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相比較而言，在已經完成工業化并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市場經濟發達、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相對穩定、經濟發展相對平穩的歐美發達國家（如奧肯所研究的戰后至 1962 年的美國），進行類似的研究比較容易得到有說服力的結論，而在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各種經濟轉軌中的國家，由于各方面的條件在迅速發生變化，通過類似的總量分析得出的結論往往會出現比較大的偏差，所以說，一個能夠解釋一切國家的任何經濟發展階段的增長和就業的數量關系的定律，事實上是不存在的。①所謂的“失業率”,大多數國家采用的事實上是非農業產業的失業率，即非農產業的勞動力中的失業（有求職意愿并且失去工作）人數占全部非農勞動力人數（就業人數+失業人數）的比重。因為在現代經濟中，由于農業生產的特點，無論是在農業企業中就業還是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進行生產活動，就業都是相對穩定的，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不大，可以認為是接近完全就業，沒有必要對它進行持續的觀察；而非農行業則不同，可能隨著經濟周期以及其它方面的影響不斷地出現失業和再就業，失業率的變化直接反映了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所以各國一般所說的失業率，指的就是非農產業的失業率。非農產業失業率和城鎮失業率的概念不完全相同，因為在農村也可能有非農產業的發展。世界各國公布的失業率大多是非農產業失業率。它是一個最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或者是經濟發展目標。

我們國家目前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就“登記”而言，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所采用的“失業率”指標是一致的，在歐美各國，同樣也是不登記就表示沒有就業意愿，就不被認為是失業人口。但使用“城鎮”的概念則和“非農”則略有不同，但是非農產業主要還是在城鎮發展，所以“非農失業”和“城鎮失業”之間也不會有顯著的差別。我國進入新世紀以來，“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 4.5%左右，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以非農產業為口徑計量的）失業率的一般水平，這其實反映了我國高速經濟增長對城鎮充分就業的保障作用。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國和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非農就業或城鎮就業方面所面臨的難題是不同的。在歐美發達國家，體制上看，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從產業結構上看，工業化已經完成，農業增加值和勞動力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大多已經降至很低的水平（5%以下）而且早已穩定下來（奧肯所研究的美國戰后的就業就屬于這種情況，歐洲主要國家在二戰以前也大多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產業結構的升級主要體現在非農產業中，尤其體現為高科技、金融、教育科學文化、醫療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從城鄉關系來看，城鄉發展上的巨大差別已經不復存在，換句話說，二元經濟結構已經發展己經轉化為一元經濟結構，勞動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已經成為歷史。而中國則處于由發展中國家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迅速發展的階段中，雖然已經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但經濟發展水平和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著很大差距。從經濟體制上看，中國雖然已經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但仍然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如城鄉之間在戶籍管理、社會保障等方面還存在著嚴格的行政分割、各種行政審批及財政收支還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我們現在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和轉軌進程；從產業結構上看，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變動最活躍的階段，農業或第一產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正在迅速下降，現在已經降低到 10%以下，但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仍然在三分之一以上，這就必然要帶動農業勞動力迅速地向非農產業轉移。而在非農產業中，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現在也開始進入迅速提升階段，導致非農產業中的就業結構也在迅速發生變化，這就決定了我國的就業目標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僅僅對靜態的城鎮勞動力保持較低的失業率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解決大量由農業領域轉移到非農業領域、由農村轉移到城鎮的動態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在城鄉二元化經濟結構下，這樣一類就業帶來的失業問題相對來說是容易解決的，只要把那些臨時轉入城市、轉入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再轉回農村或再轉回農業就可以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尤其是在上世紀 80 和 90 年代，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其實這是一種隱性失業，因為農業已經無法容納或者說不需要那么多的勞動力，所以才向非農產業轉移，但現在由于經濟周期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這些已經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勞動力又失去了工作，但又不能在城里“登記”失業，只好再回農村。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當時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確實存在著對真實失業率的低估，但低估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卻很難計算。但是現在情況正在逐漸發生變化，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持續多年的大規模轉移，已經越來越使得這種轉移不可逆轉。這實際上意味著在現階段我們有著和工業化國家或發達國家不同的就業目標，或者說，我們的充分就業的定義和他們有所不同，我們不僅要解決城鎮勞動力存量的就業，還要解決大量的由農村轉來的勞動力增量的就業。從具體目標來看，就是要在保證城鎮登記失業率不發生顯著變動（即保證城鎮充分就業）的前提下，穩健地通過經濟增長吸納或消化由農村轉移而來的勞動力。

可以看出，中國現階段的情況和奧肯定律的假設條件或先決條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奧肯定律中，失業率的分母可以看成是一個常量（變化是有限的），而在中國，非農產業失業率的分母則是個變量（持續地發生變化）。在奧肯定律中，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不會對增長和就業的總量關系發生顯著性的影響，但在中國，迅速的工業化進程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無論對增長還是就業都在發生著重要的影響，二者的總量關系也在發生著變化。因此，用奧肯定律的方法來探索和總結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關系將可能出現比較大的偏差，應該通過更加深入和細致的結構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二者之間的數量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改善我們的經濟發展目標。

二、2004-2013 年我國三大產業的結構變化

進入新世紀后，我國以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 12 月 31 日為標準時點，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全國經濟普查，得到了以法人單位和個體經營戶為基本調查對象的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的增加值和就業的詳細數據。根據新的普查結果，國家統計局不僅對原有的GDP 總量數字進行了修正，還公布了 GDP 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數據以及在相同分類下的就業數據，為我們進行經濟增長和就業關系的總量和結構分析提供了數據基礎。對這三個時點的經濟總量及就業數據以及相應的時期中所反映出來的變化，可以看出中國近年來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重要變化（參見表 1）。

首先，從增加值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上，可以看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都在不斷推進，工業化的發展領先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發展快于工業化。如果我們把增加值結構中農業產值所占的比重看成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標志（工業化進程導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和非農產業的比重上升），而把就業結構中農業就業的比重看成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標志（城市化進程主要表現為在城市中非農部門就業的勞動力比重的提高①）。那么，從 2004 年到 2013 年這十年間，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表現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工業化進程仍然在推進，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農業占 GDP 的比重的降幅在減少，2004 年到 2008 年，第一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 2.7%,但是從 2008 年到 2013 年僅下降了 1.3%;二是工業化進程領先于城市化進程，但是二者之間的差距在迅速減少。

在表 2 中可以看到，無論是 2004 年還是 2013 年，我國增加值結構中農業或第一產業的比重都要明顯地小于就業結構中的農業比重，2004 年農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與農業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重相比，低了 43%,2008 年低 35.2%,2013 年低 25.7%;三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之間的差距在迅速減少，從前面的比較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差距在 10 年間下降了 17.3%.從各自的變化來看，2004-2013 年，農業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 4%,而農業就業的比重下降了 21.3%.這說明這一期間高速經濟增長下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二，從三次產業的增加值結構上看，我國的工業化已經進入后期，第三產業開始成為經濟增長中的主導產業，這將進一步改善我國的就業結構，推進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從增加值結構上看，2004 年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為 13.4:46.2:40.4,2008 年為 10.7:47.4:41.8,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的結構特征是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仍然在提高（增加了1.2%），第三產業的比重沒有發生顯著性變化（增加了 1.4%），這說明在 2008 年以前（尤其是在進入了新世紀后的新一輪經濟發展周期中），中國經濟仍然是以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為主導行業的，不僅增長率高（按不變價格），而且比重在擴大（按當年價格）。

但是到了 2008 年后，情況發生了變化，2013 年三次產業的比重發展為 9.4:43.7:46.9,反映出第一和第二產業比重下降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的現象，第三產業的比重比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時提高了 5.1%,在歷史上第一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新的主導產業。

從增長率上看，從 2012-2014 年，第三產業的增長率也連續三年超過了第二產業。這其實是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由中后期向后期轉化的一個重要特征。相應地，這種變化也反映在就業結構上，2004 年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是 56.4:22.5:21.1,農業占比最大，而且超過 50%,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低于第二產業，體現出明顯的發展中國家的就業特點。而到了 2008 年，這一結構發展為 45.9:26.6:27.5,雖然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仍然很高，但已經下降到一半以下，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有明顯提高，分別提高了 4.1%和6.4%,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反映出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迅速推進。到了 2013 年，這一比重進一步發展為 35.1:29.7:35.2,第一產業就業占比下降了 10.8%,第二產業提高了 3.1%,第三產業提高了 7.7%.可以看到，在 2008-2013 年期間，第三產業就業有了顯著的改善，在增加的非農業就業中，第三產業的貢獻在 70%以上；而且從占比上看，已經超過了第一產業，成為我國最大的就業部門。通過對增加值結構變化與就業結構變化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現階段第三產業就業占比的提高，高于其增加值占比的幅度，這說明現階段在類似的名義增長率下，第三產業能夠吸納的就業人數高于第二產業，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增長率在回落，但非農就業和由此推動的城市化進程卻在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