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問題是一個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近年來，中央提出了一些有關城鎮化的重要決定。2014年3月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三個1億人”目標，其目的是健全城鄉一體化，實現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當前，城鎮化正加快推動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城鎮化會帶來中國社會的變革，如城鄉二元結構一元化，社會生產由農業化轉向工業化，人力資源大國發展為人力資源強國等。

城鎮化對經濟的發展如此重要，對影響城鎮化的因素分析也就成為重中之重。而在城鎮化進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據預測，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到2020年將達到12.17%,2030年為15.19%,2040年為21.15%[1].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給城鎮化帶來深刻變化，而年齡結構的變化一直以來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國內外的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和城鎮化之間關系的研究也較少，主要集中在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上。

對于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有學者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老年人口的增加會顯著地抑制經濟增長[2-3].同時也有很多學者研究發現勞動適齡人口的增加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4-5].Kluge等通過對德國的研究發現人口老齡化前20年確實產生了不利影響，其后經濟系統的內生機制會引致更多高等教育需求，更高的生產率并促進經濟增長[6].

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還會對個體的儲蓄行為[7]以及居民醫療保健消費支出[8]產生影響。目前中國正經歷與日本類似的人口紅利消失期，其所造成的人口結構變化效應將導致中國經濟未來潛在增長率的迅速下降[9].有關城鎮化發展問題，自城鎮化理論引入中國之初就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辜勝阻等比較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城鎮化發展模式[10].

目前，中國現有耕地保護制度與政策實施的效果并未達到預期目標[11],推進城鎮化不僅可持續增加中國農民收入[12],還能有效地保護耕地[13].張翼通過分析提出中國城鎮化的最優路徑是“常住化城鎮化”而不是“戶籍化城鎮化”[14].汪泓等運用計量實證分析得出在一定時間內城鎮化將持續推動就業增長[15].羅能生等以長株潭城市群為案例，研究了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16].

近年來，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鎮化的影響也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我國在快速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老齡化速度超過了農村的人口老齡化速度[17].而其他國家農村的人口年齡結構轉變速度明顯高于城市[18].人口老齡化會阻礙城市化進程[19-20].

就目前來看，45~64歲和65歲及以上的人口在城鎮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趨勢[21],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城鎮化發展的研究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學者們在研究城鎮化時也并未過多關注人口年齡結構方面?；诖?，本文通過收集1990-2011年中國的相關數據，運用聚類分析法，考察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和城鎮化的現狀，深入分析了城鎮化進程中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矛盾，并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為推進城鎮化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 人口年齡結構影響城鎮化的渠道

人口年齡結構的劃分標準有很多，本文采用聯合國的三分法，即根據一個國家的兒童少年、成年、老年人口數等情況，將人口年齡結構劃分為三種類型：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0~14歲代表少年兒童，15~64歲代表成年人口，老年人口是指65歲及以上的人口。具體見表1.

城鎮化的衡量通常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人口集中過程中生產力以及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區域的變化以及包括這幾個方面的整體形式的區域變化。相對應地來考慮，人口向城鎮的集中可看作人口的遷移或流動；區域的變化可用產業結構的變化來衡量；人口集中過程中生產力變化可以用勞動力供給來測度；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可用居民的消費水平來量化。這樣就能直觀地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鎮化的影響。由于年輕型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對各經濟變量的影響明顯不同，因此本文從以下四個方面闡明三種不同類型的人口對城鎮化的影響。

1.1 人口遷移效應

年輕型的人口無自主的決策能力，他們遷移或流動與否完全取決于家長的行為，此類人口遷移效應不明顯。若為成年型，則勞動力資源充足，他們一般是家庭的決策者和主要收入來源，這類人口除在家務農外，一部分人群有意愿為了較高的收入外出務工，其流動能力強，此類人口遷移效應非常明顯。老年人思想傳統，從心理上很難接受離開生活多年的農村而遷向城鎮。這類人口的遷移能力最弱。

1.2 產業結構效應

年輕型人口屬于勞動力供給充足和勞動力后備資源寬裕的類型，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農業、紡織業、玩具業、家具業等。成年型人口是撫養比最小的一個時期，勞動力最為充裕，所以應對這一類型的人口，適合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共同發展。在老年型人口時期老齡服務產業是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1.3 勞動力供給效應

運用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概念以及斯勒茨基方程，我們可以得出圖1的勞動供給曲線。一方面曲線向后彎曲揭示了個人勞動力供給意愿隨工資率變動而變動的規律，工資越高，勞動供給越多，但當達到一定程度后工資的增長反倒引起勞動供給的減少。另一方面，不同年齡階段的消費者對于閑暇和收入的偏好不同。一般來說，中年人因家庭負擔較重，他們會更加偏好收入，將選擇更多的勞動時間，其供給曲線為S1;對于老年人和年輕人來說，其家庭負擔較輕，在同樣的工資水平下他們所愿意提供的勞動時間將更少，其勞動供給曲線為S2.因此，成年型人口社會其勞動供給效應大，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顯著，而年輕型和老年型人口社會其勞動供給效應小，對城鎮化的促進沒那么顯著。

式中：Y 表示居民收入；C/Y 表示居民平均消費傾向；Y/GDP表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公式（2）表明，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共同決定了居民消費率[22].由于GDP是外部變量，下文將以人口年齡結構視角從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傾向（行為因素）兩方面對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率的因素進行分析。

年輕型人口基本上沒有收入來源，消費的主要產品為生活必需品，整體而言，年輕型人口對社會的消費水平影響不大。成年型人口有一定的經濟來源，他們除了對生活必須品的需求外，對其他如文化娛樂產品，高科技產品的需求也很大，這類人口將促進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不斷改善。老年型人口有一定的收入來源，但他們的購買能力不高，并且消費習慣形成后很難改變，不利于其消費層次提升，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自身消費水平的提升。

綜上可知，人口年齡結構通過影響人口遷移、消費水平、產業結構、勞動力供給來影響城鎮化。通過對四個影響渠道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結論：成年型人口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明顯，老年型與年輕型人口則會抑制城鎮化發展。

2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城鎮化發展現狀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我國城鎮化發展也由我國特殊的國情、國策所決定。建國以來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的流動，這改變了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分布，對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2.1 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人口年齡結構分布

實際上，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人為控制因素，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外生變量。由圖2可知，1949-1953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猛增，出生率較高以及人口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使得這一時期人口猛增。1957年，我國“人口學第一人”馬寅初分析了控制人口的迫切性，強調實行計劃生育的緊迫性，這為計劃生育的實施提供了理論依據。1958-1961年，這一段時間由于自然災害嚴重導致死亡率急速增加，出生率急速下降，這一時期人口不但沒有增長，還出現了萎縮。在1962-1970年之間，為克服“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等帶來的嚴重經濟困難，加之后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計劃生育政策又陷入停頓狀態。1970-1978年這段時期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始走上正軌并逐步開始在全國推行。

1990年代以來，黨和政府將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并對此給予高度重視。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所占比重為16.6%,15~64歲為74.6%,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約為8.8%,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正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偨Y來說，建國以來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經歷了三個類型的變化--年輕型、成年型以及目前剛步入老年型（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