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國需求結構的特征： 縱向與橫向比較

改革開放 35 年來， 我國經濟以年均約 10%的增長率高速增長， 在較短的時間內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增長速度舉世矚目。 按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 我國也已經成為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

過往跨越式發展抓住了國際低端制造業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 充分利用了我國勞動力、 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的優勢， 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 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 相應地消費率也就比較低。 1978 年至 2012 年， 投資率整體上呈上升態勢， 平均投資率 38.78%。 從 2002年開始， 資本形成逐步取代最終消費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 形成了以投資驅動為主要特征的工業增長方式。 特別是 2003 年以來，投資率攀升到 40%以上并逐年仍在提高， 2011年達到最高的 48.3%， 這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投資率 （28%）， 也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的投資率（33%）[1]。 作一個對比， 韓國和日本在加速趕超的過程中， 投資率最高值也僅在 30%左右。 需求結構的另一個特征還表現為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比較高。 2000 年， 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 2 492 億美元， 占全球出口總額 6.44 萬億美元的 3.86%， 位居世界第 7。 得益于加入 WTO， 到 2012 年， 中國出口貿易 2.05 萬億， 根據 WTO 的預測， 2012 年全球出口貿易總額 18.88 萬億美元， 占全球的10.86%， 繼續保持全球第一[2]。 2008~2012 年， 出口依存度均在 25%左右， 外貿依存度平均達到49.75%。 從消費率來看 ， 1978~2012 年 ， 我國消費率從 62.1%下降到 49.5%， 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8.79%下降到 35.97%， 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 70%左右的平均水平。 盡管消費率是否存在低估仍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學術問題， 但橫向比較消費率偏低卻是不爭的事實。

二、 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對需求側的影響

改革開放 35 年來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遷充分地證明， 改革與開放卓有成效。 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和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強勢角色是需求結構呈現上述特征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后經濟的高速增長表明， 這種發展戰略和需求結構并不是一開始就是問題， 甚至說， 這種結構恰恰支撐和造就了過往的高增長。 之所以現在被認為是問題，需要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 是因為經濟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復雜而深刻的變化。

顯而易見的是， 高外貿依存度的增長模式存在的一個潛在隱患就在于經濟增長深受外部經濟體經濟形勢波動的沖擊， 這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 除此之外， 在新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出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這具體可以從內部和外部影響來分析。

從外部影響來看， 第一，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后， 歐美國家普遍地復蘇乏力， 新興經濟體增長步伐放緩， 國外消費市場萎縮。 第二， 歐美國家利用危機形成的勞動力價格相對便宜的機會重振制造業， 實施再工業化， 這對我國制造業的投資和出口也會產生一定擠出效應。 歐盟委員會在2012 年 10 月發布了一份新產業政策通報 ， 正式提出通過 “新工業革命” 逆轉工業比重下降的趨勢， 提出了再工業化的總體目標， 即到 2020 年，將工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當時的 15.6%提升至 20%。 在降低失業率的壓力下， 美國也有類似的計劃。 美國 2008 年制造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為 9%， 目前已升至接近 12%[3]。 雖然中美在制造業出口產品領域交叉度不高， 但從長期來看，如果我們的出口產品結構維持不變， 外部需求勢必會更趨于下降。 第三， 伴隨著中國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 一方面， 國際上的貿易保護手段 “推陳出新”， 綠色壁壘、 勞工保護等成為新的貿易保護手段， 而我國在這些方面恰恰是短板。 另一方面， 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也日益頻繁， 而且貿易摩擦也有了新的變化： ①貿易摩擦不僅來自于發達國家， 同時也在向發展中國家蔓延； ②摩擦的領域不僅出現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 還向光伏產品等高端產品領域擴散。

從內部影響來看， ①勞動力成本上升。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得益于 “人口紅利” 和勞動力資源在城鄉間的重新配置。 但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明顯， 2012 年末， 我國 16~59歲 （含不滿 60 周歲） 人口比上年末減少 205 萬人， 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下降 0.5%。 社會總撫養比由 2002 年 的 42.2% 逐 年 下 降 ， 2010 年 降 至34.2%， 而 2011 年和 2012 年則逆轉上升， 分別為34.4%和 34.9%。 勞動力供求狀態也發生了一定變化， 2004 年沿海地區出現了以 “民工荒” 為主要形式的勞動力短缺現象， 并迅速蔓延到全國，2008~2009 年金融危機后更為加劇 。 勞動力供求狀況的變化又反映在勞動力價格上， 農民工工資從 2004 年開始明顯提高，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農民工遭遇了短暫的就業沖擊， 但隨后工資增長的勢頭并未減緩。 以制造業和建筑業為例， 工資在 2003~2008 年 間 年 均 實 際 增 長 率 分 別 達 到10.5%和 9.8%[4]。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和外來人口加速實現市民化， 勞動力成本仍將呈趨勢性上漲態勢。 勞動力成本優勢一直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一個重要來源， 在成本上升情況下， 一些制造業開始往印度、 越南、 柬埔寨、 馬來西亞、孟加拉國以及中南美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 ②資源能源約束趨緊。 以往經濟增長方式表現出顯著的粗放型特征， 片面依賴資源粗放式投入， 對環境和生態造成的破壞沒有得到有效地審計、 治理和補償。 2012 年， 我國 GDP 占世界總產出份額為 11.5%， 消耗的煤炭、 一次能源和淡水卻分別占世界消耗總量的 50.2%、 21.9%和 15%左右。 這固然有我國所處工業化階段的原因， 但毫無疑問的是， 這種增長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今后經濟增長受到能源、 生態、 環境的約束只會1幣升值因素。 按年平均價計算， 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 1995 年至 2005 年間基本維持不變， 2005年以來人民幣則呈不斷升值趨勢， 當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為 8.19∶1， 2012 年， 匯率達到 6.31∶1，該期間人民幣升值了 29.8%。

就投資來看， 雖然我國的投資率比較高， 但是如果有高的投資回報率， 投資率高本身并不是問題。 問題正在于， 投資回報率近年來呈明顯下降趨勢， 根據白重恩的研究， 調整價格之后的稅后投資回報率從 1993 年的 15.67%的高水平持續下降， 在 2000~2008 年還穩定在 8%~10%， 但金融危機之后投資回報率水平大幅下降， 2012 年中國已經降低到 2.7%的新低水平。 投資回報率的計算公式很簡單， 但計算出的值通常存在較大爭議，關鍵在于數據質量和計算方法。 對于我國投資回報率是高還是低仍有學術爭論， 但從不少實體企業將大筆資金用于炒房足可管窺實體經濟利潤較薄的事實。 劉海影對非金融上市公司進行了研究，發現資本回報率 10 年來的平均值為 6%， 但從2007 年的 8.9%跌至 2013 年 1 季度的 3.5%， 下滑了 60%。 非金融上市公司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 與債務規模之比從 2007 年的 20%左右降低到 6%， 甚至低于一年期貸款利率， 表明總體而言， 企業覆蓋債務利息的能力不足。[5]

在出口面臨壓力和投資回報率下滑情況下，能否將經濟增長寄托于消費率的大幅提升呢？ 從消費率的國際比較來看， 我國消費率提升的空間是很大的。 并且， 中國的人口約占世界 1/5， 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國家， 消費市場完全依賴其他 4/5 的人口也是不現實的。 但當前消費率太低的原因是多重的： 其一， 居民收入占比比較低， 經濟建設型的政府主導了過多了投資，這對消費產生了不小的擠出。 其二， 居民收入差距也偏大， 由于邊際消費傾向與收入水平有關，致使陷入了高收入者有錢不消費和低收入者想消費卻無錢消費的窘境。 其三， 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還不健全， 居民預防性儲蓄的意愿強烈。 以上多重因素疊加， 諸如家電下鄉等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措施收效甚微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 總供求平衡潛伏危機： 產能過剩問題愈加凸顯

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需要總需求和總供給基本平衡。 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以上的分析也表明， 無論是出口、 投資還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 “三駕馬車” 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這就使得總供求平衡潛伏越來越嚴重的危機。

我國當前總需求與總供給失衡的重要表現， 便是普遍而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根據 《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 2012 年底， 我國鋼鐵、 水泥、 電解鋁、 平板玻璃、 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僅為 72%、 73.7%、 71.9%、 73.1%和75%， 明顯低于國際通常水平。 而且 ， 除了上述傳統行業， 產能過剩在向太陽能光伏、 風電設備等新興產業蔓延。 產能過剩問題并不是一天兩天了， 只是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使這一問題更突出地暴露了出來。

產能過剩對宏觀經濟產能負面效應的影響在于， 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 企業非意愿庫存增加，容易引發企業資金鏈緊張， 對投資前景產生悲觀預期， 投資意愿弱化。 即便是維持投資， 也主要不是靠利潤而是靠融資， 這又會加大企業債務負擔和風險。 另外， 產能過剩情形下， 為了消化庫存， 維持生產運轉， 企業間容易展開惡性的價格競爭， 企業利潤率下降， 行業虧損面可能擴大，并引發職工失業、 銀行不良資產增加、 能源資源瓶頸加劇和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

在低消費率、 高投資率和高外貿依存度的需求結構下， 如果外部需求有大幅下滑， 為了 “保增長” 和穩就業， 在消費率幾乎不可能短期提高的情況下， 慣常的思路是通過擴大投資來應對。

2008 年國際危機爆發后， 當年第 4 季度中國政府決定在 2 年時間內實施 4 萬億投資計劃， 加上2009 年各商業銀行貸款 10 萬億 ， 政策對于拉升GDP 確實發揮一定作用。 相比于 2003~2007 年的兩位數增長， 繼 2008 年和 2009 年 GDP 增長率接連下滑后 （分別為 9.6%和 9.2%）， 2010 年止跌回失， 一度回升到 10.4%。 但是， 在經濟基本面發生變化和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 一味地靠投資拉高 GDP 只能有短期效應。 由于投資回報率遞減， 刺激政策的效應變得越來越差， 需要越來越強的刺激才能實現一定的增長。 直接的生產性投資和由政策誘致的關聯投資可能使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 非但無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反而可能使經濟結構失衡的狀況更加嚴重。

投資是短期內增加 GDP 更直接和可控的手段， 投資是需要錢的， 除了吸引直接投資， 政府投資的錢要么來自財政收入， 要么來自借債。 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 地方政府通過以低于市場價給企業提供用地、 稅收優惠、 容忍污染、 壓低電價等手段變相給企業補貼， 扭曲了企業的投資行為。 在2004 年的 “鐵本事件” 中， 當年常州、 揚中工業用地市場價約為 40 萬/畝， 實際上批給的價格僅為 11 萬/畝， 按 6 541 畝算， 相當于 20 億左右補1的思路下， 房價與地價形成正反饋機制， 地方政府過度地依賴土地財政， 房價的高位運行風險重重， 銀行業系統性風險也隨之放大。 就地方政府債務而言， 當前我國政府債務不斷積累， 截至2010 年度 ， 匯總中央政府 8.6 萬億 、 地方政府（含鄉村級） 的 12.4 萬億、 國開行的 4.7 萬億、 進出口銀行及農發行的 2.6 萬億、 鐵道部的 2 萬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 1.8 萬億等債務或負債， 中國政府負債總額高達 29.6 萬億元， 占 GDP 比較高達 73.9%[6]， 已經有了很大的風險， 靠借錢擴大投資拉動 GDP 很難維持。 這就充分地表明， 在當前情勢下， 過往依靠固定資產投資這種需求側管理拉動經濟增長的調控思路已經不合時宜。在不忽略需求側管理的同時更加關注供給側的宏觀經濟管理是因應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的必然要求。

四、 在穩需求的同時更關注供給側管理

綜上可見， 在潛在經濟增長率已經下滑的情況下， 如果一味追求像過往一樣的高速增長， 通過增加貨幣發行等手段進行短期刺激而深層次的經濟結構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調整， 刺激需求的政策可能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行為， 反而不利于經濟結構的優化， 還容易帶來通貨膨脹的問題。 即便是短期拉升， 難免又會有較大幅度下滑， 這種經濟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是對經濟秩序的破壞， 還會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

供給管理的目的， 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使已經失衡的總供求再回到平衡的軌道上來， 使經濟能夠平穩健康增長。 這是指， 根據內需和外需的變化調整供給結構， 既要考慮到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 又要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優化， 使得供給與需求相匹配， 使總供求保持基本的平衡。 再一個就是不斷地擴大生產可能性邊界，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 改粗放型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使經濟增長具有質量和持續性。

供給管理最常提及的政策是減稅。 筆者的調研也發現， 中小企業經營中普遍反映的一個問題就是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障負擔比較重， 除了法律明確規定的稅種， 還有各種隱性的費用支出。 這與我國的稅制結構不盡合理有關， 我國現行稅制中增值稅、 營業稅等流轉稅占稅收比重超過 60%。不同于所得稅， 流轉稅比較不容易做到 “多掙多交、 少掙少交”。 因此， 稅制的改革有助于降低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負擔， 激發中小企業市場活力，根據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 從而為宏觀總供求的平衡奠定微觀基礎。 截至 2013 年 8 月 1 日， 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范圍也已推廣到全國試行， 從整體上來看， 這能夠降低企業負擔。供給管理還包括改善要素供給， 其中關鍵是推動科技創新， 促進技術進步， 提升人力資本。

關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研究發現， 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是人均資本 （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 的增長， 之二便是全要素生產率 （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一般被看成是技術進步的結果。 技術進步對于提升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但也恰恰是我國經濟的短板， 缺乏核心技術， 依賴國外技術轉移，自主創新能力薄弱， 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 根據我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統計， 2012 年授予了 125 萬項專利， 但只有21.7 萬項 （約 1/5） 屬于中國專利系統中的最高質量專利。 我國授予的專利有三類， 分別是 “發明”專利、 “實用新型” 專利和 “外觀設計” 專利，后兩種專利創新含量較低， 而我國恰恰是后兩種專利比例比較大。 因此， 國家要鼓勵和支持科技研發投入， 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供給管理同時包括制度的供給， 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強調市場化方向的改革。 美國和英國 20世紀 80 年代的改革都是圍繞供給側展開的， 重點雖然有所不同， 但均有市場化改革的內容。 美國采取了反壟斷和減少政府管制的措施， 英國的改革重點是減少政府管制， 減少國有經濟比重， 降低保障， 完善市場體系， 進一步提高市場的競爭力[7]。 我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有了不小的提高， 但仍亟待提高。 在近年投資回報率下降的背后， 應該注意的一個事實是， 民營企業存在融資難和融資成本高的問題， 而相比于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的投資回報率恰恰是比較高的。 根據民間智庫“政見研究 ” 提供的數據 ， 國企的資本回報率為2.65%， 遠低于民營企業的 4.84%。 這就從一個側面說明， 政府不當地干預了信貸資源的分配， 使分配更偏向資本回報率偏低的國有企業。 信貸資源的這種配置， 既有政府在其中的干涉， 也有一部分國有企業利用壟斷地位和地方政府市場保護獲取利潤的原因。 因此， 供給管理需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恰當地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減少政府對市場包括要素價格的直接管制， 改善要素供給，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形成由市場供求決定的相對價格體系， 而政府在宏觀調控、 市場監管、 公共服務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 另外， 迫切需要深化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改革， 使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同一個市場平臺上公平競爭， 形成規范的市場競爭環境。 惟其如此， 企業才能硬化預算約束， 強化成本和風險意識， 注重投入的產出效率和投資收益。 只有這樣， 市場優勝劣汰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便能夠得到比較好的實現， 資源誤配置才能有效降低， 這才是化解產能過剩的治本之策， 是走上創新驅動和集約式發展的必然要求。

與傳統的增長模式相適應的有一整套制度建構， 而制度一旦形成就存在制度慣性， 當傳統比較優勢弱化而需要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時， 傳統的制度就成為發展方式轉變的障礙。 因此， 供給管理既要有理念上的轉變， 又必須要進行相應的制度變革。 其中之一， 是改革傳統上片面強調 GDP的政績考評制度， 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合理劃分財權與事權， 強化對地方政府各項收支的硬性約束和監督。 原因在于， 在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考評政績的偏向和地方承擔過大事權情況下， 地方政府又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和來自上級的行政壓力， 便圍繞 GDP 展開激烈的錦標賽式競爭， 輔以現行官員任期制特點， 政府官員的行為難免短期化。

五、 總 結

將經濟增長方式從主要靠外需拉動和依賴于要素粗放投入轉向主要靠內需拉動和創新驅動上來， 是我國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必須圍繞總供求的平衡來展開， 要以這個為基本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穩定的增長， 經濟結構的調整將會喪失基礎。 優化需求結構更多不是直接去管控需求的各個部分， 而是應該從供給側著手， 這更是一種治本式的宏觀經濟管理思路。 “十八大” 之后， 新一屆政府更加強調不能通過發貨幣等簡單手段刺激經濟， 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更利長遠，反映了更關注供給側管理的宏觀調控思路和理念。

宏觀調控理念的轉變是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局的客觀要求， 是因應國內外經濟形勢客觀變化而做出的積極主動的調整， 也是推動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正確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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