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 1988 年 BCBS 發布《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 即巴塞爾協議Ⅰ\\) 以來，“資本充足率”這一核心監管指標的提出與推行，無論是對各國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還是對政府部門的金融監管活動，或是在協調銀行業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上，都發揮了巨大且積極的影響。然而隨著現代經濟中金融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以及金融業針對巴塞爾協議不斷產生的監管套利行為，即使巴塞爾協議經過 2004 年的修改\\( 《關于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 修訂框架》，即巴塞爾協議Ⅱ\\) ，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還是徹底暴露出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資本監管規則的弊端: 它不僅沒能解決銀行業經營行為本身具有的內在順周期行為，還由于巴塞爾協議Ⅱ允許商業銀行采用內部計量的違約概率\\( PD\\) 、違約風險暴露\\( EAD\\) 、違約損失率\\( LGD\\) 和期限\\( M\\) 等風險參數計算資本充足率，大幅提高了資本監管的風險敏感度，使得規則自身也具有順周期性，即“資本充足率”在經濟上行期自動增加，在經濟下行期自動減少，也就是造成了銀行信貸和經濟周期更大的波動及其危害。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普遍意識到金融系統的順周期行為，特別是金融監管指標設計的缺陷，是影響金融穩定、引發系統性風險的主要因素之一。
面對銀行業經營和金融監管規則暴露出的上述問題，國際經濟金融界充分認識到單純依靠貨幣政策和微觀金融監管已不足以維護金融穩定。2008年后國際社會對現行的宏觀經濟調控方式和金融監管模式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維護金融穩定為目標的宏觀審慎政策被正式引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就銀行業監管的新協議達成一致，于 2010 年 12 月正式發布了《巴塞爾協議Ⅲ: 更加穩健的銀行和銀行體系的全球監管框架》和《巴塞爾協議Ⅲ: 流動性風險計量、標準和監測的國際框架》\\( 以下簡稱為巴塞爾協議Ⅲ\\) ，并決定于 2013年至 2019 年之間陸續開始執行新的協議要求。
2013 年 1 月 1 日，我國商業銀行業也開始執行基于巴塞爾協議Ⅲ標準的新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
我國商業銀行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中遭受的沖擊和損失較小，而作為我國金融系統“主力軍”的商業銀行對“資本充足率”的周期性調整行為，是否會表現出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殊規律?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后其行為是否有改變? 在經濟上行期和經濟下行期其行為是否存在非對稱效應? 本文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的實證分析，將有助于我國宏觀審慎政策管理部門和銀行業正確把握巴塞爾協議Ⅲ的新要求，進而優化資本充足率的調節機制，合理設置逆周期資本緩沖等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以提高宏觀經濟調控效率，維護金融穩定。
二、有關文獻綜述
對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的認識最早可以追溯到 Fisher\\( 1933\\) 的研究，他通過觀察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經濟運行情況，提出了著名的“金融加速器”\\( financial accelerator\\) 理論: 企業過度負債會產生經濟的惡性循環機制，其中很重要的機制就是因為企業資產和抵押品價格與經濟周期具有正相關性，從而使商業銀行的信貸活動與宏觀經濟周期保持同步，加劇了宏觀經濟自身的周期性波動。隨著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金融加速器理論”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得到了快速發展，尤其是 Bernanke et al\\( 1983，1989，1994，1995，1999\\) 、Kiyotakia et al\\( 1997\\) 等學者構建了信貸市場中的金融加速器理論，并利用 DSGE 等理論模型將其引入宏觀經濟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與此同時，與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相關的實證研究也大量出現，Auyso etal\\( 2004\\) 通過對西班牙商業銀行面板數據的分析發現，銀行資本充足率與經濟周期存在正向關系，資本緩沖與資本充足率之間存在反向關系; Craig et al\\( 2006\\) 采用東亞 11 個國家的商業銀行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商業銀行存在較強的順周期行為，而房地產價格變化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外，Taylor 和 Goodhart\\( 2005\\) 、Chami et al\\( 2010\\) 、Ｒepullo et al\\( 2012\\) 等也結合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對商業銀行周期性行為進行了深入研究。
我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國內學者也較早關注到了商業銀行的順周期問題，并對此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劉斌\\( 2005\\) 利用我國 16 家商業銀行的數據分析發現，資本約束對不同銀行的影響是不同的，其對資本不足的銀行影響程度較大。周小川\\( 2009\\) 結合國際金融危機和金融監管改革的背景，深入分析了我國金融體系中的順周期因素以及應對措施。李文泓等\\( 2010\\) 運用最小二乘法和廣義矩分析方法，對我國 16 家商業銀行 1998—2008 年的實際資本充足率與經濟周期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我國的商業銀行具有順周期行為。王向等\\( 2013\\) 使用 2006—2010 年 10 家銀行的面板數據，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與信貸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資本充足率監管會對信貸產生緊縮效應。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無論是基于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對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的結論是基本一致的。然而，目前大多學者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行為的研究基本都是使用上市銀行的數據，忽視了在我國金融體系中還存在大量的非上市銀行、外資銀行和區域性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沒有考察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的影響\\( 比如是否改變了其行為\\) ，而且也沒有分析順周期行為在經濟上行期和下行期是否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本文擴大了研究的樣本范圍，使用國內資產排名靠前的 37 家商業銀行的年度數據\\( 包括上市銀行和非上市銀行，國有銀行和非國有銀行，內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全國性銀行和區域性銀行\\) ，使得研究結論更具有代表性; 同時，本文在動態面板模型中設計了金融危機虛擬變量、經濟上行期虛擬變量和經濟下行期虛擬變量，以考察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的影響，并檢驗在不同的經濟周期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是否存在非對稱效應。
三、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的機理分析
宏觀經濟活動往往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隨著現代經濟中金融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經濟周期與金融周期的波動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正是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擴大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并造成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加強，形成了金融體系時間維度的系統性風險，即順周期行為。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周期性調整行為，是指商業銀行在滿足監管要求的前提下，通過主動調節資本充足率的高低，以達到提高利潤或者降低風險的目的。這種調整行為可以是順周期的，也可以是逆周期的，主要取決于商業銀行的自身決策?，F實中，商業銀行往往容易產生順周期行為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順周期經營是市場經濟的自然規律。商業銀行與普通企業一樣，往往希望在經濟向好的時候擴大貸款規模以增加利潤，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縮減貸款以控制風險。從客觀因素上看，企業從商業銀行獲得融資的兩個核心因素———抵押品價格和違約率也具有天然的順周期性: 在經濟上行期企業的抵押品價格上升，違約率下降，提高了借款人的舉債能力，推動信貸能力的進一步擴張; 而在經濟下行\\( 衰退\\) 期，企業的抵押品價格下降，違約率上升，導致信貸大幅縮水。
二是金融領域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商業銀行在金融活動中起信用中介的作用，由于無法獲得企業經濟的全部信息，商業銀行在經濟向好的時候往往預期企業違約率較低，信貸評審標準可能有所降低，因此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貸款; 而經濟不景氣時，商業銀行往往緊縮銀根，提高信貸標準。
三是金融監管規則的內在順周期性加劇了商業銀行的順周期行為。資本監管的目的，本來應該是通過監管指標降低商業銀行的順周期行為，也就是在經濟過熱時提高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以降低銀行資產擴張的速度，而在經濟出現下滑時降低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以緩沖貸款的減少速度。然而以巴塞爾協議Ⅱ為代表的金融監管指標，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采用內部評級法，具有很強的風險敏感性，使得在經濟過熱時，計算出來的借款人違約風險下降，抵押品價格上升，銀行加權風險資產變少，同時計提的撥備和減值準備減少，銀行資本充足率因此變高，從而支持了銀行更大規模的信貸擴張; 反之則相反。
四是信用評級的壟斷和順周期性。由于金融市場充斥著大量信息，評估起來十分困難，因此金融機構、投資者，甚至是金融監管部門，在進行決策時高度依賴外部評價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等國際評級機構基本上壟斷了投資領域重要的評級服務，眾多使用者同時使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其疊加效應使得金融市場不可避免地產生羊群效應。同時，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評級機構的評級本身也具有很強的順周期性，即經濟向好時給予較高的評級，經濟衰退時又大幅降低評級。
五是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當前國際會計準則普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方式，因此計算資產價值時是以當前市場價值為準。這種公允價值計量方式除了在經濟繁榮期會虛增資產價值外，更大的缺陷是在發生金融危機時，隨著資產價格的下降，很容易形成“資產價格下降———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大幅下跌”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六是商業銀行存在“大而不倒問題”問題。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往往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引發股東和高級經理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即在經濟景氣時熱衷于從事高風險的經營業務，一旦成功獲得巨大的私人利益，如果失敗也有政府兜底。雖然歐美國家普遍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但是對金融危機中經營出現問題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救或者不救”，還是讓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陷入兩難的境地。
四、我國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實證分析
1． 模型估計方法
經濟變量的調整行為，往往不僅受到當前因素的影響，而且與過去的行為密切相關。為了細致考察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宏觀經濟波動的動態關系，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資本充足率的一階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構建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動態面板模型，并利用系統 GMM 方法進行估計。
系統 GMM 將差分 GMM 和水平 GMM 結合在一起，其優點是可以提高估計的效率，而且可以估計不隨時間變化變量的系數，模型形式為:yi，t= α + ρyi，t －1+ βx'i，t+ ui+ εi，t其中 yit是被解釋變量，x'i，t是解釋變量，ui是個體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2． 樣本數據及變量選擇
為使研究樣本更具代表性，本文選取了國內資產規模排名靠前的 37 家商業銀行，涵蓋了資產規模排名靠前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由于我國2004 年才開始正式實施《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故樣本的時間區間為 2004—2012 年。商業銀行年度面板數據主要來自 Bankscope 數據庫，并利用各家商業銀行公布的年報數據對缺失數據進行補充; GDP 數據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模型所使用變量的經濟含義及描述性統計見表 1?！?】
從經濟周期性波動來看，2004—2012 年正好涵蓋了我國一個較完整的經濟周期，既有經濟上行期也有下行期，中間還經歷了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因此有利于觀察我國商業銀行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對資本充足率的調整行為。圖 1 給出了 2004 年至 2012 年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 GDP 的變動趨勢，從圖中可以直觀地觀察到，兩者的變動趨勢并不一致，特別是在2006—2009 年以及2010—2011年，它們兩者的走勢出現了背離?！?】
3． 宏觀經濟波動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周期性調整行為
根據上述變量建立動態面板模型，表 2 為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周期性調整行為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資本充足率的滯后一期變量 CAＲ\\( －1\\) 系數顯著為正而且系數較大，說明使用動態面板模型研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周期性調整行為是合適的，模型通過了“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 Sargan 檢驗和殘差的一階和二階自相關檢驗。變量 HPGDP 系數為負，并在 1%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調整行為具有順周期特征，也就是在經濟上行期商業銀行通過增加風險資產或者減少總資產來降低資本充足率，而在經濟下行期則通過反向操作增加資本充足率。ＲOE 和商業銀行上市虛擬變量 IPO\\( 該變量設置方法為: 商業銀行上市之前的年份均設為 0，上市之后的年份均設為 1\\) 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水平的提高和上市融資都能提高資本充足率，特別是 IPO 的系數非常大，表明“上市”對提高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作用很大。而 DLOAD 的系數為負，符合商業銀行經營的基本規律，貸款增速越高，風險資產往往會更快地增加，從而降低了資本充足率。NPL 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原因是不良資產率提高，為核銷不良資產會降低資本充足率，但是不良資產率高的時期往往是經濟下行期，銀行又會通過其他方式提高資本充足率，雙重影響疊加導致該變量的影響不顯著。變量 SIZE 的系數為負，說明我國商業銀行存在“大而不倒”的問題，即資產規模越大的銀行越傾向于減少持有收益較低的資本。因此，從表 2 來看，我國商業銀行對資本充足率的調整存在順周期行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
4．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行為的影響
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發達經濟體中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商業銀行倒閉或被國有化，很多批評者認為這是商業銀行的過度冒險行為導致的結果。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給廣大商業銀行帶來一定的警示作用，特別是促使銀行高級管理層反思其經營模式，減輕順周期行為。我國商業銀行在金融危機中遭受的損失總體比較有限，損失最大的中國銀行為 31 億美元，由于準備金充足且本身資產規模巨大，并沒有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但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也可能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生產影響，包括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行為。為考察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行為的影響，本文引入金融危機虛擬變量 CＲISIS，2008年之前設為 0，2008 年及之后設為 1。
表3 為金融危機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行為影響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資本充足率的滯后一期變量 CAＲ\\( －1\\) 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使用動態面板模型是合適的，模型也通過了 Sargan 檢驗和殘差自相關檢驗。從變量 CＲISIS 的系數為正且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來看，金融危機的發生改變了我國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產生了逆周期的效果。從周期性變量 HPGDP 和CＲISIS 的交叉項估計結果來看，其系數為負而且顯著，說明雖然金融危機提高了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意識，但與其經營活動所固有的順周期性相比，金融危機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較小，因此兩者綜合起來還是表現為順周期行為。由于 2011 年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下行趨勢，為使本結果更穩健，本文還檢驗了金融危機虛擬變量 CＲISIS 在2010 年之前設為0、2011 年及之后設為1 的情況，估計結果顯示該系數不顯著，這說明變量CＲISIS 的系數為正并不是由于經濟下行的作用，而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產生了影響?！?】
5． 宏觀經濟波動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行為的非對稱效應
為檢驗在不同的經濟周期我國商業銀行順周期行為是否存在非對稱效應，借鑒 Stoltz et al\\( 2011\\) 、黨宇鋒等\\( 2012\\) 的方法，在動態面板模型中引入虛擬變量 Up 和 Down。當經濟周期變量HPGDP 大于零時，變量 Up 的值為 1，代表經濟處于擴張狀態，反之為 0; 當 HPGDP 小于零時，變量Down 的值為 1，代表經濟處于下滑狀態，反之為 0。
表 4 為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行為非對稱效應 的 估 計 結 果。交 叉 變 量 HPGDP × Up 和HPGDP × Down 的系數均為負，說明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調整行為無論在經濟上行期，還是下行期都是順周期調整的; 但是上行期的系數不顯著，而下行期顯著，表明商業銀行在不同經濟周期的調整行為存在差異，主要表現為下行期提高資本充足率。從經營的角度來看，這十分合理。商業銀行往往可以容忍在經濟上行期沒有大幅降低資本充足率而導致利潤增加較慢，但無法承擔在經濟下行期由于沒有充足的資本儲備導致的破產風險。
因此，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調整行為的差異主要在于對破產風險的重視程度要遠遠高于對盈利機會的重視程度，表明我國商業銀行具有較高的風險意識?！?】
6． 穩健性檢驗
本文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基于動態面板模型使用 GMM 方法進行估計的，也可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應靜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當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計時，由于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和誤差項中的非觀測個體固定效應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 CAＲ\\( － 1\\) 的系數估計會向上偏倚; 而利用靜態固定效應模型估計時，由于滯后項和隨機擾動項負相關，CAＲ\\( －1\\) 的系數估計則會向下偏倚。所以利用 GMM 方法使用動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應該處于混合最小二乘法與固定效應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之間。對上述三個部分的估計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 5 所示，表明上述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金融機構的順周期行為受到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并成為巴塞爾協議Ⅲ和宏觀審慎政策主要想解決的兩大系統性風險來源之一。本文基于動態面板模型，根據2004—2012 年 37 家商業銀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數據，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周期調整行為進行實證分析。分析結果表明: 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宏觀經濟波動存在負相關關系，說明商業銀行對資本充足率存在順周期調整行為，即商業銀行在經濟上行期通過擴張信貸規模主動降低資本充足率來增加利潤，而在經濟下行期則縮減貸款規模提高資本充足率以抵御風險; 此外，盈利能力提高和銀行上市融資能夠提高資本充足率，而貸款增加會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 我國商業銀行同樣存在“大而不倒”
的道德風險，資產規模越大的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越低。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促使我國商業銀行部分減弱了順周期調整資本充足率的行為，但是并未導致其順周期行為發生根本性改變。我國商業銀行對資本充足率的調整行為在宏觀經濟下行期和上行期的表現是非對稱的，由于擔心經營出現問題，商業銀行更加重視在經濟下行期對資產充足率的調整。
我國商業銀行體系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中經受了考驗，令世界刮目相看。然而無論是我國金融監管部門還是學術界，都清楚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無論是發育程度還是金融創新水平以及金融市場開放程度，都與歐美發達經濟體有較大差距。我國金融系統中同樣存在著嚴重的順周期行為、影子銀行監管套利、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缺失等問題，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仍是當前中國在經濟轉型時期面臨的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任務。我國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也主要集中于商業銀行系統，而資本充足率又是監管部門化解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最重要的一個監管工具和方法。
面對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社會宏觀經濟調控和金融監管模式改革浪潮，我國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應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關于宏觀審慎政策的研究和設計，并著重解決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順周期調整問題。
上述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政策意義。首先，與其他國家商業銀行相比，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處于較高水平，這主要得益于近些年我國商業銀行通過上市獲得了大量優質資本，以及通過良好經營累積了大量的未分配利潤。隨著未來上市給資本充足率帶來的紅利效應的消失和經營競爭的日趨激烈，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壓力將不斷增大，因此金融監管部門應該盡早允許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補充一級資本，以提高資產充足率。其次，對于我國資產規模較大的，特別是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金融監管部門一定要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并提出附加資本要求，防范和監管它們過度的風險承擔行為。再次，對于我國商業銀行來說，金融危機雖然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和高級管理層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導致商業銀行的順周期行為很難改變，因此有必要對商業銀行管理層的薪酬制度進行監督并優化設計方案。
最后，在目前我國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階段，金融監管部門要合理引導商業銀行對某些行業縮減貸款以提高自身抗風險能力的行為，防止整個經濟體貸款增量減速過快對宏觀經濟的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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