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類自然災害和環境安全事件頻發: 地震、泥石流、干旱、重金屬中毒、污染物泄露……工業技術進步加速工業化發展,一定程度亦加速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凹夹g環境悖論”認為技術同時是環境變化起源和補救方式。中國傳統粗放生產模式下,工業技術進步促進工業生產規模擴大,加劇資源環境壓力,但同時新能源、新材料、循環生產技術等又為環境治理和修復提供新契機。
中國工業建設在經濟建設中始終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78—2008 年中國工業年均增長率高達11. 98% ,支撐國民經濟年均增長 9. 6%,其中重化工業比重不斷提高,現已占整體工業總產值 70% 以上。
經濟發展帶動居民住行等高質量需求增加,采礦、汽車、石油等行業發展迅速; 同時工業制成品出口也從2006 年攀升至中國總出口 95% 以上。中國工業結構和工業產品內外需求表明重化工業的資源壓力和污染治理壓力與日俱增。雖然近年中國高技術行業發展迅速,但多為低附加值代工生產,而近年電子代工行業污染事故頻發也為高技術行業的生態維護敲響了警鐘。
工業技術進步包括工業生產技術進步和工業環保技術進步。在可持續發展觀念引導下,中國環保技術水平有所提高,但中科院研究表明中國環境技術總體水平仍遠低于國際水平,研發投入、技術可行性、政策法規、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和商業可行性都制約環保技術進一步發展。僅依靠環保技術進步解決現有環境問題無疑杯水車薪,合理利用工業生產技術進步\\(如節能降耗、綠色生產技術\\) 擴大環境正效益是切實可行的方法之一,而且工業生產技術進步和工業環保技術進步在長期可相互促進,實現工業技術進步生態化長期趨勢。
中國重化工業結構和工業技術現狀表明技術和環境的矛盾將長期存在,以科學發展觀協調統一技術的環境雙刃劍作用,在技術進步推動下既保障中國工業結構優化、產業集中度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同時建立健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工業生態文明,是實現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重要目標。
一、文獻綜述
目前圍繞技術和環境的研究多集中于“技術環境悖論”哲學范疇,直接的經濟學研究較少,我們簡單總結哲學研究成果和相關的經濟學經典理論,為本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鑒依據。
\\(一\\) 技術哲學研究
1. 技術環境悖論: 19 世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 1 卷中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下的技術應用具有雙重性。1989 年 Paul Gery正式提出“技術環境悖論”,即技術同時是環境變化的來源和補救方法。拉茲洛認為“過去二三百年的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不是給人類造福,而是給人類禍害,因為他們消耗太多的能量和物質,造成的環境損害太嚴重”,揭示技術所導致的環境破壞。尤其工業技術批判論中,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里夫金的熵世界觀和法蘭克福批判主義學派“單向度的人”均認為技術現代化可能導致世界系統的崩潰; 但另一方面,Paul Gery又認為“技術擁有巨大的力量,最終也只有技術能夠使我們將自然環境從不利的人類干擾中解放出來”,類似的朱利安·林肯·西蒙也強調技術在市場調節中的作用最終不會導致“增長的極限”。
2. 技術的環境負效應產生原因: 技術悖論中學者更關注于技術的負效應,Paul Gery 認為技術是“合自然規律性”,鄒成效將其解讀為技術的“合自然性”建立在“反自然性”基礎上,如中山秀太郎認為“技術從其出現的那天起就是反自然的”。而李宏偉則從技術界面角度指出技術背后不同利益集團沖突是激發技術的生態負效應的重要因素; 徐奉臻認為工業技術觀的神化、西化和簡單化是產生技術悖論的主要原因。
顯然除了技術自身的客觀原因,人們運用技術等主觀因素也成為技術悖論的主要成因,如李潔認為技術的環境資源負效應根源在于技術發展不完備性和人類認識不完備性。
3. 技術悖論解決路徑: 季相林
認為“科學技術 - 人 - 自然”的高度契合可能實現和諧發展,類似地蘇振峰從技術演化的三維角度論證和諧技術觀是技術發展趨勢,鄒成效和樊宏法提出構建“綠色技術系統”實現和諧發展,江昀則通過技術產生負效應的五個因素———技術社會生態功能、技術系統結構、技術系統組織管理、技術系統與環境的相互適應能力和技術系統運行的動態控制能力,利用系統理論構建了技術生態功能模型,分析社會生態適應機制的構建理論框架。以上研究實際上均反映了生態技術觀思想,馬克思曾以亞麻廢料回收利用的例子揭示其本質。對應于工業技術觀,生態技術觀是技術的生態化轉向,是關于能維護生態平衡、節約能源資源,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技術的根本觀點和看法,生態技術觀的重要思想———“技術生態化”正是弱化技術悖論的有效方法,張麗萍、黃濤、李宏偉、彭慧芳等均從哲學角度論證技術生態化的發展方向正確性和實施可行性。
\\(二\\) 與技術和生態環境相關的經濟學經典研究
1. 包含環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長模型: 很多學者將環境納入新古典增長模型中,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含有環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長模型: Koopmans 和 Cass 把 Ramsey 的消費者最優化分析方法引入新古典增長模型,稱為 Ramsey - Cass - Koopmans 模型,主要用最優化控制論技術求解代表消費者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問題。
環境經濟學鼻祖 Dasgupta and Heal、Tahvonen and Kuuluvainen、Selden and Song將資源與環境污染問題引入該模型,分析自然資源開采的最優路徑,并得到相對樂觀的結論。二是以環境作為生產要素的新古典模型: 這類模型將污染和環境要素納入生產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環境成為資本品,伴隨環境污染其存量會耗盡,但其自身也具再生能力,當環境存量作為投入要素進入生產函數時,模型的最優增長路徑變得更復雜,最優環境標準或環境稅成為維持最優環境質量的必要非充分條件,代表者如 Lopez、Chichilin-sky等。三是環境污染與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將環境或污染引入生產函數,將環境質量引入效用函數,在內生增長模型框架下探討環境約束與經濟增長以及可持續發展問題,如 Bovenberg 和 Smulders在Romer模型基礎上將環境引入生產函數研究內生可持續發展; Byrne和 Stoky擴展 AK 模型研究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 Aghion 和 Howitt、Grimaud 和 Rouge等將環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資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考慮環境約束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2. 與技術相關的貿易環境理論: Copeland 和 Taylor的規模、技術、結構三大效應研究將技術因素納入到貿易的環境影響分析中: 當其他條件不變時,規模效應擴大則污染增加; 技術效應因技術水平提高產生積極環境作用; 如果生產結構傾向于污染性產品則結構效應導致環境惡化,反之環境改善。此后 Runge擴展多個效應為資源配置效率、經濟活動規模、產出結構、生產技術、環境政策; Panayotou則歸納為規模效應、收入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法規效應。Bhagwati、Selden 和 Song、Dean綜合考慮貿易對環境的積極與消極效應認為,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技術投入上升、商品需求結構更趨合理,這將導致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對環境的正作用最終超過規模效應對環境的負作用。
3.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Grossman 和 Kureger1991 年對 42 個國家的空氣懸浮顆粒、二氧化硫排放與人均收入進行關系檢驗,驗證污染物與收入間存在倒 U 形曲線關系,提出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 。
由于 EKC 是基于實證的結論,所以眾多學者借助內生增長模型完善其理論,因而將技術和環境納入統一研究體系。如 Selden 和 Song、Lopez、William A. Brock 和 M. Scott Taylor以新古典增長理論模型為基礎,分別通過商品替代彈性和風險偏好、技術和偏好,以及綠色 Solow 模型解釋了 EKC 的正確性。Soumyana-da Dinda則通過動態內生增長模型將環境納入生產和效用函數,揭示環境治理投資的變化是導致 EKC 曲線的根本原因。
現有研究可看出,技術環境悖論的哲學研究是綱,剖析了悖論的產生根源、明確了技術發展方向。但在經濟運行管理中需結合不同現實有針對和側重地具體分析,基礎哲學研究難以實現?，F有經濟學經典成果中雖然部分理論\\(如新增長理論\\) 將技術和環境要素納入到同一研究體系,但這兩者多同時作為“因”研究其對經濟增長“果”的作用,忽略技術和環境間的直接聯系。所以本研究正是以哲學研究為“綱”,探索技術和環境直接關系的“目”,可有效補充哲學和經濟學研究空白。
二、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機制
借鑒 Copeland 和 Taylor 針對貿易對環境影響的三大效應\\(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 研究,我們將技術影響環境的機制分為五大類: 規模機制、綠色機制、結構機制、收入機制、政策機制。
\\(一\\) 規模機制
工業技術進步的“雙刃劍”之弊———環境負效益主要表現在規模機制。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帶來了顯著的生產規模擴大、生產強度增加、工業制成品品種和數量大幅提升,雖然極大滿足了人們的消費需求,但如 Andreoni 和 Levinson[46]
所示,隨之而來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倍增卻為環境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危害。
\\(二\\) 綠色機制
工業技術進步的“雙刃劍”之利———環境正效益主要表現在綠色機制。綠色機制通過兩方面實現: 一是工業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改進; 二是工業環境技術進步。嚴格看,純粹的工業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進步對環境保護不會產生直接作用,但由此產生的生產效率提高、廢品率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生產能耗降低、產品性能優化等可降低單位工業產品的排放強度,間接減小環境破壞程度。而環境技術進步則主要致力于末端治理、過程控制和前端控制等方面,尤其以前端控制為目標的環境技術,如新能源開發、新材料技術等,走在環境治理和維護之前,環境技術對資源環境的保護是直接和顯著的。
\\(三\\) 結構機制
結構機制在工業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雖然各國資源優勢不同會形成配置差異,但工業結構優化和環境消耗大致呈以下趨勢: 工業發展初期,由于技術水平局限和資本實力缺乏,工業以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如采掘開采業等,大規模的能源和資源開采成為環境破壞的最大元兇。隨著工業化進程深入和經濟發展程度提高,工業化發展進入加速時期,該時期依次或同時出現以下兩個方向的結構調整: 一是隨著農業生產效率上升,富余勞動力增加,工業發展出現以高加工化、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如紡織等行業將會帶來污染排放的大幅度增加,環境質量迅速惡化; 二是經濟水平提升促進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但很多資本密集型產業同時也是資源消耗和污染生成較大的產業,例如鋼鐵制造、石油冶煉、化工等。最后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或\\) 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社會形成充分的資本和人力、技術積累后,工業結構會向附加值更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即目前發達國家所處的后工業化時代,電子通信業、生物醫藥等高附加值工業興盛。顯然,上述工業產業中,以技術密集型工業的環境消耗最小; 技術發展初期由于生產規模制約,其環境消耗次之; 而工業化加速時期的環境消耗程度最大,該過程類似于倒“U”形 EKC 曲線,如圖 1。
\\(四\\) 收入機制
工業技術進步的收入機制與結構機制相似,呈倒“U”形,收入機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EKC 環境庫茨涅茨曲線。技術發展豐富了工業產品數量和種類,居民收入的增長大量用于工業產品消費,環境也因為不斷擴大的工業生產而惡化; 但當達到一定經濟程度和技術水平后,人們的環境需求上升,收入將更多地用于優質環境消費,環境質量逐漸改善。
\\(五\\) 政策機制
工業技術進步的政策機制是指由技術進步所致的外在政策因素變動繼而產生的環境變化,政策機制對環境的最終影響取決于政策的環境偏好程度,政策的環境偏好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環境,這些政策不僅包括技術政策、環境政策、還有產業或行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等。從技術哲學分析可以看出,技術的“合自然性”是建立在“反自然性”基礎之上,僅依靠技術自身發展短期難以實現環境治理和修復,所以政策機制是促進工業技術進步走向“雙刃劍”之“利”的重要手段,如環境規制、積極的環境技術政策都可形成環境正效益。
三、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微觀經濟學分析
\\(一\\) 環境的相對供給和相對需求曲線
1. 環境的相對供給曲線
盡管環境資源由大自然稟賦決定,但鑒于工業對環境的特殊影響,我們可將環境看做工業產品生產的“虛擬副產品”,近似認為工業生產程度決定環境供給。當工業技術進步的規模機制、工業加速時期的結構機制、用于工業產品消費的收入機制越大,則環境負效益越大,環境“虛擬副產品”越少; 反之,當工業技術進步的綠色機制越大\\(如節能降耗生產工藝、環境技術水平越高\\) 、用于環境產品消費的收入機制越大,則環境“虛擬副產品”越多。
為簡化分析,假設社會中只有工業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工業企業生產兩種產品: 一是傳統意義上的現實經濟產品,包括食品、衣物、汽車、服務等,二是“虛擬”環境產品?，F實經濟產品和虛擬環境產品間存在替代,既定技術水平下,現實經濟產品產量越高,則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越高,虛擬環境產出越小,環境產品/現實經濟產品的相對數量也越小; 如圖 2\\(a\\) 中環境產品的相對供給曲線 S0所示,在既定的單位環境價格條件下,以現實經濟產品價值所衡量的環境相對價格也越低。下面我們分析環境產品相對供給曲線的移動:\\(1\\) 技術水平變動。技術的“雙刃劍”特性表明我們不能簡單以技術發展程度來衡量其對環境的影響。
當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正效益大于環境負效益時,如: 工業機構優化,污染較小的技術密集型工業占主導地位; 或生產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可實現相對環境質量改善; 或環境技術進步直接促進資源消耗減少、污染排放降低,則技術進步使環境的相對供給曲線右移,即 S0→S1。但正如積極求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和新型工業化國家目前所處階段,人們的現實經濟產品需求會強過環境需求,現實經濟產品生產規模盲目巨幅擴大,對環境所造成的規模負效應早已掩蓋環境的技術正效應,技術進步會使環境的相對供給曲線左移,如 S0→S2。
\\(2\\) 政策變動。在一定技術發展階段,技術“雙刃劍”對環境影響弊大于利不可避免,此時通過有效的政策機制可避免更嚴重的環境破壞。以環境規制為例,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環境規制提高意味著企業必須在相同投入下生產更多的環境產品,由于現實經濟產品和虛擬環境產品之間的替代性,于是環境產品的相對供給數量上升,即環境產品的相對供給曲線右移,如 S0→S1; 反之左移。
2. 環境的相對需求曲線
環境產品的相對需求取決于消費者對環境質量的要求程度,在一定技術水平下,即需求的現實經濟產品的價格和數量一定時,環境產品的數量越多,人們對環境的需求價格越低,即環境相對數量越多,則環境需求的相對價格越低,環境的相對需求曲線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如圖 2\\(b\\) 中 D0。
環境規制作為外生變量也會影響環境相對需求狀況,在一定技術水平下,環境規制提高,意味著環境價格提高,由于現實經濟產品的價格和數量不變,所以環境的相對需求曲線上移,如 D0→D1,反之下移。
\\(二\\) 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
分別以 QG和 QE代表現實經濟產品和環境產品的數量,在一定的預算約束下,消費者均衡條件是邊際替代率 MRS = - \\(ΔQG/ ΔQE\\) = - \\(PE/ PG\\) 。另一方面,如果用生產可能性曲線表示最佳生產條件下的產品生產組合,與生產可能性曲線相切的直線表示環境產品對現實經濟產品的邊際轉化率 MRT,在生產和交換的帕累托最優條件下,MRS = MRT = - \\(PE/ PG\\) 。
技術進步的綠色機制、結構機制、收入機制都可能產生積極的環境正效益,但生產規模擴大卻可能抵消甚至產生環境負效益,政策規制是降低環境負效益的重要工具,所以工業技術進步影響環境的程度,因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正效益能否最終顯現而有所區別。
1. 工業技術進步顯現環境負效益時
\\(1\\) 理論模型分析
如圖 3\\(a\\) ,在初始狀態下,環境的相對供給曲線 S 和相對需求曲線 D 相交于均衡點 A,在此均衡下,環境產出的相對數量為 Q,相對價格為 P。同時\\(b\\) 中也顯示點 A 的位置,在該條件下,消費者獲得 U 的效用。
由于工業技術進步導致生產規模迅速擴大,技術的環境負效益超過環境正效益,現實經濟產出遠超過優質環境產出,生產可能性曲線更多地偏向于現實經濟產品,同時環境產出相對數量降低,供給曲線 S 左移,假設其運動至 S0,如圖3\\(a\\) 中過程①,S0和 D 曲線相交于新的均衡點 A0。在 A0點,環境的相對價格上升至P0,環境的相對數量下降至 Q0。\\(b\\) 圖中同樣反映了技術擴散后現實經濟產品和環境產品的生產與交換的最優均衡狀態?？梢?過 A0的切線斜率大于過 A 的切線斜率。即由于環境相對價格的上升,消費者在最優均衡下的邊際替代率上升,消費者對環境產品的偏好下降,對現實經濟產品的偏好上升。
假設政府在社會中處于重要的調節地位,政府能充分認識環境對社會生產、生活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當政府發現消費者對環境的偏好可能降低時,可以通過環境規制等政策保持消費者對環境的偏好。簡言之,即政府可以通過環境規制等政策調節邊際替代率至少不低于消費者原先的均衡水平,消費者愿意用一單位現實經濟產品替代環境產品的比率能至少維持不變,而不論環境產品和現實經濟產品的數量為多少。同時假設,技術帶來的現實經濟產品和環境產品的產出增加的同時,消費者收入也同等規模增加。
基于上述假設,我們可通過如環境規制等政策引導促使消費者維持其對環境產品的原有偏好。政府面對消費者環境偏好的下降壓力,可實行更加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在新的環境規制政策下,S0向右移動,D向上移動,曲線一直移動到其均衡點所對應的環境相對價格和初始均衡點 A 點處于同一水平為止,即\\(a\\) 圖所示過程②,S1和 D1相交于 A1點,A1和 A 點具有相同的環境相對價格,在此條件下,消費者對環境的偏好保持與 A 點一致,同時由于環境規制的出臺,環境產品的相對數量較大程度增加至 Q1。環境規制政策調整后的生產與交換帕累托最優均衡見\\(b\\) 中 A1點,很明顯在 A1,環境產出大為增長,其增長幅度超過現實經濟產品,而且在消費者相同的消費偏好下,其效用水平提高至 U1。
上述分析表明,當技術進步對環境影響的負效益大于正效益時,消費者有降低優質環境數量以換取更多現實經濟產品的傾向,如果政府對環境問題保有清醒的認識,就需要通過有利于環境的積極政策來實現優質環境和現實經濟產品的“雙贏”。
\\(2\\) 現實說明
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驗證目前在技術進步背景下,各國普遍使用環境規制、環境友好型技術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工業化大生產過程中,盡管豐富的物質產品是消費者的普遍需求,但可持續發展觀也使各國政府和群眾日益重視環境保護。大規模工業化生產造成巨大污染,基于環境的公共物品性質,僅靠企業自身約束非常不現實,環境偏好型政策機制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伴隨技術水平提高,企業將發現環境達標變成一件越來越容易的事情,我們可以把它稱作“技術 - 環境剩余”,這部分“技術 - 環境剩余”是指現有技術水平下超出現有的環境要求的優質環境生產能力。在一定的環?；蛘咭笙?企業必須按照最基本的環境要求進行投入,并生產一定數量的優質環境\\(或降低污染\\) ,但當企業生產的環境量達標后,繼續增加環境成本會造成企業現實經濟產品成本上升,但浪費掉這部分“技術 - 環境剩余”企業不但沒有損失,還能降低現實經濟產品的單位成本,出于利潤最大化考慮,當有技術支持后,環境達標的“理性”企業會將“技術 - 環境剩余”消耗掉,沒有動力繼續推進環境質量改善。為了避免企業在較低環境要求下“搭便車”行為,政府有必要制定更高的環境偏好型政策適應技術水平上升所帶來的“技術 - 環境剩余”浪費。同時,Porter 和 Van der Linde所提出的“波特理論”及眾多實證研究表明,從動態和長期角度看,環境壓力刺激企業進行環境投資改造、技術創新、管理創新,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進企業技術能力進一步提高。該理論為實現工業技術進步和環境偏好型政策機制的良性互動提供了依據,通過“工業技術進步—環境偏好型政策—工業技術進步……”的良性循環機制實現技術、經濟、環境的多贏。
中國目前的重化工業結構和工業技術現狀表明,中國的工業技術進步還處于環境負效益大于環境正效益階段,所以環境偏好型政策對提升我國環境正效益極為重要。環境政策作為最直接有效的環境保護手段作用顯著,如《蒙特利爾協議書》的簽訂逐漸淘汰制冷劑 CFCs 和 HCFCs; 而環境技術政策則直接從技術生態化角度發揮環境正效益,如2010 年7 月1 日國家多部委聯合發布的《中國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政策大綱》明確指導各行業生態技術的運用和發展。同時,從技術政策發展看,我國技術政策發展經歷了 20 世紀 80 年代盲目的“技術換市場”到目前重視創新、積極構建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過程,雖然技術政策作用偏向于鼓勵創新競爭、促進技術的擴散和運用,但配合目前國家可持續發展目標,也使技術生態化有了較大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經濟效益等目標的地方保護主義可能會引導技術進步方向偏離環境正效益的實現,所以必須協調中央和地方、環境政策和技術政策的生態一致性。此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都可能會促進技術生態化的發展,如 2007 年 12 月頒布的《高效照明產品推廣財政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就明顯推動了節能照明產品技術的發展; 而自 2006 年實施的一系列針對“兩高一資”的產品政策和財政部 2010 年取消部分“兩高一資”商品出口退稅等都將推動產品升級、技術更新。
2. 工業技術進步顯現環境正效益時
\\(1\\) 理論模型分析
如圖 4\\(a\\) ,初始狀態下,環境的相對供給曲線 S 和相對需求曲線 D 相交于均衡點 A,此時環境產出的相對數量為 Q,相對價格為 P。同時\\(b\\) 中也顯示在點 A 消費者獲得 U 水平的效用等級。
當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正效益大于負效益時,則環境相對供給曲線向右側移動至 S1,如圖 4\\(a\\) 中過程①,新的環境相對供給曲線 S1與環境相對需求曲線 D 相交于新的均衡點 A0,此時環境的相對數量增加至Q0,相對價格下降至 P0。同樣,\\(b\\) 中顯示環境產品數量由于技術進步出現較大增長,而且環境數量的增長幅度大于現實經濟產品數量的增長幅度,生產可能性曲線更偏向于環境產品,生產和交換的帕累托最優選擇也從 A 移動到 A0。
顯然,在 A0點,環境產品的相對價格降低,促進消費者環境相對需求進一步上升,所以環境相對需求曲線 D 向上移動,直至與 S1相交于 A1點,如圖 4\\(a\\) 中過程②。在 A1環境相對價格維持 A 點初始狀態的水平,即邊際替代率不變,此時再沒有繼續改變的動力,所以 A1為最終均衡點。\\(b\\) 中也可以明顯觀察到在 A0點,消費者的邊際替代率遠小于 A 點,基于消費者消費的邊際替代率至少不高于初始均衡水平的假設,則 A0點并非均衡的穩定狀態,消費者會不斷調整對現實經濟產品和環境產品的消費數量,直至 A1點處代表邊際替代率的切線與初始均衡點 A 的切線平行。
所以,當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正效應超過負效應時,技術進步的政策機制將不再那么重要,因為消費者會自動調節環境產品的相對需求,使環境質量不斷改善。當然如果仍以政策機制作為推進環境改善的手段,則 S1繼續向右移動至 S2,D1繼續向上移動至 D2,新的均衡點為 A2。顯然,此時政策機制和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作用類似,兩者具替代作用。
\\(2\\) 現實說明
當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正效益超過負效益時,技術的環境之“利”完全凸顯。即現實經濟產品生產過程中,優質環境的生產亦同時進行,如污染治理能力大大強化,甚至可將從前的累積污染處理凈化; 或經濟產品生產過程中實現了清潔生產,無污染排放; 或開發了新能源,無需耗費環境資源即可進行工業大生產等。在此情況下,政策機制已非必要,可以設想,當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也許可以合成某種物質與植物一樣進行光合作用; 合理有效地以太陽能、潮汐能、風能、反物質能等完全替代石油、煤炭等資源,那么這對環境將是一種突破性發展,因為這同時也意味著有限的地球環境資源制約已徹底消除,人類通過科技的發展實現地球環境和資源的無限擴大。
四、結論
1. 工業技術進步通過五大機制影響環境: 規模機制形成環境負效益; 綠色機制形成環境正效益; 結構機制和收入機制在技術進步的不同階段可能產生不同的環境效益; 政策機制取決于政策的環境偏好程度,政策的環境偏好越高,環境正效益越大; 所以,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影響最終取決于正效益和負效益的力量對比。
2. 當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負效益大于環境正效益時,一國政府積極的環境立場非常必要,加劇的環境負效益會推動政府利用較強環境偏好性的政策機制來消除或降低企業浪費“技術 - 環境剩余”的動機,以保障環境正效益凸顯。同時,波特理論也為工業技術進步和環境偏好型政策形成良性循環互動提供了依據。
我國目前的重化工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現狀表明環境偏好型政策機制仍然必要,但是不同的政策運用應注重中央和地方、不同類型政策的協調統一,如在環境政策中注重技術引導作用,技術政策中注重引導技術生態化趨勢,產業政策中側重對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產業的補貼、金融支持等。
3. 當工業技術進步的環境正效益大于環境負效益時,工業技術進步和環境偏好型政策機制具有可替代的相似作用,即工業技術進步的同時,環境質量亦不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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