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認為，“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 或一個架構”（皮埃爾·布爾迪厄，1998）?，F代化要在中國這個場域中發展，必須符合場域的習慣，受到外在客觀條件和內在關系的雙重影響， 遵守中國場域的“游戲規則”.但伴隨著中國場域的現代化進程，就業流動中的問題凸顯。 在中國特有的場域中，眾多的青年群體通過個體和家庭的流動， 重構新的利益關系格局， 并從中獲得嵌入于其中的所需資源：與此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帶著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和個體身體形塑的烙印， 深深受到家庭經濟發展能力的制約和影響。 對于已經存在的子代就業流動問題， 學術界的相關的文獻已有詳盡地梳理和解釋，研究方法也多元化，但惟獨沒有從家庭經濟發 展能力的視 角對子代就 業流動 的 理 論 研究， 而且從家庭經濟發展能力的幾個測量指標進行相關實證研究的文獻幾乎沒有。 加上關于家庭經濟發展能力的概念界定與統計測量、 理論解釋的框架搭建等問題還沒有解決， 以及缺乏直接的第一手資料展開定量的統計描述和實證檢驗，都說明我們有必要把家庭發展能力及其測量作為一個重要的領域， 在理論思考和統計測量層面上進行更多的學術投入。
一、家庭經濟發展能力與就業流動--- 一個社會學的分析框架
家庭發展能力是契合于家庭不同發展周期，并滿足家庭成員基本需要的家庭結構和功能，體現了處于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家庭成員健康、家庭人口結構、家庭社會關系耦合集成的功能水平。 家庭發展能力包括家庭生育養育能力、家庭經濟能力、家庭教育能力、家庭抵御風險能力、家庭幸福能力。 而家庭經濟發展能力是衍生于家庭發展能力的一個重要能力形式，是家庭人力資本、家庭社會資本、家庭經濟資本、家庭政治資本、家庭自然資本的有機結合，是家庭成員對于家庭的物質貢獻以及未來發展能力，體現家庭經濟的結構屬性、來源特征和發展后勁。 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在家庭發展能力中起著主導的基礎性作用，決定其他家庭發展能力的質量和結構，保證足夠的時間成本支持家庭教育的投入，縮短家務勞動占用家庭閑暇時間；保證足夠的經濟成本支持住房、教育、自我保障的投入，提高家庭成員的物質生活水平，獲得更多幸福感。
1. 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對于子代就業流動的運作邏輯。 在子代的就業流動中，家庭經濟發展能力會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 依照特定的軌跡和方式發生影響。 家庭政治資本作為家庭經濟發展能力的一個中介變量，在向就業的職業秩序發生作用時，受到外力社會認同的直接影響。 家庭經濟資本會直接作用于子代，使之得到差異化的教育機會、教育時間、教育資源、學歷層次和特長培養等，加劇兩極分化。 家庭經濟資本較強的子代利用教育所產生的人力資本的優勢，在就業市場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和生產潛力，通過就業產生的階層分化， 實現向上流動。 相比之下，家庭經濟資本較弱的子代， 提升自我階層的難度增大，難以實現“麻雀變鳳凰”式的向上流動，間接使得社會結構趨于分層的凝固化。 而且經濟資本又受限于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社會資本較強的家庭，可以在關系網絡中處于較好的位置，而網絡位置意味著可以獲得優勢的資源和動員資源為子女就業服務的能力。 這些優勢的資源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質和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資本的多寡，并由此形成家庭自然資本的遺傳天賦。與此同時，子代就業流動也會反過來影響社會資本的積累，使之在求職網絡中由于所處位置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資源，造成社會分層。 可以說，家庭經濟發展能力的五個要素與就業之間形成一個動態平衡的機制，在實踐中可以操作化為如圖 1 的運作邏輯?！緢D1】
2. 研究假設。 假設一：家庭經濟資本對于孩子的投入對其就業質量有正向影響；假設二：家庭人力資本強的家庭有利于子女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獲得較高的就業質量，也會降低子女就業流動的穩定性；假設三：過多依靠家庭社會資本實現就業的子女，一般就業穩定性強而且更傾向于回流；假設四：家庭自然資本的多寡會顯著影響子代就業流動的方向，使推-拉作用失去效力。
二、調查數據與研究設計
1. 研究設計與數據描述。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 2012 年 12 月在廈門市灌口鎮黃莊社區和雙嶺村的調研。 其中黃莊社區屬于“村改居”的典型社區，已經由傳統村落轉變為居委會，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較高；而雙嶺社區出于耕地保護的需要，還保留著較為傳統的農村生產和生活方式， 還沒有現代的工廠和工業園區。 本次調查以家庭子代性別結構特征作為抽樣依據，按照獨男家庭、獨女家庭、一男一女家庭、雙男家庭、雙女家庭的分配標準，以概率抽樣方法各抽取出 30 個家庭， 由調查員進行入戶問卷調查。
兩個調查地點總共發出調查問卷 300 份， 有效回收291 份，有效回收率為 97%. 為了更好地體現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對子代就業流動的影響，在建立回歸模型時，我們對被調查者做了選擇性處理：研究對象是 1970 年以后出生，即 18-43 歲的青年，樣本量為 291 人，其中女性 152 人，占 52.23%,男性 139 人，占 47.77%.
2. 測量指標體系。 家庭是靠一種自然傾向成為同質性的群體，家庭具有生產和再生產的功能，體現為家庭經濟發展能力。 不同類型的資本形式指向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在實踐中，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可以操作化為五種類型的資本形式， 這些資本形式的指標選取和測量方法，如表 1.【表1】
3. 數據結果與分析。 本文擬運用回歸分析，先確定被訪者的個人特征變量（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是否黨員、戶口性質）和家庭經濟發展能力變量（家庭經濟資本、 家庭人力資本、家庭社會資本、 家庭自然資本和家庭政治資本）為自變量，并分別以就業流動的方向和就業流動的質量為因變量， 探討自變量中諸因素對于因變量之間的變動關系和影響程度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建立模型：【1】
其中 β0是模型的未知參數， 為常數項，β1,β2,…，βn是回歸系數， 表示諸因素 xin對 Y 的貢獻量，ε為隨機誤差。 在多元回歸分析模型中，被訪者的個人特征變量和家庭經濟發展能力變量雙重形塑就業流動的方向和質量。
在模型Ⅰ中， 從被訪者的個人特征變量來看，除了性別和黨員身份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外， 其余個人特征變量的顯著性水平為。000, 具有統計顯著性，說明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戶口性質對于個人就業流動方向的影響是顯著的。 其中，年齡的回歸系數為-3.276,說明年齡較大的個體更傾向于回流，而年齡較小的個體更愿意出外打工；在外地求學的子代更愿意留在外地就業而不愿意回到家鄉，這在農村孩子身上表現尤其明顯；相反，有城市戶口的子代更多選擇回流家鄉，這也與城市孩子更多是獨生子女，父母對于孩子留在身邊的期待密切相關；婚姻狀況也對就業流動的方向呈現負向影響，回歸系數為-.381,說明未婚個體更愿意在外地工作，而已婚個體更傾向于回流家鄉，這與我國當前子女隨遷問題沒有得到很好地落實有關。 由于子女很難在父母所在的城市享受跟當地人一樣的教育水平，且難以真正落戶，人為造成的障礙限制已婚夫婦帶著孩子出外打工，這就使得已婚女性更多留在家里照顧孩子、贍養老人和從事家務勞動； 而已婚男性則更多承擔起養家糊口的任務，這也間接造成了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空巢家庭現象。
在模型Ⅱ中， 從被訪者的個人特征變量來看，除了年齡、黨員身份和婚姻狀況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外，其余個人特征變量都具有統計顯著性， 說明性別、文化程度和戶口性質對于個人就業流動質量有較強的影響。 男性在就業質量的評定中，仍然具有顯著的優勢，說明當前的就業市場還是存在父權制的沉淀，“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還是有廣泛的受眾。 女性由于個體生理特征的特殊性，難以勝任高強度高負荷的崗位，在就業流動中可以選擇的就業地點、就業環境、就業收入有限。用人單位出于對勞動成本的考慮，往往更愿意招收身體素質較好、 可以勝任加班和出差任務的男性。 而且當前的就業崗位對勞動技能有較高的要求，培訓一個合格的工人需要時間和資金。而女性承擔著生育、養育的責任，會占據有限的工作時間和精力，往往會由于家庭的原因離開工作崗位， 使用人單位對其的培訓和花費付諸東流。因此，女性在就業競爭中的弱勢地位顯而易見。同時，文化程度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為 2.270,說明文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就業流動的質量。正如布爾迪厄所言，身體呈現出一種文化資本的形式， 文化資本通過身體的形式時時在制造著差別，教育即在于培育規范內化的身體，從而再生產出社會規范。因此，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就集中在身體之上了。教育過程也使得身體接受權力規制，使個體服從于制度和權力。學校保證文化資本的效益，并使得文化資本的傳遞合法化， 子代通過父輩賦予的教育資源以證明其天賦和業績，并使之合法化。 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子代就業質量較高。而戶口性質也具有統計顯著性，標準化回歸系數為 4.512,說明擁有城市戶口的子代更有利于其在城市求職， 并在求職網絡中占據較好的地位和優勢，這顯著表現在就業的收入水平、職業性質和工作環境等方面。
三、資本形式對就業流動方向和質量所產生的影響
在加入其他控制變量情況下的多元回歸分析中，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對就業流動的影響不僅具有統計顯著性，而且其影響程度還非常大。先看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對于就業流動方向的影響。在模型Ⅰ中，除了家庭政治資本對因變量的影響沒有統計顯著性外， 其他幾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都具有統計顯著性， 即家庭經濟資本、家庭人力資本、家庭社會資本、家庭自然資本對就業流動的方向影響很大。在模型Ⅱ中，家庭經濟資本、 家庭人力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對就業流動的質量具有統計顯著性， 說明這幾個因素顯著影響就業流動的質量。 我們可以分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闡述：
1. 家 庭經濟資本 ---家 庭致富能力的縱向滲透。 從回歸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到，家庭經濟資本對于就業流動的方向和質量具有統計顯著性。 隨著家庭年收入的提高， 標準化回歸系數逐漸增大， 從-2.130到-8.655 直至-11.533, 說明家庭經濟資本較強的家庭，子女傾向于就業回流，就業質量相對也較高；相比之下，家庭經濟資本較弱的家庭，對子女就業流動方向的影響較為微弱，對其就業質量也影響一般。正如黃光國所言， 中國人慣常熱衷于 “面子的權力游戲”（黃光國，2010）， 這使得很多家庭都愿意拿出一部分經濟收入來支付人情方面的開銷，通過禮物的互換，顯示自己在家庭的經濟地位和相較于家族其他成員的優越性，并由此拓展自己的網絡規模和網絡頂端， 積累社會資本。 而關系網絡中的成員會重新評估家庭在送禮和宴請等人際關系開支的情況， 以此動態地重構既有的權力關系格局， 使得家庭經濟資本較強的家庭在網絡關系中占據有利的地位， 這對子代的就業有著諸多正向影響。 在調查中，不少被調查者反映，日常的紅白喜事等人情消費占據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人們通過這種樸素的溝通方式，不僅重新整合了原有的權力位置，還使家庭間達致新的融合， 也為家庭拓展了更有廣度和深度的社會資本。 很多家庭的網絡頂端都是通過春節或其他特殊節日的饋贈禮物等方式建立和鞏固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都需要家庭經濟資本作為后盾有力的支持， 才能在構筑關系網絡中處于競爭性的優勢地位， 并通過網絡的互惠交換獲得有利于子代的的利益資源。 數據結果也顯示，家庭年收入 10 萬元以上的家庭， 子女單位性質為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比例分別為8.2%和 15.6%,具有較高的職業聲望。
2. 家庭人力資本---來自家庭的差異化配置。 在多元回歸分析中， 家庭人力資本的回歸系數是 6.128,說明家庭人力資本對于子代就業質量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說，父母親的討價還價能力和受教育水平都是家庭人力資本的表現形式， 都會顯著影響家庭的決策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與父親相比，母親的影響更加積極和顯著（王智勇，2006）。由于女性與男性在生理特征、家庭和社會責任和義務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在家庭預算比較緊缺的情況下， 家庭會傾向于給男孩更多的教育投資。但母親討價還價能力高的家庭，會給予女孩更多的教育投資， 且母親在家庭中具有決策主導權時，家庭經濟資源會更多地向營養、教育和衣著傾斜，這對女孩來說是個有益的現象，也抑制了對女孩的歧視。同時，子女的受教育程度顯著地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響，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重視子女的教育，更愿意為子女支付教育開支，因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就會越高。在調查中發現，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對子女教育的投資有高度相關性。子女受教育程度高，本身對于就業質量就是正向的影響， 有利于在就業中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工作穩定性和好的工作環境等。
3. 家庭社會資本---關系網絡的規則與弱嵌入性。 在家庭關系網絡中， 主要有情感交流和工具交換。 就業流動中交往形成的關系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強關系側重于情感交流，弱關系側重于工具交換。調查發現，就業流動是流出還是回流，與家庭社會資本呈負相關，回歸系數為-3.076,說明家庭社會資本較強的子代，更愿意選擇回流，即留在自己家鄉工作，這可以用“差序格局”來解釋。 費孝通教授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就提出中國社會關系的建構與互動是依著“差序格局”來運作的。 中國人的人際交往模式以自己為中心，把與自己相互交往的他人按親疏遠近分為幾個同心圓圈，與自己越親近的，在與中心越貼近的小圓圈內（費孝通，1998）。 因此，在家庭所在區域構成的熟人社會里， 家庭成員與外界的交往更多是情感性交往，而且情感的緊密程度依血緣關系的遠近形成差序格局。 家庭社會資本較強的家庭，往往在本地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職業聲望，并基于血緣關系和業緣關系構筑了穩固的社會關系網絡，也可以利用業已形成的差序格局蔭庇子代，使其獲得較好的就業收入和地位。 在調查中，雙嶺村和黃莊社區被調查的家庭成員都是具有經濟理性的小農，具有主觀能動性。
而他們所處的村莊就是一個熟人社會，村民在日常交往中要嵌入于關系網絡背后所隱藏的諸多制度和人情社會的潛規則。 該關系網絡不僅包括處于良好運轉狀態的全部譜系關系 （基于宗譜關系的親屬關系），還包括日常生活之需而予以調動的非譜系關系，形成“實踐親屬關系”. 村民家庭內部的團結和家庭間的合作就是在實踐中通過親屬關系和非親屬關系紐帶共同運作和流動來維持的， 集體化還將非親屬關系納入家庭關系網絡，不少村民在遇到較小的困難時，常首選非譜系成員，如鄰居。 村民作為嵌入者，能理性地運作資本、精心構筑關系網絡，對業已存在的制度有解構和重塑作用。 村民通過拉家常、節日宴請等方式，使村民家庭間的關系網絡交叉和融合， 共享更多優質的網絡資源，為家庭擴大了關系網絡的規模和強度。因此，家庭社會資本較強的家庭，其子代更愿意留在本土父母關系觸角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反之，家庭社會資本較弱的家庭，難以在關系網絡中獲得所需的資源，因此就業流動的方向不囿于本地， 更可能通過弱關系獲得就業機會，這與格拉諾維特的理論是相契合的。但在調查中也發現，就業流動方向的諸影響因素中，家庭人力資本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為 6.657, 高于家庭社會資本的-3.076,可見，更多依靠家庭人力資本實現就業的子女比更多依靠家庭社會資本實現就業的子女有更低的工作穩定性，更容易產生流動。家庭人力資本高的子女往往在成長過程中獲得父母更高的教育投入， 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 在城市的就業選擇中有著相對的優勢，就業流動的方向較為隨機；而更多依靠家庭社會資本實現就業的子女，由于自身人力資本的欠缺，在就業過程中常面臨較多的困境， 只能通過安于現狀以維持發展機會，就業流動的方向比較穩定。除非遇到難以逾越的困難，否則更多選擇回流。
4. 家庭自然資本---家庭共同體捐贈的遺傳天賦。 家庭自然資本主要是指農戶擁有或可長期使用的土地和父母給予的財產 （包括動產和不動產）。 土地為農戶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農戶最重要的自然資本。 父母給予的財產使他們獲得外延式的發展基礎。 我們將自然資本中的土地分別以家庭擁有耕地數量和耕地質量兩個指標來衡量。 調查中，由于黃莊社區已經實現村改居， 故沒有耕地作為指標，而耕地保護完好的雙嶺村，戶均 3.37 畝。另外，很多村民表示父母沒有給予較多經濟價值的現金或物品，而更多的是宅基地和舊房屋。 由于雙嶺村未開發，父母給予的宅基地和舊房屋無法出租出去變成實實在在的經濟收入；相比之下，黃莊社區由于建設了很多工廠，村民的房子可以出租給外來工換取經濟收入，很多黃莊村民表示租金是他們很大的一部分收入來源，如果舊房屋被拆遷還可以獲得數量可觀的補償款。 這些收入可以大大提高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 他們可以利用這些資金開店自己當老板、購買店鋪賺取租金收入，甚至投資辦廠，這有利于他們就業質量和社會聲望的提升。 由此可見，父母的經濟收入狀況，所擁有的財產數量對子代就業流動有正向的積極影響。 如果父輩能提供給子代更多的土地、財產、房屋等有價值的東西，會增加子代經濟發展的基礎，擴展其收入來源，減少其外出就業的機會和動力，這樣的結果是將子代牢牢保留在黃莊社區，很少有人表示會離開這個社區去外地打工，對自己土地眷戀的深情和家鄉帶給他們的就業福利和收入待遇，牢牢地拴住他們的心和腳步。 相反，如果父輩沒有提供有價值的財產給子代，或者甚至還要因病因貧增加子代的經濟負擔，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子代的就業選擇，使之不得不通過多元化途徑來促進就業質量的提高。
四、總結與討論
家庭經濟資本、家庭人力資本、家庭社會資本、家庭自然資本和家庭政治資本是家庭經濟發展能力的測量指標， 這五個類型的資本之間形成一個動態平衡的機制，彼此互相影響，遵循一定的運作邏輯，并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在操作化的具體影響圖式中可以看出，勞動的數量及其質量、勞動力的市場分割、收入來源及其結構、家庭人口數量和結構影響著經濟資本的增殖；父母的經濟理性、人力資本與生育率的博弈、父母討價還價能力使人力資本得到差異化配置；社會資本受制于差序格局、 禮物的流動和人情交換所體現的實踐親屬關系，也使得家庭的弱嵌入性表現出對關系網絡的解構和重塑的效用；土地和房產顯著影響著自然資本的存量，也凸顯了父輩關系網絡對于自然資本積累的正向影響。 從本次的調查來看，家庭經濟發展能力對于子代就業流動的方向和質量有著顯著的影響，家庭已經存在的資本形式通過多元化途徑形塑子代的身體，賦予其差異化的體現并做出不同的就業流動選擇，由此引致子代在就業流動層級上的身份變遷。 但在調查中，筆者也試圖引入就業流動類型，即穩定型流動、游移型流動、選擇型流動等，作為就業流動的第三個模型，但由于調查數據的局限未能成行。 另外，就業流動還可進一步細分為身體的遷移和身份的變遷兩個方面，本文只是探討身體的遷移方面，對身份的變遷及其測量并沒有深入地探討，不過這也將成為日后進一步研究的旨趣和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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