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分析綠色金融發展與宏觀經濟增長的關聯-藏刊網

一引言

2009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發表了一份《綠色增長宣言》,要求 OECD 成員國制定發展綠色增長政策,這種綠色增長政策不僅應在短期內促進經濟恢復,還應在長期中實現宏觀經濟綠色增長.綠色金融作為促進可持續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是一種綠色增長政策,已為國際金融界的實踐所印證[1].綠色金融已經從理念、策略和產品創新等各個層面嵌入金融機構,成為現代金融機構的發展趨勢.綠色金融對于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經濟以及金融機構自身的發展都有重大意義,是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協調進步以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金融機構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2].國外的綠色金融研究和實踐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國內對此的相關研究和實踐還相對滯后,但也有較成功的嘗試和探索,如蔡芳博士運用博弈論和一些統計計量方法,對環境保護金融手段的參與主體進行了博弈分析,對綠色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銀行貸款投向的不合理等問題進行了計量分析[3];王衍行等從市場投資角度,分析了綠色投入與非綠色投入、社會資產增長與環境治理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環境污染下降速度一定的情況下,最快的社會資產增長率取決于投向投資回報率最高的投入與治理環境污染投入的比例,并非完全取決于綠色信貸投入的比例[4];陳植雄等通過對 1990 年至 2005 年"國內生產總值"、"污染直接經濟損失"、"污染事故賠罰款總額"及"污染治理投資"四個指標的歷年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我國綠色金融投資與經濟增長呈明顯線性回歸關系[5].我國一直將綠色金融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6].本文擬利用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VECM\\),實證研究綠色金融發展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7],分析綠色金融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實際效應,為進一步深入推進綠色金融體制改革促進宏觀經濟增長提供政策參考.

二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擇、數據來源和分析工具

綠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中,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對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進行評估與考量,在金融經營活動中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環境污染的治理,以消耗較少的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所研究的綠色金融與宏觀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指標:一是反映宏觀經濟水平指標,二是反映綠色金融發展的指標.宏觀經濟水平用當年 GDP 表現,記為 SR;綠色金融發展水平通過綠色金融發展規模和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來表現[8].綠色金融發展規模采用銀行存貸款資源總額與 GDP 的比值表現,記為 GM.金融機構的一項重要職能是作為金融中介轉換配置存貸款資源,因此采用綠色信貸余額與綠色存款余額的比值\\(存貸比\\)表現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記為 XL.指標 SR 以 1978 年價格指數為 100,剔除了價格因素影響;指標 GM 和指標 XL 自身是比率形式,價格因素影響已經進行了相關處理.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統計》、《中國金融年鑒》,受數據可得性影響,數據樣本為1978 年至 2010 年的年度數據.由于統計口徑的變化,2010 年企業貸款數據與以前歷年不可比.

為了統一口徑,本文參照 2010 年新口徑企業貸款同比增長31. 5%的增長速度推算了2010 年舊口徑企業貸款數據.本文使用 Eviews5. 1 進行數據分析處理.

圖 1 反映了 1978 -2010 年間進行價格因素調整后的宏觀經濟\\(SR\\)增長情況;圖 2 反映了同期綠色金融發展規模\\(GM\\)與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XL\\)的變化情況.

\\(二\\)單位根檢驗

為了消除時間序列數據計量分析過程中的"偽回歸"現象,首先對變量 SR、GM 和 XL 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在對變量 SR、GM、XL取對數以減輕其變動幅度后,采用迪基和福勒提出的 ADF 檢驗方法\\(augment Dickey - Fuller test\\)對時間序列 LNSR、LNGM、LNXL 進行單位根檢驗.

表 1 給出了時間序列 LNSR、LNGM、LNXL 的平穩性檢驗結果.

從表 1 中可以看出,變量 LNSR、LNGM 和LNXL 都是非平穩變量,但其一階差分變量的 ADF檢驗值均小于 1% \\(或 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因此可以拒絕變量 ΔLNSR、ΔLNGM 和 ΔLNXL 具有一個單位根的原假設,也即 LNSR、LNGM 和LNXL 都是 I\\(1\\)序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三\\)Johansen 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 Johansen 檢驗方法進行協整檢驗.在進行檢驗之前首先正確設定 VAR 模型的結構.

VAR 模型除了滿足序列的平穩性要求外,還必須正確確定滯后階數.根據赤池準則和施瓦茨準則,從表 1 可以得到在 VAR\\(1\\)中 AIC 值和 SC 值同時達到最小,因此最優滯后階數為 1.同時,從表 2可以看出,該 VAR\\(1\\)模型中所有 AR 根的倒數均小于 1,因此該 VAR\\(1\\)模型是穩定的.為減少檢驗的偶然性,利用 JB 檢驗、懷特檢驗和 Q 統計量檢驗進一步檢驗該 VAR\\(1\\)模型,結果顯示其擬合優度很好,殘差序列具有平穩性.由于建立的是無約束 VAR\\(1\\)模型,因此協整檢驗的 VAR 模型滯后期確定為 0.Johansen 協整檢驗結果如表 3.

表 3 的 Johansen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在 5% 的顯著水平下,變量 LNSR、LNGM 和 LNXL 具有一個協整關系.協整方程為:

LNSR = - 0. 314107LNGM - 3. 3 50134LNXL

s. e. = \\(0. 16164\\) \\(0. 38795\\)

協整方程表明,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與綠色金融發展規模、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9].從長期來看,綠色金融發展規模、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都對宏觀經濟增長具有負向影響,中國綠色金融發展不僅未能促進宏觀經濟的增長,反而阻礙了宏觀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增長關于綠色金融發展規模的長期彈性為 -0. 314107,綠色金融存貸款總額占 GDP 的比值每上升 1 個百分點,宏觀經濟增長將大約減少 0. 31%;宏觀經濟增長關于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長期彈性為 -3. 350134,綠色金融機構貸存比每上升 1%,宏觀經濟增長將大約減少 3. 35%.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綠色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從總量上看,綠色金融規模的增長更主要表現為綠色金融企業存款規模的大幅度增加,而綠色金融機構在信貸投放上具有強烈的偏向,將大量綠色金融資源轉移到個別大型企業,從而使綠色金融資源總量的增加并未能惠及眾多中小企業的綠色投資.另一方面,從綠色金融信貸結構上看,綠色金融貸款中絕大部分是大型企業貸款,對宏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限,同時在綠色金融貸款內部,真正能直接促進宏觀經濟增長的部分也很少,從而貸款總額的增加并不能反映出綠色金融信貸資源的增加,反而表現出了非綠色產業對綠色信貸資源的擠占.因此,在量上,綠色金融發展更多體現為企業儲蓄的增加,而且通過金融資源轉移到個別大型企業,對綠色金融資源形成了外部擠占;在結構上,通過內部金融資源分配過程中向大型企業傾斜,對中小企業的金融資源形成了內部擠占.在外部和內部的雙重擠占下,無論是綠色金融資源總量的提高還是綠色金融資源貸存比的提高,眾多中小企業在金融資源獲取中都居于弱勢地位,強化了非綠色產業對綠色金融資源的擠占,從而最終表現為二者對宏觀經濟增長的負向影響.

\\(四\\)誤差修正模型

前述協整方程所反映的是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為了進一步分析變量LNSR、LNGM 和LNXL 長期均衡與短期波動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引入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M \\)進行描述[10].用 ecmt表示協整方程中的殘差,μt作為誤差修正項,將 ecmt作為一個解釋變量,建立短期模型,即誤差修正模型.根據前述協整方程,誤差修正項為:

ecmt= LNSRt +0. 314107LNGMt +3. 350134LNXLt

將 ecmt代入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并根據最小二乘法\\( OLS\\)估計誤差修正系數,所估計的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SRt =0. 065998 -0. 04945ecmt - 1

s. e. =\\(0. 0065\\) \\(0. 00877\\)

從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誤差修正項ecm 的系數為 - 0. 04945,反映出了誤差修正模型的反向修正機制.當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和宏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出現短期波動時,通過 \\( -0. 04945\\)的調整力度向長期均衡狀態靠攏.

\\(五\\) 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

通過 Johansen 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分別確定了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和宏觀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波動關系[11],下面進一步通過 Granger 因果檢驗來探析它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或者是否構成因果關系.Granger 因果檢驗結果如表 4.

從表 4 的結果可以看出,1978 -2010 年間,在5% 的顯著性水平下,LNXL 是 LNSR 的 Granger 原因,但 LNSR 不是 LNXL 的 Granger 原因;LNGM 不是 LNSR 的 Granger 原因,但 LNSR 是 LNGM 的Granger 原因; LNGM 是 LNXL 的 Granger 原因,LNXL 不是 LNGM 的 Granger 原因.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反映出在 1978 - 2010 年間,我國綠色金融發展規模與宏觀經濟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宏觀經濟增長是促進綠色金融規模增長的原因,但反之不成立.宏觀經濟水平的上升,能夠增加綠色儲蓄存款總額,從而增加綠色金融總體規模.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宏觀經濟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綠色金融市場存貸比的提高抑制了宏觀經濟水平的上升,其原因主要在于前面分析所指出的綠色金融市場存貸比的提升不僅不能反映中小企業獲取金融資源的增加,反而恰恰反映出在綠色金融市場內部大型企業對中小企業金融資源的進一步擠占.

\\(六\\)脈沖響應分析

本文主要考察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Granger 因果檢驗反映出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LNXL 是宏觀經濟增長 LNSR 的 Grang-er 原因.下面通過建立 LNSR 與 LNXL 之間的VAR 模型,利用脈沖響應分析函數進一步分析這種因果關系的具體作用效果.圖 3 給出了宏觀經濟 LNSR 對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LNXL 的脈沖響應圖,在圖中可以清晰看到各種因子的相互作用.從圖 3 中可以得出,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正向沖擊會使宏觀經濟惡化,這種效應在第 2 期開始顯現,在第 10 期達到最大,然后又開始逐漸微弱減小,但這種影響始終是負向的.

三結論及建議

本文研究發現,在 1978 -2010 年間,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從長期來看,無論是綠色金融發展規模還是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都對宏觀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負向影響,宏觀經濟增長關于綠色金融發展規模的長期彈性為 -0. 314107,關于綠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長期彈性為 - 3. 350134.1978 -2010 年間,我國綠色金融發展不僅沒能促進宏觀經濟增長,反而抑制了宏觀經濟增長.可以說,這樣的綠色金融發展實質上是一種不利于國家的"發展",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嚴重背離了綠色金融服務的宗旨和目標.當前國家在綠色金融體制改革方面花了大力氣,下了狠功夫,綠色金融區域覆蓋空白基本得到解決,服務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仍在諸多方面亟待完善和改善.因此,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金融機構應加大對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支持,重新定位綠色金融產品[12].金融機構應支持農業由傳統的種植業向優質名特優甚至是多種副業綠色經營的全面轉變.促進綠色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與綠色食品加工企業的建設,以綠色經濟帶動綠色產業鏈及產業群.拓寬與改變傳統的信貸范圍,譬如生態保護、資源保護工程建設、農業環境污染治理、信息產業等.未來還應積極探索節能環保貸款資產證券化,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合理減少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本占用,進一步調動其開展節能環保貸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證券化的資產,吸引更多社會資金支持節能環保項目和服務.

\\(二\\)嚴密防范環境和社會風險,加強監管力度,不能為環境違法違規的企業提供信貸支持[13].金融的審慎監管原則導致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服務和產品時相對保守,然而綠色金融是一個新領域,需要創新,需要從管理角度進行新的思考和定位[14][15].目前,綠色金融創新業務監管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一是傳統的金融監管大多是守成的監管,更多是對機構的監管,而非對功能的監管;二是目前更多強調金融服務的供應,對于綠色金融服務的需求,沒有明確的規定和要求;三是過多強調行政手段的監管,而非市場手段的監管;四是更多強調系統內的管理,涉及跨系統的管理很薄弱.同時,綠色金融監管還要考慮不同類型金融機構在實施監管時有相對一致的行動,以避免資金和資源的分散,從而達到更好的效用.

\\(三\\)關注并提升銀行業金融機構自身的環境和社會表現.綠色金融機構要明確其服務方向和重點,積極為調整經濟結構、推動自主創新、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服務.信貸決策要整合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發展中的業務增長點,準確把握綠色經濟發展前景和路徑,深入分析發展所面臨問題,制定和完善支持發展的信貸政策,全面改進和提升對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的金融服務,使存量貸款的結構調整、新增融資突破口與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一致[16].

\\(四\\)制定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的財稅政策,發揮綠色金融支持節能環保的杠桿作用.在部分銀行看來,推進綠色金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銀行的經營成本,使銀行在追求商業利益和履行社會責任之間存在一定沖突.同時,當前我國對發放環境違法違規項目貸款的銀行沒有責任追究和處罰措施,對切實執行綠色信貸環保政策成效顯著的銀行也沒有獎勵激勵,商業銀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推行綠色信貸的動力.針對這種狀況,地方政府部門應盡快完善相關的法律及配套制度,盡快出臺綠色金融的財政稅收獎懲政策、設立環保節能專項基金、稅收優惠、提供技術服務等.加大對企業節能減排的支持力度與風險的補償機制,引導金融部門對環境治理、能源再生等新型能源領域的信貸資金投入.

\\(五\\)加強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充分發揮信息在引導資金投向中的基礎作用.綠色金融的全面推行,需要構建企業、金融機構與環保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平臺,及時掌控市場需求與動態.政府部門可采取協調會、洽談會、對接會以及項目推介會等形式,強化金融機構與低碳、綠色經濟重點項目、重點行業的溝通,及時、有效地對接低碳、綠色經濟企業的合理資金需求.搭建有效的綠色金融平臺可以實現綠色金融與生態經濟的融合發展.從過往經驗看,平臺建設與運營者一般出自企業家,產自金融機構的可能性較小,金融機構更多是綠色金融平臺的參與者.此外綠色金融平臺可考慮引入風險資金,先做大規模,一旦過了臨界點即可"引爆"平臺,實現平臺的快速發展.

\\(六\\)逐步提高產能過剩行業準入和營運標準,完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綠色信貸是促進綠色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金融機構要不斷加快推進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嚴格限制對"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行業的貸款,在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領域進行積極探索與創新,豐富"綠色金融"業務產品線,特別是在大氣污染治理、保護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水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等領域.加大對企業品牌創新、技術創新和發展模式創新以及節能減排重點領域和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提高新能源、節能減排、智能電網等產業貸款比重[17].加快配置未來的優質客戶群和利潤增長點,支持可持續發展產業取代落后的傳統行業,形成集群優勢,培育生態文明建設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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