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從新聞中看到黎巴嫩的穆斯林與基督教的對抗， 伊拉克什葉派和遜尼派的武力沖突，巴勒斯坦自治領土上哈馬斯和法塔赫的沖突時，我們不禁思考這些沖突中的國家的經濟學者和經濟分析師們的宏觀經濟模型的相關標準。

從黎巴嫩 1970 年至 2006 年發表的經濟學論文表現出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黎巴嫩已經失去了“中東的瑞士”綽號，這已經不是一個是中立的和平國家。所以，宏觀經濟模型是為愛好和平的國家如瑞士準備的，而不是為 1970 年至2006 年的黎巴嫩之類非和平時期國家準備的。所以，在本文中，可能對標準宏觀經濟模型在長期處于內戰的人口多樣化國家的個案中的解釋在概念上有一些擴張。

在一個人種多樣化的國家，種族和宗教的共性是與生俱來的，在這些種族和宗教聯合體中他們都會給成員提供精神和物質上的利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這些聯合體的擴張，一些物質安全上的利益也隨之增長。但是，聯合體間的合并可能會加劇競爭，并帶來隨之而來的內戰以及自然和經濟上的不安全感。一些學者的研究顯示，當強制財產權轉讓沒有完成時內部沖突是首當其沖的。在這種情況下，被某些強權個人和聯合體強制查封資源是自然常見的事情。Hirshleifer 教授曾稱只有在對抗強烈的“收益遞減”和收入超過生存最低成本時才會出現這種脆弱而且持續的自有秩序的混亂狀態。盡管財產權的消失，暴力和合作的禁止都是可能發生的。

學者 Skaperdas 認為當一場武裝戰爭贏的概率有明顯差異或者當各集團有效產能的邊際貢獻相似時集團間的合作就有可能發生。學者 Grossman 和學者 Kim曾分析過，資源占有分配的總平衡模型突出的是無侵略平衡，進攻性武器和財產的侵略的是沒有資源可供分配的。一些觀點認為在內戰的演化過程中，在非合作關系和侵略性結果上是受到了政治經濟因素，意識形態，種族劃分以及苦難人群中的宗教作用的影響。比如，學者 Collier 和學者 Hoeffler 分別指出了內戰既可以由私人利益的貪婪來推動，也可以由因專制、民族、宗教差異和經濟效益落后而引起的不滿來推動。

學者 Elbadawi 和 Sambanis 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民主和暴力是呈負相關的，而內戰的盛行與種族分裂則呈正相關。

而 Reynal-Querol 則認為，在內戰的發展進程中，宗教上的分歧比語言上的差異在導致人類社會產生裂縫的作用上更為重要，而民主可以有效減少不同文化的民族與民族之間內戰的發生率。

本文將有競爭關系的聯合體軍事力量積累進行定義，并從概念上探討了標準的宏觀經濟模型可能出現的向主權國家的擴展，例如黎巴嫩和伊拉克；以及可能出現的向巴勒斯坦的自制領土的擴展。有競爭關系的聯合體間的軍事力量和經濟總量指標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之前，學者 Levy 和 Faria 在通過將學者 Ramsey 在 1928 年提出的消費和資本積累的黃金法則拓展成可能的內在沖突解決類型，并對這種關系發表了深刻的見解。他們拓展的黃金法則認為，只要對手奉行高傷亡率的戰爭，一個集團在內戰中獲得的最佳消費增長率是比那些在分區管轄和嚴格治理的政治聯邦中要大的。然而，如果對手的戰爭是破壞密集型，集團的最佳消費增長率就會小一些。

而目前的概念基于一個更為廣泛的宏觀經濟框架，它概括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渠道，而內部重復正是通過這些渠道來影響各競爭集團的收入。有一種觀點同學者 Levy 和 Faria 提出的觀點類似，該分析假設人口被分為兩個對立的集團，每個聯合體都可以享受外部聯盟的支持。該支持包括采取培訓、供應彈藥和軍隊部署的形式。每個具有外國力量的聯合體的結盟可能基于共同的起源、共同的信仰（例如黎巴嫩的Hizbula 和伊朗之間的結盟），或共同的政治利益（例如黎巴嫩的基督教和以色列在某些時候的聯盟）。

盡管他們都具有共同的敵意，兩個集團在同受中央政府牽制的形式下進行合作，該中央政府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私人所獲得。這些福利包括出口該國家自然資源的所獲得的收入，以及有權利繼承和獲得休閑性場所，從吸引外部補助和貸款中獲利，從收稅中獲利。每個集團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自衛隊和外國同盟支持的相對強度。國家稅收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而被分發給各個集團，同時，也通過醫療護理，學校，和其他公共服務的籌集資金支持來完成分配，或者是按照集團的相對軍事力量，通過直接移植法來完成。

參考文獻：

[1] 本譯文的英文原文出自澳大 利 亞 伍 倫 貢 大 學 經 濟 學 院 AmnonLevy 發 表 于《defense and peaceeconomics》2009 年 第 2 期 第 131-138 頁 的 文 章《Macroeconomicaspects of internal conflicts: aconceptualization》。

[2] Hirshleifer（杰克 . 赫舒拉發）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著名經濟學教授和名譽退休教授。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著作《不確定性與信息分析》和《力量的黑暗面》。美國文理科學院和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曾任西部經濟學會的會長、美國經濟學會的副會長，后者曾被為 2000 年的會員。曾供職于《美國經濟評論》、《經濟行為與組織期刊》和《生物經濟學期刊》的編輯部。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