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2007 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隨后演變成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 受此風暴的影響, 北歐國家冰島最終國家破產, 成為歐洲第一個倒下的國家. 2009 年初, 東歐國家烏克蘭也遭到信用評級的降級, 更為嚴重的是, 同時期迪拜危機①爆發,重創了歐盟. 隨后, 希臘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國內財政收支失衡的雙重影響下陷入了危機, 由此拉開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后簡稱: 歐債危機\\)的序幕. 愛爾蘭和葡萄牙隨即被拖入泥潭, 甚至經濟實力較強的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和第四大經濟體西班牙也被危機拖累, 危機在歐元區內傳染的風險越來越大, 甚至被稱為 “歐元危機”.
2010 年至今, 歐洲各國、 歐盟以及國際組織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 其中包括以恢復債務持續性為目的的短期救助方案---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 EFSF\\)以及于 2013 年 6 月起替代 EFSF, 成為永久性救援基金的歐洲金融穩定機制 \\(European FinancialStability Mechanism, ESM\\). 就目前而言, 在各方的努力之下, 危機已經在可控范圍之內. 同時,以改善財政狀況為目標的各種中期救援和預防方案也在研究和商討之中, 包括: 通過對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后簡稱: 馬約\\) 和 《穩定與增長公約》 \\(后簡稱: 穩約\\) 的修改, 加緊區內財政約束, 加強各國財政政策的協調, 建立類似 IMF的歐洲貨幣基金 EMF、 建立歐洲經濟政府、 “縮版” 歐元②和歐元體系二元化③等. 但是, 從長遠來看, 要從根本上避免危機的發生, 仍然需要落腳到歐債危機的形成根源上, 即經濟可持續增長性的下降動搖了區內不可逆轉之高福利政策的基礎, 政府不得不大肆舉債, 最后在金融危機的催化下, 引發主權債務危機[2]. 歸根結底, 歐元區宏觀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仍應該鎖定在經濟增長上.
基于此, 本文擬對歐債危機爆發前后歐元區的需求管理政策搭配進行評價和分析, 進而對金融危機后經濟學界的熱點---宏觀審慎政策的角色和定位進行闡釋, 以期揭示出其對宏觀需求管理政策的補充和加強作用, 這對我國 “十二五” 規劃明確提出的 “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 具有重要意義.
二、 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論與實踐回顧.
以凱恩斯總需求分析理論為基礎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指通過調節總需求來達到一定政策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 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者根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搭配, 從而平衡總需求和總供給, 以保持經濟平穩增長. 關于宏觀經濟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 以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在經濟學界存在的爭論由來已久.
凱恩斯主義重視需求管理政策, 認為通過對總需求的調節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 就能達到既無失業又無通貨膨脹的目標. 需求管理的基本政策包括實現充分就業政策和保證物價穩定政策兩個方面, 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 政府應采取擴張性的政策措施克服經濟蕭條、 實現充分就業; 反之, 政府應采取緊縮性的政策措施抑制總需求、 避免通貨膨脹. 早期的凱恩斯主義者如凱恩斯 \\(Maynard.Keynes\\) 和漢森 \\(Alvin.Hansen\\)等偏好財政政策, 認為在經濟衰退時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來得更為直接和有力, 同時他們也注意到在經濟擴張時期, 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夠有效抑制經濟過熱; 而在經濟蕭條時期, 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于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有限的[3]; 后繼的凱恩斯主義者如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 索羅 \\(Robert.Solow\\) 以及托賓 \\(James.Tobbin\\) 等重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負面影響, 逐漸傾向于貨幣政策, 他們提出了 “逆經濟周期調節” 的 “相機抉擇” 的貨幣政策主張[4].
可見, 盡管凱恩斯主義者們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偏好有所不同, 但是他們都承認需求管理政策能夠穩定物價和促進經濟增長.
與凱恩斯主義不同, 以弗里德曼 \\(Milton.Friedman\\) 為代表的貨幣學派 \\(Monetarists\\), 只承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短期能夠影響產量和就業水平, 從而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 因此其貨幣政策主張為 “單一規則”, 將貨幣供應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5]. 而以 盧卡 斯 \\(Robert.E.Lucas\\)等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提出 “政策無效性命題”, 認為總需求管理政策甚至在短期也沒有效果[6].
另外, 供給學派 \\(Supply-side Economics\\) 對貨幣政策及其作用也是完全漠視的[7].
從總需求管理政策的實踐來看, 二戰后為恢復戰爭創傷,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施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為促進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由于 20 世紀 70 年代資本主義世界 “滯脹” 的出現, 西方社會又一度拋棄凱恩斯主義轉而奉行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8]. 后來, 西方國家在世紀之交普遍遭遇了通貨緊縮, 克魯格曼 \\(Paul.Krugman\\) 的代表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隨即問世, 這實際上標志著凱恩斯主義開始復蘇[9].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 從理論上看, 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實際上是趨同的, 至少在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能夠在短期內保持物價穩定、 促進經濟增長上形成了共識; 同時, 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之處, 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的局限性, 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 而從實踐上看, 凱恩斯主義主導并受貨幣主義影響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二戰后至今仍然占據主流,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仍舊是目前各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
三、 歐債危機前歐元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評析.
歐元自 2002 年正式在歐元區流通以來, 其爭議性就一直存在, 特別是區內單一的貨幣政策與各國分散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廣受詬病[10]. 歐元區的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 \\(ECB\\) 統一制定, 各成員國分別操作和執行. 受貨幣主義④的影響, 其貨幣政策的目標設定為保持物價穩定、 避免通貨膨脹以及通貨緊縮, 而這些目標的順利實現應該以統一的財政政策為基礎[11]. 但是 歐元區的財政政策卻是分散的, 盡管在 《穩約》 中規定各成員國財政有 “過度赤字” 的約束標準---赤字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應超過 3%,以及政府債務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應超過 60%. 但實際上這兩個約束幾乎是形同虛設, 在法德等核心國家的帶頭下, 幾乎所有國家都超過了標準, 區內各國財政政策實質上是各行其是的[12].
歐元區的成立是蒙代爾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實踐, 但是成立之初的歐元區本身并不符合最優貨幣區成立的標準, 并且在歐元區發展的十多年里,由于語言、 習慣等障礙, 也未像樂觀研究者們期待的那樣出現勞動力以及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反而南歐和北歐、 邊緣國家和核心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因此歐元區的貨幣政策本身有效性就值得商榷. 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貨幣政策的各種非對稱性效應進行了大量而又詳實的實證研究,基本上證實了歐元區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的存在[13-14]. 也就是說, 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并未趨同的歐元區各國其效果是存在差異的.
金融危機爆發后, 為抵御危機的負面影響,各國政府財政支出通常都會大幅度增加. 歐元區在 2007 年全球金融風暴的打擊下也不例外, 各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 在經濟面臨衰退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 于是自 2008 年年底,各國紛紛制定了財政刺激計劃, 用以增加政府支出和減稅. 政府一方面大量出資刺激投資, 同時直接注資到困境中的金融機構, 以及為它們提供債務擔保; 另一方面實施稅收優惠和減稅措施來刺激消費. 正是由于這些政策導致各國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 經濟底子薄的南歐小國更是負債累累, 貨幣政策的不可用使這些國家將過度使用財政政策的道德風險發揮到了極致, 最終造成了這幾個國家資不抵債, 不得不申請援助.
總體上講, 歐元區成立到歐債危機發生之前,歐元區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未能做到相互支持和搭配, 這事實上構成了歐債危機的內部原因.
一方面, 貨幣政策以保持價格穩定為主要目標,卻忽略了各成員國在經濟周期、 經濟結構、 金融體系、 通貨膨脹率以及經濟開放度的差異, 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區內發展的不平衡性; 另一方面,缺乏約束而無限擴張的財政政策為邊緣國家利用貨幣聯盟營造的穩定貨幣環境 “搭便車” 坐享其成提供了可能性.
四、 歐元區應對歐債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評析.
當初通過欺騙手法加入歐元區并在此之后大肆擴大財政支出的希臘在其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之初, 歐盟和歐元區依據 《馬約》 “不救助” 條款原則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而要求其自救. 由于在區內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以及匯率政策,所以希臘不可能通過貨幣貶值來歸還債務, 唯一的辦法就是緊縮財政. 緊縮財政不外乎通過兩個途徑: 一是增稅, 二是減支.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 希臘傳統產業造船業和旅游業受挫, 經濟萎靡不振, 再加上加入歐元區后一路攀高的福利政策, 使這兩條途徑都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對, 國內游行示威不斷. 最終, 隨著危機在希臘國內的繼續惡化, 開始危及歐元信譽, 以及危機逐步蔓延到其它多個國家, 歐盟不得已開始對希臘等國進行救援. 從目前來看, 對危機國家的救援和對危機的預防除了通過 EFSF \\(ESM\\) 籌集資金之外,仍然主要通過總需求管理政策框架進行.
1. 應對危機的財政政策以及金融管制.
自危機以來, 歐元區各危機國采取的緊縮財政政策一再遭到區內各國民眾的反對, 負面效果越來越明顯, 歐元區經濟出現滯漲的趨勢也越來越明晰. 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 歐元區的 GDP在 2012 年前三個季度連續萎縮, 而第四季度的GDP 較上一季度下降 0.6%, 這是自 2009 年以來的最大降幅. 財政緊縮政策導致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 同時抑制了消費, 導致消費者信心不足、 投資疲軟, 經濟復蘇的前景不容樂觀.
意大利、 西班牙、 塞浦路斯、 希臘和葡萄牙等國的經濟已經陷入衰退, 甚至德國等核心國家經濟也開始出現萎縮的跡象. 同時, 目前歐盟的公共債務已經達到 GDP 的 90%, 而超過這個比例則可能導致經濟增長陷入長時期停頓. 于是, 歐盟面臨著一個兩難境地: 如果要想經濟恢復增長, 必須通過減支減赤把這個比例降下來; 但緊縮的財政政策卻又使經濟雪上加霜. 而另一方面, 包括巴塞爾協議 III \\(Basel III\\) 和 SIFI 管制在內的金融管制框架的本意在于穩定市場情緒, 但實際上卻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根據 2012 年國際清算銀行\\(BIS\\) 第一季度的報告, 歐洲銀行管理局 \\(EBA\\)提出的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必須在 6 月之前達到9%的要求進一步增添了市場的恐慌. 因此在財政政策效果不佳, 金融管制副作用較大的情況下,歐元區貨幣政策被賦予了重大的任務: 抵消緊縮財政和金融管制給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
2. 應對危機的貨幣政策.
實際上, 不僅在歐洲, 金融危機過后的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也在推行著緊縮的財政政策和嚴格的金融管制, 為了抵消市場的負面情緒, 各經濟體實施的貨幣政策也逐漸延伸到了非常規領域,比如美國在低利率等常規貨幣政策失效之后, 已經連續進行了四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QE\\).
歐元區各國政府以及各大商業銀行在歐債危機和銀行危機兩重危機的夾擊之下, 資產負債狀況每況愈下. 目前 ECB 應對危機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調低基準利率和強化信貸支持計劃.
就降低利率而言, 政策實施的空間已經十分狹小,截止到 2013 年 8 月, 歐央行公布的主要再融資利率僅為 0.5%, 隔夜存款和貸款利率也分別低至0.0%和 1.0%. 更為重要的是, 利率的降低固然能夠增加銀行部門的流動性, 但是由于危機的影響,各銀行更傾向于將存款便利保留在中央銀行, 而不愿意拆借, 這推高了銀行間的融資成本, 使資金不能在銀行間實現自由流動, 從而使 ECB 的低利率政策很難有效作用于貨幣市場.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ECB 推出了包括 LTRO \\(長期再融資計劃\\)、 擔保債權購買計劃、 擴大再融資操作的參與方法以及抵押資產使用范圍等在內的強化信貸支持計劃, 以此來保證低利率政策能傳導到貨幣市場.
根據 EBA 的數據, 按相同標準核算出歐元區31 家主要銀行在 2011 年 9 月末合計資金缺口為847 億歐元,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 ECB 推出了 LTRO \\(長期再融資計劃\\). LTRO 與 QE 相似,相當于逆回購操作, 都是通過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方式釋放流動性, 化解金融機構流動性緊張,幫助其度過再融資困難, 避免金融系統風險. 但是, 與 QE 相比, LTRO 的效果明顯偏弱, 不少研究者指出其作用僅僅在于贏得了三年的 “緩刑”
時間. 由于缺乏統一的財政機制來配合類似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與 QE 不同, LTRO 退出后, 歐元區仍然將經歷長期痛苦的去杠桿化的過程[15].
更為糟糕的是, 與低利率政策一樣, LTRO 同樣會遭遇流動性陷阱, 即銀行得到流動性之后同樣偏好存回央行, 而未將流動性全部投入到貨幣市場, 因而對于刺激實體經濟的實際效果令人懷疑.
即使 LTRO 不具有以上缺陷, 歐元區的寬松貨幣政策作用也仍然是有限的[16]. 首先 , 對一些債務人來說, 除非其債務水平下降到可接受范圍,否則即使在寬松的貨幣環境下, 他們也不愿擴大消費和投資; 而對另一些債務人而言, 寬松的貨幣政策則會降低他們的還款意愿, 拖延對其資產負債狀況的修復. 后面這種情況更有可能會發生在危機國家的政府身上. 其次, 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從供給面影響經濟體整體的生產力, 繼而對增長潛力產生負面影響. 過低的利率可能將投資引向高盈利行業, 比如房地產業、 金融業等, 造成對這些行業的投資過度, 使資金配置低效率.
再次, 極低的利率還會減少金融機構的盈利, 進而削弱其作為中間人 \\(借入短期資金, 發放長期信貸\\) 的功能, 致使資源配置失去效率, 繼而影響經濟體的潛在增長力. 最后, 歐元區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其他經濟體還具有溢出效應, 而這種效應最終仍將會反饋在歐元區本身. 歐元匯率的持續走低, 雖然有助于歐元區的出口, 但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 使區內實際購買力下降, 從而放緩經濟增速.
從上述分析可知, 歐元區應對危機的寬松貨幣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非但未能抵消財政緊縮和金融管制的負面影響, 甚至一定程度上誘導了資金向投機性行業過分集中, 以致形成 “僵尸借貸”\\(Zombie Lending\\), 這對危機救助和實體經濟增長都沒有積極意義.
3. 歐元區宏觀需求管理政策亟須反思.
歐債危機蔓延至今, 在救助框架中我們更多窺見的是寬松貨幣政策和嚴格金融管制的身影.
政府更偏好寬松貨幣政策, 而不是緊縮財政政策,原因在于前者不需要民眾做出明顯的犧牲, 后者卻觸及了民眾顯而易見的利益. 但實際上寬松的貨幣政策最終仍舊是以通貨膨脹的代價間接由廣大民眾來承擔. 同樣的, 在金融危機后, 整個市場彌漫著反金融和反銀行的情緒, 一些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監管措施被利用來迎合這種情緒, 即使有些金融監管政策是合理的, 也有可能出現監管過度或者時間滯后的情況. 況且, 還有些所謂的監管措施純粹是在大選來臨之前為贏得選票而草率制定出來的.
綜上所述, 歐元區在應對危機過程中, 如何解決緊縮財政政策的兩難困境, 如何規避寬松貨幣政策的負面作用, 如何判斷金融監管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以及在傳統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出現缺陷的時候, 如何去彌合這個空缺, 從而更有效地應對和預防危機? 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
五、 宏觀審慎政策的介入定位.
金融危機之后, 宏觀審慎政策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開始回歸人們的視野. 它是與微觀審慎政策 \\(Microprudential Policies\\) 相對應的一個概念, 兩者本質上同屬金融監管的范疇.
1979 年 宏觀審慎 首 次 出 現 在 庫克委員 會 \\(CookeCommittee, 巴塞爾委員 會⑤的前身\\) 的會議備忘錄里; 1986 年巴塞爾委員會再次指出需要宏觀審慎政策來支持金融體系的整體性以及支付機制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次年, 委員會的首任主席肯定了從宏觀角度看待銀行行為的重要性; 2000 年,BIS 的時 任 行長首 次 對 宏觀審慎 這一 概念進 行 界定, 在甄別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的基礎上, 闡釋了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以及政策含義,自此開啟學術界對宏觀審慎政策的研究. 但是一直以來, 這方面相關文獻并不豐富, 直至 2007 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 標志微觀審慎監管的失效, 宏觀審慎監管才又重新受到重視. 與微觀審慎政策關注個體金融機構的安全不同, 宏觀審慎政策強調通過資本要求、 杠桿率限制以及動態撥備制度為代表的逆周期政策自上而下的保證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 避免系統性風險的出現. 目前對于宏觀審慎監管的研究仍處于初始階段, 盡管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基本成型, 但是指標體系還未最終形成, 效果也不甚明朗. 無論如何, 宏觀審慎政策拓寬了政策制定者的視野, 通過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 財政政策的各種動態搭配, 從金融監管的角度, 豐富和完善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工具箱[17].
1. 宏觀審慎政策提高宏觀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傳統的貨幣政策屬于總量調節, 總量政策往往無暇顧及所有領域的平衡, 因此, 如前文所述,歐元區的貨幣政策非對稱性效應明顯, 區域之間\\(各成員國之間\\) 以及產業之間的非均衡性都大量的存在. 而在應對和治理危機時, 歐元區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實際傳導過程中, 由于其對資產價格波動等結構性問題無能為力, 過多的流動性可能被引入高投機領域, 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將受到影響, 因此, 在對經濟結構失衡的預防和應對問題上, 宏觀審慎政策可以發揮其優勢, 針對順周期問題、 扭曲的薪酬激勵以及約束機制進行糾偏. 另外, 歐元區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 在此前提下也擔負著推進成員國經濟均衡增長,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以及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責任. 但實證研究表明, GDP 和 CPI 與金融穩定的相關程度極低, 也就是說, 保持價格穩定不足以實現金融穩定, 而金融失衡會導致系統性風險, 引發危機, 正是由于 ECB 貨幣政策的范圍不能涵蓋金融穩定, 才導致了歐債危機的高度傳染性[18]. 因此, 宏觀審慎政策必須擔當起對金融資產價格指數進行嚴密監管的職責, 加強流動性監管, 以及對影子銀行體系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維護金融穩定; 同時, 完善各項指標, 對金融監管各項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進行量化分析.
再者,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歐元區各國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 雖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崩潰, 但卻忽略了財政赤字的可持續性問題, 由此主觀上引發了歐債危機; 而在歐債危機引發后, 為避免危機的蔓延歐元區又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 結果造成了經濟萎縮. 宏觀審慎監管則能夠從防范和控制系統性風險的角度出發,一方面對動用納稅人資金進行危機救助的隨意性進行限制; 另一方面, 在不損害經濟增長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財政赤字規模, 從而維護財政政策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2. 宏觀審慎政策不能替代宏觀需求管理政策.
從貨幣政策來看, 只有當其能發揮總量調節,防止整體經濟金融過熱或過冷的前提下, 宏觀審慎政策才可能有效地發揮結構性調控的功能. 同樣, 也只有在財政赤字可持續的范圍內, 宏觀審慎政策才擁有更多的選擇余地. 因此, 在歐債危機仍然肆掠歐元區的情勢下, 一方面貨幣政策應該避免過于寬松, 以降低未來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縮減政府赤字仍然是歐元區各國的核心目標, 但應該注意不應過度, 防止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 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保證下, 宏觀審慎政策才可能擁有健康運行的空間.
六、 小 結.
宏觀審慎政策與宏觀需求管理政策分屬不同的政策框架, 擁有各自獨立的政策運作范圍, 但是二者互動緊密. 一方面, 在后危機時代, 宏觀審慎政策被賦予填補宏觀需求管理政策空白的責任; 另一方面, 宏觀審慎政策是否成功, 仍然需要著眼于與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和配合. 今天,宏觀審慎政策已經被不少國家 \\(包括我國⑥\\) 納入到宏觀調控體系當中, 從逆周期的視角出發,防范由金融體系順周期波動和跨部門傳染導致的系統性風險, 與宏觀需求管理政策一起維護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關于宏觀審慎政策的研究才剛剛起步, 其政策工具的選擇以及指標系統的建立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探究.
[注 釋]
① 迪拜世界是迪拜政府的主權投資公司, 2009 年年底迪拜財政部突然宣布迪拜世界債務延期六個月, 迪拜危機爆發. 而歐洲金融機構是迪拜世界的最大債權人, 涉及的大銀行包括瑞士信貸、 巴克萊、 匯豐控股、 蘇格蘭皇家銀行以及荷蘭國家集團等. 因此, 歐盟必然對迪拜伸出援手, 與 IMF 和世界銀行一起緩和了中東局勢, 但是歐洲自身也內傷嚴重.
② “縮版” 歐元即考慮危機國家退出歐元區后形成 “精英歐元”,也就是研討歐元區的退出機制問題.
③ Arghyrou 和 Tsoukalas 在 2010 年提出暫時將歐元分為強勢歐元\\(德國等核心國繼續使用 \\) 和弱勢歐元 \\(危機國家使用 \\) 的二元貨幣體系. ECB 對弱勢歐元實施一定程度貶值, 幫助危機國家提升經濟競爭力, 當危機國家財政狀況改善后, 可以申請加入強勢歐元.
④ 貨幣學派認為: 長期而言, 貨幣只對物價等虛擬變量有影響,對實體經濟變量沒有影響, 因此中央銀行不可能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來促進經濟增長, 但是可以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應對總需求變化以及技術進步等短期因素對物價的影響, 從而保持價格穩定.
⑤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 全 稱 是 巴 塞 爾 銀 行 監 督 委 員 會 \\(Basel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1974 年由十大工業國的中央銀行聯合成立, 屬于國際清算銀行 \\(BIS\\) 的一個正式機構,因此也可以認為 “宏觀審慎政策” 概念來自于 BIS.
⑥ 中國正在著力加強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十二五” 規劃明確提出 “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