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反腐敗力度的逐年加強和各項反腐敗措施的逐漸落實，領導干部在權力尋租中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空間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在這種背景下，部分領導干部既不情愿放棄權力進行利益尋租，又擔心尋租招致風險。而權力“期權化”正好滿足了這些腐敗領導干部的“需求”.所謂權力“期權化”是指一些領導干部將權力視為一種期貨，在任時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他人或組織謀取經濟利益，但由于怕受到黨紀政紀法紀的制裁，不及時兌現收益，而在退出之后再以各種方式兌付已經協商好的回報，即用現在的權力和將來的利益做交易。權力“期權化”由于不直接涉及金錢，具有隱蔽性強、時空跨度大、取證難、查處難等特征，加上現行法律法規缺乏這方面的規定，無形中助長了腐敗領導干部的囂張氣焰，這也預示著腐敗發展的一種新動向，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因此，尋找有效的途徑治理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成為我國政治生活中亟待研究的現實課題。本文以公共選擇理論和博弈論為基礎，分析了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對社會公眾的信號效應，指出公共權力是經濟責任審計與權力“期權化”的契合點，進而提出通過由“事”到“人”、由“物”到“人”、由“人”到“事”的途徑，對黨政領導干部進行在任、離任、任后經濟責任審計，并公告經濟責任審計結果，以壓縮權力“期權化”空間，使黨政領導干部不愿、不敢和不能權力“期權化”,從而規范黨政領導干部的從政行為，推動我國反腐敗工作的深入開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創立的一種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新公共經濟理論，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學中的產物。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社會由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兩部分組成。在經濟市場上，公眾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效用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公眾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和政策法案[1].同一個人在這兩個市場上會以同樣的動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盡管部分公職人員在公共選擇活動中會追求公共利益，但也會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進行錢權交易以追求個人利益，從而產生腐敗行為，只是這種行為可能比經濟市場活動中要隱蔽一些，但絕不是像傳統觀念所認為的那樣只追求公共利益、沒有私利。尤其是在黨政領導干部掌握著國家權力且又失去監督的情況下，腐敗行為不可避免。隨著黨政領導干部腐敗行為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社會的、法律的、行政的監督，許多黨政領導干部不敢直接進行權錢現期交易。在這種背景下，權力“期權化”就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要治理權力“期權化”,就必須有一個監督機制來對黨政領導干部權力的行使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提高權力“期權化”的社會成本，從而使黨政領導干部不敢冒險通過權力“期權化”謀取私利?？梢?，公共選擇理論為治理黨政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問題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為反腐敗斗爭提供了全新的思維方式，為領導干部退出后實施權力兌付提供理論基礎，為黨政領導干部權力的監督和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二）博弈理論

博弈論（The 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在風險不確定情況下，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的科學[2].博弈中的任何一個局中人的決策都會受到其他局中人行為的影響，反過來他的行為也成為其他局中人決策的基礎，從而為經濟分析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方法和框架。博弈論思想和方法已經超出經濟學的范圍，正日益滲透到政治學、法學、公共行政學、社會學、管理學等諸多領域。從經濟學上講，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以“效用最大化”為原則來選擇其行動，這是博弈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審計機關在履行審計監督職能過程中與被審計單位或者被審計領導干部存在著一系列的博弈[3].在參與腐敗的領導干部從高風險、高成本腐敗向低風險、低成本腐敗的演進中，由于審計機關與被審計人信息的不對稱，審計機關要求不斷地進行組織學習，從對“事”審計不斷轉向對“人”的審計，通過各種途徑，獲取被審計領導干部更加充分的信息資料，減少信息不對稱。事實上，由于治理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審計機關與權力“期權化”領導干部的博弈，國外的經驗證明在治理權力“期權化”中審計機關具有不可或缺作用。審計機關與權力“期權化”領導干部的不斷博弈，最終形成博弈均衡。本文以博弈論為理論依據，解決審計機關的審計師“如何審計”的問題。以“經濟人”假設為起點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掌握權力的黨政領導干部在失去監督的情況下會進行腐敗。國家為了保證公共權力的有序運行，相應建立了國家審計機關對黨政領導干部公共權力的運用進行監督。國家審計不斷地進行創新，提出對黨政領導干部進行經濟責任，并根據被審計領導干部的職位、職責來審計被審計領導干部的工作內容，發現線索，順線追查?？梢?，無論是公共選擇理論還是博弈理論都為權力“期權化”提供了理論基礎。

權力“期權化”是一種“時間差腐敗”,是當今社會腐敗與反腐敗之間的博弈向“智能化”方向發展的產物。權力“期權化”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腐敗現象，法律法規對其懲罰與否給社會公眾帶來不同的信號效應。本文用聯合概率的方式來定義權力“期權化”懲處程度。權力“期權化”懲處程度用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來表示，即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是權力“期權化”發現概率和權力“期權化”懲處概率的聯合概率。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權力“期權化”發現概率×權力“期權化”懲處概率，其取值范圍為0-1.

（一）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對社會公眾的積極信號效應分析

如果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趨近于1,那么表明國家加大權力“期權化”行為查處力度，提高領導干部腐敗的“機會成本”,包括政治、經濟、名譽損失等。國家通過算政治賬、經濟賬、名譽賬，促進黨政領導干部克服僥幸心理，使其嚴格要求自己，做到“慎權”、“慎獨”.例如，2011年12月15日，法國第五任總統雅克·勒內·希拉克在離開總統職位兩年后，因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等罪名被司法機關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緩期執行。此案影響巨大是因為他所犯的是他在卸任總統后、近20年前的行為而并非在他的總統任期上[4].可見，即使是一國最高領導人，實施權力“期權化”,無論多么隱蔽照樣會被追究責任。這樣就給社會各界尤其是黨政領導干部傳達了一個廉潔的積極信號，即通過嚴肅查處黨政領導干部的權力“期權化”行為，追究其黨紀、政紀以及法律責任，使權力“期權化”行為沒有市場，達到以儆效尤的效果。

（1）導向功能。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越高，越能從心理上引導、規范黨政領導干部的行為，為反腐敗斗爭的開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當社會公眾從媒體上看到一個又一個退休、離職領導干部因權力“期權化”而被查處的時候，社會公眾在拍手稱贊的同時，也對現任領導干部產生威懾力，促使其產生思廉傾向。（2）教化功能。權力“期權化”腐敗查處率越高，越能教化黨政領導干部樹立廉政價值觀念，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使黨政領導干部在反權力“期權化”文化的氛圍中，道德水準得以提升，進而督促他們廉潔自律。（3）新聞輿論監督功能。反權力“期權化”文化一旦形成，通過新聞媒體的廣泛傳播和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引導公眾主動舉報黨政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行為，參與權力“期權化”監督，為反腐敗斗爭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