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內部審計師職業道德問題探究
【第一章 第二章】內部審計師道德建設研究導論
【第三章】內部審計師道德困境的影響因素
【4.1 - 4.2.2】性別和年齡因素對審計道德的影響分析
【4.2.3】工齡對審計師道德的影響分析
【4.2.4】單位屬性對內部審計人員道德的作用
【4.2.5 4.2.6】高層重視程度因素對審計師道德的影響分析
【第五章 第六章】內部審計師道德困境的解決之道
【參考文獻】內部審計從業人員道德研究參考文獻
3 內部審計師道德困境的影響因素
根據現有學者的研究結果，影響內部審計師道德困境的因素有：性別因素、年齡因素、工作年限因素、同事因素、管理因素、領導方式因素等。而各因素作用于內部審計師道德困境的路徑卻沒有統一的定論。
3.1 性別。
現存的學術研究大都將性別差異作為影響道德困境決策的因素。一方面，一些學者認為女性比男性在執業行為中對職業道德更加敏銳。
Jones 和 Gautschi（1988）對被調查者設計了一系列的開放式的和封閉式的問卷。并最終得到結論：未來的內部審計師將會對道德困境顯現出更強烈的敏感性，并且女性比男性在該方面有更強的直覺。Ruegger 和 King（1992）對超過 2000 人進行調查性別是否在一個人關于道德行為的觀念中起到重要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性別是影響道德行為決策的重要因素，而且女性在在商業道德情境中的觀念更加道德。Whipple 和 Swords（1992）實施的對商業學生的跨文化調查中發現在兩個國家中女性比她們的男性同學更加道德。
Gordon F.Woodbine 和 Joanne Liu（201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女性較男性在道德困境中受到較少的誘惑因素，也就說，女性在道德困境更能作出道德的決定。
另一方面，Callan（1992）實施的對公務員（State employees）的調查中顯示，在道德價值的幾個方面沒有顯著地性別差異。Dubinsky 和 Levy（1985）在針對銷售人員的調查中也得到類似的結論。Serwinek（1992 年）認為，性別在職業偏見方面是有觀念預示作用的，而性別在道德困境中的道德選擇并沒有相關的預示作用。
3.2 年齡。
關于年齡對道德困境中的觀念和行為具有預示作用的研究也顯示出較為復雜的結果。
Posner 和 Schmidt（1984）、Burnett 和 Karson（1987）認為，年長的內部審計師的道德觀點更為保守。Serwinek （1992）實施的關于小型企業和保險業職員道德行為的人口統計特征的調查中顯示，年齡有最重要的預示作用，年長的人在他們的道德理解中較為保守。Browning 和 Zabriskie（1983 ）得出結論，較為年輕的在職管理人員比年長者在面對道德困境時具有更好的道德觀點。與此同時，Ruegger 和 King（1992）恰恰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結論。Izraeli（1988）的調查了以色列和美國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行為，12 個個人特質中，包括年齡在內的 11 個并不具有道德行為的預示作用。
3.3 工作年限。
在早期的研究中，Hodgkinson（1971）發現管理者的資歷和他們的道德價值方向之間的關系。
Kidwell 等（1987）在針對管理者的調查中發現，更多工作經驗的管理者對于道德決策顯示出更多的道德回應。Harris（1990）闡述了類似的結論。組織中較高層次的管理者比較低層次的職員更加關心道德行為，通常來說也對有問題的或者不道德的行為更加不滿。
Posner 和 Schmidt91984）調查發現了在不同管理層級之間的對于道德行為的顯著差異。
他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個體層面的個人價值和組織價值將會變得與組織層面的更加類似。Callan（1992）針對公務員（State Employees）的調查中發現，在等級明確的組織中，居于等級地位較高的個體比地位較低的個體更加關注有歧視的或者不道德的行為。
Conor O'Leary 和 Jenny Stewart（2007）通過設計實驗也得出類似結論。
3.4 同事的影響。
同事因素在道德決策方面的影響的研究主要有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同事是否對被調查者自己的道德行為產生顯著影響。Zey-Ferrell 和Ferrell（1982）的關于廣告部經理的調查中發現與同事交流的強度和頻率會影響道德困境中的自我判斷。Zey-Ferrell 等人（1979）調查了市場部經理，并得出如下結論：同事的認知比被調查者自己的信仰更容易影響被調查者的道德行為。Posner 和 Schmidt（1984）認為，組織內的職位安排在道德價值方面有正相關的影響。Izraeli（1988）表示，同事已發生的行為對道德行為選擇有最重要的預示作用。這表明，同事的影響的確是一個具有解釋作用的因素。
另外一部分是：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比自己同事、監管者或者其他他們所知的人在面對道德困境時更加具有道德性。Brenner 和 Molander（1977）、Ferrell 和 Weaver（1978）、Krugman 和 Ferrell（1981）、Kidwell 等（1987）、Vitell 和 Festenvand（1987）、Stevens等（1989）都證實了上述論點。
3.5 管理因素。
IIA 在 2003 年指出，企業管理是由以下四個重要部分組成：審計委員會、管理層、外部審計和內部審計。審計委員會作為董事會的次級委員會，在增強財務報告的質量上有重要的營銷。COSO 報告認為，管理層通過確保恰當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在企業管理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外部審計是提高財務報告可靠性的重要角色。
Conor O'Leary 和 Jenny Stewart（2007）探索了企業管理的三大基石可助內部審計師在道德困境中作出恰當選擇。Conor 等從審計委員會的支持、管理層會計政策的健全、管理層對于內部審計壓力的態度、外部審計師的特征和實施的組織性規則 5 個角度設計了道德困境問卷以供 66 位內部審計師選擇。并在每個道德困境之后提出了兩個問題：內部審計師作出特定行為的可能性；何為道德的選擇或者他們會怎樣做。
作者采用了從"完全不可以"到"完全可以"的 9 分法進行計分。并且采用第三人稱來描述道德困境。
總體來說，通過評估他們在面對道德困境時的態度，內部審計師們對道德問題都有較高的敏感度。但是在評估內部審計師在面對道德困境時采取恰當選擇的可能性時，數據顯示，他們通常不認為他們的同事會作出較為道德的決策。另外，除了外部審計在內部審計師作出道德選擇時有積極的影響之外，其他的企業管理因素對內部審計師在面對道德困境時的決策并無多少影響。
據 Conor 的研究可知，高質量的外部審計功能會內部審計師的道德決定是有積極聯系的。這和現階段對于內外部審計師合作的討論是吻合的。
3.6 領導方式。
Gordon F.Woodbine,Joanne Liu（2010）設計問卷調查直屬領導的領導的方式是否也會影響內部審計師在面對道德困境時的決策。作者設計了三個道德情境，運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獲得有效問卷 128 份。作者建議用道德選擇來代替道德行為，這樣做的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作者共選取了 21 個變量，包括 3 個奧爾徳弗需求理論的變量和 4 個路徑-目標理論因素，還有個人和環境相互作用，即 12（3*4=12）個因素，作者還將年齡和性別這兩個統計量放在變量里。由此進行回歸分析并得出結論：在個人需求方面，在成長需求下內部審計師在面對道德困境時可以做出更加道德的選擇；在環境需求方面，雖然支持式和參與式更受歡迎，但是標準目標導向式下內部審計師的道德水平更高。另外，作者同時發現女性比男性在面對道德困境時受到的誘惑激勵因素較少。
從 Gordon 的研究來看，其直屬領導的領導方向明確、所在單位晉升渠道標準化程度高的內部審計師在面對道德困境時更傾向于作出道德的選擇。
綜上所言，迄今為止，影響內部審計師在面對道德困境所作出道德選擇的因素不出上述幾個。其中，呈現一致性的因素有工作年限、同事、管理因素、領導方式。即工作時間越長，內部審計師深陷道德困境的可能性越??；同事的行為越具道德性，內部審計師越可以作出道德的行為；外部審計師對內部審計師工作結果的利用程度與內部審計師作出道德行為的可能呈正向關系；直屬領導風格越是明朗、晉升渠道越是明晰，內部審計師越是傾向于作出道德的選擇。同時，性別和年齡因素作用于內部審計師道德困境的路徑卻大相徑庭。筆者認為，究其緣由有如下幾點：問卷設計的不同側重會導致結論呈現出不同一性；研究方法的選擇不同會對同一樣本結果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于道德困境的判斷標準有別亦會致使結論天淵之別。筆者認為，正因現階段研究結論的不同一性，對于該論題的研究才有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