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傳統史學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面臨諸多質疑，主要是因為傳統敘述史學 （ Narrative Histo-ry） 將歷史建構在關鍵事件和人物的枯燥敘述上，試圖通過對埋藏的史料加以精細的考據研究，盡最大努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讓史料本身 "說話",而史學家個人關于史料的思考被摒棄。依從傳統敘述史學的美國傳統教育史學亦帶有比較濃厚的傳統史學特征，雖然萌發了對教育實踐意義的思考，但終究還是被傳統史學理路羈絆。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卡伯萊 （ Cubberley） 的 《美國公共教育》（ The Public Schools in America） ,這本書幾乎是一部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制度史。進入 20 世紀 30 年代，隨著 "許多著名專業歷史學家加入了教育史研究者的隊伍，他們對于傳統史學下成長起來的傳統教育史學只關注學校和大教育家的做法感到不滿，認為如果教育史領域不完成變革，新史學的變革也就無法完成"[1].美國教育史學面臨學科地位危機，美國傳統教育史學力圖從歷史書寫的角度找到一個突破口，實現向新教育史學轉向。于是剛從美國社會大蕭條中走出來的教育史學家開始考慮從傳統的敘事史學轉向問題取向的史學 （ Problem -oriented History） .
一、美國新教育史學轉向中問題取向的來源
美國新教育史學中問題取向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 一是傳統史學向新史學的轉向； 二是 20世紀初以來美國教育史學一直在學術與職業的功能取向之間徘徊。
新史學與傳統蘭克式的客觀主義史學最大的沖突點在于歷史的研究目的。年鑒學派是新史學的代表，認為對歷史研究應該圍繞一個中心--- "現實問題"進行，如果失去這個中心，歷史學的價值才真正值得懷疑。馬克·布洛赫 （ Marc LéopoldBenjamin Bloch） 直言不諱地說 "過去可以來理解現在，現在也可以來理解過去"[2].因此，新史學家主張將歷史研究者的主體性價值和歷史的因果關系寫入歷史之中，而這種現實價值最好的出發點便是 "問題".史學界關于歷史書寫范式的重新思考很快被美國教育史學家們敏銳地捕捉到。作為美國新教育史學轉向的推動者---勞倫斯·克雷明（ Lawrence Archur Cremin） ,美國教育史學在由傳統敘述史學到問題史學取向的轉向過程，恰好投射到了其對教育史書寫的轉變過程。在 1960 年以前，"無論是在對美國公立學校的歷史概念的考察，還是對公共教育與美國未來的關系探究，克雷明都竭力 '讓證據本身說話',并沒有對教育家們就公共教育發表的言論推導出任何結論"[3].這一時期的克雷明秉持客觀主義的傳統，竭力讓史料還原其本來面目。然而，僅過了一年，其在 《學校變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的研究中，迅速地拋棄了超然于一切的 "極度客觀式歷史學",明確提出 "我們必須正視學校變革的重要性，因為學校教育必須適應社會變革的需要，否則就失去其力量的來源"[4].在 《美國教育史》（ The History ofAmerica） 三部曲中，他借用 "大教育學" 的理論基礎將自己的史學價值觀和教育史的社會意義時明時暗地論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美國教育史學界經歷的一場學術取向還是職業取向的爭論，也是促使美國教育史學研究范式轉向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教育史是為了適應教師職業化，從歷史學科中分離出來的一門旨在為教師教育服務的專門史。由于歷史學科的學術性和教師教育的職業性兩者之間的張力，美國教育史在創立伊始，便面臨學術取向還是職業取向的兩難窘境。在大學歷史教師看來，教師學院和教育系的教育史課程極其缺乏學術性，毫無研究意義，其本身就是一種純粹的史料剪輯，缺少研究技術方法素養。然而，早在 1908 年，約翰遜（ Henry Johnson） 和薩蘇拉 （ Henry Suzzal） 就曾指出： "如果教育史想要在教師教育領域有所成就的話，就必須使其擁有更多的 '專業內容',最好是與我們的教師和教育管理者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內容，而不是狹隘的囿于歷史學家荒謬的學術怪圈之中。"[5]
在 20 世紀 30 年代 "社會重建主義" （ So-cial Reconstructionism） 思潮的影響下，職業取向和社會問題取向一度成為教育史史料攫取的主要方向。例如，巴茨 （ R. Freeman Butts） 和安德森（ Archibald Anderson） 在任 《教育史季刊》 （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編委的時候便主張教育應該成為一項社會改造的工具。他們認為，教育史學科地位的確立必須沿著社會問題取向進行。安德森在其論文 《教育史在教師培訓中是否扮演著有用的角色？》（ Is there a Functional Role for The Historyof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中直白地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 "教育史的研究內容必須拋棄在傳統的學術課程中所信賴的史料，而把攫取的眼光放在能對解決當今問題和教育政策問題起作用的材料上。"[6]
后來，美國教育史學界摩海爾曼 （ Arthur Hen-ry Moehlman ） 、 古 德 （ Harry Good ） 、 愛 德 華 茲（ Newton Edwards） 和吳頓 （ Flaud Wooton） 等人在"問題取向"的理解層次上存在爭議。例如，愛德華茲反對教育史單純地依附于當今問題的解決，提出應該將 "問題"的概念賦予歷史的縱深，他認為 "歷史應該是一種對既定空間和時間的綜合性理解"[7].但無論如何，他們并沒有推翻 "問題取向",相反對這些問題的解剖和爭論，讓教育史學的 "問題取向"趨于成熟。美國 "歷史基礎委員會"在 20 世紀 50 年代向美國教育史研究會 （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遞交一份關于美國教育史研究狀況的調查報告，明確提出"希望在教育史領域應當使其采納問題取向法的專業計劃中發生更為直接的聯系".
20 世紀 30 年代后，進步主義思潮將 "問題取向"的價值進一步凸顯。杜威 （ John Dewey） 說："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如果我們的教育要想對此發揮一點效用的話，那么也必然要經歷一場相似的變革。"[9]正是在這些主要力量的作用下，美國教育史學在保留傳統編纂范式的基礎上，從傳統的單純敘事取向開始向以敘述為基礎的問題取向的轉變。
二、美國新教育史學轉向中的問題取向
美國新教育史學家所探尋的 "問題取向"中的問題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教育史學家所處的當下社會問題，這一取向主要是社會經濟大蕭條后期人們對教育與社會、學術與職業之間關系的歷史現實價值的思考。20 世紀 30 年代，當時為數眾多的進步主義歷史學家諸如魯賓遜 （ James Harvey Rob-inson） 、特納 （ F. J. Turner） 等在社會經濟大蕭條后便開始尋找歷史書寫與社會價值的關系，并最終形成一股 "新重建主義"歷史學思潮，他們主張建構一套 "有用的歷史".這種有用的歷史構架不但關注歷史的社會效用，而且把目光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價值上。在 20 世紀 30 年代早期這主張便體現在巴茨的教育史研究上，他較早運用問題取向的方法進行教育史研究，在 《澳大利亞教育下的設想》 （ Assumption Underlying Australian Education）一文中提到： "我們如果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學術成就上，那么教師學院的教育就失去與社會現實性間的聯系，從而喪失其本身存在的價值。"[10]
諾巴爾 （ Stuart G. Noble） 也強調： "教育史應該注重功能的研究而不是人文的研究。"[11]盡管這種取向性有 "狹隘的現時主義" （ Presentism）之嫌，但是其以現實問題為立足點，對史料進行特有角度的挖掘，架起了教育史與社會、教師教育等領域的橋梁，賦予了教育史研究新的社會價值。
歷史形成中的教育問題也是 "問題"來源之一?？死酌髟?《美國教育史》三部曲中一直試圖將敘述史學與問題取向進行比較巧妙地融合。他首先從 "什么是教育"這個 "問題"出發，展開理論假設，然后將這種理論假設作為線索，以社會、家庭、學校等 "問題"為小主題，串聯起書中龐雜的教育史料，以此敘述美國教育歷史發展不同時期的教育結構、社會觀念以及日常教育生活是如何變化的?？死酌髡菑拿绹逃齻鹘y以及公共教育中提出并闡述的一系列問題來構建美國教育史框架的。[12]
凱茨在 《美國早期學校改革的譏諷》 （ TheIrony of the Early School Reform） 中以 "早期學校改革服務誰是利益獲得者"這一問題為線索，在對馬薩諸塞州立學校發展史的研究中發現中產階級在改革中具有無比巨大的影響力，同時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后期這種問題取向在激進主義者那里表現得更加明顯，斯普林 （ Jole Spring） 在 《美國教育》 （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 一書中始終貫穿著對多元文化、種族、學生在教育中的分層等問題的思考。需要注意的是，"問題取向"下的新教育史學并沒有徹底拋棄對傳統歷史的敘述。事實上，從早期的克雷明到 20 世紀的里帕 （ W. Rippa） 和韋布 （ L. Dean Webb） ,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新教育史學家在傳統歷史敘述基礎之上對歷史問題進行系統性挖掘所做出的努力。
三、美國教育史轉向過程中問題取向的意義
當教育史研究分析歷史事件本身的價值時，史學家似乎必須擔負著一種永恒的價值責任去思考歷史的因果關系，并在這一邏輯中搜集教育史問題解決的經驗，以期對當下乃至未來的教育生活和政策制定產生比較實際的效用。"問題取向"或許是教育歷史研究與這種實際效用之間最好的橋梁，誠如勞凱聲教授所言： "學科史就是問題史，人類就是在不斷地提出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才不斷地啟迪思維、積累知識并推進學科的產生和發展的，因此是問題而不是學科才是學術研究的原初起點。"[13]
從實際效用來看，教育史的 "問題取向"使美國傳統教育史學由單純敘述為主的傳統敘事史學轉變為以分析為主的問題史學，并由此掙脫了正規教育、功利主義傳統的束縛，擺脫了學科危機。
"問題取向"大大強化了教育史的實用價值。一直以來，教育史學科面臨的最大觀念挑戰是 "由于價值觀念的急劇變化，尤其是由于對應用、實用、功利、利益的普遍追求，因而，支持像教育史這樣的基礎學科研究的資源日益貧乏。"因此，教育史研究者一直抱有對現實的埋怨，試圖幻想著人們的價值觀念會在瞬間升華至某種可以理解基礎學科理論價值的高度，這種想法既不現實也不科學。
"問題取向"并不是教育史對現實的妥協，因為教育史學科從誕生之始就擔負著為當下教育問題尋求歷史解釋的 "功利化"使命，這一點并不需要避諱。因此，我們應從教育史本身研究范圍出發，嘗試在學術與實用之間尋找平衡點。正如美國新教育史學在轉向中所表現出的 "問題取向",在教育史的研究和書寫時以問題為出發點和歸宿，將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作為闡釋這些問題的手段，這也不失為一條解決教育史學科危機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