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法》是中國最古老的兵書之一。它成書于戰國初期，但保留了古《司馬法》的內容?！妒酚洝ぬ饭孕颉分兄赋觯骸胺潜粡?，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贝擞浭稣f明古《司馬法》在姜太公以前就是重要的兵書，后來的軍事家繼承了它的思想并把它發揚光大。從《司馬法》的內容看，它保留了西周以前“仁”的觀念對軍事的影響，其中“以戰止戰”的戰爭觀、輕重有為的戰爭制勝思想、“兵不雜則不利”的裝備發展思想，至今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以戰止戰”的戰爭觀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戰爭的不斷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戰爭給人民造成的災難也日益嚴重。許多思想家和兵家面對殘酷的現實，都闡述了自己救世的良方?？鬃訌摹叭省钡母纠砟畛霭l，認為國家的治理要以德服人，禮樂是關鍵；國家之間的戰爭要在以“仁”為核心的思想指導下，珍惜民力，不奪農時，慎對戰爭，不輕易言兵。墨子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不義的戰爭。當戰爭不可避免地要爆發時，他主張救守，通過積極的防御去消除戰爭。老子認為戰爭是不祥之器，反對用武力取天下，主張通過清靜無為，使百姓得到安寧，在不得已進行戰爭時，要不爭而善勝，柔弱勝剛強。孫子認為，戰爭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制勝方略?！端抉R法》從戰爭的特殊功能入手，揭示了通過戰爭制止戰爭，最終實現和平的思想。
（一）“以戰止戰”的理論基礎
“以戰止戰”的理論基礎是以仁為本。在春秋以前，以仁為本的思想已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軍事領域也不例外?！端抉R法》還保留了這些思想的痕跡，如：“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保ā度时尽罚┫襁@些原則，句句都體現了仁的價值觀。但隨著時代發展到春秋戰國，這些原則已經過時，《司馬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以仁為本在戰爭中的指導價值。
首先，《司馬法》認為戰爭是權謀的一種特殊手段。它在開篇中講道：“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保ā度时尽罚┕艜r以仁為本，以義治理天下叫作政治。
政治達不到目的就使用權謀。權謀總是出于戰爭，而不是出于中和與仁愛。它明確揭示了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即把戰爭看作政治的一種特殊手段，這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其次，認為發動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殺戮，而是為了實現仁愛。由于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因此“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仁本》）。從而明確地揭示了戰爭是為了人民的安寧，是為了解救一方的百姓，是為了制止戰爭。這三種功能合理地解釋了戰爭的殺戮性和人民生存之間的內在關系，揭示了正義戰爭的進步價值以及殺人安國的合理價值。這一戰爭觀的闡述，極大豐富了春秋戰國戰爭理論的內容，為當時社會從根本上消除戰亂指明道路。
（二）“以戰止戰”的戰斗力要素
戰斗力是綜合因素的集中體現，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將影響戰斗力的形成?！端抉R法》從宏觀的角度把“以戰止戰”的戰斗力要素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大部分：“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保ā度时尽罚┬腥蕫劭梢允拱傩盏玫接H近，講正義能得到百姓支持，智謀能使百姓有所倚重，勇敢能使百姓有所效法，誠信能使民眾堅定信念。對內得到民眾愛戴，借以守土衛國，對外具有威懾力量，借以戰勝敵人。這里的仁、義、智、勇、信就是構成戰斗力的五大要素。仁和義是治國之道，智和勇是制勝之道，信是國富兵強在民族精神上的綜合體現。
擁有強大戰斗力是實現“以戰止戰”的前提，否則即使代表人民利益也難以制止戰爭，搞不好還會引火燒身，自陷戰爭的泥潭不可自拔。除了用仁和義凝聚民心、軍心以獲取進行戰爭的政治優勢外，從根本上講，戰爭勝負是人的智慧的較量，《司馬法》把智謀作為民眾依靠的對象，作為一種戰備資源、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來看待，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一思想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知終知始，以明其智。能夠預見戰爭的開始和結局，這是統帥智慧的一種體現。換言之，智謀是對戰爭進程能夠正確預測的一種特殊能力。二是凡戰，智也。作戰指揮要用智謀。這是對戰爭實施過程能動控制，把戰爭引向勝利的特殊能力。
以上兩個方面說明，智謀貫穿于戰前與戰中，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戰爭中，智謀使用得當，就能克敵制勝。戰國初期的齊國在戰略籌劃中，無論是桂陵之戰還是馬陵之戰，都以自己利益為先，用好詭詐智謀。它針對交戰雙方的戰略意圖，先機施救的過程中救而有度，目的調動雙方加大攻伐力度以削弱各自力量，從而提升自身的戰略優勢；在具體用兵中，巧用計謀，在調動對方的過程中捕捉有利戰機，給魏國以致命打擊。這種智與力的綜合運用，把謀略藝術提高到很高的境界。
謀略之所以能成為國家和平與安全的依靠，說到底，還是與杰出的軍事人才息息相關。魏惠王有吳起，使秦國不敢東進；齊威王有孫臏，一時間使齊國連打勝仗。智謀來自指揮員，但作為國家的戰略資源，更多的是通過群體智慧表現出來；同時，智謀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它是數代人積累的結果，正是從這一角度，才能深刻認識到智謀作為民眾所恃、所依資源的重大意義。
“以戰止戰”，除了依靠智謀之外，《司馬法》強調還要靠勇敢，通過培養民眾的尚武精神，實現戰斗力的轉化。尚武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每當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總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奮勇而起，把自己的安危置之腦后，用生命的代價換來戰爭的勝利。吳越在春秋末期的爭霸戰爭中，雙方不惜余力，傾盡國財。在尚武精神方面，即使越國的囚犯，也敢于在陣前喊出“不敢逃刑，敢歸死”的口號，以自刎身亡換取越軍對吳軍的突然打擊。尚武精神深深扎根于民眾心中，戰時才能表現出超常的勇敢。
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漸變、發展的過程中，尚武精神并非在每一個時期都能被各朝代所重視。這一現象與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分不開。儒家所看重的是尊嚴不死，精神不死。孟子把這一思想稱之為“良貴”，就是講人的價值。老子講“道之尊，德之貴”，也是講人的價值以品行為最高。這種品德是修養來的，所以中國士大夫有一個傳統，叫“士可殺不可辱”。這種觀念在外敵侵入的時刻，在民族危機的時刻，它能成為尚武精神中最為可貴的價值取向。但在和平時期，道之尊卻與尚武精神相差甚遠。特別在宋代，在士大夫的眼中，從軍是一件萬不得已的事情。這與宋朝以守立國、重文輕武的觀念分不開，與“富貴利達”、高官厚祿的價值取向分不開。毫無疑問，這種思想對于軍隊建設是極為有害的。
《司馬法》把勇敢當作作戰的一個重要因素來考察，一方面是從戰爭本身的殘酷性出發，沒有犧牲精神，談不上對敵作戰；另一方面，對這一問題的理解，還應把它與《司馬法》強調的智謀思想相結合。智和勇實際反映了中國古代兵學中兩個很重要思想：氣和剛。古人用氣來解釋萬物，強調氣有內在的動力，不需要外在推動。而謀略也是一種內在之氣的表現。所謂剛，就是儒家所倡導的“自強不息”。要讓謀略轉變成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就要靠陽剛之氣和勇敢精神，否則謀略只能是紙上談兵。由此可見，勇敢不是一個孤立的作戰要素，它與謀略相結合，才有利于戰斗力的發揮，這是氣與剛的內在規律決定的。
信息時代，由于信息技術在戰爭中的廣泛運用，通過戰爭手段實現政治目標的能力大大增強。同時戰爭的可控性增大，一次空襲、一枚導彈的打擊，就能實現一定的戰略目標，像過去由小的沖突引發大戰甚至是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變小。作戰行動的小型化，并不意味著戰爭的功能降低，戰爭的威脅變小，恰恰相反，戰爭的隨意性增大，戰爭的威脅時刻存在。因此，今天的和平，除了通過用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手段爭取外，以戰止戰依然是維護和平的重要途徑。
“以戰止戰”從本質上講與孫子的“霸王之兵”是一致的。因為只有霸王之兵，才能實現以戰止戰，否則面對強敵，在自身難保的前提下，以戰止戰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以戰止戰首先是一種戰略能力。當一個國家具備了這種能力，它的和平價值觀才能充分體現出來。具體說，這種價值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戰爭的有效控制，二是對軍事威脅的消除。對戰爭的有效控制，是獲得戰爭主動權的重要標志。戰前控制將抑制戰爭的爆發。
如１９６２年古巴導彈危機，在美國軍事封鎖甚至不惜打一場核戰爭的前提下，蘇聯從古巴撤出了導彈。戰中控制能從根本上制止對方的戰爭行為，如海灣戰爭，美國與聯軍的軍事行動制止了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行為。由此可見，以戰止戰對于消除戰爭威脅，維護安定的和平環境具有重大意義。
二、“輕重”有為的制勝之道
“以戰止戰”的實現，要靠指揮員去謀劃。特別在戰場上，如何打有把握之仗，《司馬法》提出了輕和重的問題，以此來概括戰爭的基本原則。什么是輕？什么是重？《司馬法》認為需將其放到特定的環境當中才能精確把握其含義。
（一）以強擊弱中的輕重關系
在戰爭中如何運用兵力，這一直是歷代軍事家所研究探討的重大問題?！端抉R法》認為，兵力的不同使用，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危、敗、無功和可戰是兵力使用中的四種情況。什么情況下會出現用兵的危機？《司馬法》說：“凡戰，以輕行輕則危?！睌澄译p方兵力的大小都很有限，戰斗力也不差上下，這樣作戰的結果，都有被對方吃掉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用兵，不是最好的選擇。什么情況下會吃敗仗呢？《司馬法》說：“以輕行重則敗?！奔幢θ跣〉囊环綄Ρ姶蟮臄橙?，失敗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什么情況下可以戰呢？“以重行輕則戰?！保ā秶牢弧罚┘丛诒φ紦瀯莸那闆r下可戰。所以作戰是雙方兵力對比的較量，用現在的話來說，只有集中優勢兵力，才能戰勝敵人。
以重行輕的作戰原則，是《司馬法》對軍事理論的重大貢獻之一。無論是冷熱兵器時代，還是當代戰爭，集中優勢兵力的原則一直被軍事家所推崇。今天的信息時代，兵力運用中的輕與重，其內容更豐富，如火力優勢、信息技術的優勢等都是重的一種體現。由于輕重概念的外延很廣，用它更易概括當代戰爭的新特點。
（二）以弱勝強中的輕重關系
《司馬法》中所闡述的輕重關系，是辯證的。以輕行輕則危，以輕行重則敗，這是從一般意義上講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法則。但《司馬法》在闡述輕重轉化的關系時，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凡車馬堅，甲兵利，輕乃重?！保ā秶牢弧罚┘粗灰噲怨?，甲胄兵器精良，輕就可以轉化為重?！端抉R法》把武器裝備當作輕重轉化的條件，這在古代兵書中，是非常少見的。因為在冷兵器時代，武器和裝備的水平對戰爭勝負的影響遠遠沒有像今天這么大；同時，我國古代兵學的傳統對謀略的強調往往多于對軍事技術的關注，因此《司馬法》輕重轉化的思想，對于我們研究當代戰爭，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討以弱勝強，有重大的指導價值。
為什么《司馬法》要把武器裝備是否精良當作輕重轉化的條件？它認為：“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保ā秶牢弧罚┘床恢v究兵器鋒利，不講究盔甲堅韌，不講究車輛堅固，不講究馬匹良好，不努力擴充兵員，都是沒有掌握打勝仗的規律。既然武器裝備與軍隊的數量與戰爭的勝負息息相關，不懂得它的重要就不懂得制勝之道。也正是從這一理論出發，《司馬法》非常重視輕重轉化中武器裝備對戰爭的影響。
（三）兵力使用中的輕重關系
兵力的使用是一門藝術。特別是兵力占優勢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端抉R法》認為：“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保ā秶牢弧罚┘裙涛鹬?，就是說作為防御的一方，防守已經很堅固了，就不要再增加兵力；進攻時已經配備了很強的兵力，就不要把所有的兵力都用上，把兵力用盡是很危險的。
《司馬法》關于對兵力使用問題的論述，闡明了一個道理，即用兵要適度，不能盲目地增加兵力，也不能無視自己兵力不足的現實。實際這其中暗含了預備隊的使用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預備隊在地面作戰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距今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古代，《司馬法》對此就做了精辟論述，這在軍事思想的發展史上，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以重行輕可以戰，但對重的認識，并非越重越好；以輕行重有危險，但這并非就是一成不變的，武器裝備精良，即使數目少，也能實現輕向重的轉化。這就是輕重運用上的辯證法，也是用兵藝術的最高法則。
三、“兵不雜則不利”的裝備發展思想
武器裝備是戰爭制勝輕重轉化的重要因素，也是戰爭準備的重要內容?！端抉R法》針對春秋戰國武器裝備的發展現狀，從宏觀上總結得出了規律性的結論。這些思想雖然是對冷兵器而言，但對今天武器裝備的發展，仍有借鑒意義。
（一）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司馬法》把古代的冷兵器歸納為長和短兩種基本類型。長短交錯，構成了兵器的雜。雜是武器裝備多樣化的結果。冷兵器時代的兵器主要有５種：戈、矛、殳、戟、弓矢。在這５種兵器當中，矛是一種直刺的兵器。戈是一種具有內刃的鉤殺兵器，形狀類似于鐮刀，具有啄殺的功能，主要用于橫擊，適合貼身作戰；殳前端有棱、類似于鐵蒺藜，主要用于刺擊；戟是一種矛和戈的結合體，既能勾殺，尖端又能刺。在這五種兵器中，弓箭射程較遠，矛和殳的柄較長，都可稱為長兵器，其他為短兵器?！端抉R法》所講的“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定爵》），是指在戰斗中長短兵器各有自己的適用范圍，二者只有配合使用，才能發揮整體作戰效能。
正是從實戰出發，它要求在兵器的發展上，雜而多樣：“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保ā短熳又x》），只有長、短、輕、重相協調，才能發揮兵器的整體戰斗力。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冷兵器在穩定很長一個時期之后，熱兵器出現，它使兵器的多樣化發展產生了質的飛躍。宋代開始創制和使用火器。
曾公亮所著的《武經總要》中，綜述了當時的火器有火箭、引火球、煙球等１０多種，這些兵器，是利用火藥的燃燒性能，摻雜一些發煙和毒性藥物，用以燒毀敵人的防御器具和物資，對人馬起震撼作用和輕微傷害。這些燃燒性火器，一般利用弓弩、拋石機拋射或人力投擲，后發展到綁附在長槍上噴射。大約在１３世紀中葉，金人發明了用鐵制外殼內裝火藥的爆炸性火器震天雷。元代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屬管形火器。明代的火器，不僅種類多，質量也不斷提高。管形火器已由簡單的火銃，發展到鳥槍、巨炮；由沒有瞄準裝置和火繩點火發展到有較完善的瞄準裝置和擊發裝置；由單管發展到多管連發。管形火器逐步代替了炮和弩，開始了冷熱兵器的替代。但是到了清代，火器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逐漸跌入低谷。從中國兵器發展的歷史看，無論是冷兵器時代還是熱兵器時代，兵器雜而多樣化的規律沒有變。只是到了近代，出現了飛機，火器的多樣化才呈現出立體的發展趨勢。這一趨勢進一步豐富了《司馬法》武器裝備建設的理論。
現代武器裝備的發展與古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體系的多樣化，而不單純是具體兵器的多樣化。這種變化主要源于今天裝備戰斗力的形成與古代已大相徑庭。比如古代的主要兵器戈、矛、殳、戟、弓矢，除了戰斗中需要配合外，每一件武器本身就能獨當一面，形成戰斗力?，F代武器裝備的發展，戰斗力的形成靠的是系統。從宏觀上講，陸?？杖娛且粋€有機合成的宏大系統，從微觀上講，某一先進的兵器，它本身就是由先進的武器系統所構成。例如，有些高性能的戰斗機，如果沒有智能化的指揮系統，這樣的裝備就不能融入一體化的大系統中，也就談不上戰斗力的形成。與此同時，通過武器裝備的引進，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擁有先進的武器，但在武器裝備體系化方面，卻不能與其配套，這樣也難以形成戰斗力。武器系統多樣化發展的新特點，為未來武器裝備的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武器裝備如何發展，《司馬法》提出了仿制、相稱的思想?！耙娢锱c侔”中的物，指的是兵器，侔是等齊、仿制、趕上的意思；“是謂兩之”中的兩之，是互相保持力量平衡的意思。它要求如果發現了敵人的新兵器，就應該仿效制造，這樣才能與敵保持力量平衡。這一思想，體現了武器裝備發展中的辯證法。無論是當時的諸侯國也好，還是今天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也好，裝備落后就要通過仿制盡快趕上，這樣才能達到與對方軍事力量上的平衡。在這里，《司馬法》把武器對戰斗力的影響，已經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來認識，這在冷兵器時代是難能可貴的。不言而喻，現代信息化戰爭，武器對戰爭勝負的影響至關重要。這一思想的現實意義在于，武器研制上的仿造、借鑒，是迅速縮短敵我差距的有效手段；武器裝備發展中的技術平衡與軍事力量是否相稱息息相關。
在我國歷史上，先進文化的中心在中原。但是，少數民族在與漢民族的戰爭中，除了騎兵本具有的天然優勢外，他們在武器制造方面，其水平并不亞于中原地區。他們如何在以游牧業為主，生產力非常低下的條件下，在武器制造方面趕上、甚至超過漢民族的？原因很簡單，他們大量利用了漢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優秀的工匠，正是這些工匠，不僅傳播了先進工藝，而且在仿制、創新上有突破。以西夏為例。西夏作為羌族的一支，漢朝以來，一直在今天的青海、甘肅、四川三省邊界的山谷間過著游牧生活。元昊建立西夏時，才開始逐步完成向封建制的轉化。他模仿了宋朝的制度，建立了一套封建體制。西夏文字也是模仿漢字創造的。在武器制造方面，雖然整體水平落后于北宋，但在某些技術上有自己的特色。在西夏的文思院，有大量從各族搜羅來的工匠，它冶煉制造中的冷鍛硬化工藝，就是來自于吐蕃。公元１０４１年，宋朝陜西安撫判官田況在上書言邊事時指出：“夏人甲胄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保ā端蚊甲嘧h·卷一百三十二》）其法與唐吐蕃鍛鐵基本一致。它說明西夏已掌握了持續高溫與冷鍛硬化工藝，所以西夏的兵器非常犀利，“夏人劍”被太平老人《袖中錦》譽為“天下第一”。宋邊帥沈括曾記載：“鎮戎軍有一鐵甲，匱藏之，相傳以為寶器。韓魏公帥涇原，曾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嘗有一矢貫扎，乃是中其鉆孔，為鉆孔所刮，鐵皆反卷，其堅如此?！保ā秹粝P談·卷十九》）顯然這種“拿來主義”對加快西夏武器裝備的步伐，有極大的促進作用?！耙娢锱c侔，是謂兩之”的仿制、等齊思想，是一種在武器裝備發展中主張走捷徑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思想。它在冷兵器時代，促進了各諸侯國、各民族武器制造的交流與發展，它對當代武器裝備的發展，仍然有重大的指導價值。由于信息武器在多樣化發展中，是以體系為目標的，這為等齊戰略的實現增加了難度。要解決這一難題，只能在威脅最大的方向，通過重點傾斜去實現局部對稱。這樣才能走出困境。這也預示著未來武器的發展既面臨著巨額經費開支的挑戰，又面臨著尖端人才的挑戰。
只有制訂科學合理的武器發展計劃，才能取得好的安全效應?！端抉R法》關于武器裝備的發展思想，不僅揭示了武器裝備如何發展的途徑和方法，而且把其上升到影響戰爭勝負的高度來認識，這在古代眾多兵書中是不多見的。武器裝備的多樣化發展道路和等齊戰略，不僅揭示了古代軍事裝備發展的規律，也對今天武器裝備更新換代有重要借鑒價值。今天，只有結合信息化建設的實際，在更高的技術平臺上發展武器裝備，才能在未來軍事斗爭中，搶奪新的戰略制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