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四軍駐浙南辦事機構的歷史地位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全國人民紛紛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民族危亡時刻，國民黨被迫接受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當分散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8省邊界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向皖南集結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當局商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可在國民黨統治區一些城市設立辦事處或留守處、聯絡站、通訊處（統稱辦事機構）。1938年3月，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書記劉英在金華與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會晤時，黃紹竑同意在溫州、麗水、平陽等地設立新四軍駐浙南辦事機構[1].

據此，1938年3月，原設在永嘉城內九柏園頭的"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辦事處"于同月改名為"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仍駐九柏園頭，主任周飲冰。在平陽北港水頭街三橋堂設立"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主任黃耕夫，為方便工作，龍躍兼任"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副主任。在麗水縣城高井巷19號設立"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主任吳毓。這三個辦事機構由閩浙邊臨時省委（后為浙江省委）直接領導。同年7月間，新四軍駐溫州采購辦事處成立，主任楊建新。與此同時，為了配合采購辦理處工作，中共江蘇省委難民工作委員會以上海紅十字會總會的名義，在溫州設立上海紅十字會駐溫州辦事處，主任羅德明、副主任王子忠。這兩個機構合署在溫州城區縣前頭辦公。

抗戰時期，新四軍駐浙南的這些辦事機構，均成為新四軍對外聯系的窗口。它們利用公開合法的地位，既各自獨立又互相配合地開展工作。在抗日救亡宣傳、擴大統一戰線、溝通同國民黨當局的關系、接待輸送抗日人員、采購輸送軍需物資支援新四軍、照顧浙南當地抗日軍烈屬等方面，為新四軍堅持敵后抗戰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團結抗戰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新四軍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這是國共兩黨合作政策的一大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統一戰線策略的具體運用和體現，歷史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遺憾的是，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蓄意破壞，1938年10月10日，駐地為溫州九柏園頭的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被國民黨"查封",史稱"九柏園頭事件"[2].

這在全國50多個新四軍辦事機構中被破壞的時間為最早。

這個事件發生后，中共浙江省委為避免損失，主動撤銷了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和新四軍駐閩浙邊后方留守處。新四軍駐溫州采購辦事處也于1940年秋撤掉。中共江蘇省委難民工作委員會以上海紅十字會總會名義在溫州設立的辦事處的人員也同時撤走。

二、新四軍駐浙南辦事機構的歷史作用

1.努力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辦事機構致力于做好各方面統一戰線的工作，取得了各界團結抗日的良好成效。例如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與國民黨平陽縣縣長徐用和原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黃強建立了統戰關系。1938年5、6月間，徐用到北港巡視工作，后方留守處即邀請他到山門鄉檢閱由共產黨組織起來的抗日自衛隊。黃強出任北港區抗敵后援會會長，該會根據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訂了《平陽縣北港區抗敵后援會行動綱領》。這件事曾被上?！蹲g報》登載，產生了良好的影響[3].

新四軍各辦事機構還通過多方關系，派遣一批共產黨員秘密到國民黨的政府機構中任職，并秘密建立了中共黨支部，團結國民黨政府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妥善地處理了"政治犯"釋放和優撫軍烈屬等工作。閩浙邊后方留守處曾數次與瑞（安）、平（陽）、泰（順）三縣縣政府談判，迫使他們釋放了關在監獄中的所有"政治犯".同時，留守處還與當地區、鄉政府交涉，爭取到新四軍家屬與國民黨軍人家屬享受同等的"免予再征"壯丁等待遇。各辦事機構還在外地傷兵每次經溫州時，都發動各界群眾赴碼頭迎接，幫助傷兵與各方交涉，解決有關醫療、安置等問題。

1938年10月，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將來自上海的國民黨傷兵54人轉送到國民政府軍政部78兵站醫院醫治，并組織各界人士前往慰問?？箲鹌陂g，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與麗水的傷兵轉運站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協助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不少國民黨部隊傷兵受中國共產黨的感召，參加了新四軍。

2.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各辦事機構以合法組織利用一切機會擔負起抗日救亡宣傳的任務，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它們大量印發《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文告，散發各種進步書刊報紙，與其他各類文化團體聯合進行抗戰宣傳，推動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1938年秋和1939年春，上海組織了兩次由顧執中、王紀華、陳昌吉為正副團長的民眾慰勞團，經溫州到皖南新四軍駐地慰問。慰問團途經溫州時逗留了半個月，在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和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的協助下，與溫州國民黨駐軍第一○七師抗敵劇團聯合演出。

1939年春，以著名學者吳大琨為團長的上海各界人士赴第三戰區慰勞將士演劇團到溫州，新四軍駐溫州采購辦事處和上海紅十字總會駐溫辦事處即通過關系，組織他們與抗日團體舉行座談，交流工作經驗，并安排了一次大型演出。演出很成功，散場之后，觀眾還上街游行[4].1938年3月，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以平陽山門抗日救亡干校學員為主，組織了一支10多人的新四軍流動宣傳隊，隊長連珍。宣傳活動于平陽、泰順、瑞安城鄉之間，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藝節目，并散發進步書刊、報紙等宣傳品，擴大了全民族共同抗戰的影響。

3.恢復發展黨的組織。新四軍駐浙南各辦事機構，對外是新四軍的辦事機構，對內則承擔黨組織對外聯絡和交通站的任務。1938年5月12日，中共浙江臨時省委機關從平陽北港秘密遷至溫州城區，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成為省委的主要交通聯絡站。同時，省委又在溫州城區設立了多處秘密聯絡點。通訊處作為公開的機構既要出面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周旋，又要掩護省委的活動。

浙江省委書記劉英有時也到通訊處辦公，省委組織部長謝文清、青年部長賴大超等常住于此。黨內有些會議，也在通訊處召開，文書、油印工作同時在這里進行，上下級來溫人員也經常出入于此。浙南三年游擊戰爭期間，不少黨組織受到破壞，不少黨員與組織失去聯系，外省外地區也有一些失散的黨員找不到黨的關系。新四軍辦事機構的公開建立，使這些失去聯系的黨員找到了黨組織，重新參加革命。新四軍駐閩浙邊后方留守處在平陽成立后，即成為中共平陽縣委開展黨的工作和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據點。平陽縣委成員除縣委書記鄭海嘯外，都集中在后方留守處活動。

浙南特委、平陽縣委在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的掩護和配合下，開展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和群眾性的抗日救亡活動，使平陽縣（含蒼南）成為浙江統戰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5].

4.輸送抗日物資和人員。各辦事機構都把輸送軍需物資和抗日人員支援新四軍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箲饡r期，溫州港成為大后方同敵占區各地經貿往來的中轉口岸和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物資集散地之一，新四軍駐浙南的辦事機構便成為向新四軍輸送物資的重要渠道。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捐獻給新四軍的大批被服、藥品、軍械、醫療器械和款項，大都通過這條渠道轉運到皖南新四軍軍部。當時上海的煤業救護隊25輛汽車利用紅十字會的特殊條件，絡繹不絕地往返于溫州、寧波和皖南之間，擔負著繁重緊張的運輸任務。1938年8月至12月，上海紅十字會駐溫州辦事處，以紅十字總會輸送上海"難民"到內地墾荒自救的名義，組織滯留在上海租界的共產黨干部和進步青年，先后3批共1200余人，由上海經海路至溫州轉赴皖南，參加新四軍。當時，中共中央曾來電表揚：能在日寇包圍的情況下，從租界中送出大批"難民"支援新四軍，這是成功的壯舉[6].

1938年夏，紅十字會駐溫州辦事處以運輸醫療用具的名義，秘密從上海運來一批印刷設備到溫州，再由溫州轉運到安徽涇縣小河口新四軍印刷所。1939年初，從各地運到溫州的軍需物資約數百噸，都被新四軍駐溫州采購辦事處分批安全地送到皖南新四軍軍部。

與此同時，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為了向新四軍和八路軍輸送干部和進步青年，開辟了兩條交通線，一條是由溫州經麗水、縉云、永康、金華、壽昌，通過浙皖邊界到安徽涇縣新四軍兵站轉到新四軍教導隊；另一條路線是由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介紹，經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轉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然后轉赴延安。據統計，經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轉赴新四軍教導隊學習的進步青年共有240多人，這其中許多人后來成為黨的領導骨干。從另一條路線轉赴延安的，有從上海、江蘇轉來的黨員和進步人士，也有通過中共浙江省委（或臨時省委）直接輸送的。

參考文獻：
[1]龍躍。堅持浙南十四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浙江黨史通訊（內部刊物）。1987（12）。
[3]中共平陽縣委黨史研究室。光輝的歷程[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4]新四軍在浙江活動大事記[M].杭州：浙內圖準字2005（65）。
[5]中共溫州黨史（第1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6]浙永社。由滬抵溫難民經麗赴指定地點[N].浙甌日報，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