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面臨嚴峻挑戰。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中日民族矛盾，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在軍隊問題上采取了有限度的忍讓，創造性地發展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理論與實踐，從而保證了人民軍隊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和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一、抗戰時期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面臨的嚴峻挑戰
在抗日戰爭艱苦卓絕的復雜斗爭環境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不僅面臨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奪取人民軍隊領導權的威脅，而且面對來自黨內右傾投降主義和軍閥主義傾向的威脅。
（ 一） 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奪取人民軍隊的領導權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初期，國民黨頑固派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對紅軍的領導權。國共合作的首輪談判中，蔣介石授意國民黨代表團，要堅持“中共武裝必須先解決”“取消蘇區與紅軍”,才能談改編。并強調改編后的軍隊，“其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也”.[1]（ P211）在之后的國共雙方談判中，國民黨又進一步提出紅軍改編后三個師不設總司令部，把政治部改為政治訓練處，政訓處主任由國民黨派人擔任，向各師派出參謀長，從師至連派專人任職，并強調要毛澤東和朱德出國留洋。蔣介石用意非常明顯，企圖利用改編之際同中國共產黨爭奪軍隊領導權，限制和削弱黨領導的軍隊的發展壯大，并伺機加以吞并?？箲鹌陂g，由于國民黨始終沒有放棄剝奪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權，因此堅持要向八路軍各師派駐高級參謀。而這些所謂的高級參謀，都是國民政府軍委別動總隊康澤手下的高級特工人員，是以監視八路軍為主要任務的。
按照國民黨黨部的要求，這些高級參謀應借機“調查共產黨個人與組織情況”,并“利用威嚇利誘分化共產黨內部”.[2]（ P98）
（ 二） 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試圖放棄黨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權
全面抗戰爆發、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共產國際擔心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薄弱，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和任務，決定“必須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家環境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3]（ P514）在共產國際看來，中國的抗戰要依靠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運用法國共產黨的關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王明被派回國，正是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新政策”.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政策和觀點提出批評，他提出： “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F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薄拔覀円獡碜o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盵4]（ P511）對于王明的提法，參加十二月會議的彭德懷回憶道： “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盵4]（ P513）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1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又認為“國民黨現在提出只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4]（ P516）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關于統一軍隊問題須在黨內外進行教育?！盵5]（ P172）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他指出：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統制民眾運動，限制共產黨的發展，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綱領，不允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閻錫山，成為單方面的服從，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正確的方針應該是“統 一 戰 線 的 獨 立 自 主，既 統 一，又 獨立”.[6]（ P540）
（ 三） 新軍閥主義妄圖削弱黨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權
紅軍改編后，出現個別人不愿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的現象。1937 年 11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八路軍中出現的新軍閥主義“表現在紅軍改編后某些個別分子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 以做官為榮耀） 等等現象上面”.[6]（ P392 -393）1943 年 1 月，任弼時在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所作的演說中，對軍閥主義傾向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軍閥主義表現在： “有些高級干部把黨的軍隊看成自己的勢力”“某些部隊中某些指揮員，產生了一種脫離戰士群眾的嚴重現象，產生了一種只圖自己享樂的腐化思想”“在軍隊中政治工作和黨的工作之松懈與削弱，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的地位與威信也日漸降低”“軍隊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壓老百姓的事情，甚至打罵老百姓，打罵政府工作的人員的事情發生的相當多”.[7]（ P11 -12）這些軍閥主義的思想傾向，就是軍隊干部向黨鬧獨立的一種根源。因此，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就必須堅決清除軍閥主義思想傾向。
二、抗戰時期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理論發展
抗戰時期，黨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全面抗戰條件下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彭德懷甚至稱之為“改編后的中心問題”.[7]（ P4）這不僅是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發展壯大的根本，更是堅持抗戰并爭取最后勝利的重要保證。為此，黨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不僅有效指導了持久的抗日戰爭和“黨軍”的建設，也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理論。
（ 一） 提出保障黨對人民軍隊的單一領導，豐富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內涵
為共同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抗戰時期國共間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兩者的階級對立和政治分歧并沒有因此而消除，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企圖也并沒有因此而改變。我黨我軍要生存發展，要團結全國廣大民眾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必須堅持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為此，毛澤東告誡全黨： 處在全國抗戰復雜環境中的共產黨人決不能患兵權問題上的幼稚病，“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盵6]（ P546）如何解決兵權問題？ 黨提出要保障共產黨對軍隊的單一領導。1937 年 7 月 22 日，彭德懷在紅軍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 “改編后的中心問題---保障共產黨的單一領導?！盵7]（ P4）并提出通過“保障工農成分在軍隊中占絕對優勢； 保障與加強政治工作傳統，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 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沒有黨就沒有紅軍”等，來保障黨的單一領導。經過毛澤東同意，9 月 25 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 草案） 重申： “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游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 共產黨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盵8]（ P334）這些闡述，豐富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內涵，也就是說領導人民軍隊的只能是共產黨一黨，而且是獨立領導，這是改編后的人民軍隊和國民黨軍隊最大的區別，也是人民軍隊必須堅守的政治底線。
（ 二） 提出黨指揮槍的原則，進一步理清了黨與人民軍隊的關系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論述黨與軍隊關系的問題時，鮮明而生動地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6]（ P547）黨指揮槍的原則是針對之前張國燾想擁兵自重、企圖搞分裂而提出來的，目的是要強調軍隊領導權始終歸于中國共產黨，而不屬于某一個人。在黨與個人的關系上，毛澤東明確提出：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 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 ,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F在是民族戰爭，還要爭民族的兵權?！盵6]（ P546）為了“消滅保存實力及把軍隊作為個人工具的觀念”,1938 年 1 月，周恩來在《抗戰軍隊的政治工作》中提出，“要消滅上壓迫下、官壓迫兵、軍壓迫民的一切軍閥制度”.[7]（ P98）1943 年 1 月，任弼時在《關于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中將軍閥主義傾向認定為： “軍隊干部向黨鬧獨立性的一種根源?！盵9]（ P10 -11）“必須在部隊中開展反對軍閥主義傾向的思想斗爭，以期杜絕這種不良傾向！ ”[9]（ P13）1944 年，譚政更明確地提出： “所謂軍黨關系，即是說我們的軍隊，必須完全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放在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政治指導之下，不能鬧獨立性?！盵9]（ P418）“黨指揮槍”是毛澤東對黨與軍隊關系所作的形象概括，也是黨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思想最本質、最形象的表述，它明晰了兵權的歸屬，糾正了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的軍閥主義偏向。
（ 三） 提出理順黨組織和行政之間的關系，進一步鞏固了黨的思想政治領導與軍事行政領導的統一
黨自身建設好、領導能力強、領導方式科學，才能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真正實現。為此，任弼時在重新起草的總政治部《關于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紅軍改編后“千百倍加重了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責任”“保證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依靠于黨的領導的加強，保持紅軍的光榮傳統，鞏固和提高部隊的戰斗力”.[8]（ P303）為了不斷鞏固和增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黨提出要健全和加強軍隊黨的組織，并理順黨組織和行政之間的關系。任弼時指出： “健全與加強紅軍中黨的組織及其作用，黨的組織應該成為部隊全部生活決定的骨干，成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與依靠?！盵8]（ P303）為了理順黨組織和行政之間的關系，朱德提出必須把黨與行政的關系正確地建立起來。因為“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是革命戰斗任務完成的保證者。一切黨的路線與政策，在部隊中都要經過黨的組織去執行”,因此，“行政系統對黨組織的關系，應當是： 必須經過政治委員制度來領導，黨經過政治機關來進行黨的工作； 行政系統必須遵守與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決議，完成黨所給它的任務、使黨健全起來，使黨起核心作用。反之，黨組織對行政的關系，應當是： 黨的路線，黨的決議，必須經過行政系統來執行，來體現； 黨組織必須尊重行政 系 統，使 它 健 全 起 來，使 它 有 很 高 的 威信?！盵10]（ P410）這些論述，不僅強調了鞏固和加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性，還理順了軍隊中黨的組織和行政組織之間的關系。對于糾正“某些部隊中看輕了黨的領導，要黨服從軍隊，以軍隊來領導黨，或是黨的工作代替了行政工作，以黨的工作方式運用到行政工作中去”等偏向起到重要作用。
（ 四） 提出正確認識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以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人民軍隊接受改編是為了抗日，并不意味人民軍隊性質的改變。為此，毛澤東在修改《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時加寫了一段話，再次重申“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并指出： “如果我們的軍隊沒有共產黨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如果沒有這種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軍隊，就不可能是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盵9]（ P426）譚政在總結抗日戰爭時期恢復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制度時，也指出： “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軍隊中，都應該有其適當的地位，都應適當地強調它的作用，否則這個部隊的工作就要受到損失?！盵9]（ P428 -429）軍隊政治工作實質上是我黨掌握和領導軍隊的工作，正確處理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系，確定政治工作的必要、適當的地位，才能開展革命的政治工作，發揮其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作用。
（ 五） 提出“黨化與正規化一體”的治軍思想，為軍隊正規化建設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指明了方向
鑒于敵后抗戰的需要，我軍建起不同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但并沒有放棄適時向正規化軍隊的轉變。就軍隊正規化建設中如何更好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問題，陳毅提出： “黨軍的正規化，是指軍隊的編制和組織能保證實現黨的政治領導而言。
所以必須是正規化的軍隊，才能擔當黨軍的光榮稱號。黨軍在黨的政策領導之下，建立了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這種一致形成了組織上的一致。即是政治上鐵的團結，造成了組織上鐵的團結。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黨在軍隊的政治領導，是決定戰略方針，發展方向，以及政治教育，技術訓練，供給衛生文化的設備，均是從組織上去保證政治領導的實現的。僅有政治領導而無組織辦法，則政治領導變成抽象的架空的，不能起改造現實的作用； 僅從事于組織上的努力，脫離了政治領導則是盲目的，單純技術的，必致迷失方向，甚至會遭受失敗。因此軍隊的黨化和正規化是政治與組織的密切聯系，是互相浸透的整體?！盵11]（ P123）“我們認為黨化和正規化是無止境的。我們所要求的是黨的政治領導不斷增強，軍隊干部的黨性不斷提高，軍隊的階級性及其特質的充分保持和發揚，正規化的強度的繼續提高?！盵11]（ P123 -124）在軍隊建設中，將軍隊的黨化和正規化視為互相浸透的整體，既強調政治領導的重要性，也強調組織辦法的有效性，提出黨化在路上，正規化建設在路上，相互促進，持續提高黨性和正規化，這不僅為抗戰時期我軍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為此后部隊在正規化建設中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不斷強化黨性指明了方向。
三、抗戰時期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實踐探索
針對抗戰時期的新情況新問題，我軍在黨的領導下，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通過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擴大文化宣傳、開展各項活動運動、建立完善組織機構、頒發決議指示、健全制度規定等，進一步探索創新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有效實現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