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性理論興起于20世紀中后期，它要求人們在思考問題時，盡量避免簡單地將復雜事物分成各個部分進行孤立的還原論范式研究，而應盡可能采取整體性思維，充分考慮事物的整體與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充分考慮到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等多種情況，體現出明顯的非線性思維、整體性思維、關系思維和過程思維等特點。
1936年毛澤東總結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教訓和成功經驗，寫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下稱《戰略》）一書。全書4萬多字，對戰爭規律、戰爭目的、全局與局部的關系、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的戰略戰術進行了系統闡述。雖然寫此書時距離他寫作哲學名篇《實踐論》《矛盾論》還有半年多的時間，但書中所蘊含的軍事和哲學思想已經非常豐富，尤其暗合了當代復雜性理論。雖然受當時各種條件所限制，毛澤東當時不可能明確地提出復雜性理論的一些方法論觀點，但今天重讀《戰略》一書，可以發現毛澤東當時確實熟練運用了整體性原則、動態發展性原則、初值依賴性原則和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原則等等方式方法，暗合了當代復雜性理論的一些觀點。本文將試著從復雜性理論視角對《戰略》一書進行解讀。
一、系統整體性原則：“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
復雜性理論實際上是一種理論群，從20世紀60年代的耗散結構理論，到70年代的協同學、超循環理論、突變論、混沌學和分形學等一系列系統自組織理論，即復雜性科學，它囊括了所有運用復雜性意識和系統思維范式來考慮問題的理論形態，這種理論也仍然處于萌芽狀態?！霸谘芯繌碗s性的大軍中，中國學界的隊伍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其中尤以錢學森為核心的研究集體及其外圍追隨者著稱，是謂復雜性研究中的中國學派?！盵1]
錢學森認為，一個人本身就是一個復雜巨系統，以這種大量的復雜巨系統為子系統而組成一個更大的復雜巨系統就是社會[2]199.套用錢學森的復雜巨系統理論和方法論分析，戰爭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斗爭的最高形式，是社會矛盾的最集中體現。戰爭以其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構成了一種復雜巨系統，而中國革命戰爭，由于處于國際國內各種勢力的角逐場之中，摻雜著革命隊伍內外各種思想的碰撞融合，則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超級復雜巨系統。
戰爭問題異常復雜，但也并不是沒有規律可循，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從整體上對戰爭進行把握，善于抓住決定戰爭全局的問題，毛澤東堪稱這方面的戰略策略大師。錢學森評價說：“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從整體上來認識問題，把握它的要害?！盵2]184在《戰略》一書中，毛澤東寫道：“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個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個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盵3]175在這里，毛澤東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說從大到世界小到一次戰斗，都適用全局性思維，而全局性思維關注的有橫向的各不同方面情況和縱向的各時間段情況。他認為：“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和戰術學的任務?！盵3]175毛澤東多次強調：
“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3]176考察戰爭形式，發現戰爭規律，必須從全局性意識出發，“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系問題”[3]176,即對戰爭這個大系統內的各個小系統進行通盤考慮，不斷優化，為戰爭勝利的大局服務。
全局性思想也就是整體性思維模式，即把研究對象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而不是僅僅考察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當代復雜性理論認為，整體功能要大于各組成部分的簡單相加?！耙驗槎昧巳中缘臇|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性的東西的?！盵3]175在分析“左”傾觀點對于“戰略退卻”的不理解時，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錯誤意識“來源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于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分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聯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盵3]212正是從整體性或全局性視角出發，毛澤東概括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概括出了十年革命戰爭中的14條戰略原則和經驗教訓，揭示出“在持久戰中戰勝敵人”的根本規律。由于胸中有全局意識，毛澤東不拘泥于死守一城一地，甚至連邊區政府延安也能暫時撤出，最終拿一個延安城換取了一個全中國。除了對有形的軍事工作作為重中之重來抓之外，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人民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毛澤東對無形的統一戰線工作也非常重視，從而構筑起了全面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體現了他重視全局性的系統整體性思維特點。
二、初值依賴性原則：局部問題也可能決定全局
當然，毛澤東所強調的全局性或整體性是不能離開局部而存在的，全局和局部是辯證統一的。在《戰略》一書中，他把具有全局性重要地位的局部分為兩種：一種是帶有全局性，對全局有著決定意義的局部，這種局部當然決不能忽視，一旦在這種重要關節點上出現失誤或失敗，一定會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另一種局部看起來并不是太重要，但也不能忽視，因為一定條件下，局部和全局都有可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
復雜性理論認為，戰爭過程也可以看成是由一個平衡結構向另一個平衡結構發展的過程。隸屬于復雜性理論的耗散結構理論有個觀點，在非平衡系統的發展過程中，結構轉換是不可避免的，但轉換的分叉點或關節點是隨機的、偶然的和不確定的，一旦系統在某個分叉點做出了選擇，隨后的發展便對這個分叉點的選擇極其依賴，被稱為初值依賴性原則。
中國古語里有個俗語“失之毫厘謬以千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西方則形象地稱為“蝴蝶效應”,指的是在一個動力系統中，任何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都有可能引起整個系統長期而巨大的連鎖反應。作為一種混沌現象，初值條件依賴現象表明，事物發展的結果，對初始條件具有極為敏感的依賴性，初始條件的極小偏差，將會引起結果的極大差異。因此，“在人類經驗中表現出的反復無常似乎是普遍的：預測人類的未來活動，比解釋那些已經發生過的現象困難得多”,同時啟示人們，要努力在事物發展過程中不放過任何一個“暗示”“預感”或“直覺”等隱藏的條件，當 然，尋 找 和 把 握 住 這 些 條 件 是 “最 困 難的”[4].
毛澤東在《戰略》一書中的一些分析判斷，體現了對當代復雜性理論中描述的初值依賴性原則的應用。毛澤東用比較大的篇幅對全局性的重要性進行了強調之后，轉而指出，全局是依靠局部而獨立，全局和局部存在辯證依存的關系，特殊條件作用下，小的局部問題也會成為決定全局的問題?！皯馉帤v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后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后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里說的‘連戰皆捷’和‘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對于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里說的’一個敗仗‘和’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盵3]176在這里，毛澤東并沒有固守傳統的決定論的線性思維模式，而是從全局性、多元性和均衡性的視角出發，提醒大家不能忽視細小的關節，有些事關全局的非重要關節也至關重要。在系統動態運行過程中需要對各個小的局部問題隨時進行適應性關注，以免因小失大，因為在復雜的系統演化過程中，任何一個隨機性的事件處理不好，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能會轉化為決定全局的大問題。
也就是說，一旦做出了選擇，事物發展將根據新的條件重新發展出一片全新的天地。中國革命的實踐也證明了這點。例如，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孫中山根據多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在晚年終于做出了選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革命策略改變，就是這個看似微小的改變，使得大革命進展一帆風順，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政府一觸即潰。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中國共產黨“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使得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3]99.但毛澤東用系統發展的眼光，透過當時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帝國主義之間、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以及士兵困苦、學生就業無望等社會現象，準確地預測到了革命發展的歷史趨勢，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97.歷史的發展果然如毛澤東所預測的那樣，尤其是隨著日本全面入侵，在民族危機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又出現了“西安事變”這個重要的分叉點，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成功地把握了這些初值條件帶來的歷史機遇，使得革命發展越來越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最終不但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讓國內外各種勢力都沒想到的是，解放戰爭中，起初弱小的共產黨，只用了三年便打敗了國民黨。
三、動態發展性原則：“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要贏得戰爭的勝利，還需要正確地把握戰爭的規律，因而必須重視對客觀情況的把握，這就需要指揮員時刻做到主觀指導和客觀實際情況相符合。當然，絕對的主觀和客觀相符是不可能的，彼此指揮員所獲取的信息永遠是變動不居的，且滯后于實際情況的，這就需要雙方指揮員“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隨時根據時間、地點和具體實際的改變調整對戰爭規律的認識，也就是要堅持動態發展性原則。
在《戰略》開篇，毛澤東就介紹了如何研究戰爭，第一節的標題就是“戰爭規律是發展的”[3]170.毛澤東先是用三個遞進句式，將要討論的問題層面從一般戰爭逐步縮小到特殊性的中國革命戰爭層面，并介紹了寫作該書的目的：“大家明白，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盵3]171毛澤東分別對三個相關的戰爭系統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嚴格的時間、空間限定，并且熟練運用唯物辯證法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指出中國革命戰爭規律是隨時隨地發展著的，戰爭系統內部各種要素是互相關聯的。
然而，如上圖所示，中國革命戰爭各系統之間在內涵和外延上存在著復雜的交集，當時的革命隊伍中，一些人在分析研究戰爭系統時存在著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只需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第二種意見認為“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第三種意見則表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應該學北伐戰爭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毛澤東對此一一進行了駁斥，提出“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要求“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3]173,“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3]173-174.
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分析中國革命戰爭問題時要求大家，不但要從橫向上研究時空、地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而且要用發展的眼光來動態地看待縱向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通過動態的思維模式來把握，才有可能正確認識非平衡的中國革命戰爭復雜巨系統網絡。雖然道理很淺顯，但真正運用起來就不是那么簡單了，在毛澤東寫此書時，上述三種錯誤都曾經發生過，且都給中國革命帶來了非常慘痛的教訓。
抗戰時期，對日軍侵華的估計存在很多不正確的認識，毛澤東則根據中日的基本國情特點、事態發展趨勢等分析認為，抗日戰爭會經歷防御、相持、反攻三大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提出了相應的運動戰、游擊戰和陣地戰等應對方式，充分考慮了一時一地、敵我勢力消長等動態性因素，適應了不斷發展的形勢，有效地指導了中國抗戰的實踐。
毛澤東認為，不但具體的戰爭規律是動態發展的，就戰爭總體而言也是在動態發展著的，他堅信人類社會的發展終究要把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消滅掉，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將它消滅掉，方法就是用戰爭消滅戰爭，達到人類的永久和平。從最終目的是消滅戰爭的動態發展規律上來看待戰爭問題，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研究革命戰爭是與一切剝削階級有區別的正義戰爭。
四、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原則：“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斗爭的最高形式……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于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盵3]182即戰爭的決定因素是雙方的各種條件綜合實力等的對比，取決于戰爭雙方指揮員主觀認識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觀實際的問題。
主觀認識如何才能符合客觀實際呢？錢學森認為：“人認識客觀世界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陀^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人是要通過實踐來逐步認識這個客觀世界的。復雜性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就特別突出，任何人通過實踐得到的認識是不全面的；要盡量地把許多人的認識綜合起來，把它形成一個整體的認識。這一步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由于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所以應該用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觀點，用從定性到定量的總和集成方法來研究整體性的問題?！盵2]183毛澤東也正是這么做的。毛澤東認為，在戰爭中，要做到智勇雙全，必須要學會一種方法，即盡可能地去熟悉敵我雙方各方面的詳細情況，通過對所有得到的變量進行認真分析，這樣才可以找出戰爭的規律，并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指揮戰爭的行動之中?！爸笓]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連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做出計劃?！盵3]179-180從“偵察-判斷-決心-部署”這個指揮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正確的認識和對詳盡材料的占有，二者缺一不可。沒有偵察來的材料，戰爭指揮就無從談起，有了材料，還需要一個對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過程，這個過程所用到的方法也就是錢學森后來概括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的總和集成方法”.
錢學森將這一過程描述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及其研究方法實際上是把大量零星分散的定性認識、點滴的知識，甚至群眾的意見，都匯集成一個整體結構，達到定量的認識，是從不完整的定性到比較完整的定量，是定性到定量的飛躍。當然一個方面的問題經過這種研究，有了大量積累，又會再一次上升到整個方面的定性認識，達到更高層次的認識，形成又一次認識的飛躍?！盵2]210毛澤東在分析中國革命戰爭這個復雜巨系統時，定性方法運用純熟。比如，在書中，通過對中國國情的分析，毛澤東概括出中國革命戰爭的四個主要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發展的可能性和戰勝其敵人的可能性，以及戰爭的持久性，當然也分析了可能失敗的情況。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進行詳細分析，這就從質的規定性上對中國國情、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發展等進行了總體性界定。有了這些理論支撐，中國革命戰爭也就有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時代決定了毛澤東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學者，認識中國革命僅僅是第一步，更好地指導和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才是目的。為了將理論上升到實踐，毛澤東找到了最強有力的工具即“調查研究”,而這也是他終其一生不斷強調的最重要的方法。粗略統計，僅已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收錄的文章或文件中，以調查研究為主題的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就有《尋烏調查》《<東塘等處調查>前言》《<興國調查>前言》《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6篇，其他文章中對調查研究的強調更是數不勝數。
而早在1920年3月，毛澤東在給友人周世釗的信里就表示，作為中國人，關于“中國”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他更是把調查研究當作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的手段，《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是典型例證。他不但倡導而且躬身實踐，1926年，毛澤東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極力提倡學生們做農村調查，并編印了一部《農村問題叢刊》，計劃出50余種，其中一部分就是農講所第六屆學生所做的各省農村狀況調查。他在《農村問題叢刊》的序言中說：“這些調查’所述只屬大略‘,’我們應該拿了這一點大略在不久的時期內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他指導農講所學生們分別組成各省農民問題研討會，進行從租率、田賦、厘金雜稅雜捐及臨時捐、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數目之比較、度量衡、從前與現在地價之比較、從前與現在農產品價格之比較等共36個項目的全國調查[5]39.
在《戰略》一書成書前六年，毛澤東發表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開篇就斷言“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強調對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的調查，要求共產黨的領導者“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3]110.
出于制定革命斗爭策略的需要，當時的社會經濟調查主要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為了做到這點，毛澤東舉例說：“我們調查農民成分時，不但要知道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這些以租佃關系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尤其要知道富農，中農，貧農，這些以階級區別階層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盵3]113他認為調查商人、調查各業之間的關系都必須用這種定量的方法，以求得出較符合實際的結論。
建國后，毛澤東仍然多次倡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雖然受時代限制，毛澤東當年所倡導的“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從科學性上肯定比不上今天意義上的現代社會調查研究和定量分析理論，但這種眼光向下看，密切聯系群眾的做事態度和方法，毫無疑問對決策者實事求是地了解中國情況還是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結語
“理解復雜環境的困難性、進行調查的必要性、錯誤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調整理論適應新環境的正常性需要，即使這種理論是成功的理論?！边@種復雜論證的步步推進正是在有關的歷史背景下，通過毛澤東相應時期代表著作的細致分析而得以完成的。在《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一書的譯者序中，霍偉岸援引該書作者、美國毛澤東研究專家布蘭特利·沃馬克的話說：“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相比，只有毛澤東把理論如何聯系實際的問題變成其思想關注的中心點?！?[6]12復雜性理論的開拓者之一錢學森在其著作中對毛澤東思想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復雜性理論觀點大加贊賞，但遺憾的是，錢學森很大程度上將毛澤東的智慧來源歸到“實踐加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上，認為毛澤東“是用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詩人的氣概，結成偉大的智慧，戰勝了機械唯物論和唯心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偉人。但他科學技術懂得太少，那時我們又沒有建立起處理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科學方法論，所以他的失誤，在于把事物看得太簡單化了，終于無力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難題，在他的晚年這一點顯得更為突出，這是一個悲劇?！盵2]69-70筆者認為，錢學森這樣來解釋毛澤東晚年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失敗的原因有失偏頗。
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紅軍的處境都比較艱難，在顛沛流離之中，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指揮了一場又一場偉大的戰役，最終實現了他以戰爭消滅戰爭的愿望，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靠的是對中國革命戰爭全局和趨勢的準確把握，靠的是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靠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成功結合。建國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出現失誤，毛澤東要負很大的責任，但并不能僅僅歸因于他本人的詩人氣質和缺少科學素養，而應該從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出發進行歷史的分析。
雖然《戰略》已經過去了接近80年，但其中仍然閃爍著耀眼的哲學光芒，而且其分析問題時體現出的整體性原則、初值依賴性原則、定性與定量分析原則等，與當代的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復雜巨系統理論等復雜性理論遙相輝映。筆者認為，錢學森對毛澤東的評價，在贊揚毛澤東戰勝了機械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同時，自己反而犯了此類錯誤。
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不管是革命戰爭年代激烈形式的政治革命，還是和平發展年代溫和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是為了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由于所采用手段的不同，政治戰略和策略就有明顯區別。革命戰爭時期需要快速地劃分敵我，從而對敵人進行無情破壞和殘酷打擊，最大的政治是批判性，而和平發展時期則要靠協商和法治達成妥協，最大的政治是建設性，即在既有資源的基礎上興利除弊，更多地關注政府效能，營造一種多方共贏的模式。革命戰爭時期，如果忽視階級觀念，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和平發展時期，如果仍固守階級斗爭理論，會犯“左”傾錯誤。
革命戰爭時期，比拼的是對稍縱即逝的機會把握能力，只要快速、有效、詳盡地掌握了情況，就會爭取到取勝的主動權。和平發展時期影響社會發展的變量更多、更復雜，區分影響全局的系統變量更加困難，稍有不慎就會對社會主義發展帶來不可逆的影響，而短時期內卻渾然不知。
建國前，面對異常復雜的中國革命戰爭這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依靠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過激烈的階級對抗和沖突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國后，尤其是三大改造后，隨著剝削制度被推翻，表面上看，社會矛盾對抗的激烈程度大為降低，但這并不意味著矛盾的復雜性也降低了，毋寧說現代化建設時期矛盾變得更加復雜和微妙了。延安時期和建國初期曾經起到很大作用的階級動員方法已不再適合錯綜復雜的國家治理工作。雖然毛澤東一定程度上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且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明確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并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中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可惜的是在幾個月后發表時，由于反右派斗爭已經開始，出于對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講話稿的整理過程中加進了強調階級斗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這樣就與中共八大精神相偏離，仍然固守了革命年代的政治動員思維模式，且當作一種無所不能的施政手段，這就明顯存在弊端，最終發展成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最終釀成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文革”十年內亂。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從千頭萬緒中找出主要矛盾，科學地做出了“和平和發展”的時代主題的判斷，達成了“實踐第一”的理論共識，果斷地引入了市場經濟這個工具，在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的同時，用物質利益標準取代思想政治這個被動的標簽，以此來應對這個更加復雜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再次贏得了主動。新時期，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市場在資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礎性”地位變為“決定性”地位，意味著中國將會更加充分地信任市場經濟這個工具，以市場經濟來應對當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所面臨的復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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