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鴉片戰爭前后英國對清朝“華夷”體制的沖擊
摘 要：“華夷”觀念是中國封建王朝處理民族關系與對外關系的重要思想。鴉片戰爭前后“華夷”觀念一直成為中國與英國之間進行交往的障礙。 英國幾次派遣使者訪華，都因清朝所遵守的“華夷之辯”“夷夏之防”這些傳統觀念而失敗，故英國一直想極力打破清政府這種不平等的外交理念。 直至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在英國猛烈的“炮火”攻擊下放棄了“華夷”觀念。
關鍵詞：鴉片戰爭前后；英國訪華；抵制；“華夷體制”
一、“華夷”“夷夏”之外交思想以及英國的進入。
“華夷之辯 ”“夷夏之防 ”這種對外關系思想是中國傳統的封建王朝處理民族關系與對外關系的重要思想。在傳統的儒家政治學說中，缺少西方世界所定義的“平等國家”的概念，強調的是上尊下卑的禮治。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發展中， 雖有群雄并立的格局，但一般皆自稱正統，即要有一個統領“天下”的核心政權。 而其他政權被視為“屬國”或“藩屬”,強調“漢賊不兩立”[1]（74）， 由此傳統演化到清朝的對外體制，堅決遵守“夷夏之大防”的“天朝上國”思想。按照清朝的規定，來廣州的外國商人，只許與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交易，而不準另覓貿易伙伴，也不得與清政府官員打交道， 一切經由行商轉稟。 這種規定的目的，一是隔絕外國人與一般中國人的聯系，以防“里通外國”;二是保持“天朝”的顏面，清朝官員可免于“低下”地與“蠻夷”接觸[2]（104）。 清政府認為其周圍國家與自己的關系都是朝貢關系， 根本不承認與之平等的國家的存在。
而 18-19 世紀， 西方國家開始發生大變革，經濟迅猛發展，英國尤其占居首位。國家之間的貿易交往關系十分頻繁，國家之間的交往自然頻繁起來，不止在商業貿易方面有了共同認同的制度， 國家政府之間的交往也更加體系化。在與中國貿易中，英國雖然領先于其他國家，且獲利豐厚，但它在貿易活動中處處受到中國政府的限制。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貿易事項都是經過“大班”（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表的稱呼）與廣州的行商進行貿易協商，清政府官員從不直接與其交涉。 另外在馬戛爾尼使團出訪中國之前，英人常常因為財產關系與華商糾纏不清。而最讓英國人不滿意的一點是，清政府長久受到“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傳統思想的影響，高傲自大，視除自己以外的國家與人為“夷類”,使英人認為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禮遇，英國政府希望得到平等待遇。
清政府為何具有如此“自信”的“華夷”觀念，部分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優越感和外傳的歷史傳統，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在 16 世紀，中國乃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至17、18 世紀之交，中國進入“康乾盛世”. 到了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確實是落后于西方有些工業國家了，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國最先進的事物，經過儒家教義的折光，就變成了最荒謬不堪的東西[2]（7）。 因此，當英國滿懷希望地想與清朝建立貿易關系時， 清朝自然不愿意與外國人有交集， 只是將英國看成如以往進貢的“藩屬”國。 所以英國一開始的“一廂情愿”當然使清王朝不為所動。
二、馬戛爾尼使團與阿美士德使團訪華對“華夷”觀念的初次抵制。
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之前， 就有葡萄牙、荷蘭等國派來訪華使團。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葡萄牙使臣斐拉理來華，遵守了清朝的三跪九叩之禮。 1726 年（雍正四年）葡萄牙使臣麥德樂等人來華，有向清朝表示他們“獨立國使節”的想法，但清朝仍以朝貢國使臣之禮待之， 雙方發生了外交禮儀之爭。 關于中英禮儀之爭最早有影響的就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率使團來華。英國政府對此次出使極為重視，首先，在人選上，他們認為中國歷來輕視商人， 所以派出的正使馬戛爾尼既是英國國王的親戚和大臣，又曾是駐俄公使，一個十分博學的人。 其次，為了顯示英國國力的強盛，安排使者乘坐裝有六十四尊炮位的軍艦， 從步兵和炮兵中挑選出五十人組成衛隊護送， 以期從心理上引起中國人的“敬慕”[3]（7），不想讓清朝政府將其與那些清政府以往認為的“藩屬國”劃等號。 可是清政府卻一直將馬戛爾尼使團當貢使看待， 在其由天津轉進北京的護送車船上，都插著表明“英吉利貢使”字樣的旗幟，到熱河覲見乾隆帝時，因“跪拜禮”雙方產生分歧，最后以單膝跪拜覲見乾隆帝，乾隆帝十分不滿意這樣的結果。當看到馬戛爾尼所呈的國書，才知英使之來，非為祝壽，國書中，英使提出通商要求。清政府認為這是有違天朝體制的， 隨即讓馬戛爾尼早日離開中國，并且乾隆皇帝給英國國王的敕諭（回信），全是上國口吻。英國千里迢迢來到中國，中國卻將其視為屬國的一次覲見，并沒有以平等的禮儀來接待，并以種種體制對英商加以限制， 使英國人感到極大侮辱。 此次訪華經歷促使英國極力想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外交格局。
1816 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又派阿美士德訪華，嘉慶皇帝仍視其為貢使，雙方又因觀念和體制上的不一致，即覲見皇帝之禮儀，彼此沖突不斷。 清廷大臣要求阿美士德見皇帝時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阿美士德認為這是藩屬國對宗主國君主之禮， 所以予以拒絕。 嘉慶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 ”[4]（232）立即將阿美士德使團遣送回國。英國此次來華目的在于“消除一向受到的種種冤抑， 免除將來這種或其他類似性質的情況繼續發生”[5]（62）， 并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建立在一種穩定、健全和公平的基礎之上。但中國政府仍然像對待馬戛爾尼一樣，以藩屬之禮相待，阿美士德也為保全其國威在儀節等問題上拒絕做任何讓步。因此，阿美士德連嘉慶皇帝的面都沒有見上就離開了中國，這次來華商討貿易又不了了之。
1793 年和 1816 年的兩次訪華， 雖然發展貿易是英國與中國發展外交關系的主要目的， 但英國始終懷有讓清朝平等之外交形式對待英國的期望。 就清王朝而言，“天朝”是天下共主，三跪九叩是藩屬國使節覲見皇帝之禮。不行此禮，不僅是對清朝皇帝怠慢，而且是對清朝禮制的破壞。 而在英國人看來，中國人處理外交問題的作風不可容忍， 尤其是因為在事實上這些國家并不是清朝的藩屬， 而只是要求雙方開展平等的通商交往。面對清朝傲慢自大的態度，英人無法容忍， 因此英國總想找機會向清朝政府證明它不是其藩屬國，但總受到清朝的拒絕。雙方因體制之爭， 矛盾激烈。 正如陳恭祿先生所說：“大使之來，徒增兩國之惡耳！ ”[6]（25）
摘 要：“華夷”觀念是中國封建王朝處理民族關系與對外關系的重要思想。鴉片戰爭前后“華夷”觀念一直成為中國與英國之間進行交往的障礙。 英國幾次派遣使者訪華，都因清朝所遵守的“華夷之辯”“夷夏之防”這些傳統觀念而失敗，故英國一直想極力打破清政府這種不平等的外交理念。 直至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在英國猛烈的“炮火”攻擊下放棄了“華夷”觀念。
關鍵詞：鴉片戰爭前后；英國訪華；抵制；“華夷體制”
一、“華夷”“夷夏”之外交思想以及英國的進入。
“華夷之辯 ”“夷夏之防 ”這種對外關系思想是中國傳統的封建王朝處理民族關系與對外關系的重要思想。在傳統的儒家政治學說中，缺少西方世界所定義的“平等國家”的概念，強調的是上尊下卑的禮治。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發展中， 雖有群雄并立的格局，但一般皆自稱正統，即要有一個統領“天下”的核心政權。 而其他政權被視為“屬國”或“藩屬”,強調“漢賊不兩立”[1]（74）， 由此傳統演化到清朝的對外體制，堅決遵守“夷夏之大防”的“天朝上國”思想。按照清朝的規定，來廣州的外國商人，只許與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交易，而不準另覓貿易伙伴，也不得與清政府官員打交道， 一切經由行商轉稟。 這種規定的目的，一是隔絕外國人與一般中國人的聯系，以防“里通外國”;二是保持“天朝”的顏面，清朝官員可免于“低下”地與“蠻夷”接觸[2]（104）。 清政府認為其周圍國家與自己的關系都是朝貢關系， 根本不承認與之平等的國家的存在。
而 18-19 世紀， 西方國家開始發生大變革，經濟迅猛發展，英國尤其占居首位。國家之間的貿易交往關系十分頻繁，國家之間的交往自然頻繁起來，不止在商業貿易方面有了共同認同的制度， 國家政府之間的交往也更加體系化。在與中國貿易中，英國雖然領先于其他國家，且獲利豐厚，但它在貿易活動中處處受到中國政府的限制。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貿易事項都是經過“大班”（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表的稱呼）與廣州的行商進行貿易協商，清政府官員從不直接與其交涉。 另外在馬戛爾尼使團出訪中國之前，英人常常因為財產關系與華商糾纏不清。而最讓英國人不滿意的一點是，清政府長久受到“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傳統思想的影響，高傲自大，視除自己以外的國家與人為“夷類”,使英人認為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禮遇，英國政府希望得到平等待遇。
清政府為何具有如此“自信”的“華夷”觀念，部分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優越感和外傳的歷史傳統，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在 16 世紀，中國乃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至17、18 世紀之交，中國進入“康乾盛世”. 到了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確實是落后于西方有些工業國家了，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國最先進的事物，經過儒家教義的折光，就變成了最荒謬不堪的東西[2]（7）。 因此，當英國滿懷希望地想與清朝建立貿易關系時， 清朝自然不愿意與外國人有交集， 只是將英國看成如以往進貢的“藩屬”國。 所以英國一開始的“一廂情愿”當然使清王朝不為所動。
二、馬戛爾尼使團與阿美士德使團訪華對“華夷”觀念的初次抵制。
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之前， 就有葡萄牙、荷蘭等國派來訪華使團。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葡萄牙使臣斐拉理來華，遵守了清朝的三跪九叩之禮。 1726 年（雍正四年）葡萄牙使臣麥德樂等人來華，有向清朝表示他們“獨立國使節”的想法，但清朝仍以朝貢國使臣之禮待之， 雙方發生了外交禮儀之爭。 關于中英禮儀之爭最早有影響的就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率使團來華。英國政府對此次出使極為重視，首先，在人選上，他們認為中國歷來輕視商人， 所以派出的正使馬戛爾尼既是英國國王的親戚和大臣，又曾是駐俄公使，一個十分博學的人。 其次，為了顯示英國國力的強盛，安排使者乘坐裝有六十四尊炮位的軍艦， 從步兵和炮兵中挑選出五十人組成衛隊護送， 以期從心理上引起中國人的“敬慕”[3]（7），不想讓清朝政府將其與那些清政府以往認為的“藩屬國”劃等號。 可是清政府卻一直將馬戛爾尼使團當貢使看待， 在其由天津轉進北京的護送車船上，都插著表明“英吉利貢使”字樣的旗幟，到熱河覲見乾隆帝時，因“跪拜禮”雙方產生分歧，最后以單膝跪拜覲見乾隆帝，乾隆帝十分不滿意這樣的結果。當看到馬戛爾尼所呈的國書，才知英使之來，非為祝壽，國書中，英使提出通商要求。清政府認為這是有違天朝體制的， 隨即讓馬戛爾尼早日離開中國，并且乾隆皇帝給英國國王的敕諭（回信），全是上國口吻。英國千里迢迢來到中國，中國卻將其視為屬國的一次覲見，并沒有以平等的禮儀來接待，并以種種體制對英商加以限制， 使英國人感到極大侮辱。 此次訪華經歷促使英國極力想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外交格局。
1816 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又派阿美士德訪華，嘉慶皇帝仍視其為貢使，雙方又因觀念和體制上的不一致，即覲見皇帝之禮儀，彼此沖突不斷。 清廷大臣要求阿美士德見皇帝時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阿美士德認為這是藩屬國對宗主國君主之禮， 所以予以拒絕。 嘉慶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 ”[4]（232）立即將阿美士德使團遣送回國。英國此次來華目的在于“消除一向受到的種種冤抑， 免除將來這種或其他類似性質的情況繼續發生”[5]（62）， 并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建立在一種穩定、健全和公平的基礎之上。但中國政府仍然像對待馬戛爾尼一樣，以藩屬之禮相待，阿美士德也為保全其國威在儀節等問題上拒絕做任何讓步。因此，阿美士德連嘉慶皇帝的面都沒有見上就離開了中國，這次來華商討貿易又不了了之。
1793 年和 1816 年的兩次訪華， 雖然發展貿易是英國與中國發展外交關系的主要目的， 但英國始終懷有讓清朝平等之外交形式對待英國的期望。 就清王朝而言，“天朝”是天下共主，三跪九叩是藩屬國使節覲見皇帝之禮。不行此禮，不僅是對清朝皇帝怠慢，而且是對清朝禮制的破壞。 而在英國人看來，中國人處理外交問題的作風不可容忍， 尤其是因為在事實上這些國家并不是清朝的藩屬， 而只是要求雙方開展平等的通商交往。面對清朝傲慢自大的態度，英人無法容忍， 因此英國總想找機會向清朝政府證明它不是其藩屬國，但總受到清朝的拒絕。雙方因體制之爭， 矛盾激烈。 正如陳恭祿先生所說：“大使之來，徒增兩國之惡耳！ ”[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