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與形勢
（一）浩蕩而來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按照康德拉基耶夫長波和演化經濟學理論，我們已經及正在經歷著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第六次技術革命，始于 20 世紀 50 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包含了蓬勃發展的以信息通信技術為標志的第五次長波和冉冉升起的以數字化制造、再生能源技術為標志的第六次長波。歷次工業革命通過“技術-經濟-制度”的爆炸性系統性演進，實現生產力的大幅提高、生產方式的顛覆性再造和社會生活的巨大革新。
第三次工業革命因其復雜多元性又被稱為“工業革命的革命”,其內涵及動力劃分爭議較多，比較典型的有美國著名未來學者杰里米·里夫金的“新通信+新能源”模式和《經濟學人》主編保羅·麥基里的“數字化制造+互聯網技術”模式。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國家（國家聯合體）進一步加速技術創新步伐，搶占未來制高點，競爭愈演愈烈，再工業化、工業 4.0、清潔能源復蘇、下一代信息網絡、3D 打印、智能電網戰略等鋪天蓋地而來，第三次工業革命正以悄無聲息而又瞬息萬變的加速度改變著我們的生產生活。
（二）后起勃發的兵團工業化進程
縱向看歷經恢復、整頓、改革、振興四個發展階段，進入新世紀特別是 2010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來，兵團工業化呈現出后起勃發、快速趕超態勢。
但兵團工業化起步晚、進程明顯滯后，當 2005 年大舉開始發展新型工業化時，全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已達到 50①，進入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全國僅有極個別省份同處于工業化前期。2014 年全國步入工業化后期，東中部大部分省區進入后工業化時代②。通過國內通用工業化簡易衡量模型分析，2014 年兵團人均GDP、非農就業比重、城鎮化率、非農產業結構已達到或超過工業化中期標準，但非農產業占比仍低于中期的 80%比例下限。綜合判斷兵團處于工業化初期后半段、按霍夫曼工業四階段分類的第二階段。
（三）憂患客觀地認知后發劣勢
后發劣勢具有客觀性及累積性，指后發國家或地區由于其后發啟動工業化的地位而具有的特殊不利因素，涉及經濟、技術、文化、制度和區域關系等多方面，可概括為內源性、外源性和繼發性三類。兵團工業化進程后發狀態明顯，從農業到工業再到信息社會是人類文明必然趨勢，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大潮加速來襲之時，要充分認識知識、信息、新能源時代既帶給我們后發趕超的條件，也極可能加深發展的鴻溝，故應增強憂患意識和緊迫意識。
二、后發劣勢及其影響
（一）內源性后發劣勢引致的自我發展能力不足制約明顯
內源性后發劣勢源于后發現實，兵團自身稟賦條件差和工業化后發影響相互疊加，發展能力不足具有先天性和根本性。
1.資本積累不足。資金是社會生產基本要素，兵團自身經濟實力和財政實力弱，自有投資能力不足。投資比較效益不高，資本趨利性下面臨外流壓力，雖在國家大力度金融政策支持下呈現資金凈流入狀態，但“資金洼地”遠未形成。投資系數連續多年高于1∶1,甚至接近 3∶1.投資率由“十一五”時期的 23.4%攀升至“十二五”前三年的 95.1%,發展投資依賴度極高而投資效益較差，后發“貧血”與“失血”交織。新金融模式發展不足，金融風險防控趨嚴，資本稀缺性和高融資成本長期存在。
2.人力要素短缺。人力資源是最核心發展要素，后發地區面臨人力資源培養能力不足與外流雙重困境。兵團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 17.1%,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人口占比接近 30%.2000~2008 年職工子女大學生流失率接近 80%.2013 年人才資源總量達到 31.2 萬，人才凈流出問題得以改觀，但“人才高地”同樣遠未形成。由于工業化起步晚，相對已難以享受極具競爭力的人口紅利。2013 年，65 歲及上人口比重達 13.2%,“未富先老”明顯并呈加劇態勢，社會撫養負擔重，人力成本高。
3.體制機制缺陷。后發地區制度效率相對較低，往往在擠壓式、強迫式的現代化進程中缺乏制度革新動力能力，造成體制機制固化。兵團黨政軍企合一體制特殊，區域經濟與企業經濟屬性兼具，承擔著大量公共性責任，既依賴于計劃性整合性體制，又導致發展資源分散。特殊體制與市場機制融合接軌不足，統一開放大市場尚未形成，國企改革滯后，現代企業制度未全面有效建立，非公有制經濟雖快速發展但比重仍不足 40%,行政職能不健全、功能異化、調控能力不足、服務效率不高問題依然較為突出。
4.產業依附性。先發地區通過經濟與產業主導權使后發地區成為其原材料、初級品供應地和產品消費地，形成后發地區產業依附并將其固化于產業鏈前端和價值鏈低端。2014 年兵團非農產業占比 76%,低于浙江 19.9、全國 14.7 及同區域新疆自治區 7.4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不及全國平均水平 50%,服務業占比 31%且傳統服務業內部占比超過 40%,產業結構及效率競爭力不強。
（二）外源性后發劣勢引致的發展環境風險長期存在
外源性后發劣勢是指由于工業化環境變化，使后發地區發展處境異化惡化，形成對后發地區的壓迫式環境風險。
1.能源與環境風險。環保規制性約束日益強化，在國家強調反映能源資源稀缺性、環境價值的市場化配置方式下，目前兵團已難以寬松經濟消費能源資源，能耗排放基數小，處于工業化爬坡階段，卻面臨提前到來的嚴格的普適性責任，最嚴格《環保法》、耕地保護紅線、水資源紅線相繼推出“,十二五”前三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綜合能源消費累計增長 48%,單位生產總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不降反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遠超“十二五”增長 15.4%的總量控制目標。
2.經濟規則風險。先發地區通過其產業地位和經驗優勢，倡導引領著市場基礎規則，使后發地區落于追隨者不利地位。兵團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標準化體系中鮮有優勢。貿易規則領域安全、環保、技術標準日益嚴苛，大數據、P2P、互聯網+新交易方式鋪天蓋地襲來，形成對本地市場的侵蝕，低端產品市場競爭慘烈?！笆濉鼻叭晟鐣M品零售總額占生產總值比重較“十一五”時期降低 3.9 個百分點，外貿經濟增長貢獻度降低 0.9 個百分點。
3.文化社會風險。文化弱勢影響潛移默化卻具有根本性，抽象看兵團具有傳統文化優勢，但文化改革發展滯后，先發地區文化拓展在帶來先進理念和豐富精神產品同時，也弱化了我們的文化自信及功能，自卑自棄、封閉排斥、盲目崇拜等文化失落與價值解構并存。社會方面由于壓縮式、追趕式的工業化進程，需要在短期內面對集中爆發的各類矛盾，社會焦慮、階層分化、對抗沖突可能加劇。
（三）繼發性后發劣勢引致的發展陷阱不容忽視
繼發性后發劣勢較大程度因后發地區戰略偏差和主觀失誤造成，需著眼長遠及早預防。
1.技術引進陷阱。以技術、知識、管理為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率成為未來競爭的制勝因素，技術引進陷阱客觀上表現為先發地區限制對后發地區的先進技術轉讓，主觀上表現為后發地區缺乏主動創新動力，繼而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泥潭。兵團創新環境、機制、投入、人才、成果、產業化轉化等方面均與先發地區存在明顯差距。2013 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比重只有 1.23%,低于東部地區、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約 2.3 和 0.9 個百分點，工業科技進步貢獻率不到 60%,基本處于技術引進與應用層次。
2.產業轉移陷阱。產業轉移本身潛伏諸多隱患，如轉入產業“三高一低”特征顯著，資源環境破環性強；大型企業往往將較為低端的子公司或事業部移入后發地區，不僅利潤、稅收大量回流，而且可能撕裂后發地區產業鏈；后發地區給予過度政策優惠進而對本地產業企業形成擠出效應，遏制甚至扼殺自有產業。兵團近年來在產業轉移中獲益匪淺，產業及就業規?？焖倥噬?，但潛在陷阱也需提防。
3.發展模式陷阱。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加速推動產業重構、模式再造形勢下，后發地區出于加快趕超急迫心理，往往難顧全局難顧長遠，以片面發展觀為指導，歡欣鼓舞于短期發展效應，忽視競爭新優勢塑造，在涓滴效應、極化效應作用下，可能形成與先發地區全方位的更深的差距，在低端道路上積重難返。
三、幾點措施建議
（一）深化研究，增強化危為機主動性、能動性
兵團正處于工業化后發趕超關鍵時期，機遇條件千載難逢、風險挑戰也前所未有，要加強研究、多方借鑒、未雨綢繆、科學規劃，更好因勢利導、趨利避害、行穩致遠。
1.唯物辯證地看待后發劣勢。后發劣勢具有相對性動態性，劣勢與優勢相伴而生，后發地區的確存在諸多方面“搭便車”優勢，只要能夠化危為機，制度、平臺、要素劣勢也會成為條件和優勢，降低試錯矯正成本。近代以來國內外既有不少后發趕超失誤的案例，也有德、日、韓、新加坡、臺灣等比比皆是的成功者，雖然客觀環境、內部條件多有差異，但均能帶給我們啟示借鑒。
2.抓牢用好重大機遇條件。第三次工業革命在后危機時代的加速推進，帶來秩序與規則的重塑，“地球村”“世界是平的”等概念日益變為現實，新通訊、新動力時代帶給我們與先發地區更多平等交流、縮小鴻溝的機會。在國家強大戰略統籌能力和特殊政策支撐支持下，兵團內部革新、外部拓展面臨重大機遇條件，自身發展經驗和發展能力不斷累積，可以而且應該增強信心、把握機遇、乘勢而上。
3.科學理性規劃發展。從時序上講第三次工業革命仍處于前中期，研究后發劣勢和科學規劃的實踐意義在于能夠少走彎路甚至尋求“捷徑”.要切實拋棄速度迷信，中長期發展中既要將潛在增長率轉化為必要發展速度，更要將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切實轉化為實踐自覺和具體路徑，積極揚棄傳統農業文明思維，對潛在后發劣勢問題加強戰略規避和預案儲備。
（二）奮起直追，積極搶占信息化高地
信息化革命正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要依托信息化的高度創新性、滲透性、開放性和倍增性，促進工業化與信息化并行，以信息化引領經濟社會躍遷。
1.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立足本世紀頭 20~30 年信息技術革命浪潮展開期，加快彌補信息化基礎設施欠賬，以參與“亞歐信息高速公路基礎設施建設”和“智慧兵團”建設為契機，推進信息化基礎設施升級，促進基礎信息共享和資源整合，加強通信網、互聯網、物聯網和衛星通信網等網絡資源建設，完善兵團云計算平臺整體布局，全面提升下一代信息化基礎設施水平。
2.促進廣泛深度融合。促進互聯網+醫療、衛生、教育、金融、交通、旅游、文化、家居、生活服務、媒體等跨界融合，加快各領域智能化步伐，用現代信息技術加快經濟結構、商業模式、生活方式、公共治理改造重塑。深化“兩化融合”,探索產品個性化、定制批量化、流程虛擬化、工廠智能化和物流智慧化新模式。
3.積極發展信息產業。發揮信息產業虛擬化、扁平化、分散化、配套化優勢，依托城鎮（團場）一體化平臺，積極創造環境，促進電訊、出版、新聞、廣播、電視等傳統信息行業與計算機、光導纖維、通訊衛星等新興行業發展壯大，加快公共服務領域和產業領域主輔分離，壯大市場主體，拓展產業鏈條，發展業務外包。
（三）前瞻布局，大力探索新能源模式
把握第三次工業革命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基本動力，依托兵團發展新能源模式的資源、空間、體制等優勢，不失時機進行前瞻性布局，形成未來競爭支柱。
1.積極擴大新能源規模。著眼化解能源經濟性、安全性和清潔性隱憂，用好兵團能源體系建設及擴容起步晚、豐富的新能源資源（新疆九大風區、四大太陽能富集區）、國家大力支持等多重優勢，加快實施一次性布局和新能源替代戰略，緊跟全球全國新能源發展，力爭 2050 年清潔能源消費比例達到50%.
2.加強技術突破和產業培育。把握未來 20~30年新能源開發儲存分配技術突破帶來的新能源革命范式，以及由此形成得巨大市場需求，密切跟蹤運用能源“云”網絡、智能電網、新材料、氫轉化等領域的重大技術成果，引領新一輪能源革命，積極布局發展光伏、風電、生物質等新能源裝備制造產業及技術研發、配套服務等服務性行業，壯大獨具特色的新能源產業體系。
3.大力推行綠色發展模式。堅持走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道路，形成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經濟體系和健康文明、節約資源的消費模式。運用循環經濟模式改造提升現有產業，拉長、補齊循環產業鏈，構建循環性生產生活體系。積極發展中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培育特色生態經濟，構建立體生態系統。
（四）多措并舉，切實提高創新驅動能力
著眼消除知識貧困，加快人力資源開發儲備，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提高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專業技能水平和全社會創新活力，形成有效溢出效應。
1.提高人口教育水平。強化基礎教育公益性，擴大“兩基”①成果，實施從學前到高中 14 年一貫制免費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保障工業化轉型用工需求。全面推進高等教育發展，強化高等院校服務本地、引領未來功能。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積極開發網絡教育資源，建設先進文化示范區，倡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提升全社會文明意識、創新意識、教化水平、技能素養水平。
2.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堅持創新機制、以用為本、高端引領、整體開發原則，打造一流人才隊伍。實施黨政人才、專業技術、職業經理人、創新領軍人等人才振興計劃，突出基層人才隊伍建設，加快緊缺急需人才培養引進。積極引進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壯大學科帶頭人隊伍。最大化中央專項及對口支援人才政策效應。加強人才環境建設，強化激勵導向，確保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
3.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創新科技管理體制機制，構建多元化科技投入體系，促進科技創新軟硬件資源要素開放共享與集聚整合，提高協同創新水平。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增強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能力。構建多元化產學研政合作關系，加快從技術服務、成果轉讓等向科研開發、成果產業化應用、人才培訓等多方面轉變。加強重大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攻關和成果規?；D化，培育科技與產業互飼模式。
（五）搶抓機遇，塑造外向型發展新優勢
依據比較優勢、“雁形產業形態”理論，實施以新絲路核心區建設為主導的外向型戰略，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全球化發展。
1.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積極參與自治區“三通道”“三基地”“五大中心”和“十大產業集聚區”②建設，打造兵團城市建設、園區發展、物流暢通、貿易促進、“走出去”拓展五大平臺。以新亞歐大陸橋、中巴經濟走廊和新疆交通干線樞紐、重點口岸、產業聚集園區及農產品生產基地為依托，加快兵團兩大中心及五大基地建設。積極參與四個已有國家級邊境經濟合作區及“中國-中亞自貿區”等擬建跨國經濟示范區建設。
2.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高地。堅持打造外向型產業體系、提高自身集散中心地位、優化外貿服務環境并舉，鞏固提升開放橋頭堡地位。面向中西亞等國際市場，促進外向型產業聚集發展。廣泛參與口岸開發，大力發展口岸經濟。積極參與“烏魯木齊-中亞”西行班列開發，推廣跨境電子商務保稅備存等新貿易模式，促進加工貿易與現代服務業聯動發展。持續改善關、稅、銀、路、檢貿服務環境，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
3.深入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強頂層設計與協同整合，廣泛深入“走出去”開展經濟、技術、投資合作，以項目帶投資、帶產品和服務、帶品牌和文化，延伸海外產業鏈，逐步由初級開發向綜合開發、深度開發轉型。圍繞建設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產業基地，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實施品牌化本地化戰略，促進市場擴容升級。
（六）銳意改革，形成強力體制機制保障
制度的有效安排可以為經濟活動提供顯著的激勵效應，要加快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的全方位改革，科學處理“三大關系”,探索構建與特殊體制機制、職責使命、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激發后發趕超動力活力。
1.加快市場化改革。厘清理順政企、政事、政資、政社、行政與中介關系，打破墾區、兵地、所有制、央企與地方產業企業藩籬，構建開放透明的現代市場體系。做強中國新建集團，廣泛推行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國有企業改制改組改造，健全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堅持權利、機會、規則平等，加強政策引導和環境創設，促進非公經濟跨越式發展，發展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發揮各種所有制經濟優越性積極性。
2.強化調控功能。提高治理能力，完善調控功能，建設強力政府以引導發展。積極爭取確立兵團法律地位，加快法治體系法治能力建設，最大化契約、規則效應，降低交易成本。通過爭取國家賦權與內部師市、團鎮合一方式，完善財政、資源管理、執法等行政管理和經濟調控職能。
3.爭取國家資源?？朔浜蟮貐^的“乞討和無償獲取”心理，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用足用好國家支持政策，將隱性政策優勢轉化為發展成果，以更好發揮穩定器、大熔爐、示范區作用，以切實顯著的工作成績獲取更大的支持，提高國家資源使用效率，推動建立橫向轉移支付機制，以國家政策資源降低外部性成本，轉化為內部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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