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晚清悲哀的縮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比較復雜的人物，史學界對他褒貶不一，爭議最大的就是第三次大沽口之戰，以及隨后的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最后導致圓明園的被毀。有人認為正是因為他對英國公使團成員的殘害和自不量力的抵抗導致了英法聯軍對大清帝國的報復性掠奪，從而進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其實，包括僧格林沁在內的滿清王朝統治集團面對近代工業革命后西方列強的崛起渾然無知，依然沉醉在傳統的“天朝上國”迷夢中，便決定了晚清王朝在反對西方列強侵略戰爭中的悲哀，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先勝后敗的個人悲劇，不過是整個晚清王朝悲哀的一個縮影。
一、愚頑的晚清政府和固步自封的蒙古親王
就當年的歷史看，當時的國際形勢已對清朝極為不利，英法已經結成侵華聯盟，美國雖未出兵，但在外交上卻是與英法聯軍沆瀣一氣，俄國則正試圖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來侵占更多的中國領土，可以說，面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四國聯合侵華的嚴峻形勢，腐朽沒落的晚清政府并沒有清醒的認識，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
在對外政策上，清政府也依舊堅持著傳統的宗藩體制，堅持“夷夏之辨”,即以對待藩屬國的“羈縻”政策來對待與西方諸國的外交，認為“夷性犬羊”,總是提出無厭的要求，并且常?！疤撀暥埠取?因此，需要“示以撫綏之恩，折其虛驕之氣，俾不至更萌妄念，方為妥善”.其實，西方列強早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王朝所面對的胡狄蠻夷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只是觸動了一下清政府“天朝上國”的那根敏感神經，清政府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落伍，也沒有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強大，依舊想用對待藩屬國的方式來處理與西方列強的關系，更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應對外來者的入侵。這在對待英美公使提出的“修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以現在情形而論，與其用柔而為所挾，轉不如用剛而使有所忌憚也”,竟然想先發制人地采用強硬方式來使西方列強有所忌憚。
對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形勢的重大變化，整個滿清官僚集團的反應如此遲鈍，如此的空想與虛幻，作為其成員之一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更是一直沉浸在以往蒙古騎兵不可戰勝的輝煌歷史中，對擁有近代火器裝備的西方諸國陸軍的作戰能力渾然無知，竟然固執地認為“夷兵不利陸戰”.其實，當時西方列強的軍隊，除英國外，陸軍是其軍隊的主體，而陸戰就是其主要的作戰方式。這充分反映出僧格林沁對英法軍隊的裝備、戰術和歐洲戰史的惘然無知。這樣一個愚頑不化的滿清王朝，這樣一位固步自封的蒙古親王，就注定了由他們主導的對西方列強的外交或戰爭都必將成為一場悲劇。
二、無視近代西方陸軍進步，迷信蒙古騎兵神話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總共投入兵力102194人，英法聯軍總共投入兵力36876人；清軍傷亡人數總共9986人，英法聯軍傷亡人數總共1189人，其中死亡138人，受傷1051人。清軍在投入如此多兵力的情況下，并沒有扭轉失敗的局面，充分說明近代戰爭的勝負已經不取決于雙方投入兵力人數的多少，而是取決于雙方軍隊人員素質、軍事裝備等因素。參與此戰傷病救護的英法聯軍軍醫說：“中國武器的殺傷力很小，它的子彈微光一閃，掠過表皮，就失去效力了?！绷硪环▏致哉哒f，清軍的火槍“打得一點也不準，這樣，我們的損失就和我們所遇到的抵抗力成不了比例?！鄙窳智邊s對其蒙古騎兵依舊信心滿滿，認為英法聯軍“所恃究在船堅利炮，若使舍船登陸，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或當較為易制”.可見他認為陸地上依舊是蒙古騎兵的天下。騎兵，特別是蒙古騎兵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確實曾無敵于天下，但是，騎兵的輝煌在近代炮火下便風光不再。在1798年的埃及金字塔大戰中，埃及著名的馬木留克騎兵就敗在了拿破侖所統帥法軍的攻城炮火之下。馬木留克是阿拉伯語“奴隸”的意思，絕對忠誠于其主人，同時作戰勇敢，馬木留克騎兵在平定內亂和防御外敵方面都屢立戰功，成為了阿拉伯諸國軍隊的中流砥柱。埃及更是將馬木留克騎兵作為其國王直接指揮的精銳近衛軍。但是，在拿破侖的槍炮聲中，馬木留克騎兵迅速潰敗，他們稱拿破侖為“炮火之王”、“上帝之鞭”.經此一役后，埃及元氣大傷，一蹶不振。由此可見，在熱兵器時代，原始的冷兵器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這也就預示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迷信蒙古騎兵的僧格林沁也難逃敗亡的命運。
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進展，其成果首先使得西方列強軍隊的武器裝備不斷得到更新改良，而清軍的裝備則依舊落后。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聯軍已裝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如發射圓錐形彈丸的線膛后裝步槍、線膛后裝火炮以及便于淺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軍的裝備卻仍停留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水平，仍然是鳥槍、抬槍和發射球形彈丸的前裝炮及冷兵器，加之炮臺構筑仍是露天式的，經不起侵略軍炮火的轟擊。作戰方法上，英法聯軍注意水陸協同作戰，以強大炮火掩護陸軍登陸，陸上戰斗采取散兵戰術，而清軍則固步自封，墨守陳規，忽視陸地縱深防御，不懂散兵戰術。清政府卻對此渾然不知。
工業革命給西方軍隊帶來的不僅僅是軍事技術裝備的改進，其軍制、戰術、軍事思想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了變革，研究軍事學術的各種著作也大量問世。為培養掌握這些頗為復雜高深學問的軍事人才，自十八世紀起西方各國就開始創辦各種軍事學校。而滿清軍官的產生依然是武舉和行伍兩種途徑。武舉考試分為外場和內場。外場考馬射、步射、開弓、舞刀、舉石。內場考試當初是根據武經七書寫作文一篇。因為有冒名頂替現象，內場考試形同虛設。清軍指揮人員的升遷，也多循例簡用。而清朝政府奉行重文輕武的國策，視軍官為莽夫，自然也就沒有專門的軍事學校。在這種情況下，清軍指揮官的思想仍停留在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時代，其戰術思想仍停留在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通觀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根本就沒有具備近代軍事素質的將領。僧格林沁可謂當時清政府倚重的優秀統兵官，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被晚清朝廷倚重的統帥其實也早已落在了時代的后面，他已經是不適應近代戰爭要求的指揮官了。這種從軍事人員到裝備的落后就注定了晚清王朝主導的抗拒外國列強入侵的結局之悲哀。
三、從盲目樂觀到敗退京師
僧格林沁的愚頑首先反映在其無視《萬國公法》的明確規定，反對公使駐京的國際通行慣例，尤其是對《萬國公法》茫然無知上，他甚至想讓士兵扮成鄉勇襲擊進京換約的英法公使團，使一次在近代國際交往中再正常不過的雙邊換約行為，演變成了異常殘酷的軍事斗爭。根據《郭嵩燾日記》記載：咸豐九年八月“初八日。怡親王至營……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薄颁┮拇雰群泳湃?，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誘致夷人，薄而擊之”.薛福成日記中也提到“己未年，洋人照議來換約，入京、入江兩事，廷論無可阻止，乃密囑僧邸開仗，洋人受創而去”.可見對《萬國公法》渾然不知的不僅僅是僧格林沁，整個滿清朝廷也都一樣。因此，盡管《萬國公法》規定：“國使至外國者，自進疆至出疆，俱不歸地方管轄，不得拿問。緣國使既代君國行權，即當敬其君以及其臣，而不可冒犯?！钡谏窳智咚麄冄劾?，外國公使不過是來朝拜天朝大國的外臣蠻夷，若不守規矩，就可以動用武力教訓其一下。
僧格林沁指揮的第二次大沽口戰役獲勝，更增強了他在戰勝西夷方面的盲目樂觀與驕傲輕敵的“信心”,也成為加速其悲劇的又一因素。其實第二次大沽口戰役中清軍的勝利，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方面在于僧格林沁戰前的積極準備，但更主要的則是英法聯軍的驕傲輕敵所致。在戰前，僧格林沁重建了大沽口防御體系：重建?？谂谂_，鑄造、調撥火炮，改革大沽軍制，調集京師、蒙古等處援軍，設置攔河設施，加強臨戰訓練?？捎⒎撥姺矫鎱s是正好相反，尤其是英法聯軍驕傲輕敵。其海軍上將河伯戰前就“認為他已穩操勝券，他滿臉得意洋洋，神奇非凡，因為他的預見馬上就要兌現了”.美國人也認為“那時還不知道中國人一絲一毫也不打算讓我們到北京去（指從大沽口）”.其次，根據茅海建先生的考證，清軍參戰部隊共計4454人，英軍參戰人數約1000余人，法軍參戰人數僅60人?？梢?，此戰清軍的獲勝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這偶然的勝利更堅定了清朝君臣拒英法聯軍于京師之外的決心。就連侵略者也一度感慨：“中國人開始學會了怎樣打仗，至少在筑壘防守和炮火操作方面，今年來他們已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所有戰役的參加者和目擊者都認為，從戰斗開始到結束，中國人在瞄準和操炮方面足以和訓練有素的歐洲軍隊相媲美”.
僧格林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比較復雜的人物，史學界對他褒貶不一，爭議最大的就是第三次大沽口之戰，以及隨后的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最后導致圓明園的被毀。有人認為正是因為他對英國公使團成員的殘害和自不量力的抵抗導致了英法聯軍對大清帝國的報復性掠奪，從而進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其實，包括僧格林沁在內的滿清王朝統治集團面對近代工業革命后西方列強的崛起渾然無知，依然沉醉在傳統的“天朝上國”迷夢中，便決定了晚清王朝在反對西方列強侵略戰爭中的悲哀，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先勝后敗的個人悲劇，不過是整個晚清王朝悲哀的一個縮影。
一、愚頑的晚清政府和固步自封的蒙古親王
就當年的歷史看，當時的國際形勢已對清朝極為不利，英法已經結成侵華聯盟，美國雖未出兵，但在外交上卻是與英法聯軍沆瀣一氣，俄國則正試圖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來侵占更多的中國領土，可以說，面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四國聯合侵華的嚴峻形勢，腐朽沒落的晚清政府并沒有清醒的認識，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
在對外政策上，清政府也依舊堅持著傳統的宗藩體制，堅持“夷夏之辨”,即以對待藩屬國的“羈縻”政策來對待與西方諸國的外交，認為“夷性犬羊”,總是提出無厭的要求，并且常?！疤撀暥埠取?因此，需要“示以撫綏之恩，折其虛驕之氣，俾不至更萌妄念，方為妥善”.其實，西方列強早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王朝所面對的胡狄蠻夷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只是觸動了一下清政府“天朝上國”的那根敏感神經，清政府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落伍，也沒有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強大，依舊想用對待藩屬國的方式來處理與西方列強的關系，更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應對外來者的入侵。這在對待英美公使提出的“修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以現在情形而論，與其用柔而為所挾，轉不如用剛而使有所忌憚也”,竟然想先發制人地采用強硬方式來使西方列強有所忌憚。
對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形勢的重大變化，整個滿清官僚集團的反應如此遲鈍，如此的空想與虛幻，作為其成員之一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更是一直沉浸在以往蒙古騎兵不可戰勝的輝煌歷史中，對擁有近代火器裝備的西方諸國陸軍的作戰能力渾然無知，竟然固執地認為“夷兵不利陸戰”.其實，當時西方列強的軍隊，除英國外，陸軍是其軍隊的主體，而陸戰就是其主要的作戰方式。這充分反映出僧格林沁對英法軍隊的裝備、戰術和歐洲戰史的惘然無知。這樣一個愚頑不化的滿清王朝，這樣一位固步自封的蒙古親王，就注定了由他們主導的對西方列強的外交或戰爭都必將成為一場悲劇。
二、無視近代西方陸軍進步，迷信蒙古騎兵神話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總共投入兵力102194人，英法聯軍總共投入兵力36876人；清軍傷亡人數總共9986人，英法聯軍傷亡人數總共1189人，其中死亡138人，受傷1051人。清軍在投入如此多兵力的情況下，并沒有扭轉失敗的局面，充分說明近代戰爭的勝負已經不取決于雙方投入兵力人數的多少，而是取決于雙方軍隊人員素質、軍事裝備等因素。參與此戰傷病救護的英法聯軍軍醫說：“中國武器的殺傷力很小，它的子彈微光一閃，掠過表皮，就失去效力了?！绷硪环▏致哉哒f，清軍的火槍“打得一點也不準，這樣，我們的損失就和我們所遇到的抵抗力成不了比例?！鄙窳智邊s對其蒙古騎兵依舊信心滿滿，認為英法聯軍“所恃究在船堅利炮，若使舍船登陸，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或當較為易制”.可見他認為陸地上依舊是蒙古騎兵的天下。騎兵，特別是蒙古騎兵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確實曾無敵于天下，但是，騎兵的輝煌在近代炮火下便風光不再。在1798年的埃及金字塔大戰中，埃及著名的馬木留克騎兵就敗在了拿破侖所統帥法軍的攻城炮火之下。馬木留克是阿拉伯語“奴隸”的意思，絕對忠誠于其主人，同時作戰勇敢，馬木留克騎兵在平定內亂和防御外敵方面都屢立戰功，成為了阿拉伯諸國軍隊的中流砥柱。埃及更是將馬木留克騎兵作為其國王直接指揮的精銳近衛軍。但是，在拿破侖的槍炮聲中，馬木留克騎兵迅速潰敗，他們稱拿破侖為“炮火之王”、“上帝之鞭”.經此一役后，埃及元氣大傷，一蹶不振。由此可見，在熱兵器時代，原始的冷兵器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這也就預示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迷信蒙古騎兵的僧格林沁也難逃敗亡的命運。
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進展，其成果首先使得西方列強軍隊的武器裝備不斷得到更新改良，而清軍的裝備則依舊落后。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聯軍已裝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如發射圓錐形彈丸的線膛后裝步槍、線膛后裝火炮以及便于淺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軍的裝備卻仍停留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水平，仍然是鳥槍、抬槍和發射球形彈丸的前裝炮及冷兵器，加之炮臺構筑仍是露天式的，經不起侵略軍炮火的轟擊。作戰方法上，英法聯軍注意水陸協同作戰，以強大炮火掩護陸軍登陸，陸上戰斗采取散兵戰術，而清軍則固步自封，墨守陳規，忽視陸地縱深防御，不懂散兵戰術。清政府卻對此渾然不知。
工業革命給西方軍隊帶來的不僅僅是軍事技術裝備的改進，其軍制、戰術、軍事思想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了變革，研究軍事學術的各種著作也大量問世。為培養掌握這些頗為復雜高深學問的軍事人才，自十八世紀起西方各國就開始創辦各種軍事學校。而滿清軍官的產生依然是武舉和行伍兩種途徑。武舉考試分為外場和內場。外場考馬射、步射、開弓、舞刀、舉石。內場考試當初是根據武經七書寫作文一篇。因為有冒名頂替現象，內場考試形同虛設。清軍指揮人員的升遷，也多循例簡用。而清朝政府奉行重文輕武的國策，視軍官為莽夫，自然也就沒有專門的軍事學校。在這種情況下，清軍指揮官的思想仍停留在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時代，其戰術思想仍停留在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通觀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根本就沒有具備近代軍事素質的將領。僧格林沁可謂當時清政府倚重的優秀統兵官，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被晚清朝廷倚重的統帥其實也早已落在了時代的后面，他已經是不適應近代戰爭要求的指揮官了。這種從軍事人員到裝備的落后就注定了晚清王朝主導的抗拒外國列強入侵的結局之悲哀。
三、從盲目樂觀到敗退京師
僧格林沁的愚頑首先反映在其無視《萬國公法》的明確規定，反對公使駐京的國際通行慣例，尤其是對《萬國公法》茫然無知上，他甚至想讓士兵扮成鄉勇襲擊進京換約的英法公使團，使一次在近代國際交往中再正常不過的雙邊換約行為，演變成了異常殘酷的軍事斗爭。根據《郭嵩燾日記》記載：咸豐九年八月“初八日。怡親王至營……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薄颁┮拇雰群泳湃?，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誘致夷人，薄而擊之”.薛福成日記中也提到“己未年，洋人照議來換約，入京、入江兩事，廷論無可阻止，乃密囑僧邸開仗，洋人受創而去”.可見對《萬國公法》渾然不知的不僅僅是僧格林沁，整個滿清朝廷也都一樣。因此，盡管《萬國公法》規定：“國使至外國者，自進疆至出疆，俱不歸地方管轄，不得拿問。緣國使既代君國行權，即當敬其君以及其臣，而不可冒犯?！钡谏窳智咚麄冄劾?，外國公使不過是來朝拜天朝大國的外臣蠻夷，若不守規矩，就可以動用武力教訓其一下。
僧格林沁指揮的第二次大沽口戰役獲勝，更增強了他在戰勝西夷方面的盲目樂觀與驕傲輕敵的“信心”,也成為加速其悲劇的又一因素。其實第二次大沽口戰役中清軍的勝利，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方面在于僧格林沁戰前的積極準備，但更主要的則是英法聯軍的驕傲輕敵所致。在戰前，僧格林沁重建了大沽口防御體系：重建?？谂谂_，鑄造、調撥火炮，改革大沽軍制，調集京師、蒙古等處援軍，設置攔河設施，加強臨戰訓練?？捎⒎撥姺矫鎱s是正好相反，尤其是英法聯軍驕傲輕敵。其海軍上將河伯戰前就“認為他已穩操勝券，他滿臉得意洋洋，神奇非凡，因為他的預見馬上就要兌現了”.美國人也認為“那時還不知道中國人一絲一毫也不打算讓我們到北京去（指從大沽口）”.其次，根據茅海建先生的考證，清軍參戰部隊共計4454人，英軍參戰人數約1000余人，法軍參戰人數僅60人?？梢?，此戰清軍的獲勝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這偶然的勝利更堅定了清朝君臣拒英法聯軍于京師之外的決心。就連侵略者也一度感慨：“中國人開始學會了怎樣打仗，至少在筑壘防守和炮火操作方面，今年來他們已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所有戰役的參加者和目擊者都認為，從戰斗開始到結束，中國人在瞄準和操炮方面足以和訓練有素的歐洲軍隊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