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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鴉片戰爭時期經世致用派的轉變探究
【緒論】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發展研究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思想
【第二章】鴉片戰爭前的經世致用學派
【第三章】鴉片戰爭時期的經世派
【第四章】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經世致用派對西學的吸納
【第五章】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學派轉變的原因及影響
【結語/參考文獻】鴉片戰爭前后中體西用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緒 論
一、題旨
“經世致用”一詞的使用開端于梁啟超，他認為明末清初的部分學者“對于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于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學問，是為政治而學問”,“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這時候代表人物”①。這以后人們才開始把這類學者稱為經世致用派。
經世致用派是明末清初之際形成的一種學術流派。他們反對學術研究脫離現實，強調做學問要有利于國計民生，把學術研究和當前的現實緊密結合起來，往往以解釋古代典籍為手段，發揮自己的見解，并用于改革社會現實，為解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實際問題服務。
清朝康、雍、乾盛世，一方面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經世致用思想失去了外力的刺激，另一方面，清統治者實行了文化專制政策，加上網絡嚴密的文字獄，不敢過問社會政治的士大夫紛紛轉向考據、訓詁，經世致用思想走向低谷。正如戴逸所說“高峰，接著是一個跌落，很快就過去了，形成一個文化斷層。這種進步思想（注：經世致用思想）就后繼無人，只維持了一代人的時間?！雹诩?、道以降，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財政吃緊，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內憂外患相連，引起有識之士的反思，去尋找拯救社會的良方。鴉片戰爭前，經世致用思想再度興起。統治者放松了對意識形態的禁錮，自身也倡導經世致用。道光帝曾強調：“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經之學，不在尋章摘句也，要為其有用者?！雹巯特S帝也曾告誡郭嵩燾：“文章小技，能與不能，無足輕重，實事卻要緊?！雹茉谏鐣C的刺激與最高統治者的倡導下，士大夫們對經世致用趨之若鶩。
鴉片戰爭前，涌現出一大批憂國、務實和關心民生的經世學者和以經世為己任的疆臣，如陶澎、賀長齡、林則徐、包世臣、龔自珍、魏源、姚瑩等。
這些經世派疆臣、學者對國計民生、制度改革、除弊興利等方面均有探討，與治亂興衰密切相關的“時務”再度成為士大夫們關注的熱點。
鴉片戰爭爆發，面對外國的入侵，經世學派的視野由國內擴大到西方世界，林則徐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戰后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一部分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已經落后于西方，魏源首倡“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經世致用派探索的重點轉向了如何加強國防，有效地抵御外來侵略，部分學者更致力于世界歷史地理的研究，以期能夠知己知彼。于是，經世致用學派從關注“時務”轉向了“夷務”.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部分士大夫開始更理性地思考中外關系問題，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要“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①，即最早的“中體西用”思想。后經多人演繹并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遂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在不變更傳統政治體制、堅持儒學傳統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奕?、曾國藩、李鴻章等本著這一原則倡導了以“自強”、“求富”為宗旨的“同光新政”.應西方國家要求，“夷務”變成了“洋務”,當然“洋務”的內涵也較“夷務”拓展了許多。由于“洋務”
成了時代的主題，于是，他們被稱為洋務派，他們的“自強”、“求富”活動也被稱作洋務運動了。盡管洋務派所關注的問題已不同于鴉片戰爭時期的經世致用派，但是從學術的角度而言，他們所遵循的仍然是經世致用的精神。
這以后的維新派、立憲派、革命派皆因不同的時代主題而被賦予不同的稱號，所追求的目標更遠非經世致用派所能比，但其學術精神依然是與經世致用一脈相承的。
從明末清初經世致用思想產生，到鴉片戰爭時期經世致用派再次興起，再到主張“中體西用”的洋務派，一代又一代有遠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國家的興盛、社會的進步，推動了傳統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進程，社會主流思潮也逐漸轉移到現實的、功利的追求上。鴉片戰爭以后的經世致用派一方面仍然首先把傳統文化作為思想手段和精神動力；另一方面則認同了西方物質文化的優越性，意識到自強、師夷的迫切性，拉開了學習西方的帷幕。系統地論述經世致用派的形成、發展及其思想認識，著重探討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派的轉變，旨在闡釋特定的歷史時期進步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時代責任感，從源頭上揭示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基本動因。
二、學術研究史
經世致用思想研究始于 20 世紀初，至今已有百余年，主要分為清末民國時期、建國初期、文化大革命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四個階段。
20 世紀初，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最先指出：顧炎武“標‘實用主義’以為鵠，務使學問與社會之關系增加密度，此實對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談派施一大針砭”;龔自珍、魏源“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后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①。后來著名歷史學家孟森提到了陶澍、賀長齡“留心時政”、選編《經世文編》②。蕭一山稱贊顧炎武“褒然為一代冠冕”,乃近代講經世學者不祧之宗；曾國藩“要把經世學從當時人所謂義理、詞章、考據三途中另辟一門。從他的治學方法和態度中，都可以證明他不是純粹的理學家，而是一個經世學家”③。他們主要論證了哪些人物屬于經世致用派，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學者們開始了對經世致用思想的研究。侯外廬認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類似《人權宣言》，“在清初是近代思維方式的偉著”,是經世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④。傅衣凌認為顧炎武的思想具有主張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等特點⑤。曹道衡專門分析了王夫之的唯物主義思想⑥。這一時期的研究明顯地偏重于政治思想方面。
“文化大革命”十年，對經世致用派的研究被納入“評法批儒”運動，談論的重點仍然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論點卻往往失之偏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史學進入繁榮發展的新時期，對經世致用派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更多的經世派人物進入了研究的視野，浙東學派、桐城派、常州學派、湖湘學派、廣東學派等帶有經世致用特點的學術流派均有學者論及。
經世致用思想的產生，史學界一般認為由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等人提出，至鴉片戰爭時期而大盛⑦；有人將經世致用思想的發源追溯至南宋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功利學派”;也有人認為經世致用思想發源于南宋胡宏、張栻所創立的湖湘學派⑧。
經世致用的涵義，學者們比較一致地認為，它反對學術研究脫離現實，強調做學問要有利于國計民生，把學術研究和當前的現實緊密結合起來，以解決政治、經濟、軍事等實際問題①；作為治學的一種價值取向，它要求人們關注人生社會一切實際需要的領域；作為一種學風，與“理論聯系實際”頗有相通之處②。有些學者認為經世致用具有批判現實社會的弊端、打破學術思想的僵化、提出更法圖治的主張、振興實學等內涵③；有的學者概括了經世致用思想的時效性、功利性等特點④；有學者認為鴉片戰爭時期經世致用學派曾合理地吸收西方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融合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⑤；有的學者論述了馮桂芬的經世致用思想，認為“到 1861 年前后，經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⑥；也有學者指出“經世致用思想的功利色彩所帶來的改革行為的短期性、在中西文化交合中的局限性、改革程度上的淺薄以及其在社會上的認同不足等，對中國近代化帶來消極影響”⑦。
經世致用作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代代相傳，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鴉片戰爭時期，史學由對王朝盛衰治亂的關注和思索轉向對外部世界的探求，興起以抗敵御侮、救亡圖存和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外國史地研究，成為此時代史學經世致用思想的時代特征，“它既是對脫離現實、煩瑣考據的乾嘉學風的嚴峻挑戰，也是對強鄰四逼的險惡現實的敏銳反映。因而，它對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發韌和展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⑧。
三、結構
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過對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思想演變過程的詳細考察，來探索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思想演變的原因、積極意義和歷史局限性。本文內容主要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一）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學派。主要講述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學派的形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他們提出的思想。此時期的經世致用學派，開經世致用思想之先河。明末清初，滿族以“夷狄”而入主中原，明朝的遺老們引以為奇恥，相繼大倡經世致用，高揚“反清復明”的旗幟。這時期的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他們痛矯晚明學者之失，致力于救世濟民實用之學，深富濃厚的經世思想。
（二）鴉片戰爭前的經世致用學派。鴉片戰爭前，經世致用思想再次興起，許多仁人志士，如林則徐、陶澎、賀長齡、龔自珍、魏源、包世臣等等。他們揭露現實社會的弊端，發出更法圖強的號召。
（三）鴉片戰爭時期經世致用學派的演變。由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經世致用學派把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認識到中國的落后，提出了“師夷”的口號。
（四）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經世致用派對西學的吸納。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經世致用思想又有新的發展。經世致用學派代表人物馮桂芬在遵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中體西用”的思想。緊接著，洋務派以此思想為宗旨，進行了“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把經世致用思想由理論而付諸于實踐。甲午戰爭以后，變法運動逐步高漲，同樣具有經世致用精神的維新派取代了洋務派的歷史主角地位，時代的主題也發生了變化。
（五）經世致用學派演變的原因與影響。主要從社會轉型、近代化進程、西學東漸、列強的入侵等方面剖析了經世致用學派演變的原因。經世致用學派演變對近代中國積極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批判現實社會的弊端、打破學術思想的僵化、提出更法圖治的思想、振興經世致用的實學、推動中西文化的融合、加快近代化的進程。但經世致用學派的演變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如經世致用學派在學習西方的時候，總是擺脫不了傳統文化的制約，因而難以全面接受西方的先進的思想文化，也沒有在恰當的時期把這些先進的思想引進中國。一直到 20 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時，才發現中國缺少“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也是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學派所缺少的精神。
四、創意
與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
第一，以前研究經世致用學派研究多以一個時期，或以某個人的思想為主題，本文則系統地論述了經世致用學派從形成到鴉片戰爭前后的演變過程，以經世致用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為主線，很好的從整體上把握了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學派的思想演變過程。
第二，以前的研究者多認為，鴉片戰爭后經世致用派看到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主要是科學技術的差距，中國的落后推動了經世致用思想的轉變。本文從多方面多角度來分析經世致用學派轉變的原因。如：社會轉型和近代化進程、西學東漸、西方入侵等等。
第三，以前研究經世致用學派研究多從社會意識形態來分析經世致用派的局限性，認為他們主張的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改良，不適應近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本文從思想層面具體分析經世致用思想的局限性。首先，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對傳統思想文化繼承太多，而對西方思想中民主成分接受較少。
其次，在文化思想方面，主要注重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而對西方對科學的探索精神學習較少，這也是中國在近代與自然科學漸行漸遠的原因所在。
再次，由于經世致用學派未能突破中國傳統文化的藩籬，從而決定了他們所要求的只是有限度的改革，基本上屬于體制內的，不可能真正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無保留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不可能始終居于引領社會潮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