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鴉片戰爭時期經世致用派的轉變探究
【緒論】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發展研究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思想
【第二章】鴉片戰爭前的經世致用學派
【第三章】鴉片戰爭時期的經世派
【第四章】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經世致用派對西學的吸納
【第五章】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學派轉變的原因及影響
【結語/參考文獻】鴉片戰爭前后中體西用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的經世致用學派

清初統治者出于統治的需要，大興文字獄。這樣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思想被強行中斷，民主和科學的精神遭到扼殺。廣大的知識分子只有絕口不提國事，轉而埋頭于古籍的考證和整理。正如龔自珍所述“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p>

梁啟超也說過：“凡主權者喜歡干涉人民思想時代，學者的聰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釋古典?！雹谶@樣，清代前期的學術主要有兩種傾向：一是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成為“欽定”的學術；二是出現“為考據而考據”、“不談義理”的乾嘉學派。

嘉慶、道光年間，中國封建社會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吏治腐敗，階級矛盾激化。加之國外鴉片輸入日盛，出現嚴重的統治危機。這是涌現出一大批憂國憂民、務實、關注民生、要求改革的經世致用學者和以經世為己任的封疆大吏，如陶澍、賀長齡、林則徐、龔自珍、魏源、包世臣、姚瑩等。

一、經世致用思想再次興起的原因

清嘉慶、道光年間，是清由盛而衰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階級矛盾突出，各地農民起義時有發生，在國際上，西方相繼進入工業革命，國力日盛，中國漸漸地落后于西方，而且差距逐漸加大。在道光（1820-1850）后期，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簽訂了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國從此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一）清王朝由盛而衰

清朝經過康雍乾長達百余年的盛世，到乾隆后期，社會矛盾逐漸激化，清朝的統治也由盛世轉向衰微。正如魏源在《圣武記》中所述：“荊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苤畾q，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韮S江、淮，海警飚忽，軍問沓至?！?/p>

（1）農民與地主矛盾日益激化

到乾隆統治后期，土地兼并現象愈演愈烈。乾隆晚期的寵臣和珅一人就侵占土地達八十萬畝。魏源在嘉慶十九年（1814 年）首次從湖南赴京，在沿途的詩作中，這樣描寫農民的凄慘情形：“我欲叫閶闔，閶闔蒼莽垂。麥秋不及待，人饑已奈何！明知麥花毒，急那擇其他。食鳩止渴饑，僵者亂如麻?！雹偻恋刈鳛榉饨ㄉ鐣匾纳a資料，高度集中后必然會造成貧富差距過大，激化社會矛盾。在嘉慶元年（1796 年），爆發了“白蓮教”起義。1796-1805年的“白蓮教”起義，雖然被清廷鎮壓，但清朝衰敗跡象已顯露無疑。

（2）政治腐敗，君主專制加強

清朝自雍正設軍機處，1732 年成為一個正式的常設機構。軍機大臣由皇帝在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等級別的官員中欽定?；实勖咳丈衔缯僖娷姍C大臣，口授諭旨，軍機大臣“跪受筆錄”,然后負責往下傳達，此外軍機處還有向皇帝推薦官員的權力，但軍國大事全憑皇帝裁決。一方面，皇帝的權力得到加強；另一方面，也為官員的腐敗提供了途徑。特別是乾隆帝時期和珅腐敗集團的出現，出于政治和經濟的需要，他們在朝野上下網羅黨羽，使得腐敗之風向各個領域蔓延。手握重權的和珅成了當時官員升遷必經之門。為了能升官進爵，絕大多數人，紛紛奔走和門，買官鬻爵。和珅利用手中權力，貪污錢財。到嘉慶登基后，查抄和珅時，有民謠云“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見當時官場腐敗達到何等程度。這種官場貪風，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勢頭更甚，即使清政府以嚴刑峻法整飭，也無法制止。

（3）閉關自守，與西方差距加大

清朝建立以后，實行閉關自守，主要是海禁政策。順治十二年（1655）規定，“海船除給有執照許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將違禁貨物出洋販賣番國……；或造成大船，圖利賣于番國；或將大船賃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交刑部分別治罪?！雹诘搅丝滴醭?，海禁更加嚴厲，康熙七年（1668）年，玄燁親政第二年，規定：“外國人貨物非貢期不準貿易?！雹矍〕囊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乾隆當政的 1759 年批準兩廣總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規條》，其中規定：“1.除十三行行商在指定的地區外，不準任何人出租房屋給外國人。2.不準借領外夷資本。3.不準外國人雇請漢人役使或參與商業經營。4.不準外夷雇人‘傳遞信息'.”①本來正常的貿易活動，都被定為犯罪。這樣中國與外國的交往逐漸減少，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統治者還認為中國是天朝。正如乾隆所述：“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②與此同時，西方正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無論在政治、經濟、科技和軍事等各個方面都遠遠超過中國。

（4）鴉片流毒與日俱深

從 18 世紀中期起，英國向中國輸入呢絨、棉紡織品和金屬制品，從中國購買茶葉、瓷器、生絲和藥材等。受到中國自然經濟的抵制，英國商品銷路不暢，在兩國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見表二）。為流轉貿易逆差，英國違背國際道德，向中國走私毒品鴉片，掠走中國大量白銀，并嚴重摧殘著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正如魏源所述：“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漕鹺以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次前代所無也”.

（二）學術環境的變化

（1）統治者放松對學術的禁錮

清朝是少數民族滿族建立的政權。建立之初，因為鞏固政權的需要，加強思想的統一，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嘉道時期，清朝暴露出嚴重危機。統治集團積極尋找對策，主要包括如何鎮壓民眾起義、緩和社會矛盾、整頓吏治、祛除政務中的積弊等等。

正如梁啟超所述：“清初’經世致用‘之一學派所以中絕者，因由學風正趨于歸納的研究方法，厭其空泛，抑亦因避觸時忌，聊以自藏。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而當文恬武嬉之既極，稍有識者，咸知大亂之將至。追尋根源，歸咎于學非所用，則最尊嚴之學閥，自不得不首當其沖?！?/p>

（2）今文經學的再次興起

清朝初期，由于統治者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不得不轉向以考據古籍的古文經學，乾嘉時期達到鼎盛時期，因此被稱為乾嘉漢學，又稱樸學。清代古文經學家在考證、訓詁、辨偽、輯佚、?？钡确矫孀龀隽撕艽筘暙I，但在學術思想方面建樹很少。相反，乾嘉漢學嚴重脫離社會實際，窒息了思想的火花。到嘉慶后期，乾嘉漢學之弊暴露無遺，并且與社會運行方向無法調適。

嘉慶末年，打破了經學定于一尊的局面，西漢今文經學復歸，轉向托經議政，變法改革。其開創者是莊存與，真正的奠基者是莊存與的外孫劉逢祿。道光年間，龔自珍、魏源受教于劉逢祿，潛心今文經學，關注漕政、鹽政河工等國計民生的問題，史稱龔魏。

（3）西學東漸的繼續

19 世紀初，除天主教士外，基督新教的教士也開始進入中國，西學東漸潮流再次興起。傳教士在華開辦教會學校、醫院，設立印書館，創辦期刊，并翻譯、編著了各種書籍，對于西學的傳入有很大的貢獻。

晚清嘉慶、道光之交中國人與西方人接觸時，除了大多數人根本不重視甚至排拒西學外，已有少數有識之士開始注意到西學有其優越之處，但他們基本上仍未把西學看作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文化，而是將其視為“夷學”,其中雖有可取之處，但其地位遠不及中國學術思想。

二、嘉道時期的主要經世致用學派

明清以來，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由北方轉移到南方，與國外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也主要以南方為主。因此，南方已成為中國當時先進思想的發源地，經世致用思想也不例外，也發端于南方，而其主要的學派也大都分布在南方地區。

（一）浙東學派

浙東學派源遠流長，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即為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黃宗羲的思想和學術風格熏陶下，后來形成了以甬上證人書院弟子為主力、其流風被于浙東乃至全國，其學脈傳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東學派。

他們的思想在當時的學術上形成了一股崇實黜虛、舍虛務實的新風尚，開創了清代學術研究的新風。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代表社會進步方向、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學派--經世實學派。這一學派代表人物，以史學為主兼治經學的有萬斯同、萬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以經學為主兼治史學的有萬斯選、萬斯大、黃百家，文學方面有李鄴嗣、鄭梁、鄭性等，自然科學代表人物有陳言揚。

（二）桐城派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文學派別，但是它絕不僅僅是一個文學派別，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流派。主張“文以載道”,在文和道之間，他們更重視道，“文章之事，學間中之小者”.其所謂道，是孔、孟、程、朱之學，桐城派要以之經世致用①。

鴉片戰爭前夕，姚鼐的高足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桐城派文人極為活躍，并提出經世致用思想。梅曾亮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時”,也就是說著書立說要適應時代發展。方東樹說：“文不能經世，皆無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也?！彼呀浭雷鳛楹馕?、論人的標準。姚瑩在姚鼐“義理、考據、文章”基礎上，提出“義理、經濟、多聞、辭章”四條原則，把“經濟”即經世作為桐城派基本要求之一。

（三）常州學派

清乾嘉年間，經世致用學派在批判漢學中重新崛起，其首倡者為江南常州學派。今文經學復活，首張其旗幟的是江蘇武進（今屬常州）人莊存與，經其甥劉逢祿與宋翔鳳發揚光大，重新以今文經派的治學精神從事儒家經典的研究。形成了有名的常州學派。

嘉慶以后，經世思潮興起，另辟蹊徑的經世思想家，對今文經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其主要代表人物魏源和龔自珍。他們在嘉慶年間，就相繼拜劉逢祿為師，研習今文經學，并把今文經學變為經世致用思想為主導思想的學問，成為與漢學、宋學相抗衡的學術體系。魏源服膺莊存與，“奉之為宗主”,對莊氏心儀至極。魏源曾師從劉逢祿，學習今文經學，“從問《公羊》大義”.

（四）湖湘學派

始創于南宋的湖湘學派，以長沙的岳麓書院為依托，非常注重經世致用的特點與傳統。在乾隆后期曾就讀于岳麓書院的嚴如熠（1759-1829），精通天文、地理、兵法，根據親身經驗撰《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等著作，又集顧炎武、顧祖禹、戚繼光的著作輯成《防洋輯要》，堪稱經世致用的一部范作。嚴如熠擔任地方官時，在恢復封建統治秩序方面，強調進行改革，成為晚清經世致用學派崛起的最初代表。嚴如熠的好友，湖南安化陶必銓之子陶澍（1779-1839），自幼對他十分仰敬，決心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嘉慶七年（1802 年）進士及第，進入仕途之后，既勇于、又勤于任事，以干練有為而深得道光帝的賞識，長期任職于兩江地區地區。在此期間，他多方招攬人才，進行漕政、鹽政等改革，是當時經世致用派的旗幟人物。同一時期，來自湖南善化的賀長齡，也是志在經世。他在道光年間官至云貴總督，不僅力行實政，而且大力傳播經世實學，也是經世派的重要人物。其后，咸同年間，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陶澍女婿），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經世思想，特別是曾國藩把經世思想系統化。經世致用思想是近代湖湘文化的主要特征。

（五）廣東學派

廣東的士人，在反對時文制藝之學，力求以經世致用之學改造教育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別具歷史特色的經世致用學派。乾隆后期，廣東經學大師勞潼，作《訓蒙文》，主張士林應從啟蒙教育始，教育學生從小立志“為圣為賢”,以求“保其良心”,使學生“他日成事，可以為蒼生造福?！彼紕搹V東經世學風，.后來的廣東經世致用學派中堅人物、學海堂學長林伯桐、吳應逵均出于勞潼門下。嘉慶年間，一些著名的學者，把提倡經世致用之學的教育推行到官辦的書院中。

道光初年，在廣州成立的希古堂，則是經世致用學派的最初學術團體。隨后，經學大師阮元出任兩廣總督。阮元與廣東士林領袖人物張維屏等商議后，在廣州粵秀山建立學海堂。學海堂的成立孕其齊力提倡新學風，在廣東士人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士人們“翹首踐足，希登甚掣”.廣東大林學因此為之大變，經世致用學派的隊伍也迅速壯大。

三、嘉道時期經世致用學派的主要思想

嘉慶、道光年間，經世致用思潮再次興起。從本質上說，是當時統治階級尋求對策，憂國憂民之士試圖力挽頹勢的反映。因此，經世派，關心的是，如何緩和社會矛盾、如何整頓吏治、祛除政務中種種積弊等實際而又具體的問題。像陶澍、林則徐這些封疆大吏自不必說，就連包世臣這樣的謀士，也以精通實務而著稱。經過龔自珍、魏源的努力，經世致用成為一種強勁的思潮，打破乾嘉漢學的權威，揭示出經世致用思想的改革傾向。

（一）政治思想

經世派的重點研究方向主要是由鴉片危害、社會危機、統治危機等引起的社會問題。他們主要研究時政，整飭官吏等來解決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另一方面，由于鴉片危害之大，許多經世派官員提出了禁煙的主張。

1.議論時政

開拓視野、戰勝無知，不斷向社會發出危機信號是知識分子的天職。自先秦以來的二千余年間，進步的知識分子（儒生士人）就以批評政治、社會為職志，并為此而奮斗不息。清朝統治者為了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對士人采取了高壓和籠絡的手段，壓制其靈性，束縛其智慧，麻醉其思想。在嚴厲的文化專制主義統治下，士人們動輒得咎，整日畏首畏尾，謹小慎微，不敢議論朝政，不敢接觸現實問題。為了明哲保身，只好脫離實際。不求上進的自大意識取代了憂患意識，再也無人呼喚危機。

知識界的畸形發展適應了清朝統治者的需要，但卻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和應付日益嚴重的內外危機。19 世紀 30―40 年代，中國社會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內外矛盾十分尖銳。嚴酷的現實終于使一批知識分子從繁瑣的考據詞章和故紙堆中鉆出來，他們驚覺于農民起義的火光和鴉片流毒及外國侵略。

面對急劇變化的形勢和社會危機，盛極一時的乾嘉漢學顯得毫無用處。一種新的風氣興起，經世致用之學逐漸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以龔自珍、魏源、林則徐、包世臣、姚瑩、陶澍等為首的一批進步的士大夫官吏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登上歷史的前臺，強烈的憂患意識使他們產生了新的時代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開始大聲疾呼危機，并從內政到外交，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人才培養等各個方面指出所存在的弊端，并提出解決之道。

龔自珍是比較早的覺醒者，他無情地抨擊了封建社會的黑暗，鞭韃了清朝統治的腐朽，對社會危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生動的描述。他指出：清朝“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蹙，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薄傲d太平之盛，人心慣于泰侈，風俗習于游蕩，京師尤其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

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雹偎M一步指出：當時的中國封建社會已處于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清王朝無論在政治或經濟、軍事或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已無法維持統治，但又拒絕變法改革，尤如一個垂死之人，束手待斃。在封建專制的網羅下，人們唯有醉生夢死才能自保。大小官吏庸碌無能，貪婪卑劣，只知車馬服飾、升官發財，置國家民族安危不顧；士人也只知讀時文，習八股，趨福避禍，寡廉鮮恥，人才被摧毀，用人論資格?！靶鹿倜β凳I子，舊官快活石獅子?！雹邶徸哉湔J為這種弊端產生的根源不在于漢學的興衰而在皇權過尊。由于君主“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事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雹蹚亩斐衫糁蔚母瘮『驼蔚暮诎?。龔自珍對危機的描述和對統治者的抨擊，在當時是大膽至極，驚世駭俗，遠遠超出了同時代大多數士人的認識水平。

魏源面對封建衰世也猛然驚醒，他痛心疾首地批評清朝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指斥那些“窶陋之臣”的封建官僚和“腐儒鄙夫”的士人，“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才為何物；所陳諸上者，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粉飾潤色之事，以宴安鳩毒為培元氣，以養癰貽患為守舊章；以緘默固寵為保明哲?！雹芪涸匆舶雅u的鋒芒指向封建君主，他稱“人主被其熏陶漸摩，亦潛化于瘺痹不仁而莫之覺。豈知久之又久，無職不曠，無事不蠱?！雹菟€進一步指出：“天子者，眾所積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

人聚則強，人散則？,人靜則昌，人訟則荒，人背則亡。故天子自視為眾人中之一人，斯視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雹蕹?、魏以外，其他一些具有憂患意識的士人也都感到危機的來臨，他們面對危機憂心如焚，寧愿冒著沖撞封建權貴，遭受迫害的風險，也要大聲疾呼。他們“以經術作政治，慷慨論天下事，”希望能引起統治者的重視，喚起更多的人從夢中驚醒。

2.主張禁煙

隨著鴉片煙毒泛濫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進步知識分子和愛國官紳的憂患意識更加強烈，他們紛紛建議嚴禁鴉片，并把鴉片之害與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國家民族的存亡聯系在一起。黃爵滋指出：鴉片不僅使白銀大量外流，造成清政府的財政金融危機，而且也對中國人身心造成嚴重危害，他稱煙毒“蔓延中國，橫披海內，槁入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于洪水猛獸?！雹侔莱贾赋觯河⑷恕叭陙?，造作鴉片，以害中華，每歲取中華銀不下四五千萬?！雹谔珍鴦t痛斥“鴉片以土易銀，直可謂之謀財害命?！雹畚涸匆卜Q“鴉片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雹芰謩t徐比較全面地概括了經世派對鴉片禍害的看法和對危機的分析，他寫道：鴉片“流毒于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栗?！雹輰f片流毒的擔憂，不僅成為進步人士的共識，而且也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反響，并觸動了清朝統治者麻木的神經，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危機的來臨，從而下決心嚴禁鴉片。

（二）經濟思想

河工、漕運、鹽政被視為關于清代國計民生的三大政，也是經世派關注的焦點。嘉道時期，許多經世派官員、謀士、知識分子等，在這幾個方面，均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并付諸于實踐。除此之外，經世派在有關農事、賑務、民情等方面也進行了探討。

1.河工

整治河患與興修水利是經世派較早關注的務實之學。林則徐在翰林院期間，就利用京城的檔案資料和豐富的藏書，認真研究了京畿一帶大興水利和種植水稻的問題，并醞釀撰寫《北直水利書》，也就是其門生馮桂芬等編寫的《畿輔水利議》。林則徐還繼承了明清之際經世致用學派“民惟邦本”的思想，倡導在京畿一帶大興水利，廣開水田，種植水稻，以減輕漕運的負擔，積極尋求“冀于裕國便民至計”.1824 年，林則徐奉旨總辦江浙七府水利，先后查勘吳淞江、黃浦江與婁江三江水道。之后他又“管領江淮河漢”,足跡遍及長江、淮河、黃河以及漢水流域，因此他“一時賢名滿天下”.1831 年，又被提升為“東河河道總督”,主管河南、山東兩省境內的黃河與運河的防修之事。林則徐借此重任后，上奏表示：“每念一介寒微，渥被圣明知遇茍志存溫飽，念重身家，是已失讀書致用之本心?！雹倭謩t徐在任河東總督期間的勞績受到道光帝的稱贊：“向來河工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如此勤勞，弊自絕矣。做官皆當如是，河工尤當如是?！雹诹謩t徐在江蘇巡撫時，不但在水利建設上卓有成就，而且提出“改河北流”的設想，改從江蘇入海到從山東入海。但后來由于擔心“此議必為風水所阻”而作罷。

作為經世派健將魏源，對河工也頗有研究。他所撰的河工水利方面的名篇主要有：《畿輔河渠議》、《湖廣水利論》、《江南水利全書敘》、《東南七郡水利略敘》、《上陸制府論下河水利書》、《湖北堤防議》等。其中，魏源該黃河從渤海入海，與林則徐的改河思想如出一轍。他認為改河之利主要有二：“奔放直向東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兗州東阿以東，至青州入海，其道皆亙古不變不壞，其善一；以水性，則借至清沉駛之濟，滌至濁淤之河，藥對證而力相敵，非淮、泗恒流不是刷黃者比，其善二?！雹垭m然他們的黃河改道尚未付諸實施，而 1855 年黃河改道北流，從山東利津注入渤海，這一自然現象，對緩解江河水患有一定的幫助，也證實林、魏改河思想之正確。

2.漕運

漕運是指封建社會中，南糧北運的的一條重要通道，也關系到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能正常運轉的生命線。在清代，漕運機構和其他官僚機關一樣，不但每年要耗用大量財政收入，也成為官僚中飽私囊的途徑?！斑\弁以挑剔米色為詞刁難，勒掯及催漕弁沿途俱有需索。而抵通后倉場衙門又向弁丁等勒取使費，層層剝削錙銖皆取于民?！雹芤虼?，經世派提出許多改革漕運弊端的方法。

關于漕運研究較早的包世臣，曾提出自己對漕運改革的看法。1804 年（嘉慶九年）衡家樓河決，運道被毀，天下嘩然，他“乃作《海運南漕議》”,主張改河運南漕為海運南漕。1808 年（嘉慶十三年）江督以?？诟哐?、阻礙河水下注為由，請帑六百萬議改河道，他經過兩個多月的實地調查，發現?？诓⒉桓哐?，“于是乃為《籌河芻言》”,認為與其更改河道，勞民傷財，還不如自云梯關以下接筑長堤至海濱，而于運河口筑蓋壩導淮（河）溜出黃以減運（河）漲，這樣清（大清河）淮（河）安枕而河（黃河）流必不旁溢，并就治河經費提出自己的意見。他的意見后為有關方面所采納。次年，他入都面謁王公大臣，建議整頓漕務，以減輕江南蘇、松、太、嘉、湖地區農民的沉重負擔，并提出其具體的整頓辦法。1824 年（道光四年），他致書顏漕督，重提自己于嘉慶九年就已提出的海運南漕之議，并力主漕運改革。第二年，他作《海運十宜》，就如何進行漕運改革提出具體意見。1827 年（道光七年），他佐兩江總督陶澍舉辦吳淞口工程。

1824 年，洪澤湖決口，淮河與運河的漕運受阻，江蘇巡撫陶澍和協辦大學士英和都提出了用海運代替河運的建議，認為“河、漕不能兼顧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顧募海船以利運?！雹儆谑蔷陀辛撕＿\之議。時任江浙七府水利之職的林則徐也主張海運。特別是正在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幕府，主持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的魏源，于 1825 年作《籌漕篇上》，認為“河運通則瀆以為常，河運梗則海以為變，是之謂時勢，……海運之利有三：曰國計，曰民生，曰海商?！雹?827 年，也就是《皇朝經世文編》刊刻的同年，魏源又作《籌漕篇下》，進一步闡述改革漕運思想。經過經世官員的不斷奏請，清廷于 1826 年將漕運由河運改為海運，因此以上海為中心的沙船運輸業得以繁榮。此后，魏源又作《道光丙戌海運記》、《海運全集序》、《海運全集跋》等篇，不斷闡述海運優于河運，有四利：“利國、利民、利官、利商?！雹?832-1837 年，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期間，對漕務與民情有關論述也體現了“民惟邦本”的思想。江蘇的漕賦是清政府漕糧的主要來源，“蘇、松等四府一州，漕額甲于天下?！雹苡捎谮s上洪災不斷，影響到漕賦的征收。他在奏稿中指出：“竊維盡職之道，原以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系，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鞒鲎陨?，多寬一分追乎，即多培一分元氣?！雹?839 年，林則徐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期間，對漕運改革提出了四條建議，即“或正本清源，或補偏救弊，或補救外之補救，或為本源中之本源，近則先計一時，遠則勉圖經久?！雹拚劦胶＿\時，他認為，“海道直捷易通，……海運尚屬可行?！?/p>

3.鹽政

清代的鹽政基本上還是承襲了明制。在清朝前期，雖然在運銷的形式上多種多樣，但總離不開官方經營的傳統。這是因為鹽稅在清代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但封建專制制度本身具有保守性，表現在鹽政方面主要是：浮費過多，核算不力，缺乏經營的內在動力等。雖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浮費最終由食鹽的老百姓來承擔，這樣就為較低的私鹽提供了市場。長此以往，官鹽的銷售市場越來越小。如果國家的鹽稅不變，官鹽的價格勢必進一步提高，因此這在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所以，鹽政的改革勢在必行。

在鹽政改革方面有所建樹的經世派主要有包世臣、陶澍、林則徐和魏源等，其中以陶澍在兩江總督任上進行的鹽政改革最有成效。1831 年兩江總督陶澍為了解決鹽政中存在“商團課絀，岌岌不可終日”的弊端，進行淮鹽改革。第二年（1832 年）在淮北推行“票鹽”制度，即讓運鹽商可以通過領票的方式進行較為自由的運銷，打破了明代萬歷年間以來，實行的由官府授予“綱商”購銷壟斷權的“綱法”.當時在陶澍幕府協助其進行票鹽改革的魏源，不僅撰有《籌鹺篇》，而且在《淮北票鹽志敘》中，指出“票鹽”之利：“票鹽特盡中飽弊之利，以歸于納課請運之商，故價減其半而利尚權其贏也?！雹?836 年，林則徐署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時，不但對陶澍的“票鹽”制度大加贊賞，認為“陶澍于辛卯綱起，將湖運滯食各岸減輕利則，改行票鹽?！蹦恕霸囆杏行А?而且經過林則徐的推廣，票鹽在兩淮一帶立足，他在奏稿中稱：“統計甲午一綱，課已全足，引仍多余，實為票鹽暢行之效?！辈⑵谕熬眠h暢行?！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