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近代以前的東方世界唯有華夏文明一枝獨秀、源遠流長。在這里諸國皆因“慕德”而來，覲見須行叩首之禮，由此形成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綿延千載，直至清王朝統治時期。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形成的歐洲列國制度興起。在那里，大小國邦林立，沒有一家獨大的中心國家，國家間是法理上的平等關系，由此建立的近代西方條約體系包含三大原則，即勢力均衡、主權平等和武力擴張。世界歷史的演進表明，國家間橫向的平等關系是發展趨勢。然而，這種平等關系只是近代西方條約體系的一個方面，在處理同非西方國家間的關系時它并不完全適用。正如日本學者初瀨龍平指出，近代西方條約體系包含“適用于歐洲國家之間的‘內部原理’和適用于非歐洲國家之間的‘外部原理',是一個二重原理的體系”①。當西方國家東來時，這種內外不同價值取向的差異成為阻礙東西方之間不能對話、無法對視的最大障礙。但是，這樣的西歐國際體系卻被完整地導入日本。

與世界接軌-近代日本的外交取向

日本長期以來都未停止關注世界的變化發展以及關心自身的創新變革。從江戶時代中后期起，一批優秀的思想家們就已開始關注西方，他們逐漸意識到日本將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他們倡導的是通商富國和加強海防的治國方略。其中，軍事思想家林子平在其著作《海國兵談》中提醒日本國民掌握防御海外諸國之術，極力主張作為島國的日本須加強海防和重視武備。通商富國論的代表人物本多利明則主張日本應結束鎖國狀態，大力發展海上貿易。在他看來航海、運輸、貿易均為國君之天職，更是國家的首要任務；他甚至提出效法西方諸國海外擴張的做法，認為政府應“向萬國派遣船只，攫取所需物品及金銀銅，運回日本充實國力，乃海外必然采取之方法?！雹?804年，俄國遣使日本要求通商，幕府卻將其驅逐出境。對此，思想家司馬江漢批評幕府的行為甚為傲慢不遜，在他看來“以夷狄相待豈非無禮？列沙諾特是該國國王的使者，國王和我國國王有何不同？”③這是在批判幕府的鎖國政策，主張應采平等的姿態處理國家間的事務。當有著泱泱大國美譽的大清帝國，鴉片一役后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給還未聞到戰爭硝煙、尚未嘗到船堅炮利之威力的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激發起日本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詩人出身的齋藤竹堂在《鴉片始末》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此（鴉片戰?。┮蚯鍑钥渲腥A，侮海外諸國，不見外國機械之進步也”. ④所以，當美國使臣柏利來日投遞國書要求開埠通商時，阿部老中為此整整忙碌了三個月以研究對付之法。最終，日本采取了退讓以待的策略，用和平的方式簽訂了一些對國家利益損害較少的條約。此后，日本在自主平等的基礎上又主動與荷俄等國簽訂了內容相似的條約，這樣做的結果是“為而后外國提出貿易問題奠定了如何處理的基礎，為今后預料中的對美英等國的談判制定了藍本”.⑤從中可以看出，幕府的外交已經走上了軌道。

從“黑船事件”開始，日本便國門大開，結束鎖國狀態，簽訂一系列條約，被迫開埠通商。從中國的戰敗，日本看到了中華帝國的虛驕無妄和不可再學；從黑船的來航，日本想到的是要加強海防和增強軍備，進而轉向了解西情、研究西方。

1860年，幕府就開始主動遣使出訪歐美，而此時的中國正在經受著戰爭的劫難。當這批使節成員親眼目睹了歐美先進的文物制度后，紛紛意識到日本應盡快拋棄祖制、結束鎖國，必須盡快同西方建立新的關系，進而融入新的國際體制。時隔兩年之久，佐久間象山在《痛論時事上幕府書稿》中積極主張摒棄貶低外邦他國的錯誤認知，提出應稱域外他國為“外藩”,并與之建立平等的國家關系，他在書稿中反問道：“本邦又仿效漢人的錯誤，只管貶低外邦他國，把學術技巧制度文物比本邦更完備的有力大國也稱為戎狄夷狄，成何道理？”⑥。

1868年，明治皇帝以政府名義頒文昭告天下，提出日本國將遵循國際公法，積極開展同外國的交往，并把“求知于世界”作為今后日本的基本國策，是為“國是五項誓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萬國公法》的傳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日本人的國際觀。1870年，時任太政官大臣的三條實美在《派遣特命全權大使事由書》中強調日本要修約應“依據萬國公法”,他主張凡國內法與萬國公法相抵觸者都要修訂。他在上書中還要求使團帶著開放的眼光，閱遍諸國先進的法律規章，探求適合日本的治國方略。另外，他還主張向各國特派使節，理由是“一則借整體更新，修聘問之禮，以篤友好之宜；一則借修改條約，向各國政府闡明并洽商我國政府的目的與期待?！雹?873年，巖倉使團在考察報告中進一步提出，“東洋各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無不超絕東洋。將此開明之風移往我國，以使我國迅速進步至同等化域”.⑧直至后來，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福澤諭吉直接把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路作為日本的唯一出路，他認為“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雹嵛娜藢W士的高調倡導，歸國使團的極力主張，使得日本政府的外交吹響了“脫亞入歐”的號角，踏上了對外擴張的不歸路。

在知識階層的強大輿論壓力下，日本政府主動順應歷史大勢，內政上創新變革，外交上力求快速與歐洲接軌。最終，文明開化徹底改變了日本對西方世界的認知，明治維新使得西方對日本的認知也發生了改變。在西方看來，“日本向稱侯國，今則改除舊規而宗西法，儼然一大國矣”,“即外國聚會議事之時，日人亦從事其中”,“觀日本勵精圖治，是已入萬國會中矣?！雹饷鎸ξ髁|傾的歷史現實，面臨民族存亡的巨大壓力，日本政府選擇主動出擊，并最終得了先機，占了主動。從一定程度上說，避免了國家淪為殖民地，贏得了民族獨立，這本身就是日本近代外交的勝利。

拒世界于外-晚清政府的外交取向

自古以來，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認為周邊的少數民族皆是依附于華夏聲樂禮教的蠻夷之邦。近代，當西方列國紛紛東來時，清廷朝野仍舊寐于世界發展的大勢，依然習慣性地稱西人為“夷人”,固執地拒絕公使駐京和親遞國書，傲慢地排斥西方的外交禮儀，繼續奉行天朝上國的朝貢體制。

當鴉片戰爭的炮火遠去，《南京條約》的墨跡漸干，在清廷官吏和文人學士的奏章公文及書信著述中，我們還不時地看到用“夷狄”來指稱西方的例子。毫無疑問，這種帶有鄙夷色彩的稱謂有悖于近代國家間交往的大勢，西方也因此多次與清廷交涉辯難。直到《天津條約》明文規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然而，積淀千年的認知傳統豈能是一朝翻然改變的。1858年10月，英使額爾金照會清政府，抗議清廷違背了條約內容，理由是北京邸報刊載的上諭中有“夷船闖入天津字樣”.欽差大臣桂良立刻復照額爾金，保證“嗣后仍當照約辦理”而化解了事。但是，我們知道清政府編輯的有關中外交涉的官方文本，仍被欽命籌辦夷務始末。王開璽先生形容這是類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我們認為出現如此反復，仍是華夷觀念、“夷夏之辨”的思想在作祟，傳統的思想認知和僵化的外交觀念不可能頃刻鏟除，中西外交上的矛盾沖突更不可能瞬間冰釋。一直等到甲午戰爭以后，此種事情才最終得以徹底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