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潰》從與傳統觀點不同的角度解讀鴉片戰爭 :比如指出傳統史學道德批判的說服力欠缺 ;指出鴉片戰爭清政府不僅失敗在武器裝備、戰略戰術上，更失敗在思想落后、體制落后上；不存在“如果沒有‘投降派',鴉片戰爭可能勝利”的可能性。通過該書提供的豐富史料、研究思路和研究結論，我的解讀有 :
1.“不確定性規避”的差異。鴉片戰爭時期道光皇帝“守其常而不知其變”,認為英國人和中國的少數民族并無不同，都是“夷”,都是天朝的子民，對待英國人的宣戰也像對待少數民族的叛亂一樣，或剿或撫 ;《虎門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兩廣總督耆英主動放棄了對英人的司法審判權。簽訂《南京條約》，對于在華犯罪的英國人，英方提出中英共審。耆英困頓于五口通商之后可能加劇的“民夷矛盾”,不愿在英國人“帶同所屬家眷”居于通商口岸后制定新的規則，提出英國人就由英國在華的代表管理，不接受英國設想在通商口岸施行商業制度。這樣不思改變，讓英國人也沒有想到，英國代表璞鼎查對于耆英的提議喜出望外。這種違反國際法屬地主義、侵害清朝司法審判獨立權的條款，竟是中國官員為了“減少變化”而自己提出的。英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欣然接受，“治外法權”從此開了先例。
2. 權力秩序的差異。中國社會一直是一個等級秩序分明的社會，在統治階層內部也是如此 :權力高度集中，皇權威嚴，不同等級官員之間的界限也涇渭分明，因此，中國文化是權力距離較大的文化 ;而英國等國家貴族制對社會影響雖然較大，但與中國相比，其權力秩序小于中國。根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則，一切戰爭的決定都要來源于圣裁，這場由近代化敵手發動的鴉片戰爭，最快的驛馬相對于軍情的變化也太慢了，朝廷的決策比現實慢了不止一拍。定海失陷的第 12 天，道光帝才收到一個月前林則徐報告壓制住英軍的奏折，而全然不知戰爭實際已經打響。反觀英國，其代表義律具有高度的決策自主權，他很好地利用了中國文化“大權力秩序”這一點，比如戰前斡旋中，義律強調要皇帝的“全權代表”與其談判，而在欽差大臣琦善被撤職后，存在著真空狀態，也就為義律的進攻提供了借口。
3.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歐洲屬于海洋文化，人們較早地展開航海貿易，文化上具有個人主義的特質 ;而中國宗法制影響持久，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中，家國一體，這個意義上的“集體主義”濃重。綜觀整個鴉片戰爭，無論前方大臣選擇是戰是和，其出發點都在于維護“天朝上國”.從中國的平民層面解讀，這個問題就變得復雜。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在平民之中，主要表現于對“家”這一概念的認識。清朝多團練，實際就是以地方為單位的民兵組織。三元里抗英的發生，因為英軍侵擾了當地民眾的正常生活，所以才奮起反抗，這里的集體主義指向家族、鄉里。
鴉片戰爭其實也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的一次交鋒。在這場文化交流中，中國從儒家的角度看待西方文化：
君主立憲，在皇權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權 ;經商貿易，在農本主義面前顯為舍本求末 ;追逐利潤，在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舉 ;女王主位，被視為牳雞司晨類的“夷俗”;令人興嘆的西方器物則是“奇技淫巧”.僅從文化維度差異看，清廷在鴉片戰爭中也注定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