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具有革命和叛亂特點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如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等，始終懷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并且形成了悠久的學術傳統。同時，史學界對群體性騷亂性質的社會運動，也開始投入必要的學術關注。與中國大陸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為主流的革命史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史學界對近代中國社會運動的研究基本形成了兩種取向:韓書瑞試圖破除革命史學的社會基礎決定論束縛。她認為，教派叛亂具有反復性和周期性的特點，同時由于“它們對國家正統抱有不同尋常的永久敵意，因此教派通常又是非大眾化的”。通過對1774 年王倫起義的分析，韓書瑞將叛亂的這種異端思想特質與所謂社會歷史因素剝離開來，力圖證明中國傳統的千禧年運動并不一定具有社會決定論意義;而裴宜理則通過對淮北叛亂傳統的追溯，證明社會因素甚至地理環境因素，都有力地塑造著叛亂的模式。她認為，淮北“連年不斷的旱澇之災的影響，其環境艱難而不穩定，一種攻擊性生存策略隨之產生”。這種策略，或者是掠奪性的，或者是防御性的，圍繞著資源競爭的主題，使有組織的暴力成為淮北社會生活的典型圖景。
但是，在被認為是近代史開端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并沒有適合韓書瑞和裴宜理研究模型的叛亂性質的研究案例。
只是以三元里抗英斗爭為典型的諸多群體性抗議事件，和之后興起的社學運動，受到了應有的學術關注。至少，革命史學所認定的近代群眾反帝斗爭的開端的斷言，受到了強烈的質疑。其實，鴉片戰爭期間，官方戰爭行為之外的民間社會行動，更多地表現為官方支持與鼓勵的團練，此外，還有沿海地方社會針對英國侵略而展開的由紳士領導的社會抗議運動。前者表現為官方主導的地方軍事化過程，而后者則表現出紳士社會責任即紳權的伸張。同時，戰爭前后也仍然發生過一些自發性的群體抗議，以爆發和終止短促的騷亂為特征。筆者認為，既然叛亂性質的社會運動在近代中國是社會運動的主體———雖然它不能概括近代中國社會運動的全貌———那么，對于上述社會行動的研究就理應具有合理的學術意義和應有的學術價值。
一、鴉片戰爭期間沿海的地方軍事化
鴉片戰爭期間，作為正規軍事力量的補充，團練在各處戰場得到大規模編練，并且因為正規軍隊在戰場上的怯懦表現，寓兵于民性質的團練甚至被寄予過厚望。戰爭期間重點關注臺灣事務的姚瑩，也從戰略高度肯定了團練的作用，強調過團練在正規軍事力量之外的輔助作用。他指出:“惟腹內地方緊要，奸民伺隙即起，未便多拔，致令空虛，尚宜兼用民壯，以資防守。蓋臺地向來有事，不惟以壯官兵聲勢，且假此收用游民，免為賊用也?！?/p>
戰爭期間，福建當局也興辦團練御敵。
南日縣丞“一面飛飭東山各鄉義首，帶領義勇，整備器械，嚴密防范去后，一面會同營汛督帶義勇親赴東山防堵”。在吳淞口前線，據《籌辦夷務始末》載:“寶山縣東門外地方緊要，而崇明風氣剛勁，各處紳民同心協力，自備資斧，團練鄉勇，頗為得力?！?/p>
1841 年主持廣州軍務的楊芳也乞靈團練。他奏稱:“各州縣快壯人役，內多有精捷能干之人，其手下亦多勇悍驍鷙之桀，平時一氣相聯，情逾骨肉，不但官吏倚為捕盜之用，即鄉曲遠近亦甘服其彈壓。但此中不無匿案避罪之人，今當用人之際，只可節取其才，至其素行優劣，不妨事后，再行甄別?！?/p>
負責浙東前線戰事的奕經也“請令浙之官京師者，各保舉其鄉紳士耆民，按人密授方略，使各率士勇分伏，預為內應”。
甚至商人也在廣州反入城斗爭中興辦團練。大新街決議案稱:“各店須預先捐獻一個月租金以應開支，大店須派出精壯義勇三名，二級店二名，小店一名，遇危難發生時應即鳴鑼告警，義勇應在鑼聲響處集合出動，前后閘門應予關閉?！?/p>
但是，團練在各戰場上的表現卻大多差強人意，特別是團練的政治忠誠度難以保證，以至于前線指揮官員普遍不敢委之以重任。更菴道人《出圍城記》載鎮江戰事:“時大港設團防局，捐教職鄭某董局事，信知其家……夷船至大港，董事令鄉勇放火槍，鄉勇借來起釁，言我輩食粗礪，汝等精鑿不公，不聽令。局中有錢千余貫，群起一呼，分攜而散?！?/p>
說明團練即便有鄉里關系做基礎，也因為存在雇傭關系而使得臨戰效果很難保證。
在寧波前線，將軍裕謙“患鄉勇施放鳥槍不能有準，聞浙東諸暨等縣，居民多以打獵為生，鳥槍其長項也。令通判龔自琛往募之，得九百余人，名曰槍勇……然征調之所夷及也，只給口糧五日而散”。這些鄉勇不但不堪調用，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勢?！俺?，將軍欲專用北勇進戰，而論者謂南人熟于地利，且其身家所在，宜較北勇為得力，以故張應云、鄭鼎臣等廣為招募，幾及二萬人，名之曰南勇。寧波敗后，將軍急令應云裁去，而北勇究不習水戰，鼎臣部下系舵工水手，故別言之曰水勇，始終不撤也。又知府王壽昌等募熟于沙線者四百二十人，名曰沙勇，知縣胡培荃等募善于駕船者三百五十人，名曰船勇。中惟補普洋與英夷一接仗，后皆散駐銀杏埠、三江口、平湖、乍浦、岱山、大嵩山等處，借防堵之名居悠閑之地，而所費口糧為最巨云?！?/p>
同樣，在寧波前線，“張應云命寧波監生胡我鑒、武舉人葉長庚招募鄉勇二百五十九人，以聽調遣。胡與葉皆隸慈溪后山北，所募鄉勇多系鄉里，不聽驅使”。
所以，由于團練忠誠度難以保證，官府一般都不敢加以重用，而只是將其作為輔助軍力使用。早在戰前就在廣東積極倡導編練漁民水勇的林則徐，其實對水勇也心存戒心。他承認，編練水勇是迫于形勢:“因粵有沿?？诎队腥Я倮镏b，額設水師兵丁實不足以敷分派”，因此才有“自上年以來或由民間自行團練以保村莊，或由府縣雇覓壯丁以資捍衛”。
但他認為這不過是權宜之計:“惟是雇用此輩，流弊亦多，權宜雖在暫時，而駕馭必須得法。蓋其來從烏合，非比節制之師，而又獷悍性成”，因此“雇募水勇之策，系屬因時制宜，而欲其能發能收，則惟有妥善經理，始可防其流弊也”。
黃金臺甚至認為戰爭中“尤失策者，驅鄉勇為前鋒，彼鄉勇烏知兵律哉。慕利來充，初非精于忠義，則望其死斗本難，況半皆社鶉面鵠，失業之徒。平日原因頑惰致此，今驟欲責勇于惰，責義于頑，是更以君子為所難期，小人之尤者以無難也，能乎否? 且又統無良將，無重賞，僅以數百青蚨工食，強使烏合成群，遇敵固將先奔”。
官辦團練一旦失去約束，便有可能流落為匪，甚至充當漢奸。如在燕塘拿獲的幾名漢奸，“據供前在林制憲處充當壯勇，現有腰牌為憑”。
更有因把團練作為巫術手段使用而適得其反者。如在寧波前線，杭嘉湖道宋國經“欲以奇兵制勝，特向市中購買紙糊面具數百個，募鄉勇三百四十二人裝作鬼怪，私于內署晝夜演習之”，結果“英夷以槍炮來擊，我兵耳目為面具所蔽，不能格斗，遂潰散”。
盡管團練的實戰效果并不理想，朝野輿論卻鑒于清朝正規軍隊在戰場上調度不靈和軍紀敗壞的惡劣表現，反而紛紛假設團練的可能作用，甚至夸大事實，呼吁朝廷大力興辦團練。戰后，有論者認為不重視團練為戰敗原因之一，并有意夸大團練的作用，指責在耆英主持廣東事務后，廣東鄉勇力量受到壓制:“璧昌署江督任時，廣東鄉勇萬余人，連結驅夷，在廣不敢滋擾。自耆英往廣，舉鄉勇首正法，由是廣之鄉勇不敢戮力擊夷?！?/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