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設計了廣州外交體制。體制的運行可依據廣州主政官員的任期分為三個階段:耆英主政時期\\(1843－1848\\)，徐廣縉主政時期\\(1848－1852\\)，葉名琛主政時期\\(1852－1856\\)。此間，廣州外交體制循序經歷了設立、困頓和瓦解。最終，中國的外交機構轉移到北京，中央專職外交機構成立。
一、設立
鴉片戰后設立的廣州外交體制是戰前貿易體制的擴大和升格。1757年，清政府下令關閉其他口岸，自此以降的85年間，清朝對西方的貿易限制在廣州一個口岸開展，與西人的交往均由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通過行商轉承進行，廣州也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與外人交往的規制則例\\(管理外人體制、文書交往體制、海關稅則稅率等\\)。是時，清政府盡量避免與西人發生正式的官方往來，中西交往被刻意限制在貿易領域，“中國的政策，一向把他的外交事務，看作純粹商務性質的，并且把它們的規定和處理委之于在廣州的省政當局，于是廣州就成為外國貿易集中的?？?，同時又是和距離政府所在地最遠的?？?想與帝國政府發生直接關系是一向不準的”。
鴉片戰爭發生后，西人不以交往僅僅局限在貿易層面為滿足，要求與中國政府進行直接而全面的外交往來。很自然，廣州成為清政府的屬意之地。其實，在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就有意這樣安排了。1840年8月，英人到達天津白河，道光指示直隸總督琦善，要英人南返，在談判中，琦善視此為最重要的使命，英人也表示可以赴廣州商談，這被清朝君臣認為是天津交涉的最大收獲。清廷由此改命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繼續與英方談判。戰后，在外人的壓迫下，中西方的外交建立;但是在清政府的作用下，是項外交被安排在廣州。這是中外妥協的結果，也是清朝屏障外交的產物:將西人外交推擋到京城之外進行，且距離愈遠愈好，廣州作為前此中國唯一對外口岸，又有對付外人的“舊制”可以依循，無疑是合適地點?！拔┪蹇诳倕R向在廣東，一切稅則皆由廣東原定”。
于是乎，簽署《南京條約》的一班人馬相繼移師廣州，耆英調兩廣總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該督辦理。著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遇有辦理各省?？谕ㄉ涛囊剖录?，均著準其鈐用”。
也就是說，不僅管理轄境內的廣州，而且管理新開的上海、福州、廈門、寧波的對外事務，更擴而廣之管理“各省”亦即中國對西方的“通商文移”。此諭令標志著廣州外交體制的確立，兩廣總督扮演著清朝外交部長的角色，兩廣總督衙門就是清朝的外交部。中法《黃埔條約》將此稱為“總理五口大臣”，表明此專屬身份獲外國認可，為了適應，那時的西方來華使節，多就近駐扎香港、澳門。五口通商大臣名義上經歷耆英、徐廣縉、葉名琛、黃宗漢四任。而以耆英任期最長，因其是體制的重要設計者，是道光朝與外國人打交道最多的顯宦，所以因人成事，廣州外交在其任內能夠比較有效平穩地運行。任上，在廣州先后簽訂的中英《過境稅聲明》、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中英《英軍退還舟山條約》、中國與瑞典挪威《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等，耆英均為主簽人。
他還就稅則稅率、香港司法管轄、基督教在華弛禁、舟山交還、廣州入城等事項與西人進行了談判或達成諒解。中方在上述交涉中多為退讓妥協，卻也保得各方的暫時相安無事。
但是，廣州外交體制已面臨多重挑戰，耆英輩夾處在列強和民眾之間，官、民、“夷”的關系交錯復雜。適得中國的外貿中心產生重大轉變，從廣州挪移上海，使得百年來依賴外貿為生的廣東地區的大量人口頓失生計。如茶葉等出口商品流向的改道，使得北江上游及梅嶺通道以十萬計的船夫和苦力失去了工作;因外來棉紗棉布的進入使大量織戶破產;因絲綢出口中心轉移使搬運工、貨棧主、錢幣兌換商等生計無著;因外船進入使大量福、潮的沙船主及船工失業;等等。這些人都對改變舊狀的洋人充滿了怨恨，為拒外運動積蓄了人力資源和輿論聲勢?！盎洊|民俗強悍，然談及忠義，多知奮發”?！盎洊|百姓素稱驍勇”。再加上嶺南特殊的社會人文傳統，鴉片戰爭時期，粵兵不能戰，廣東地區的軍隊在戰爭期間是各省區中戰斗力最差的?！盎浭」俦?，屢經挫衄，心渙膽寒，而本地漢奸之多，更難保不混入其中，語音莫辨，則主兵不可用?！迸c官兵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粵民士氣高，“軍帥伏處一隅，半籌莫展。百姓洶洶，謂兵不足恃”。
軍兵的慫樣愈發襯托出民眾的“洶洶”，廣東鄉民向外界布告:百姓之所以隱忍未發是因為官員的“和議”，若外人再“敢執迷不悟，故轍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義兵，壯夫盡力，壯士盡謀，舉手則江河可平，埋伏則鬼神莫測，務必掃除凈盡，使爾等片帆不返”。
戰爭一結束即來到廣州出任廣東巡撫的黃恩彤有抵近觀感:“余至廣東省城?！瓕嵒洊|新遭警擾，內民與外人為仇，募勇數萬，結隊橫行，驕悍難治?！秉S恩彤因此判定“此地議撫，難于金陵十倍矣”。
三元里事件在民氣的轉變過程中是一個分水嶺，“粵東自遭三元村事后，民懷隱恨，誓不準其入城，且深知英夷之不足畏”。受到三元里抗英勝利的鼓舞，廣州地區的民眾抗御外侮的士氣格外高漲，民眾由被動轉向主動，各種民間組織以“旗”“堂”“團”“社學”“公所”“公社”“團練”“鄉約”等名目涌現，在保衛鄉梓的同時保國。
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的德庇時\\(J．F．Davis\\)將廣州與其他口岸的民眾進行過比較:“沿海各城市的民眾，有些對我們漠不關心，有些則甚為傾向我們。但在廣州，暴徒及其領袖的仇外情緒，只是日益增長，……而情況更壞的是，這些統治者過去賴以約束群眾過火行動的那種威信已為戰事所破壞?！瓘哪菚r起，民眾武力已組織起來?！尤脒@種組織的人不再服從官府命令，只聽自己領袖指揮?！麄兊牧α磕軌蚱仁箯V州余知府去職。因此，官吏們不得不討好他們，對他們屢犯的暴行，加以縱容?！?br>
廣州民眾拒外的強勁，還因為對西人習見而不多怪，其地通商數百年，“民之于夷，無論婦孺，皆呼為番鬼，以不齒于人類，故一旦驟聞其進城，則以為有紊舊制，群起而拒之”。
民氣的醞釀到1847年后傳染到朝廷層面，這年12月發生的“黃竹歧事件”使清帝的態度有了變化。黃竹歧是廣州隔岸南?？h的小村，12月6日，6名來此打鳥的英國人被殺，引起英方抗議，耆英按照一貫的處置方式，斬首了4位村民，15人交付審判，平息了中外爭端。但對事件的處理，道光帝不再向過往一樣表示認可，他沒有理會耆英關于如不慎重處理事件將會引發中英戰爭的警告，轉而表示對處決民人的擔憂:英國人擅自深入到中國鄉村去是干什么?進而判定誘發事件的真正原因是英人的出現，而不是村民的行為。既然如此，那么該懲處的是英人而非中國村民。1848年2月3日，耆英被調離，巡撫徐廣縉遞升。上諭稱:“惟疆寄重在安民，……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遷就”。
表明朝廷態度的改變:在民夷沖突中，更擔心失去民眾的支持，更多地站在自己的百姓一邊，而不是在民夷間玩弄平衡。
二、困頓
徐廣縉接任伊始，朝野均對其形成壓力。上有朝廷，皇上在任命時告誡:“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敝杏型?，“徐廣縉以粵事咨商云貴督臣林則徐，林則徐答以人心可用”。下有民意，“粵東士民，以大府無謀，官兵示怯，一時謗議沸騰”。而“各鄉書院、社學屯練壯丁，又不下三、四十萬人。皆無事歸農工商，有事則執兵殺逆”。
徐注意到耆英正是由于不關照民心而垮臺，而能夠控制局勢的唯一方法就是從民間汲取資源進而擔負起拒洋運動的領導，遂向朝廷慨然表示:當“以激揚為整飭，總期官民一體，將士同心，在內者不生疑貳，在外者自暗息要求”。以徐代耆，不僅是官員的調動，且是清朝外交政策的變軌。
英國方面也呈現變局。1846年12月，因為“土豆歉收”及“自由貿易”危機，輝格黨取代保守黨，羅素\\(J．Ｒussell\\)入主唐寧街十號，巴麥尊\\(H．J．T．Palmerston\\)再入白廳，重又開始強悍的外交和軍事政略。他們警告駐華使節“如果我們采取低調，那么我們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國的勝利而獲得的有利地位”。與徐廣縉當職幾乎同時就任駐華公使兼港督的文翰\\(S．G．Bonham\\)，即表現出更具攻擊性的對華政策，文翰據說一貫“行事謹慎”，來華后卻并不“謹慎”，與徐廣縉的強硬形成撞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