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鴉片戰爭，清政府慘敗，道光皇帝及其大臣十分悲痛，然而卻沒有進行任何改革，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又再挨打，而且被打得更慘，圓明園被燒毀，清政府才開始改革。日本在中國戰敗之后就有了警覺并開始重新審視世界； 中國卻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間這十幾年沒有任何相關作為，以至于 40 年之后，中日實力發生逆轉。于是，兩次鴉片戰爭之間的這段時期，便被看作中國的改革延誤期； 這個問題，被看成是近代中國改革延誤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現已有不少回答。這些回答涉及了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且幾乎在每一方面中國都沒有開始改革的可能性。這似乎說明近代中國改革延誤是必然的，然而，這也說明對于近代中國改革延誤問題須要綜合回答，須要從機制的層面分析，須要以微觀聯系宏觀的方式綜合論述。在此，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切入點： 改革需要改革者的推進，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并沒有出現改革的推進者，僅僅出現了改革的倡導者（ 如魏源等） .這個問題值得深思，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也有助于跨過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的鴻溝，探求事件發生的機制。以此為目的，筆者選擇了“張喜”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在鴉片戰爭中，張喜只能算是一個小角色。他是伊里布的家臣，只是在伊里布需要他出頭的時候才給了他一個六品的官銜。不過，雖然張喜是伊里布的家臣，但他在中英交涉中的角色卻給了他不平凡的位置---他作為伊里布的心腹，從事與英國代表直接交涉的工作，與英國人有了大量的直接接觸。張喜一方面作為中國傳統體制下培養出的官員，另一方面又與英國有著初期的、直接的、多次的接觸，因此，他的反應就顯示出了一個傳統中國官員在面對英國入侵者時的狀態。同時，他也是第一批接觸西方的、中國方面有知識的人之一，他對英方有著較直觀的認知，是英方的具體信息可以在中國精英界擴散開來的重要渠道，是改革可能發起的重要的一點。因此，通過考察張喜在鴉片戰爭中的行為和戰后的行動，有益于跨越宏觀和微觀的區隔、理解中國近代改革延誤的機制。

二、認知不足與觀念過剩

之所以中國對于西方的強大反應遲鈍，認知不足與觀念過剩負有重大責任。認知不足是對英國的狀況、當時的世界形勢等中國之外的事態發展情況認知不足； 觀念過剩是唯我獨尊、天下朝貢、禮制之邦、太平盛世等這類天朝觀念的過剩。認知不足與觀念過剩并不是分離的，它們相互影響加成。本來清朝長期的閉關鎖國使得當時清朝的精英對海外發展一無所知，然而在機會和需要來臨之時，由于天朝觀念過剩，使得人們并沒有開始反思和自我審視，在觀念過剩的影響下認知繼續不足。

鴉片戰爭本身就是在迷糊中開始的。鄧延楨與林則徐都沒有預料到會發生戰爭，道光帝在定海失陷后二十天才明白英國已經發動了戰爭。道光朝的精英們顯然都不了解當時的情勢，以為英國只是請愿通商而已。巴麥尊在遞交給道光皇帝的信函中抱怨林則徐在廣州的舉動，并要求從皇帝那里獲得賠償，使道光帝將當時的情勢誤判為只需要使英方的冤情昭雪即可平息事態。于是派琦善接替林則徐去處理此事。起初，琦善在天津會見英方之時也以為英方僅僅是因為通商事宜埋怨林則徐而已，直到后來英方提出了領土要求和大額賠款之后，琦善才意識到事情不是如自己想的那么簡單，最后落得自己斬監候。

除了對于情勢認知不足，道光朝大員對于國際規則也明顯無知，對于簽訂的條約，中國方面對兩點最為在意---戰敗與割地賠款，但是對于影響了中國一個世紀的核定關稅條款卻沒有半點在意。這都是因為無知，不了解自己已經吃了大虧，不知道關稅和治外法權的含義。徐中約對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 “這些條款中 （ 《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 有三項規定對中國的危害最大---核定關稅、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

中國人同意這些條款部分是出于權宜之計，部分是由于不懂國際法和國家主權觀念?！绷硗庖粋€致命的認知不足是對于戰爭之后的事態的認知。鴉片戰爭結束之后，一朝上下幾乎都認為英國不會再犯，以為南京條約是萬年合約。在條約的序言中有 “為此議定設立永久和約”之語，并為 《南京條約》取了一個正式名稱，叫做 《萬年和約》。然而英國在鴉片戰爭過去后沒幾年就在醞釀改約，而道光朝在鴉片戰爭結束后就縮減軍費顯然是認知不足的表現。

上述這些認知不足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當時不具備知曉這些信息的條件。然而，在差距已經展現出、清政府已經慘敗的情況下，道光朝的精英們何以視這種差距而不見，不進行任何反思？ 筆者認為這是由于觀念過剩造成的。

長久以來，中國所使用的 “上國” “朝貢”“外夷”等國際認知方式使得清政府容不下國與國之間主權平等的觀念。中國認為自己是最高級的國度，外國對于中國只能朝貢。在此基礎上，清朝大臣和皇帝才無法領會英國人的意圖，從而做出一系列錯誤的判斷。就算事態對于自己已經是壓倒性的不利，中國精英依然可以通過這種觀念自勉，使得實際差距被忽略。這種現象在張喜的經歷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張喜加入和談陣營之時，定海已經失陷，對英方的船堅炮利也有直觀認識 （ 登上了英國的戰艦） .但是，張喜在與英方對話的過程中絲毫不落于下風，而且充滿正義感，一切不利條件都被慷慨的言語化解了。在張喜向英方索要定海之時，英方問張喜，為什么他們在定海登陸之時，沒有遇到什么抵抗。

張喜回答： “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爾們外夷不知大體，船堅炮利是霸道，非王道也。天朝所行，俱是王道，即如我中堂來浙征兵數萬，鑄炮數千，糧餉船只，俱已完備，而已獲之囚，不傷毫發，亦是以德服人之證明也?！庇诙ê２⒎菦]有遇到抵抗，是因為中國戰時反應遲鈍，不知定海開戰，而導致戰敗。張喜通過強調 “王道”與 “霸道”的區別，用 “以德服人”突出天朝的 “大體”,從而斥責英國的不正義，并將其貶低為夷人。從而使中國與英國實力上的差距被看成了王道與霸道的差別，天朝人與夷人的差別。

然而，談判是需要砝碼的，中國軍事力量不足（ 其中有伊里布消極應戰的原因） ,琦善廣州談判失敗，戰爭擴大，向北推進。英方攻陷寧波，并有向天津挺進之意。中方已經處于被動。此時張喜已經意識到，如果天津開戰，中國必敗。他的推理很直接---天津兵力和炮位不及虎門鎮海，虎門鎮海都不能守，天津恐怕也難守。 在這種情勢下，張喜會見英方代表之時，仍不口軟，威嚇之，言：

“由爾長驅直入者，是我國不值與爾爭鋒故未防范，以致任爾闖入。亦是皇上仁慈之處，不忍荼毒生靈，并非不能捍衛疆土。我國定例，民間不蓄兵器。爾若肆無忌憚，倘或圣上一時震怒，發號施令，遍告沿海，使民間各自制造兵器。所到之處，不但強壯男子，能以沖鋒，即婦女幼童，亦皆可御敵，到處草木皆兵，爾等雖有數百萬眾，亦不足慮，況爾深入長江，此時天氣干旱，江水日見消退，若將下游塞斷，從上游用起火攻，船重水淺，天干火烈，插翅亦不能飛去，則恐爾等一人不歸，片板不返?！?br>
從張喜的言語中可以看出，戰爭已經到了中國的正規軍無法應付，必須全民動員才可能制勝的地步?？墒?，就在這種情況，張喜依然沒有意識到道光朝的中國與英國的差距在于實力，他反倒更加堅信英國人是夷人，是野蠻人，是沒有教化的。當張喜對英國人進行了一番威嚇之后，英方代表之一羅伯聃在一字帖上寫 “逆夷、夷匪、跳梁小丑”等字樣，問張喜： “這些字樣都是你們這邊說的，我們何匪何逆何丑？”張喜不但沒有任何愧疚感，反倒大怒，將字帖 “扯得粉碎，劈面擲去，連唾數口”,然后說道： “爾等生得不類人形，行得不類人事，何謂不丑？ 到處殺人擄物，行同無賴，深為可恥，何謂不匪？ 以外夷犯我中華，以小邦侵我天朝，何謂不逆？”

張喜這一罵倒也痛快，他罵得有理有據、大義凜然，將英方的侵略行徑描繪得生動異常。然而，這一罵也正道出了真正問題之所在。罵英方 “行得不類人事”、“到處殺人擄物”、“行同無賴”到十分貼切； 但罵英方 “生得不類人形”就太過自我中心，且有嚴重的種族主義傾向； 而罵英方“以外夷犯我中華”、“以小邦侵我天朝”才真正暴露出問題的關鍵---這言語中透露出對英國人的無限蔑視。

張喜的言論并不能改變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局面。但他的言論反映出了天朝觀念下的儒者在面對不利條件之時，如何將自己的無知轉變為自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