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西方國家已有將近兩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此時的清政府仍舊遵循著傳統的觀念看待外國。我們認為自己處于天下的正中心，四方夷狄蠻戎都是古代中國的附屬；認為清王朝是“天下共主”，理應君臨萬國，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外國與我們建交的一般稱之為“貢國”，即在對外方針政策上，依舊維持著歷代的封貢關系。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節碼噶爾尼等赴京，“中國管理循例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使立之。及至京師，則又循例強使于進見時行叩頭之禮。 ”隨著鴉片戰爭的發生，西方列強對古老的中國進行了一次次的沖擊，并使清王朝在許多方面（不僅是觀念上）發生了痛苦的、雖然不自愿的改變。封建地主階級也驚奇的發現，許多前所未有的改變正在發生。
一、“變局”概念的產生
鴉片戰爭，帶來的那種建立在船堅利炮之上的強勢外交，造成清政府雖然有能力鎮壓太平天國但卻不能趕走待在中國的列強。在隨后的幾十年里，不論對外采取的是“羈縻”抑或：“以夷制夷”，封建地主階級始終在學習如何利用西方國際外交原則同他們打交道。
以上的種種跡象都預示著古老的中國發生了前所未見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有的人稱之為“變動”，有的人稱之為“變端”，有些人把這種變化叫做“創事”，還有些人把它稱作“創局”。然而無論名稱有何變化，都能從中發現，在晚清的格局下，文人階層中的先進分子都敏銳的發現了這種變化，并且針對改變的特征，相應的賦予了不同的名稱。在這些名稱里，最為常見的是洋務派官員的命名：“變局”。1874 年，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奏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過，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二、革新派與頑固派的論爭
雙方雖然發生論爭、但他們的目的相同，都是想在巨變的局面中找到一種維護封建統治的方法。不同的是這種方法到底從何而來。需要注意的是，不論是主張改革之士還是頑固派都在從中國傳統經典中尋求理論根基。
革新派從《易經》出發，里面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成為了中國應該變革的理論依據。曾國藩曾為之注釋：“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絲毫不得以人力與于其間?！蓖瑫r，1860 年后，許多改革派人士把新形勢用“運會”（源于邵雍所闡發的理學的宇宙論，指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的變化）一詞表達。一旦“運會”的力量動作起來，即使圣人也不能改變它的進程。而現在的情勢正處于西力東侵之際，西方強于東方，所以此時的中國應該開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而就采取什么樣的方法學習，革新派認為應該首先借助外力“剿匪”，將來學習外國技藝、購買堅船利炮、學習并仿造“制器”技術，則必能“自立”、“自強”。
而頑固派士人中以德高望重的倭仁為代表。對于洋務派學習西方技藝權謀的做法他也從儒家經典主張予以反駁：“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交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辈⒈硎尽疤煜轮蟛换紵o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夷人？”倭仁的這種觀點雖然極端甚至有空話的嫌疑，但仔細想下，該派一言一行但恐變革會帶來“以夷變夏”，他們均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而變革最終會毀掉整個王朝。且置此點不論，先看兩派斗爭的結果。
1867 年 4 月，慈禧太后批準同文館天文算學館開辦。針對倭人“天下之大，不患無才”的話，她命令倭人立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慈禧太后的這道命令未嘗不是針對只會空談的理學家進行的諷刺。從這件事情充分反映出，19 世紀下的中國必須改變固守的觀念，空談義理，只會使國家衰落下去，并且對實際沒有什么幫助。在鴉片戰爭 20 年之后，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終于痛苦的承認在某些方面確實不如西方，我們應該向西方學習，就像魏源很早以前就談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那樣。
三、變革思潮的形成及方向
（一）晚清變革思潮的形成
上文所述，在 19 世紀的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改變，這種改變通常命名為“變局”。針對變局，是否要進行適當的改變，地主階級革新派與頑固派進行了一次廣泛的論爭。最終，從現實角度，從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的角度上，地主階級文人知識分子即使是被迫也發現必須向西方學習。這與嘉道年間興起的經世派的思想相承接，都要求關注實際，向西方學習。漸漸形成一種思潮。梁啟超先生對時代思潮有著精確的描述：“凡文化發達之國，其國民于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應，洶涌如潮然。始焉而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于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于衰息。凡“思”魔能成潮，能成潮者，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于時代之要求者也?！保簡⒊骸肚宕鷮W術概論》）
（二）變革的方向即“中體西用”思想的形成
鴉片戰爭后，革新派文人的要求恰恰反映了 19 世紀中期后晚晴的向西方學習的時代思潮。然而學什么，怎么學也成為了困擾我們的一個難題。如果過多的學習西方就會導致頑固派所宣稱的“以夷變夏”；僅僅學習西方的皮毛又不足以面對日益復雜的新局勢。鴉片戰爭后，西方人吸引、震撼當時的中國并非是它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主要的是它的堅船利炮以及近代化的交通設施。這種困擾，抽象看來就是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問題了。而當時的中國人根據當時的認識，巧妙的提出了以“中學”為立國根本，“西學”用以鞏固統治的觀點。如早期維新代表王韜所言：“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躬當”（《杞憂生易言跋》），又如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的《變法》篇說：“今誠取西人氣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边@種類似的表述，在洋務官僚張之洞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闡述。1895 年 5 月，張之洞的《勸學篇》撰成，他在《設學》篇中寫道：“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中學為用?！?/p>
中學或舊學，西學或新學，在對他們的論述中，地主階級把一方表述成“道”、“體”、“本”、“主”，另一方表述為“器”、“用”、“末”、“輔”。不同的表述說明了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它的不同態度。在對待中學與西學中，當時的文人始終將中學放在了首位，并且認為中學的“倫常名教”是不可動搖的。洋務派的高材生鐘天偉對之又進行過推論：“格致之學，中西不同。
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余蘊；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日出不窮，該中國重道而輕藝，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為多，此中西所由分也。 ”
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在評價“中體西用”時說過，把“西用”放在“中體”的軌道上，使它有個進身之階，有個“用武”之地，這就是一種進步。這種評價對于中體西用來講十分中肯。因為結合以后的史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只有改變落后的封建制度才有可能充分發揮西藝的優勢，封建士大夫那種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用”移到中國封建主義的“體”上，其成效是有著嚴重缺陷的。不過，在 19 世紀后半期日益變換的復雜局勢下，晚清士人針對變局而發憤應變，并且對改變的方向所提出的觀念還是有其進步意義的。
在這個觀點的指導下，地主階級洋務派及其知識分子紛紛提出了一系列自強的主張，并且興辦了近代化的第一批工業。這些大體是鴉片戰爭后經世派所提出的內容，大致有采西學、制洋器、興工商、改科舉等等。以上種種雖然出自 19 世紀 40 年代之后，真正實行、確是在 60 年代才剛剛開始。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浪費了這寶貴的 20 年時間，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對于一個龐大的國家，而且已經走到“衰世”的時候，這種應變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吧！無論如何，經過這二十年不斷地探索、論爭，封建文人終究還是為變革找到了一種方向。
四、結語
19 世紀的晚清發生了危機深重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封建士大夫逐漸意識并開始了解“變局”所帶來的實質變化。最終，他們認識到中國必須進行某程度的變革。他們從傳統經典出發，以“窮則變，變則通”為依據與頑固派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他們的觀點承接了晚清經世派務實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精神漸漸形成了一種“師夷長技”的時代思潮，為古老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晚清文人針對中西社會特點的不同，把革新引領到了“中體西用”的方向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