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著作本身在形成和流傳過程中的變故,現在《尉繚子》一書的許多議論顯得駁雜和不連貫,給人以拼湊之感。但瑕不掩瑜,認真研讀,仍能從中感受到一種明哲之輝光和人性之美麗,而不僅僅是血腥的殺伐之氣。
一、注重人事摒棄鬼神的理性思維
中國古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與戎的連接點就是兵祭和神占,此類內容充斥于最早的甲骨文、金文中。因為兵戰不僅事關軍國大局,兇險無比,而且還有許多難以預料的偶然因素,勝敗往往系于一念之間,于是人們往往求神問卜,以求安心。
《韓非子》有《飾邪》篇,說趙、燕、齊、魏等國盛行戰前“鑿龜數策”,或以龜兆,或以星象。后來專門形成一派“兵陰陽家”,即《漢書·藝文志》所謂“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正是由于軍事實踐中卜筮迷信的盛行,使得古代許多兵書也不能免俗?！端膸烊珪偰俊ぷ硬勘翌悺肪头Q“其間孤虛王相之說雜以陰陽五行,風云氣色之說又雜以占候。故兵家恒與術數相出入,術數亦恒與兵家相出入”。這種情況,即使古代一些杰出的兵書也難有例外。
銀雀山一號漢墓在出土簡本《孫子兵法》的同時,還有簡本《陰陽書及風角、災異、雜占》,多是陰陽術數荒誕迷信之詞,但仍不脫兵家本色。其內容雖不見于今本十三篇《孫子兵法》,卻與《隋書·經籍志》所著錄又被《太平御覽》三三八卷所引《孫子兵法雜占》的六條文辭類似,有學者認為此即當初曹操刪削《孫子兵法》之余。也就是說,漢魏時代的原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就有此類內容?？唇癖尽秾O子兵法·火攻篇》有“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這樣的話,可謂痕跡猶存。
《吳子兵法》是一部帶有儒家色彩的兵書,也有相當數量的軍占之說?！秷D國》說有道之君在戰前,“必告于祖廟,啟于元龜,參以天時,吉乃后舉”?！读蠑场氛f“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反過來說,除了這八種或者六種情況,作戰仍然是需要先占卜的。
反觀《尉繚子》,卻是完全徹底地擺脫了鬼神迷信,非常強調“人事”在兵戰中的能動作用。全書以《天官》開篇,首先以梁惠王的名義設問:“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回答說:“\\(刑德\\)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p>
接著又以攻城為例,假如四個方向都攻不下來,證明不是順不順天時和方位的問題,而在于城池、兵器、財谷等物質條件的優與劣。他再以武王伐紂和齊楚之戰的勝負為例,說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所謂的“天官之陣”,而在于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最后結論是:“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尉繚的這種認識是貫穿全書的。如《戰威》講: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貴,人事而已。
又如《武議》講: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伐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云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這種理性經驗,是從長期的實踐中得來的。戰場,是敵我雙方生死較量的場所,要求指揮員始終清醒冷靜從實際出發,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否則只能碰得頭破血流。尉繚認識到任何迷信不僅無助而且有害于戰場指揮,提出為將必須“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擺脫干擾,專心謀劃戰爭:“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興師伐亂?！盶\(《兵教下》\\)當然,尉繚的理性思想還是一種感性經驗的總結,還沒有能像同時代的荀子那樣上升到哲理的層次將之概括為一種自然規律,也不可能真正科學地說明“天道”與“人事”的關系。他曾經無限感慨地說:“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盶\(《治本》\\)在當時,這種“求己”思想和荀子“唯圣人不求知天”的思想是相通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二、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辯證方法
戰爭是主客觀多種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十分復雜和富于變化。能否及時認識戰場形勢的種種變化,能否深刻認識促使變化發生的種種條件,能否充分利用這種變化以加強我方的優勢,將決定戰爭的結局。尉繚通過對戰爭現象的縝密觀察,總結出一些帶規律性的原則,從而體現出他所具有的辯證思維方法。
首先他不相信有所謂的“常勝將軍”?！稇饳唷吩?“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負,此戰之理然也?！边@也就是后人所說的“勝敗乃兵家常事”。但這種勝負又不是宿命論的,而是一定的主客觀條件作用下的結果,“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兵教下》\\)。也就是說,強弱不會永遠不變,假如制度或政策不好,就會“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制談》\\)。而表面弱小的力量,也可能成為最終的勝利者:“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必為之崩?！盶\(《武議》\\)故“知彼弱者,強之體也”\\(《原官》\\),最要緊的是知道弱點并及時彌補。
其次,所謂條件的“利”和“害”也是相對的,關鍵是如何待之。如“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攻權》\\),占據險要地形者會無求戰之心,恃強挑戰者往往輕視敵人而不能全力以赴,都可能招致失敗。所以作戰的大敵是盲目和冒進,“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敵人究竟有沒有實力怎能輕易相信呢?“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戰權》\\)
又次,尉繚主張在戰場上要緊隨形勢及時調整部署和行動,靈活機動,不拘一格:“正兵貴先,奇兵貴后,或先或后,制敵者也?！盶\(《勒卒令》\\)“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盶\(《踵軍令》\\)“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盶\(《戰威》\\)只要主動權在我,就要果斷根據敵方暴露的弱點一舉制之:“凡將輕、壘卑、眾動,可攻也”,“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劣,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兵教下》\\)最后,尉繚在《十二陵》中還對治軍中常見的經驗教訓進行歸納總結,提出了十二組具有辯證聯系的范疇,以供將帥們自我警誡:威在于不變,惠在于因時;機在于應事,戰在于治氣;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飾;無過在于度數,無困在于豫備;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斷,得眾在于下人?；谠谟谌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惡聞己過;不度在于竭民財,不明在于受間;不實在于輕發,固陋在于離賢;禍在于好利,害在于親小人;亡在于無所守,危在于無號令。
這些范疇的特點,一是每組的兩個\\(“威”與“惠”,“機”與“戰”,“攻”與“守”,“無過”與“無困”,“慎”與“智”,“除害”與“得眾”,“悔”與“孽”,“偏”與“不祥\\(詳\\)”,“不度”與“不明”,“不實”與“固陋”,“禍”與“害”,“亡”與“?！盶\)總具有一定程度的內在聯系,如攻和守,進攻的關鍵是出敵不意,防守的要害在于堅固工事,都抓住事物的本質屬性,在作戰中可以根據條件的變化靈活轉換。二是這些總結不管經驗也好、教訓也好,都和人的主觀指導有關,都不是外在意志決定而不可扭轉的。如禍和害是詞義近似的一對范疇,《說文》“禍,害也”,本意是天降神禍。但作者將之進行了改造,認為不貪財好利就不會有災禍,不親近小人就不會被傷害,問題都出在人的行為選擇上,另如屠戮、竭民財的行為更被嚴厲譴責。所以尉繚秉持的是一種能動而靈活的辯證思維。
三、重戰慎戰以仁義為本的戰爭觀
尉繚所生活的戰國晚期,統一大勢已成,各個學派的戰爭觀也由對立趨向接近和融匯,形成了一種新的以仁義為本的戰爭觀。戰國中期時,思想家在如何統一的問題上出現了尖銳對立。法家是“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如《商君書·畫策》主張“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全力以戰爭手段兼并統一。而《孟子·離婁上》則強調“仁者無敵”,認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甚至主張“善戰者服上刑”。
這時幾乎沒有人對儒、法兩種對立的觀點進行調和。歷史進入戰國晚期,一方面,孟子的空洞說教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所謂“行文王之政者”不但不能“為政于天下”,甚至也不能“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另一方面,殘酷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和使人民受到的痛苦程度越來越嚴重,“殺人盈野”“殺人盈城”,如著名的長平之戰,白起坑殺趙卒四十余萬,造成極大的社會震動,秦被指責為“虎狼之國”。當時的思想家既看到通過戰爭途徑實現統一的不可避免,也看到單純使用殘酷的武力手段會使“天下民不樂為秦民”,難以鞏固統一局面,于是原來對立的儒法兩種戰爭觀就被加以有機綜合,逐漸產生了以仁義為本的戰爭觀,其代表就是《荀子》和《呂氏春秋》。如《荀子·議兵》云:“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薄秴问洗呵铩な幈吩?“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闭J真對照《尉繚子》的相關內容,可以發現它們之間不僅在精神上相通,甚至在詞句上也頗類同。
其一,尉繚重視戰爭,認識到作為政治的工具,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稇鹜吩?“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薄侗钌稀吩?“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奔词箲馉幗Y束后也“必當備之”\\(《攻權》\\)。
其二,尉繚又主張對戰爭持謹慎的態度?！段渥h》云:“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薄侗劇吩?“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而止?！薄豆唷吩?“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币驗樵诠糯嗳醯淖匀唤洕?戰爭損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容易激化社會矛盾。
其三,尉繚已經能夠區分“挾義而戰”與“爭私結怨”兩類不同的性質的戰爭,區別在于戰爭目的。對于后者,他主張慎重:“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后?！盶\(《攻權》\\)對于前者,他說:“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武議》\\),“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兵令上》\\),“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攻權》\\)。這種正義戰爭的外在表現,就是不能濫殺無辜,毀壞公私財物:“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武議》\\);軍隊入人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兵教下》\\),總之“孽在于屠戮”\\(《十二陵》\\)。這樣做,并非出于良心發現,而是直接關乎主導者的政治利益。非如此不能爭取人心,瓦解對手,“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戰威》\\);非如此不能得到敵國賢良對自己的擁戴,鞏固勝利成果:“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盶\(《制談》\\)其四,尉繚在治軍問題上也能禮法調和,德刑并用。儒家強調以禮治軍,《禮記》云“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孔子也說過“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法家卻是專任賞罰,強調以法治軍?！渡叹龝ら_塞》說“任其力不任其德”,《韓非子·顯學》也說:“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蔽究潉t因應時代需要,對二者加以調停。
首先他認為軍隊不能不嚴明法制:“凡兵,制必先定”,“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為使法制能貫徹推行,就要以賞罰為手段,“明賞于前,決罰于后”\\(《制談》\\);“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武議》\\)。這樣才可以達到“吏畏其將”“民畏其吏”“敵畏其民”\\(《攻權》\\)的效果。
其次他認為僅有法制還不夠,志不勵則士不死節,還要有“勵士之道”?！稇鹜吩?“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比耸怯兴枷氲?“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那么又如何能使民致其死戰呢?就要像“古者率民”那樣,“先禮信而后爵祿,先廉恥而后刑罰,先親愛而后律其身”。勵士的手段要物質和精神結合,“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使之有“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一旦走上戰場,“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上下齊心,動靜一身,沒有不打勝仗的。
最后,治軍的關鍵一環是將領能夠做到身先士卒、嚴于律己?！稇鹜吩?“勤勞之師,將必先已。
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后飲,軍食熟而后飯,軍壘成而后舍,勞佚必以身同之?！焙我匀绱?“不自高人故也”。而且,“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武議》\\),要以這種態度感染所有官兵?？傊?“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攻權》\\)。
四、“欲戰先安內”的大戰略觀
同其他兵書比較起來,《尉繚子》有自己的特色,即它涉及具體作戰方法的內容并不多,大部分內容都是圍繞著戰前各個方面如何準備而展開的?！稇鹜吩?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
“道勝”是用兵的最高境界,相當于齊桓公的“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和孫子的“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非圣人莫能為。所謂“力勝”也好理解,就是流血伏尸的硬攻之戰,武夫皆可,尉繚并不贊賞。他真正關注的是“威勝”,即如何“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要威勝,必須把功夫做到戰爭之前和戰場之外,所謂“權先加于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于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戰權》\\)。兵貴先,就是在戰前造成一種強大的威勢,先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尉繚認為可從政治、經濟、民心士氣和戰略謀劃四個方面來做。
首先是如何確立政治上的必勝形勢。尉繚認為路徑有三:一是好的制度建設,二是政治清明,三是統治者愛民富民?！吨普劇吩?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既然可以利用天下的資財來充實我們的國力,為什么不能參考天下的善政來修訂我們的制度呢?
制度是根本,它可以充分穩定地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從根本上培育人民對政權的向心力,也是舉賢任能、政治清明的根本保證。相反,“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制度可以決定一切。除此還要政治清明,不能任由國中權貴貪贓枉法,敗壞人心,因為它會影響軍隊的戰斗力?！吨普劇吩?“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睘槭裁?《戰威》云:“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余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敝粷M足上層\\(上滿\\)而忽略下層\\(下漏\\)的國家肯定會被人民拋棄。另外,若“良民十萬而聯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將理》\\),冤獄的普遍存在也很危險。
最重要的是統治者愛民富民,“地所以養民也”,“民之生不可不厚也”\\(《戰威》\\);應注意招撫流亡,開墾荒地,使“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兵談》\\)。同時還要“均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原官》\\),解決土地問題,減輕人民負擔。國家能夠“無奪民時,無損民財”\\(《治本》\\),就是放水養魚,儲蓄民心。
尉繚對政治和軍事關系的認識十分深刻:“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盶\(《兵令上》\\)軍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軍事是表象,政治是實質。有了良好的制度,才能戰場取勝,此即“兵勝于朝廷”,“不求勝而勝也”\\(《攻權》\\)。
其次是如何確立經濟上必勝的形勢。尉繚認為也有三條:一是軍隊數量規制合理,二是戰略物資多生產少浪費,三是促進和發揮市場流通的作用。
古代的軍事經濟,不外乎“兵器備具,財谷多積”,大多取自天然資源。尉繚首先主張要做到“三相稱”:“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盶\(《兵談》\\)根據自己的資源情況設置城邑,建立軍隊,使土地、城邑、人口、糧食的多寡與軍隊規模相適應,這樣對內可以固守,對外可以戰勝。如果軍力盲目追多求大,使資源和人力不繼,只能讓自己陷于被動。這就是軍力規制合理。
一旦戰爭發動,對經濟資源的消耗很大,“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將理》\\)。如果“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曷以免奔北之禍乎?”\\(《兵令下》\\)故“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委積不多則士不行”\\(《戰威》\\)?！段渥h》認為這種儲備的途徑有兩條。一是鼓勵生產,“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不論大國小國都要在經濟上自立,而不能把別國援助作為自己的經濟立足點。二是發展貿易,“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武議》\\)。不僅利用市場來交換物資,還可以抽取商稅以籌措軍費。尉繚很敏銳地為經濟上的“自保安內”找到了一條有效便捷的途徑:“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武議》\\)。他還建議由國家設立軍市,以流通百貨,為軍隊后勤提供民間通道。
除為戰爭經濟開源外,節流也很重要?！吨伪尽氛f:“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于無度,邪生于無禁?！鄙莩蘩速M的風氣當然是統治者造成的,一方面是“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造成朱門內的普遍浪費;另一方面是“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的小民之困。尉繚要權貴們像圣人一樣“飲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為器”,只用陶器而不用奢侈品,這樣就會“天下無費”。
有了經濟根基上的穩定,國家“內安”,對外戰爭才能有保障?！侗劇吩?“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治。富治者,車不發軔,甲不出橐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边@種“不暴甲而勝”包括“勝于朝廷”“勝于原野”“勝于市井”,不待于“陣而勝者”,不正是“威勝”嗎?
再次是如何確立民心士氣上的必勝形勢。尉繚同樣提出三條:一是提高全社會的普遍道德水準,二是從物質和精神上加以激勵,三是嚴明法紀。
戰場乃兇險之地,人的本性又總是趨安避難,所以戰場上民心士氣如何,常常對結局起著決定作用。要調動民心士氣,尉繚認為根本路徑還是提高社會整體的道德水準:“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盶\(《戰威》\\)但這并不能一蹴而就,重要的是長時期的教化熏陶以移風易俗:“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焉有喧呼耽酒以敗善類乎?”像許多思想家一樣,他也憧憬著一個美妙的理想社會:“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也。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盶\(《治本》\\)既然善出于人性,就可以經過不懈的陶冶而使民“無私”,但前提還是“善政執其制”,有好的政治制度。
提高社會道德,既然不能畢其功于朝夕,就要重視對人們從物質和精神上加以激勵?！氨叵榷Y信而后爵祿”,禮信是精神鼓勵,爵祿就是一種物質優待,“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生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國家對民眾有一攬子的保障措施,如殷實的生活、死喪的撫恤、功績的獎勵、鄰里的督促、危急的拯救等,都是為了營造一種激勵士氣的氛圍,“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戰威》\\),無形中就提高了戰斗力。
要增強士氣,不能只靠“勵”,還要有嚴明的法紀?！吨普劇吩?“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于前,決罰于后”,才能“動則有功”。從人性出發,人不能驕縱還要威逼,關鍵是軍中各種制度的先設:“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庇辛酥贫?才能使部隊的行動整齊如一,所以《尉繚子》在后十二篇中就為軍隊設立了許多具體條令,強調必須得到切實執行:“刑罰不中,則眾不畏?！盶\(《戰威》\\)到了戰場上,“民無兩畏者,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善于帶兵的人要對士兵愛威結合,“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攻權》\\)。一旦調動起民心士氣,“兵之所及……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于疑慮,堂堂決而去”\\(《兵談》\\)。
這就是統治者所期待的戰場效果。最后是如何確立戰略上的先機和必勝形勢。尉繚子同樣認為有三條:一是將廟算做得高明;二是把握好關鍵時機;三是要“知止”,絕不圖功冒進。戰前的謀劃決策,就是古人的所謂“廟算”?！稇鹜吩?“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逾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陣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后動,是以擊虛奪之也?！边@里的五論,分別指朝廷決策、將帥遴選、戰機選擇、自保不失和臨戰指揮。
只有這幾方面準備充分,才能進入軍事實施階段。
《戰權》強調:“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逾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睕Q策高明、將帥慎選、軍鋒精銳,這三項條件具備就可不戰而勝。這些步驟應完成于戰陣交兵前,其中最重要的是發現人才:“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盶\(《武議》\\)戰爭是雙方的事情,尉繚非常重視揚長避短,把握戰機。尉繚所說“先料敵而后動”,主要是為了能夠“擊虛”,即尋求敵人的弱點。要“擊虛”,就要“知敵”,于是“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地大而城小者,必稱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
但這種謀劃還只是建立在敵方常態基礎上的,伐國還“必因其變”,從而尋找戰機和突破口。如敵國內發生政治或財政危機,特別是“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兵教下》\\)?！皺C在于應事”,行動要果斷迅速,“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遮斷交通,搶占要地,使“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財用未斂……我因其虛而攻之”,這樣我方就可達到“敵不接刃而致之”的目的\\(《兵權》\\)。
但是,由于戰場形勢的千變萬化,一個將帥不僅要“貴先”,更要“知止”?！侗劇吩?“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弊鳛橐粋€將帥,必須“寬不可激而怒”?！稇饳唷吩?“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币珳拾盐諔饒鲂蝿?當進時不失時機,當止時任憑敵人如何引誘,決不圖功冒進。
總之,《尉繚子》在戰略上崇尚“早”和“先”,主張“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盶\(《勒卒令》\\)這種“蚤決”和“貴先”,就是早在交戰之前,就已謀劃周詳,就已從戰略上穩操勝券,也就是《戰威》所說“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只有緊握戰略主動權,才可立于不敗之地。
《尉繚子》內容宏富,其核心觀點即是《兵談》所說“戰勝于外,備主于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巴狻本褪菓饒鰶Q戰,“內”就是國內狀況,它的結論是“欲戰先安內也”\\(《踵軍令》\\)。只有當國家內部各方面都被安頓好,才可以在“內固守”的前提下“外戰勝”,才可能“天下莫能當其戰”。相反,如果內部不穩,上下階層離心離德,戰場上就可能出現《制談》所說的“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拋戟,利后發……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損將而走,大眾亦走”那樣“內自敗”的情形。歷史上固然也有一些統治者為了轉移國內不滿而貿然發動對外戰爭,但那無異于玩火自焚。從某種意義上說,越是了解戰爭真諦的軍事家就越是“膽怯”,所以如孫子、尉繚等人都是“慎戰”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