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心\\(1799-1873年\\),字子壽,又字冬壽、堅木,號螺洲子,晚年號薖園老人,門人稱謚"文貞先生",湖北監利螺山人,晚清著名學者,著有《百柱堂全集》共五十三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任職一年,辭官歸家,從事講學與寫作,主講荊南書院二十余年,退士后仍心系國家大事,與"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交往密切,并多次為他們謀劃軍事.林則徐督湖廣時,禮致幕中,稱其為"國士".王柏心在對晚清時局關注基礎上,結合自身對軍事的思考,形成了獨特的軍事思想,其所著《論軍政》《論四間》《論秦豫宜備》《兵事臆議》《事機臆議》《軍事臆說》《行營事宜管見》等,是其軍事思想的集中體現,"其獨到的思想見解可以說是填補了鴉片戰爭前后湖北思想界的空白"[1]203.嘉道后,清朝統治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王柏心以史為鑒,他的軍事思想以《孫子兵法》《司馬法》等軍事經典為理論依據,集中體現于軍政建設和戰爭策略上.對王柏心軍事思想的研究,不僅能夠推動對王柏心個人的研究,更有利于全面了解晚清軍事活動.
一、王柏心的軍政建設思想
軍政建設即軍中政教建設與政事管理,其優劣得失關系到軍隊的整體素質和軍事戰爭的成敗,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春秋后期就有"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的例子.孫武認為軍政建設在于"道"與"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計篇》\\)此兩者均屬政治因素,運用"道"教育民眾、將士,使其與君主認識一致,在戰爭中全力以赴.運用"法"的規范作用來約束軍隊,貫徹執行上級命令.王柏心認為,兵員的征調、兵糧的籌措、天時地利是軍隊作戰取勝的重要條件,而三者雖備,軍政不修,仍難以取勝,特別強調軍政建設的重要地位.在軍政建設上,他接受了孫子關于軍政建設"道"與"法"的思想,強調建立以"法"為核心,以擇將選士為手段,以協調軍民關系為直接目的的軍政體系.
一是明賞罰,擇將士.王柏心認為,清軍在鎮壓內患時師出無力,將士毫無斗志,軍隊避"賊"養寇,消耗賦稅,捐棄城邑險隘,使得盜賊滿山,起義不斷.其軍事上主要原因是軍政不修,"不修之失,其大者在不擇將,不選士,不明賞罰"[2]1304.不修軍政則沒有優秀的將領和士卒,全軍不明賞罰,紀律渙散,將帥不奉調動,怯懦退縮,士兵不能力戰,敗北逃跑.他認為,"法強則兵強,法弱則兵弱",明法令則是割除軍政弊病的前提,必須立定軍隊法令,嚴明賞罰,以定軍心.明賞罰則要"賞不逾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睹,為不善之害也"\\(《司馬法·天子之義》\\).以此立定軍法,使軍隊有嚴格的紀律和堅實的戰斗力.賞罰分明而及時,不僅使將士明確自身的行為與責任,提升軍隊戰斗力,更是軍隊擇將選士的前提,"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因此只有賞罰分明,才能納四方賢士猛將,軍隊擁有良將謀士方可用兵作戰.王柏心根據清軍實際,提出軍隊擇將的途徑有三:或群臣舉薦,或從卒伍提拔,或從平民中啟用.關于將士的選擇標準,王柏心認為不必完全按照孫武提出的"智""信""仁""勇""嚴"的標準,可以"節取而用之,或謀或勇,有一于此,即可拔擢,示之表的,余者自知效慕"[2]1322.將士的才智更有不同,因此選拔將士需要重視謀與勇,樹立典型效應.他認為軍隊作戰所依靠的是將帥,將帥主要依靠于謀略,實際選拔將士需要"力加澄汰,去其驕惰,而留其堪戰者,申嚴號令"[2]1305,在將士的選拔中,嚴明紀律和選拔標準,后加以訓練,必然成為明法守紀的軍隊.
二是辨勇怯,和將士.將帥和士卒是軍隊作戰的核心,能否正確根據將與士的特性,恰當發揮他們的作用是戰爭勝負的關鍵.將士在面對戰爭時,往往勇怯不齊,需要在嚴明法令的基礎上,加強對軍隊將帥的甄別,了解將士的忠勇與怯懦.在治軍及戰爭中了解將士,明確將士的實際情況,是充分利用將士,將弱點轉化為優勢,將優點加以充分利用的前提.王柏心認為:"為有精加鑒別,以怯者誘賊,以勇者擊賊,當任智計,每戰一勝,眾有所恃,則銳氣百倍,怯者可使變而為勇矣."[2]1322這里也反應王柏心軍政建設中的辯證思想,以怯者誘賊,將劣勢轉化為優勢條件.辨別忠勇怯懦是用軍的前提,而"和將士"是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加強軍隊團結的重要措施.對于此點,王柏心從將士本身的心理出發,認為"蓋武人所尚者,氣也,使得奮揚其氣,則人人鼓舞,皆能以策力自效也"[2]1322,必須要宣揚軍隊的正氣,鼓舞軍心,使得軍隊上下齊心.此點也正是王柏心在胡潤芝平定沔、鄂太平天國運動時,向其上書所陳的觀點,在上書中王柏心具體闡述了軍隊正氣在于"大度"、"曲示包容"和"廣加激勸",通過君王對將士的大度與包容,將帥對士兵的激勵和勸勉,充分調動將士團結一心,"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孫子兵法·行軍篇》\\),德威并重,以此振奮軍隊氣勢.
三是惜民力,定民心."惜民力,定民心"是王柏心關于處理軍、民關系的思想.王柏心在同治元年奏議《行營宜寬減榷算》中闡述了清末兵、民、"賊"三者的關系.他認為國家設兵之初,目的在于除"賊"平亂以衛民,然而各級地方軍隊在討伐"賊"亂時,大小將官都設立行營,增添大量兵員,致使地方財政枯竭.于是地方政府及軍隊就會抽取厘金,打壓商旅貿易,以此增加稅收.平民百姓固然知道出財支持軍隊討伐叛亂是正義的,但是其間"貪吏勒捐,各局司事瀝民髓而吸其膏"[2]867,"賊"亂與沉重的賦稅壓力,加之貪官污吏橫污,肆意壓榨,使得民不聊生.軍、民矛盾成為最激化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清末,隨著統治危機的加深,農民起義不斷,清政府在鎮壓過程中"軍士難處民間者,凡雞彘、菜茹、薪木無不收索盤盡,不則誣以附'賊',先后陷'賊'之民有逃歸者,軍士斷其首,以為捕得間諜,反邀功賞,使得民不怨'賊'而怨官兵,不戴官兵而轉戴'賊'"[3]314.軍隊的肆意欺凌,使得民附于"賊",民間起義不斷.因此,王柏心認為,統治階級惜民力,定民心非常重要.咸豐十年\\(1860年\\),王柏心給曾國藩上書諫言,希望其所領導的湘軍,"秋毫無取于民,專以收拾人心,使民皆曉然知師如時雨.
凡難民自拔來歸者,厚為資遣,部送還鄉"[3]315.曾國藩采納其策略,且規定"凡駐軍之地,無設捐輸榷算等局,此軍不捐不抽厘"[3]314.胡林翼認為:"今之言兵者喜團練,言響者急捐輸,及大錢鈔票,樂其不費而取利也,上茍持一無本取利之心,則政事隓敗,令甫下,而民窺之矣."[4]194捐輸給官兵搜刮,壓榨百姓提供了機會."無設捐輸榷算"正是王柏心關于軍隊愛惜民力,收取民心的第二點.他認為長期的戰亂,民間財力枯竭,籌措軍餉應或可以勸諭捐輸,或可以從非戰亂之地調撥,而并非強行榷算、抽厘,肆意掠奪.
二、王柏心的軍事策略
在晚清政府對內平息太平天國運動、鎮壓捻軍、平定叛亂的軍事活動中,王柏心為左宗棠、胡林翼、曾國藩等軍事將領出謀劃策,他曾上書左宗棠、胡林翼十余次,上書曾國藩數次,其軍事策略多得到了采納和贊賞.左宗棠才氣縱橫,從不輕易贊許別人,但他曾說:"咸豐三年,王柏心與臣同居幕中,見其筆籌從容,算無遺策,心誠傾服."[5]
王柏心的軍事策略,概言之有四點.
一是固根本,通餫道.所謂固根本,是需要軍隊具有穩固的后方,守備充分;所謂"通餫道",即保障軍隊糧道通暢,能夠持續軍隊糧餉的供給.此二者是保障軍隊作戰的根本.王柏心認為,軍隊要固根本,則需要處理好"戰""守""備"三者之間的關系,其《論秦豫宜備》曰:"天下知以戰為守,而不知守之即為戰,又以止戰也.天下知備寇之所在,而不知寇所不在者,備尤為急也."[2]1308戰爭的直接目的是平定"賊"亂,而有效地防守比戰爭更加重要,充分備戰是獲得戰爭勝利的基礎,有效地防守和充分的備戰,能夠穩固軍隊后方,為進一步戰爭做準備.在清軍平定太平天國及鎮壓捻軍的整個軍事活動中,王柏心認為,皖、豫、粵之地為東南平原,地勢開闊,在此施行以戰為守的軍事策略是行不通的,以戰為守將會耗費大量的軍事力量,而如果"賊"亂不能立即平息,則無暇防守,軍隊顧此失彼,戰爭形勢極為不利.因此,他提出備戰于"秦豫"①之地,認為豫州位于九州腹地,道路四通八達,山河眾多,利于備戰.而秦中富饒之地,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可以作為戰爭的后方,提供戰爭資源,以固根本.自古"餫道"就是保障軍隊糧草的重要因素,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說明"餫道"的重要作用.
1855年,曾國藩領導湘軍在鄱陽湖之地作戰失利,被迫回守.王柏心上書曾國藩,認為楚北江漢一帶是重要的產糧區,能夠為軍隊提供作戰的糧草物資,這一地區連接湖北、湖南,是清軍糧道所經的關鍵之地.其中漢陽、崇陽、沔陽一帶有少部分"土賊",雖缺乏戰略物資,但是占據有利之地,威脅很大,回師剿滅,清理內亂,穩固此地根本后,可以順江而下,則可勢如破竹.
二是審虛實,量勝算.審時度勢,估量勝算是戰爭的重要策略.孫武認為,"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孫子兵法·軍爭篇》\\),因此,"審虛實"即為懂得天時地利人和,熟悉作戰地理環境,了解敵我雙方虛實情況.王柏心認為,審虛實在于弄清戰爭的形與勢、虛與實.考慮到清軍的舟楫眾多,太平軍水戰不敢爭利,因此水戰之"賊"很少,需要將精銳力量投入陸地戰爭,水上之舟楫可作虛勢,以為備用,震懾"賊"亂,則"賊"會投入大量軍隊防守江面薄弱地區,因此清軍可以全力支持陸軍,訓練驍勇之士以攻其堅守之地,做到"因敵制勝".自古戰爭的勝算關系到戰爭全局甚至影響到國家存亡."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孫子兵法·計篇》\\)說明了勝算的關鍵作用.王柏心認為在戰爭中用兵,需要提前度量勝算,認為在長江流域平定太平軍的勝算有五點:一是出師有名,是順天誅"賊";二是從上游攻下游,順勢順水;三是以飽制饑;四是以整制亂;五是以有舟攻擊敵人無舟.此五點決定了清軍在長江作戰的優勢地位.
三是出奇兵,用奇策.孫子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孫子兵法·勢篇》\\)用奇對于戰爭形式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兩軍實力相當時,用奇可以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王柏心認為用奇雖然變化無窮,但是其精要離不開設伏與夜間偷襲.設伏是常用"奇正"之法,擇險埋伏敵人.夜間襲擊則需要經常夜間縱火襲擾敵人,以此麻痹敵人,于是趁夜偷襲.
1856年,清軍在克復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縣后,轉而進攻武昌,羅澤南與胡林翼包圍武昌后求策于王柏心.王柏心于是年四月在《答胡潤芝撫軍書》中提出了伏擊敵人的策略.他認為,先招募黃州團丁渡江截斷興國、大冶對太平軍的糧草物資接濟,對其進行圍困,并嚴整各軍營防止其突圍,等到太平軍窮途之時,放開武昌城一角,并在此預設伏兵,前后夾擊,可以大獲全勝.胡林翼采納王柏心策略,很快收復武昌城.
四是通權衡,善變更.王柏心稱之為"因敵制變",權衡變更即為因敵制變,根據敵人和戰爭的實際變化轉變具體的戰略.王柏心根據清軍戰爭實際情況說明了因敵制變的兩種情況:其一是在具體交戰中要避開敵人的銳氣,攻擊疲憊的敵人.清軍在實力強大時,總是炫耀武力要求力戰,而"賊"則閉營不出,等到清軍疲憊之時則開營出擊.王柏心認為,此時需要"反其述以制之",以勇猛無謀者當前引誘敵人,假裝敗北,中途以精銳設伏必勝.此外,當敵人假裝敗北時,會丟棄金帛財物,清軍見利則會爭搶,這樣反而中了"賊"的陷阱,王柏心認為需要嚴正軍紀,定法令.其二是靈活地把握影響戰局的因素對于挽救戰爭挫敗局面的重要性.王柏心認為,清政府在鎮壓太平軍屢次受挫的原因并非兵少、器械不精、形勢不利,亦非太平軍驍勇無敵,而在于君臣、將士眾心不和,法令不嚴,謀劃策略不夠完善.需要根據實際軍事情況力加變更,使將士知恩知法,不為一己之私,后全力謀劃戰爭策略,從而安定軍心,平定叛亂.
三、王柏心的軍事思想特征
從內容上來看,王柏心提出的軍事思想多是對《孫子兵法》《司馬法》等先秦軍事理論的繼承,但也不乏自身的特點.
恩法并施是軍隊嚴明法令、以定軍心、明軍紀的重要手段.王柏心針對軍紀渙散的清軍,在《論明法令》一篇中指出:"日會將士而訓勵之,獎其敢戰斗者,汰其怯懦者,嚴實人數,申明約束.餉毋久懸,賞毋過恡.先結以恩而后行吾法,有犯吾法者,先戮弁校,而后及士卒.法令既行,節制既嚴,然后則利蹈瑕而進攻."[2]1304在治軍過程中明法令需要恩威并加,需要通過訓導、鼓勵、明確賞罰等手段對士卒施以恩德,后明確并實施法令,這樣使全軍賞罰有度,遵守法令.
王柏心的軍事思想中含有大量民本的因素,而這也正是王柏心民本思想的體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消耗的頻繁戰爭時代,民眾在戰爭中的地位顯得尤為重要.清末統治階級往往采取以武力鎮壓為主的方式來處理與下層的矛盾,而王柏心認為要維護社會穩定,除了必要的戰爭,更需要在戰爭中實施富民、民生的政策.他在《續樞言·七蠹》中提出了"富民"為本的思想,認為"歸財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民之于財猶魚之于水,民恃財而生,魚恃水而游"[6]25,通過富民達到富國民生的目的.他認為在戰爭頻繁時期,更要注重民生,爭取下層的支持,進而提出以民制敵的策略,即對于戰爭中投降誠歸者免死,以投誠并愿意效命者參與平"賊"戰爭.在1860年正月,王柏心上書胡潤芝建議"下令民間返正,各邑之民縛各邑之賊,大軍助其聲勢"[2]1132,充分發揮平民的力量,通過軍與民團結,來平定"賊"亂.
1863年6月,在清軍抵達浙江一帶,王柏心在《上左季高制軍書》中提出對當地百姓賦稅"首加寬省,視湖廣、江西為比.重念吾民,新罹湯火,務在矜恤而安全之"[2]1139.希望左宗棠能夠體恤民苦,以此收取民心.
在如何抵御外國侵略上 ,王柏心在軍事上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海防輯要序》中,王柏心指出了清軍抵御外侵的三大失誤:一是防守孤立,缺乏靈活性.外敵入侵閩、廣、吳越東南沿海時,各地孤軍自守,坐失防守良機.二是東南沿海遠離"秦豫"之地,防守薄弱且援軍不能迅速到達.三是軍紀渙散,將士膽小懦弱,一旦外敵來犯,則棄城而逃.王柏心認為:"今日事勢,必以作士氣,固民心為最急."[2]997振作士氣,穩定民心是抵御外寇的首要措施.嘉道以降,清政府出現內憂外患的統治危機.
吏治腐敗,可謂"官益久,則氣益媮;望益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7]32,軍備廢弛,軍士羸弱,軍費巨大.由是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經世思想家開始振興實學,經世致用,甚至倡言變革,其涉及頗廣.在此背景下,王柏心針對境內農民起義、邊患及外來侵略,提出了應對策略.由于王柏心自身的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沒能夠認識到清末統治危機的根源,也無法從根本上解除統治危機,但其軍事理論展現了清末士大夫對于挽救統治危機的一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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