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又稱《黃石公三略》，原名《黃石公記》，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兵書。 相傳其源于姜太公，經黃石公推演傳授給張良，舊題黃石公撰。 但多數學者認為此書是后人托名偽作，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大約成書于秦或西漢時期。 《三略》最顯著的思想特色是兼容博采，主張以道家謀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則御將卒，以陰陽家觀點識形勢，以墨家人才觀尚賢納士， 形成了雜取諸家之長而又相輔相成，渾然一體且又獨具特色的兵學思想體系。 南宋晁公武稱其“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決，明妙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 ”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 該書尤其重視人才對于國家和軍隊的重要性， 并在汲取前人相關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獨特的人才思想，歷來為后世所推崇。
一、恃賢與民，是為國之道
《三略 》指出 ：“為國之道 、恃賢與民 ”，把得到人才的幫助和民眾的擁護看成是能否治理好國家、統帥好軍隊的根本原因和關鍵因素。 “信賢如腹心，使民如肢，則策無遺”，信任賢者如同自己的心腹，對待人民就像自己的手足，政令就不會有紕漏，戰略決策才不致落空。
為國之道，一是要依靠人才。 《三略》開篇就提出：“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 ”才能出眾的英雄人物是國家的骨干， 是突出的人才，“英雄者， 國之干”。 只有得到了人才，任賢使能，才能做到政令通暢，民無怨言。 而如果能網羅到敵國的人才，就會使敵國陷入困窘的境地， 正所謂 “羅其英雄， 則敵國窮”，達到強大自己與削弱敵人的目的。 將帥是國家命運的掌握者， 是國家需要的英雄人物， 也就是人才。 必須依靠將帥統帥軍隊、把握態勢，并最終打敗敵人，國家才會安定。 “夫將者，國之命也。 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三略》認為人才對于國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韓信本是項羽麾下的一名“郎中”，因為項羽不用其謀而不得其志。 投奔劉邦后，韓信又因連坐被判斬首。 臨刑前他對監斬官說：“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為斬壯士！ ”（《史記·淮陰侯列傳》）劉邦得知后，不但不殺韓信，反而封其為治粟都尉。 后來韓信又因多次通過蕭何向劉邦獻計未被采納而逃亡，被蕭何追回。 劉邦在采納蕭何的建議后，不但沒有追究韓信的責任，反而拜其為大將。 被重用后，韓信充分展現了其遠見卓識和軍事指揮才能，“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資治通鑒卷第十一·漢紀三》），為劉邦打敗項羽并統一天下立下了豐功偉績。 而韓信善將兵，劉邦善將將的典故也歷來為后世所稱道。
二是要依靠民眾。 在《三略》之前，論述“英雄”的較少，論述“民”、“民心”的很多。 《孫子兵法》中就曾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體現了“安民”、“保民”的道德追求。 《吳子》則認為，要治理好國家，首先就要教誨并親近民眾，“昔之圖國家者， 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戰，則士以盡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君主能夠做到愛民，民眾就會甘愿效命，死而后已。 《三略》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世世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 認為許多君主只知道敬重自己的祖先，卻很少能愛護自己的民眾。 然而，尊敬祖先只是親親之道，只有愛護民眾才是為君之道，才能真正收住人心，籠絡到人才，并最終實現富國強兵。 《三略》認為要做到“下下為君”，就應“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 ”即：重視農桑，不延誤農時；減輕賦稅，不讓民眾貧困；減少勞役，不使民力疲憊。 只有這樣，才能“國富而家娭”。 國家富足了，民眾安樂了，自然也就爭取到了人心。 《三略》這種輕徭薄賦、富國安民的主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尤其是改朝換代初期，許多開明君主往往都能任用賢能，輕徭薄賦，休養生息。 例如漢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等，治世能臣各盡其才，民眾安居樂業，最終都使國家逐漸走向了強盛之路。
二、觀察人心，不求全責備
《三略》指出：“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 ”收攬人心重在觀察不同類型的人， 采取不同的策略去對待，這樣才能抓住人心。 緊接著《三略》詳細列舉了針對不同類型的人所應采取的不同策略：“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怨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脫之。 ”
只有掌握了不同人的不同特點， 并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才能識好人，用好人。 管仲貧賤之時和鮑叔牙共同經商，經常多分財物，但鮑叔牙不認為管仲貪婪，而是貧窮的緣故；管仲為鮑叔牙辦事，結果卻事與愿違， 但鮑叔牙不認為管仲愚笨， 而是時機不利；管仲三次做官又三次被免職，但鮑叔牙不認為管仲沒有才干，而是機遇不到；管仲三次作戰三次戰敗逃跑，但鮑叔牙不認為管仲膽小懦弱，而是家有老母需要奉養；管仲輔佐公子糾失敗，并未舍生取義，但鮑叔牙不認為管仲是不知羞恥，而是大才未見用，所以小節不拘泥。 管仲曾對此發出感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第二》）正是因為鮑叔牙知人識人， 齊桓公亦不計一箭之仇任人用人，最終“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第二》）歷史上， 英明的統治者往往善于察人， 靈活用人，能夠做到人盡其才。 陳平初歸劉邦之時，周勃、灌嬰等認為他“盜嫂、受金”，是“反覆亂臣”（《資治通鑒卷第九·漢紀一》），不能重用。 但劉邦卻力排眾議，重用其才。 陳平也不負重托，屢出奇謀，屢建奇功，為建立和鞏固西漢政權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國志》中記載了曹操的“唯才是舉”，而《資治通鑒》中則詳細介紹了諸葛亮權衡利弊，讓法正人盡其才的例子。 法正是蜀漢劉備的重臣， 他在主持朝政時多次利用職權行個人恩怨，因此，有人勸諸葛亮稟告劉備，限制法正的權力，但諸葛亮從大局出發，認為法正就像劉備的羽翼一樣，作用重大，不能因為有過失就限制他行使職權。 （《資治通鑒卷第六十七·漢紀五十九》）《三略》繼承了《六韜》“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的君主觀人思想，認為不能僅以一時一事觀人，畢竟金無足赤，世無完人。一個英明的領導，不能對人求全責備，必須知人之所長，用人之所長，盡量發揮人才的優長作用。
三、收攬人心，應德行為先
《三略》通篇都滲透著“德”對于國家和君主的重要性。 “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君主無德，臣子就會背叛。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熱衷于擴張領土的，內政必然荒廢，盡力擴充德行的，國家就會強盛。 使賢人歸附要靠“德”，使圣人歸附要用“道”。
因此，君主必須修己安人，布德于天下，這樣賢士就會傾心歸附，國家就會無往而不勝。 這種“固本興邦”思想集中體現了中國戰略文化的防御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略 》把 道家的 “道 ”、“德”和儒家的“仁”、“義”、“禮”融為一體，提出了“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并將之作為全書論述實施治國統軍戰略的根本條件， 而道家學說更是其兵學體系的精神內核。 吳起在《吳子》中也是將“德”貫穿始終，提倡“道、義、謀、要”等四德，“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把“內修文德”作為其軍事思想的核心。
作為將帥，同樣要有“德”，其重要體現就是愛兵。 《孫子兵法》指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仁”就是愛護部下，也就是孫子在 《地形篇 》中所說的“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 《孫臏兵法》則繼承了這種觀點，認為將領要具備“義、仁、德、智、信”等五種品質，并創造性地提出了對待士兵要“愛之若狡童，敬之若嚴師”。 吳起認為良將要“威、德、仁、勇”，并且在實踐中真正做到了愛兵如子。 《史記》記載了一段吳起帶兵的經典故事： 為了醫治一個士兵背部的毒瘡，吳起親自給士兵吸膿。 這位士兵的母親聽到后，痛哭不已。 有人對此不解，認為她的兒子不過是普通士兵，將軍卻親自為他吸膿，為什么不感激欣慰反而如此悲傷？ 士兵的母親于是道出了自己的擔憂，原來這位士兵的父親也有過吳起為他吸膿治病的經歷，后來奮不顧身，戰死沙場。 如今父親的故事又在兒子身上重演， 將來兒子也很可能戰死沙場而不知其所，所以母親大放悲聲。 （《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第五》）正是因為愛兵如子，體恤士卒，所以吳起才能贏得士卒的舍命相報，身經七十余戰而不敗，攻取戰勝， 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立下了赫赫威名。
《三略》在此基礎上提出：“夫將帥者 ，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囚。 ”將帥必須要推恩施惠，愛護自己的士卒，和士卒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同仇敵愾，這樣才能與敵人交戰，并為戰爭的勝利提供必要的前提。 并引古代良將事例，“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 ”一壇酒當然不能滿足三軍將士的飲用，但是良將的作法是，將酒倒入河中，和士卒同流而飲。 一河之水不可能都有酒的味道，但是士卒喝到嘴里的不僅是水，而是將領對自己的愛護與尊重， 所以三軍將士就會群情激奮，萬眾一心，征戰攻伐，所向披靡。
四、網絡人心，要崇禮重祿
《三略》指出：“興師之國，務先隆恩。 ”國家要發動戰爭，必須事先厚施恩惠。 能以少勝多，是厚施恩惠的結果。 所以“良將之養士，不易于身”，優秀的將領要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人才與士卒， 這樣才能萬眾一心，百戰百勝。
網絡人心，一是要“崇禮”。 “禮崇則智士至”，崇尚禮節，便能得到智謀之士。 當然，真正的人才很難得到，正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士可下而不可驕”，“士驕則下不順”。 對待賢士要謙恭而不可簡慢，待賢簡慢，下屬就不會心悅誠服，所以統治者要紆尊降貴，“千里迎賢”。 李筌在《太白陰經》中也認為，歷史上沒有不任用智謀之士而能成帝王之業的。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周文王屈尊得呂尚，呂尚輔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建周朝八百年基業。 劉邦崇禮得韓信，最終戰勝項羽，立漢家四百年江山。 這些都是崇禮得人才，王天下的最好例證。 而項羽則是反面的典型。 據《史記》記載，項羽是“力拔山兮氣蓋世 ”的英雄豪杰和身經百戰的優秀將領。 在楚漢之爭之初，劉邦屢敗屢戰，但垓下之圍一戰而定天下；項羽百戰百勝，垓下之敗一戰而亡身。 原因在于，項羽有一謀士范增而不能用，劉邦卻能駕馭張良、蕭何、韓信等賢才良將，從諫如流，所以能敗中取勝。 這正如劉邦所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資治通鑒卷第十一·漢紀三》）二是要“重祿”。 “祿重則義士輕死”，厚給俸祿，忠義之士便會視死如歸， 所以給予賢士俸祿不應吝惜錢財，獎賞有功之臣不應拖延時日。 只有“推惠施恩”，“尊以爵，贍以財”，“禮賞不倦”，才能真正做到“士爭死”，正所謂 “香餌之下必有懸魚 ，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士爭死”的結果就是“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使敵人俯首稱臣。三是“崇禮”與“重祿”不能偏廢。 必須既“尊以爵”，又“贍以財”，“則士自來”。 如果僅靠“崇禮”或“重祿”，有的人才就不會甘心效命。 “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暗主謀。 ”因此，君主必須在具備“德”與“威”的基礎上，注重禮節，敬重人才，厚施恩惠，這樣才能得人才、得民心，并最終成就事業。
五、駕馭人心，當任人唯賢
《三略 》通篇都貫穿著怎樣招賢納士 、馭將用人的思想，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 它強調指出：“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 ”其意思是說，賢才很難得到，而不肖之徒很可能就在身邊，必須要“親賢臣，遠小人。 ”（諸葛亮·前出師表）“賢者所適，其前無敵”，賢士歸附的國家，一定會所向無敵。 “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 ”英明的君主遠迎賢人，舍棄不肖之徒，就能成全功業，尊重賢人，臣下也能各安己責，盡心竭力。
《三略 》在提出任人唯賢的基礎上 ，認為還要因人而用，用其所長。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因其至情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對于智者、勇者、貪者和愚者這四種人， 都有其自身的特點。 具體來說，智者喜歡建功立業，勇者喜歡實現自己的志向，貪者追求利祿，愚者不惜性命。 作為軍隊的統帥，必須要掌握下屬的優缺點，發掘他們的專長，同時能投其所好，發揮各類人才的最佳效能，最終使軍隊形成強大的戰斗力。 反之，如果不能因人而用，就可能埋沒人才，浪費資源，或者難以做到各司其責，導致不能形成最佳的團隊合力。
同時，《三略》也指出有所長的人亦有所短，必須避其短而用之。 “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 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于下。 ”具體來說，就是不要讓能言善辯的人談論敵人的長處， 因為這樣會惑亂人心；不要用仁厚的人管理財務，因為他會屈從下屬而浪費錢財。 當然，這些觀點難免有失偏頗之處，但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參考文獻：
[1] 黃月勝，劉光權．《三略》的人才收攬戰略思想 及其影響[J].江西社會科學，2004（11）.
[2] 孫建民．論 《 黃石公 三略 》 的大戰略觀念 [J].濱州學 院學報 ，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