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助作為一項社會保障制度，其設立的目的在于維持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若保障水平過低，將失去制度的設立意義，過高則產生“貧困陷阱”、“養懶漢”等問題。社會救助制度保障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影響勞動者的勞動供給決策而實現。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會救助制度的主要部分，自 2003 年起全國城市居民低保對象穩定在 2200 萬人左右。我們以社會救助制度為研究對象，并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實證對象，探討社會救助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一、社會救助制度保障水平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勞動投入量模型

假設一:社會中所有勞動者都是“經濟人”。根據這一假設，勞動者依據其提供勞動的成本與收益而做出是否提供勞動的決策:當預期提供勞動所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時，勞動者會做出提供勞動的決策;反之，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勞動者則不會提供勞動。
假設二:勞動者的身體狀況分為健康和不健康兩種，其在健康狀態下可以提供足額工作時間，不健康狀態下則無法提供足額工作時間\\(足額工作時間指法定工作時間或由勞動供需雙方約定的工作時間\\)。
假設三:勞動者的工作效率保持穩定。通常情況下，勞動者工作效率的改進需要經過長期努力，短期內工作效率的改進不太明顯，從而假設勞動者的工作效率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具有一定合理性。
假設四:勞動供給全部投入經濟增長，即經濟體的勞動投入量等于勞動供給量。
假設五:勞動力參與率保持穩定。實踐證明，任何經濟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變化都是非常緩慢的。一個經濟體中勞動供給量由人口總數、勞動力率、勞動力參與率和勞動時間等因素共同決定，可以用勞動總時數來表示:
勞動總時數 = 經濟活動人口 × 人均勞動時數 = 總人口 × 勞動力率 × 勞動力參與率 × 人均勞動時數
其中，總人口、勞動力率均屬于人口學因素，一般比較穩定?；谏鲜黾僭O，真正對勞動力供給產生重要影響的變量是勞動力參與率和人均勞動時數。如果以 QL代表勞動投入量，N 代表經濟活動人口，T 代表人均勞動時數，O1代表影響勞動投入的其他因素，那么，QL和 N、T、O1之間的關系可以表示為:
QL= f1\\(N，T，O1\\) \\(1\\)
式\\(1\\)中，QL和 N，T 之間為正向相關，即其他因素一定，經濟活動人口數量越多，勞動投入量越多;人均勞動時數越多，勞動投入量越多。
經濟活動人口一定時，人均勞動時數取決于每個勞動者的勞動時間。由于勞動者的健康狀況直接影響其勞動時間，如果以 T 代表人均勞動時數，H 代表勞動者的健康狀態，O2代表影響人均勞動時數的其他因素，則有:
T = f2\\(H，O2\\) \\(2\\)
如果將式\\(2\\)代入式\\(1\\)，可以得到:
QL= f1［N，f2\\(H，O2\\)，O1］ \\(3\\)

\\(二\\)社會救助制度保障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依據經濟人假設，勞動者在做出是否提供勞動的抉擇時會比較提供勞動的成本與收益。當提供勞動的收益大于成本時，勞動者會選擇提供勞動;當提供勞動的收益小于成本時，勞動者則會做出不提供勞動的選擇。由于社會救助制度的給付會改變部分勞動者家庭的收入水平與收入結構，因而可以把社會救助制度的給付視為制度享受者無須提供勞動即可獲得的一項固定收益，因此勞動者是否提供勞動的決策必然會受到社會救助制度的影響。

1． 高給付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與經濟增長

假設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成本\\(以 C 來表示\\)為 300元，提供勞動的收益\\(以 Ｒ 來表示\\)為650 元，社會救助制度給付水平\\(以 S 來表示\\)為 350 元，社會最低生活消費水平\\(以 C0來表示\\)為 200 元。為了生存和發展，勞動者的凈收益至少需要達到社會最低生活消費水平。將會出現以下兩種情形:
一是在沒有社會救助制度的情況下，勞動者考慮成本和收益，因為 Ｒ － C =350 元 ＞ C0，勞動所得收益大于勞動付出成本，勞動者會提供勞動。
二是引入社會救助制度之后，勞動者在做出勞動供給抉擇時會綜合衡量成本、收益和社會救助制度給付水平。由于 S = Ｒ － C =350 元，即勞動者不提供勞動與提供勞動的效用相同，依據經濟人假設，勞動者會選擇不參加勞動。進一步地，即使 S ＜ \\(Ｒ － C\\)，只要 S≥C0的條件不變，勞動者還是可能會受到“不勞而獲”的激勵而選擇不提供勞動或減少勞動時間。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在高給付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條件下，即社會救助制度給付水平大于或等于社會最低生活消費水平時，會引發勞動者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或減少勞動時間。結合勞動投入量模型的式\\(1\\)，可以發現在高給付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下，隨著經濟活動人口 N 和人均勞動時數 T 的減少，經濟體的勞動投入量 QL 隨之減少，即勞動力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少。由 C － D 生產函數可知，在規模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投入量越多，則產出量越多。對我國而言，大約70% 的工業增加值來自勞動力要素的貢獻。較高的社會救助制度給付水平，可能會導致經濟活動人口下降和人均勞動時數減少，進而引起勞動投入量的減少，最終會引起經濟增長量的減少。

2． 低給付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與經濟增長

勞動者得到的勞動報酬以及獲得的社會救助制度給付，首先要用于其消費和儲蓄需要。當勞動報酬和獲得的社會救助制度給付之和不足以滿足其基本生活消費需要時，為了維持生活，一般情況下勞動者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壓低生活消費支出水平，一是增加勞動時間以獲取更多的報酬。因此，在低給付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條件下，即制度的給付水平小于社會最低生活消費水平時，勞動投入量會受到以下影響:
一方面，為了彌補社會救助制度給付的不足，部分勞動者傾向獲取更多的勞動報酬以滿足生活消費需要，于是有的本已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年齡人口會尋求就業從而使經濟活動人口增多，有的勞動者會通過延長勞動時間以獲取更多的勞動報酬，結合勞動投入量模型的式\\(1\\)可知，由于經濟活動人口 N 上升和人均勞動時數 T 提高的共同作用，勞動投入量隨之增加，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補償效應”。補償效應在我國比較明顯，比如某些收入水平較低的勞動者，除了全職工作還有兼職，他們增加勞動時間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勞動報酬以滿足個人和家庭的最低生活消費需要。
另一方面，面對社會救助制度低給付水平的約束，有的勞動者會選擇降低自身的生活消費水平以維持生活。由于無法達到社會最低生活消費水平，長期來看這會引起營養不足直至健康狀況發生變化，最終造成勞動時間的縮短直至退出勞動力市場。結合勞動投入量模型的式\\(3\\)可知，由于勞動者健康狀態 H 的不良改變，會引起人均勞動時數 T 下降，勞動投入量隨之下降，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失健效應”。
因此，在低給付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下，勞動投入量受到補償效應和失健效應的共同作用，進而通過 C－ D 生產函數影響到經濟增長量。當補償效應強于失健效應時，勞動投入量會上升，并對提升經濟增長量起促進作用;當補償效應弱于失健效應時，勞動投入量會減少，則對經濟增長量的上升起阻礙作用。

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水平的實證分析

為了對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給付水平進行科學評價，我們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給付水平與城市居民消費水平聯系起來，建立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同時借鑒衡量政府救助力度的有關指標建立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以這兩個參數為指標來衡量我國城市居民低保制度的救助水平。

\\(一\\)計算方法

某地區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計算方法如:
θt= Nt/ Ct \\(4\\)
其中，θt是某地區第 t 期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Nt是該地區第 t 期城市居民低保標準，Ct是該地區第 t 期年人均消費支出水平?？梢?，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反映了城市居民低保制度救助支出對城市居民消費支出的替代水平:在人均消費支出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該比率越高，說明政府的低保制度支出金額越大，對制度救助者的保障水平就越高;反之，政府的低保制度支出金額越小，對制度救助者的保障水平就越低。
由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是為了滿足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可以從城市居民總消費支出中析出食品消費支出，計算城市居民低保金占被救助者食品消費支出的比重，從而為科學評價社會救助水平進一步提供數據，這也是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的計算原理。某地區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計算方法如:γt= Nt/ Ft \\(5\\)
其中，γt是某地區第 t 期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Nt是該地區第 t 期城市居民低保標準，Ft是該地區第 t期城市居民年人均食品消費支出水平。

\\(二\\)計算結果

根據民政部《2008 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提要》中城市居民低保標準的數據資料、《2008 中國統計年鑒》
和《2009 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依照上述方法，計算出 2008 年我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和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見表 1。由表 1 可見，2008 年我國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為0． 2191，即城市居民低保金相當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 22%。其中，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最高的省份為西藏，替代率達 0．3688;城市居民低保替代率最低的省份為廣東和新疆，約為最高替代率的二分之一。
2008 年我國各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的全國平均水平為 0． 5783，即被救助者得到的低保金只能覆蓋其食品消費需要的 57． 83%，其中，天津的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最高，為 0． 9590，北京次之，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最低的省份為福建省，只有 0． 4988。按照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理念，其提供保障的給付水平應該滿足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即城市居民生活救助系數應接近于 1。根據世界銀行 2006 年的研究，以 OECD國家為例，其 GDP 中約有 3． 1% 用于社會救助，發展中國家對社會救助的投入量也較大，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洪都拉斯等投入占本國 GDP 的 0． 5% － 2． 5%。以 2008 年為例，我國城市居民低保支出額為 393． 4 億元，只占當年 GDP 的 0． 13%，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支出水平。因此，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保障水平還處于較低水準。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任何社會救助制度都是通過直接作用于經濟活動人口、人均勞動時數或勞動者的健康狀況，對勞動投入量產生影響，最終影響經濟增長。高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會引發經濟活動人口減少與人均勞動時數縮短，造成勞動投入量下降，最終不利于經濟增長;低水平社會救助制度下會出現補償效應和失健效應。補償效應引起勞動投入量上升，失健效應長期來看會引發勞動投入量下降，社會救助制度對勞動投入量的影響取決于補償效應和失健效應的共同作用:當補償效應占據優勢時，勞動投入量會上升，促進經濟增長;當失健效應占據優勢時，勞動投入量會下降，阻礙經濟增長。
通過對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給付水平的實證研究，發現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保障水平整體偏低。偏低的社會救助制度給付水平雖然不會造成“貧困陷阱”，但會引發補償效應和失健效應。聯系我國的現實情況，一方面，由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給付水平偏低，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個人工作偏好、文化傳統等，我國城市貧困人口中有許多具有就業能力的人同時從事多份低薪工作，這便是補償效應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水平不足的影響，一些社會救助制度覆蓋的勞動年齡人口會因為長期得不到充足的生活必需品而引發身體不適或疾病，進而失去就業能力，對于人口較多、經濟收入單一的家庭更是如此，即發生失健效應。
在社會救助制度的保障水平不足時，無論是其引發的補償效應還是失健效應，對于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都是不利的:在補償效應占據優勢的情況下，盡管當期的勞動投入量較多，卻可能造成后期的勞動投入量減少，原因在于當期的過度勞動供給可能會影響低保領取者的身體健康而不利于長期勞動投入;對于失健效應主導的情形，其危害無須贅言?？梢?，長遠來看，社會救助制度的保障水平偏低不利于勞動力要素的穩定可持續投入，不利于經濟增長。
綜上分析，完善我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議如:
第一，適當提高社會救助制度的保障水平。社會救助制度作為一項面向社會脆弱群體提供生活保障的社會政策，其保障水平應能滿足社會成員的最低生活需要，否則就失去了保障意義。社會救助制度的適度保障水平是與個人基本生活需求相對應的保障水平，即社會救助制度保障水平既不能過高于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支出，也不能過低于基本生活的支出，而應維持在基本生活支出水平附近，并隨著社會基本生活支出水平的變化而及時做出調整。
第二，吸取積極社會救助的制度理念。積極社會救助強調社會救助是維護公民權利的基本手段，而不是政府或者社會的施舍;強調社會救助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工具，而不是實現經濟效益的手段;強調社會救助對貧困群體自我獲得勞動收入能力的培養，注重弱勢群體的人力資本積累，強調福利接受者的勞動參與，而不僅僅是向他們提供經濟救助;強調社會救助也是一種社會投資，是推進一個國家或地區可持續發展和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在積極社會救助理念的指導下，政府應將提供適當水平的社會救助制度作為促進勞動者就業的有效手段，幫助弱勢群體永久性擺脫在生活、就業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礙。
為便于分析本文采用了經濟人假設，實際上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決策受多種內外因素的影響與制約，且勞動者愿意提供勞動與實現就業之間也很少一致;另外，一國經濟增長模式及社會救助制度覆蓋人群的規模大小直接影響該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實際效果。希望這些局限能為今后研究的拓展提供一個方向。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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