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后的中國，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西方社會的各種文化思潮紛至沓來，中西兩種異質文明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碰撞和交融，中國社會各方面都在悄然隨之變化。這一歷史背景下展開的中國近代慈善事業，既秉承了樂善好施、仁義為本的等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又汲取了西方社會慈善福利思想中的有益養分，從而呈現出古今貫通、東西融會的特點，并逐步向制度化與近代化邁進。
這個時期的威海既地處齊魯孔孟之鄉，是道教全真派的發祥地之一，又在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３０年間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是聞一多筆下的“七子”之一，因此在研究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發展上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本文以威海為范例，通過對近代威海慈善事業發展狀況的考察分析，管窺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因，擴展近代中國慈善事業的研究視野。
一、近代威海慈善事業發展狀況
（一）早年的寺廟善舉
威海歷史上的寺廟有從事慈善活動的優良傳統。早年寺廟的善舉主要有救災、修橋鋪路、助學、就醫施藥以及代耕等方式。災荒年間，不少寺院都要舉辦祈禳法會，既是代民求天，同時也借機向富人募捐用以賑災。據威海地方志記載，道光年間文登甘泉寺曾放糧數千石，救濟災民；上世紀２０年代，文登太平觀在觀內設“太平觀私立同化小學”，初、高級各１個班，初級４年，高級２年，教師２人，周圍村莊３０多個學生就讀。民國期間，威海衛境內６１處寺廟中，有３１處廟屬房產成為助學的資產。榮成、乳山境內的寺觀也有半數房產成了助學資產。
（二）西方教會的宗教慈善活動
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相繼傳入威海。其間，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在威海興辦了許多公益機構，從事慈善公益活動。這些機構與活動包括：
１．設立教會學校，為貧家子女提供受教育機會。
１８９９年英國中華圣公會創辦了安立甘堂中學。
１９００年天主教法籍神甫羅漢光創辦了約瑟小學。
１９０４年基督教弟兄會英籍傳教士格雷沙姆、羅特兩人創辦了講書堂小學。
１９０８年基督教弟兄會英籍傳教士孫約翰夫婦創辦了石島明德小學。
１９２３年法國天主教堂創辦了海星小學（１９４５年改名為鯨園小學）。
１９２８年法國修道院創辦了專收女生的明星小學。
１９３５年法國天主教堂又創辦了西南園初級小學。
２．開設醫院，義務施醫施藥。天主教堂于１９０８年創辦方濟醫院，１９３５年創辦婦產院，用西醫的施診手段，為天主教會內的產婦助產，為孤兒和其他天主教徒施醫。
３．建立福利院，安老撫孤。天主教堂于１９０８年創建圣母養老院，１９３５年創建孤兒院。養老院接收的對象是孤寡年邁的天主教徒。孤兒院收留的是私生子和家庭貧困的幼兒。在孤兒院內，孩子長到６歲后就為教堂充當無償勞動力，女孩學習刺繡、做花邊、編制及勤雜事務，男孩學印刷、木工、鐵工及其他雜工或園藝工，同時進行宗教灌輸和必要的識字教育。１９５２年全部由人民政府接管。
（三）英租威海衛的賑災活動
英租威海衛之后，有限的財政收入使得殖民當局無力承擔救荒的職責，只有寄希望于社會和民眾。作為已經崛起的民族工商業者的代表，威海衛商埠商會逐步承擔起賑災的責任，成為英租時期威海衛頻頻發生的水旱風災的主要救災組織。
１９２０年春，威海遭遇大饑荒，威海衛商埠商會呼吁成立了由威海衛華商和洋商組成的賑濟會，在全區設立６個放糧中心。商埠商會充分發揮其內外組織能力，通電派團、奔走呼號、廣為勸募。在其努力下，國內外商業團體和慈善團體，如新加坡馬六甲英商會、香港華商總會、上?？偵虝?、天津總商會、煙臺商會等，紛紛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其中，僅香港華商總會和東華醫院捐款即達１１０００元。曾任山東巡撫的北洋政府要員孫寶琦也將威海所辦賑糧全部免稅。大連廣源泰、文盛裕等商號頂住日本占領當局的壓力義務為威海災民代購高粱。據統計，此次救災活動共籌得捐款６５７３０元，為１萬多名災民發放了４個月的無償救濟，為３萬多災民發放了有償救濟，租界內災民幾乎都得到了救濟，其救濟范圍甚至擴大到了租界外的榮成北部沿海一帶。
（四）民國年間官民共同參與的救濟活動
民國年間，地方士紳是慈善事業的主要力量，他們自發成立了賑濟會、周急會等救助組織。賑濟會專門辦理普通賑濟事宜，資金來源于１９２０年的旱災余款，共約萬余元。周急會專門從事漁船被災、漁人淹斃等賑濟事宜，經費由漁商湊集。賑濟會和周急會的善款都由地方士紳、商人經管，平時存放在殷實銀行生息保本，并于每年貧危時刻提出若干施行賑濟。
威海衛管理公署成立后著手籌備成立救濟院，籌撥開辦經費近千元，聘請地方紳董８人并委派公署官員２人共同管理，凡屬養老、育嬰、施醫、濟良等事宜，悉由救濟院統籌辦理。周濟貧困方面，設立乞丐收容所。當時本地貧民在春、夏、秋三季尚能自食其力，凡淪為乞丐多是外來窮困或年老殘廢之人，收容所對他們一律收養或出資遣送原籍；附近極貧年老之人，也按月撥給贍養費。
賑濟災疫方面，１９３２年津滬時疫流行，政府當即招集商紳緊急商議，在救濟院設防疫臨時醫院，并于埠內四鄉籌設臨時診所，進行消毒預防等事。責令西醫輪流診治，不分晝夜隨叫隨診。當年秋雨成災，公署會同商會共同籌劃設立粥廠，并發放玉米面４萬余斤。
（五）威海紅萬字會的慈善義舉
１９２９年李翼之聯合威海紳商共同出資，成立世界紅萬字會威海分會，內設因利局、育嬰處、施診所、小學等４個機構。（１）因利局主要任務是負責扶貧濟困以及恤嫠、恤產等救助活動。每年春季和冬季各放糧一次，冬季施舍棉衣一次，遇有荒年還在街頭施粥。對沒有任何生活來源的鰥寡孤獨戶，采取定期補助的辦法，每人每月５元，以解決其生活問題。（２）育嬰處主要任務是收養因無力撫養或不愿撫養的嬰兒（如私生子）。嬰兒在育嬰處由保育員撫育到７、８歲時，被送到牟平縣紅萬字會設立的恤養院去讀書、做工，至１８歲時可離院自行謀生。（３）施診所有所長兼醫生１人，醫助１人。凡來診病取藥的普通群眾，一律免費治療。（４）小學收留因家境貧寒上不起學的學齡兒童。學生總數有１００余人。威海紅萬字會辦慈善事業所需經費多由會員捐助，有時也向商會或資本家募集。救濟方式分為兩種：永久慈業和臨時慈業。永久慈業包括施醫、施棺、恤產、育嬰、附設小學、春賑冬賑、資遣難民等，臨時慈業包括臨時性的賑濟本區和鄰境災荒事宜。
二、近代威海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特征
（一）地方商紳是近代威海慈善活動的捐贈主體
慈善是公眾以捐贈款物、志愿服務等形式關愛他人、奉獻社會的自愿行動。通過某種途徑自愿地向社會及受益人提供無償的社會救助和社會援助的行為是慈善的核心所在。捐贈主體的存在是慈善事業發展的首要條件。在近代威海的慈善事業中，商紳自覺充當了捐贈主體的角色。１９２０年的特大饑荒中，威海衛商埠商會充當了賑濟會的發起者和主要捐贈者，還利用商會的廣泛聯系，通電派團，爭取國內外商業團體和慈善團體的援助。１９３２年預防時疫中，設立防疫臨時醫院的主要費用是由商紳無償捐助的。民國時期威海的慈善事業由地方士紳經營，經費全部來自商紳捐贈。在境內寺廟和威海紅萬字會的募捐中，商紳始終被作為重點募集對象。
（二）宗教團體在近代威海慈善活動中作用明顯
在人類歷史上，慈善是宗教發揮社會作用的一個重要領域，宗教對慈善思想的產生和慈善活動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在近代威海，宗教慈善也成為其慈善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本土的寺廟、道觀和紅萬字分會組織，還是外來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教會組織，都積極發揮宗教“勸人向善、救人苦難”的作用，興辦了許多慈善學堂、免費診所、福利院、育嬰處等公益機構，主動承擔了對窮人、殘疾人、被遺棄者提供照顧服務的責任。宗教團體的經常性慈善救助活動，在近代威海慈善事業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官府在近代威海慈善活動中有所作為
慈善事業作為一項社會性、公益性事業，需要社會的廣泛參與，其中政府的支持不可或缺。在近代威海，無論是外來的殖民政府還是本土的國民政府都組織和參與過賑災活動，這固然是其救助職責使然，但客觀上對民間慈善活動起到了一定的組織號召和管理協調作用。１９２０年的救災中，經商會陳請，租界行政長官出面組織成立了賑濟會，盡管支撐賑濟會的主要是商會等民間力量，但當政者在宣傳聯絡、采糧運糧、募捐散賑等事務中發揮了較好的組織協調作用。山東巡撫曾將威海所辦賑糧全部免稅，這是賑災活動有序開展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９３２年為預防津滬時疫，威海衛管理公署當即招集商紳緊急會議，果斷做出開設防疫臨時醫院的決定，并積極組織實施，使疫情得到及時控制。
（四）近代威海慈善活動的運作方式初步體現出現代特征
一是慈善行為體現出組織化特點。近代威海幾乎所有慈善救助活動都是有組織進行的，不僅宗教性慈善公益活動都是依托寺廟、道觀、教會、紅萬字會等中外各類宗教組織開展的，官府和商紳發起的其他慈善救助活動，包括臨時性、應急性的活動也都是有組織進行的，如：
１９２０年為救饑荒成立了賑濟會，１９３２年成立了救濟院作為經常性救助機構。
二是救助方式體現出制度化特點。近代威海慈善救助程序規范透明，救助方式合理得當。
１９２０年賑濟會建立的散賑機制中，救助程序為事先由各村村董負責調查本村災情，上報各區總董及當局稽核；發放賑糧時，由村董與巡捕房頭目共同簽字，并派官員監督；散賑方式分為無償救濟和有償救濟兩種，有償救濟必須有村董或總董擔保。紅萬字會由專門機構———因利局對臨時困難戶給予無息貸款，對鰥寡孤獨戶實行定期補助。
（五）近代威海慈善活動體現出較為先進的救助理念
一是不囿于地域，廣濟天下。平等博愛是慈善行為的最高境界?，F代慈善更是強調無論親屬與遠近均推崇愛人如己的博愛理念。盡管中國傳統慈善更注重街坊鄰里熟人間的互助，具有濃厚的鄉里情結和親族情結，但威海近代慈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域限制，將威海域外乃至國外的救助需求都納入視野。如：民國年間的救濟院對外來乞丐或收養或出資遣送原籍；上?！耙?、二八”兵災、黃河水災、北平冬災等都曾得到威海紅萬字會的救助；朝鮮萬寶山排華事件后，威海各界積極援救旅韓被難僑胞。
二是“輸血型”救助與“造血型”救助并舉?，F代慈善理論認為，慈善應不僅僅局限于扶危濟困，還應該探索防止貧困產生的途徑，為推進社會的長期福祉而投資，從而達到“真正永恒地造福世界”的目的。由于時代的局限，威海近代慈善事業仍屬于救助性慈善，但救助理念正在逐步接近現代慈善理念，不僅從事以錢物為主要形式的簡單的“輸血型”救助，而且重視以培養教育為主的“造血型”救助。寺廟出資助學、太平觀內設小學，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團體開辦各類學校，紅萬字會開辦培德小學、育嬰處等一系列善舉，促進了慈善事業由“施養”向“教養”的轉變。
三、近代威海慈善事業發展的根源
（一）緣于齊魯文化的影響
威海自古屬齊魯之地、孔孟之鄉，以儒家思想為根基的齊魯文化在這里得到了代代傳承，造就了適宜近代慈善事業發展的文化沃土?！叭蕫邸笔强酌纤枷氲暮诵?，也是齊魯文化的精髓，他孕育了尊老愛幼、孝慈為懷、鄰里相助、濟人危難、助人為樂等優秀道德品質。孟子倡導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處世境界，不僅被歷代仁人志士奉為圭皋，而且被威海近代的民族工商業者予以踐行。他們中的一些賢達之士富而不忘“仁”，在近代威海歷史上，既是境內中西各類慈善宗教組織募捐的主要對象，也是當地殖民政府和國民政府共同依靠的賑災力量。
面對災難，作為民族工商業者代表的威海衛商埠商會不僅自己慷慨解囊，自覺地承擔起賑災的重任，還積極呼吁社會各界出錢出力，表現出強烈的仁慈之心和社會責任意識。同時，政府對社會救助活動的支持與參與，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具體體現。
（二）緣于漁捕文化的影響
威海的漁業生產方式產生了獨特的漁捕文化，這種文化又孕育出了威海人的慈善情懷。威海位于膠東半島最東端，北、東、南三面瀕臨黃海，基于人同海洋的關系，這里形成了獨特的漁捕文化。由于海洋是肆虐的大自然，人們在常年海洋勞作中，必須協同勞動、齊心協力，才能戰勝風浪、繁衍生息，因此同舟共濟是漁捕文化的突出特點。在近代威海慈善事業中，從英租威海衛時期商埠商會會眾以賑災為己任，到民國年間地方士紳自發成立賑濟會、周急會等救助組織，專門辦理賑濟事宜，處處彰顯著漁捕文化孕育下的威海民眾同舟共濟的處世風格。
（三）緣于道教文化的影響
威海具有厚重的道教文化積淀，境內至今保存有“仙山之祖”昆崳山、道教勝地鐵槎山、《道德經》磨崖石刻圣經山、“玉陽洞天”圣水宮等多處道教文化遺跡。全真教以道教教義為主，雜糅儒、釋兩教，主張濟貧拔苦、先人后己、與物無私。威海近代寺廟、道觀常年以救災、修橋鋪路、助學、就醫施藥以及代耕等方式從事慈善活動，就是對“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的道教宗教倫理觀念的具體踐行。
（四）緣于西方文化的影響
甲午戰爭后的威海成為聞一多先生筆下的“七子”之一，這是民族之大不幸。但英租時期，威海衛行政長官署曾在轄區興建了“愛德華商埠區”，一度把威海港變成了世界性的自由貿易港，并與世界３０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過貿易往來，這又促使西方慈善文化不斷傳入威海，實現著中西慈善文化的碰撞交融，促進著威海慈善事業的發展。一方面，天主教、基督教的慈善公益活動，極大地豐富了近代威海慈善活動的形式和內容；另一方面，西方慈善文化中無論親疏與遠近均推崇推己及人、愛人如己的博愛理念，和重視制度安排、強調組織化運作的管理理念的傳入，提升了威海近代慈善事業的現代化程度，使近代威海的慈善活動具備了組織化、制度化、規范化和開放性等現代慈善事業特征。
（五）緣于純樸敦厚的民風
威海自古民風純樸，百姓敦厚、重信義，這也為威海近代慈善事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生態，一個典型的例證是：１９２０年賑災活動中，獲得有償救濟的３萬多災民，在災情過后都按期如數歸還了借糧。百姓的守義踐諾行為，不僅對捐贈者、施善者是極大的精神鼓舞，也使慈善活動發起者、組織者信心倍增，甚至連殖民政府官員也肅然起敬，英租威海衛最高行政長官駱克哈特曾在當地樹碑立傳表彰如數歸還借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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