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社會學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分歧來自對學術價值的兩種不同看法，這兩方面都認為自己是要解決當代工業世界最緊迫的問題。雙方都是為了滿足各白所代表的階層的特殊需要。一種人所代表的是企業經理和管理者階層這些人謀求改進組織行為，維持組織結構關系的有序，成功地促進技術和組織的變遷。許多所謂研究工業的行為科學者，包括社會學家在內，都是在研究如何實現上述要求。上述社會學家對于研究雇工職業動機的興趣主要是從他承擔的工作任務角度出發;而另一類社會學家則是關心雇工本身，這第二種人所代表的就是雇工。因而有的工業社會學家就把異化問題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他們著重研究如何使工作可以更多地自我完善，而不是怎樣通過改進管理使雇工干更多的活。他們尊重民主原則，積極研究如何使侵占雇工利益的管理，轉換為民主管理的形式;因而不只是局限于對現行管理制度作些改良的研究。
他們把工業變遷看作是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過程，而不是勸導工人接受新管理政策的被動結果。當這兩種沖突的學術價值觀念體系在工業組織的具體設計和運行中有可能協調的時候，價值沖突的問題仍將繼續吸引著每個社會學家，他們的研究工作對其他人的生活是有影響的。在行為研究的總題目下，從事各種工業研究的目的是既要增加理論知識又要緩解實際問題。更準確地說，行為研究包括在一個組織或社區之中，對一個或幾個集團的問題的現象診斷，以便選擇對策設計它們的轉變。另外人們希望通過工作改進，促進變化，使人們增加對社會制度功能復雜性的理解。實踐證明，這些目標是不容易達到的，因為計劃經常由于外部原因而過早地停止，研究者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許多計劃一開始就用了不恰當的原始調查方法。這里所說的行為研究不應與“社會行為參考系統”相混淆，雖然行為研究者要敏銳地注視研究中的組織參考系統，否則他就不能有效地前進。
工業社會學家在研究的策略方面也有不同的觀點。首先，一部分社會學家認為，要揭示研究對象主要部分的特征，只能采用復雜的測量技術和流行的統計分析，通過大量不同情況的比較研究來加以確定。他們認為，象確定工作定向、技術或組織結構等基本參數的性質，以及進一步建立參數之間的相互關系，都只能通過這種復雜的定量研究方法加以證明。
相反，另外一些工業社會學家，其中許多是“行為研究”派，堅持認為把每個研究情景視為變量的一個單獨的群體這樣更有研究價值。他們認為，社會學的分析運用在對單獨情景下的社會進程以及參與者情景的概念研究時最有效果。對這些進程和意義的重要方面，可以不要定量分析。這類工業社會學家強調廣泛比較研究的受限制性，因為這種方法依賴態度、角包或結構等因素，把實驗數據的復雜性看得過于簡單，把人類行為看成是凝固不變和非此即彼，因而被置于過分一般化的范疇約束之內。他們還認為，根據社會學家的能力，還難以提出恰當的概念和設計去解釋對實驗情景中敏銳的感覺。由于部分被調查者會給予不同類型的抵觸性反映，即使嚴格的定量測量方法也可能得出失真的研究結果。
上面我們已經談到在工業社會學家中關于學術價值和研究策略兩種爭論的來源，這使不同思想學派之間的討論提高了各自的水平?？墒?，這些問題在工業社會學家之間并不會單獨導致分離和沖突，今天社會科學多數分支學科確實都面臨著這些問題。而且，當這些問題對選擇研究對象今后發展方向產生重要影響時，它們并不有礙于對工業社會學基礎概念的界定。事實上，對基礎理論概念的確定也是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的，如對工業研究成果的利用是否與社會學調查分開的一個單獨領域;限制對工業行為的研究，特別是在組織內部，引導去進行純社會學形式的理論分析是否有用。這些對當代工業社會學價值確定的評論值得每個專業人員嚴肅思考，因為它提醒專業研究人員，如果對其研究論題強加解釋是危險的。
一致性問題對當代工業社會學的第一個批評，就是在工業和非工業社會學之間產生了一個學術性的區分，人為地引導了研究興趣的劃分。一般來講，工業的結構和技術可能與其他社會機構有所區別，它們自身并不具有社會學的意義。但是，引導建立這些工業結構的目的，它們所適應的目標，人們進入工業組織的意義以及參與者和受其活動影響的其他集團所得到的結果，這些都具備社會學研究的興趣特征。換言之，工業結構和技術的社會學意義在于更易于經濟上占有勞動力資源，并且更易于加強對勞動者的控制。這樣，我們就可以超過工業結構和技術本身而看到在雇傭中的經濟關系，而這正是整個工業社會組織的基礎。
隨著討論的開展，我們認識到不僅社會學的一般知識作為一個特殊研究領域，需要應用于工業研究，如果這就是指運用一般社會學分析的概念和模式的話，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工業社會的社會學，而不是限制在工業方面，從社會學內部生產一個特殊的分支。重要的是，工業領域的研究結果涉及到整個社會和經濟的關系，不管他是資本家還是社會主義者。按照這一觀點，現時代的一個社會學家可以稱為工業社會學家，以指出他集中研究的實驗范圍。然而，當他調查的方向轉向說明社會學本身中心議題的論點時，他的分析參考框架并不限制在工業或工作領域之內，例如針對由市場競爭壓力而不是文化和社會行為指定的當代組織形式、在工作中壓制民主的狀況以及勞動市場分割的原因和社會結果等這些議題。
對于當前工業社會學界限確定的另一主要挑戰已經在蘭茨伯格\\(Landsborga\\)1967年寫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很好地表述出來。他主要參照美國的情況?！た偨Y得出，自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工業社會學和工業社會心理學已經降級全部被收入一個更大的研究體系之中。這些學術領域只是對各種工業組織進行更加完整研究的一個部分。不管什么特征，特別是關于社會經濟方面的組織特征已經廣泛受到承認，這些特征通過與社會其他方面細致的比較表現得更加明顯。例如，創業人員需要對工業管理權力性質作出的科學分析便須通過與部隊的權力，一般公共行政管理，特殊的福利機構和監獄，自愿的聯合會、學校、醫院，研究圖書館以及工會等組織進行比較而增進理解。
蘭茨伯格在這里指出了單獨研究工業現象的局限性，他們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僅用一種社會學原理，去限制對任何實驗規定領域的分析，那末，大量的東西將要失去。相反，如果運用社會科學的所有手段去承擔研究一項特殊課題，并且是在有秩序的形式下，對不同原理的見解進行比較，即使它們不能融合在單一的理論限度之內，但至少為了某些目的，可以獲得更多的認識。他說:“從正面來講，我們的理論包括所有作為科學以及非行為科學，對工業、工作和組織都是實用的。學生最好掌握一個問題，如實業或專業化問題，或者選擇職業的問題，去觀察不同社會科學是怎樣探索分析這些問題的，這樣的研究比單純運用一門社會科學更有啟發和鼓勵作用……還要考察與此有關的所有有可能出現并各不相同的問題?！?br>這樣，蘭茨伯格不僅認為工業社會學的概念限制性太大，因為它限制了對工業和社會生活其他領域之間進行的有價值的比較;而且認為在一項分析之中，所有社會科學的貢獻都是有價值的，這樣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特殊議題和問題上加以掌握。對組織行為的研究例證了蘭茨伯格所作出的探討。他的研究是利用所有社會科學的貢獻去尋求理解組織內部和相互之間的運行情況，及其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的有效途徑。這樣，在組織行為內部，人們開始了“組織心理學家”的追蹤調查，并在已往的技術工作、組織結構和社區價值體系之間建立聯系，以作為解釋行為的參考點。同樣，通過研究“管理資本主義”，促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工作聯系得到發展，由于集中力量進行組織分析，也鼓勵了研究者對在商業、醫院、公共組織和工會等方面的概念和命題及其變遷所作的研究。
最近關于工業關系的表述作為一個研究領域進一步提供了可選擇的框架，發展了許多工業社會學的主題。在鄧洛普\\(Dunlop\\)的“工業關系系統”理論的影響下，許多研究工業關系的學生現在都從純粹描述性的形式的和制度化的研究，轉向把工作組織作為一個開放的社會系統，這中間形式的程序結構及其與外部系統的聯系只是許多有關聯系的一個部分。這種新的對于工業關系的研究方法，與組織行為的研究方法一樣，允許將各種專門學科作為理論工具，而社會學只是其中的一種。
這樣，它允許運用社會學的概念，例如身份;心理學的概念，例如個性，經濟的因素，例如產品和市場因素，等等來研究共同關心的對象。由于運用這些理論工具在工業關系領域內進行研究，它們將表現出相似性而區別于各自在原來領域內的性質。那些希望讓工業社會學回到社會學發展主流中去的人們，看到概念的特殊化涵義將要感到震驚。他們按照帕森斯的論點，認為，社會學本身能夠提供一個“拱形理論”，可以吸收其他學科的貢獻。他們還可能感覺到象組織行為和工業關系的專門化只能再次出現學生們遇到的老問題，即對于與別的學科間的相互關系弄不明自。在許多有關組織行為的研究中，似乎工業沖突，工會和工業關系的實質并不存在，研究工業關系的專家們經常忽略了工作場;地的行為方式是在勞動有組織的情祝下進行的，另一方面，那些贊成蘭茨伯格觀點的人們也指出了關于人類行動理論的杜會學觀點的局限性，他們認為，按照傳統觀念，將各個學科研究的主題硬性隔開，這樣研究是很不充分的，有的甚至停留在諸如組織行為和工業關系的框架之內進行研究，這只是代表獲得一門成熟社會科學的適應性步驟而已，對學科發展的最終評價，是看其理論的發展對于整合有關聯的問題，是否更加有效，并是否更有利于我們對新釣研究領誠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