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計劃生育新政遇到的困境探析
【第一章】影響計劃生育新政的因素研究緒論
【第二章】生育決策理論
【3.1 3.2】受訪者再生育意愿的特征分析
【3.3 - 3.6】受訪者再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四章】計劃生育新政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第五章】計劃生育新政的對策與建議
【參考文獻】完善單獨二孩政策的策略研究參考文獻

1 緒 論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1.1.1 研究背景

1.1.1.1“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背景

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正式頒布，隨著相關政策的全面推行，計劃生育被確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人口普查信息顯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國每年平均出生人口數量為 2500 萬，而到 2013 年，我國每年平均出生人口數量為 1600 萬，僅占前者百分之六十七左右，下降比例十分顯著。據統計，1990 年到 2000 年之間，我國人口上升比例為 11.7%;而 2000 年到 2010 年間，人口增長比例僅為 5.8%.從目前發展狀況來看，現階段我國每年人口增長比例還出于不斷下滑的發展狀態，2013 年，人口凈增長的數量僅為 668 萬。如果按照此發展規律，我國凈人口數量增長率還會維持一段時間。整個發展過程中，我國生育意愿也隨之發生巨大改變。調查信息顯示，八十年代我國家庭理想子女數量為 2.13 人，九十年代初期，該數值已經不足 2.1 人，到了 2011年，該數值已經下降為 1.67 人。而個人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也與之前存在較大差異。

資料顯示，上世紀八十年代，整體生育意愿明顯低于生育水平；到了九十年代，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都呈現下降狀態，但生育意愿的下降速度明顯低于生育水平，最終導致出現生育意愿高于生育水平現象?，F階段，大部分中國家庭都是獨生子女，或子女數量較少，而平均理想子女數量為 1.67 人，而且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基本生育水平都無法進入增長狀態。受基本國策影響，我國已經正式進入生育意愿高于生育水平發展狀態，如果不對基本國策進行調整，2025 年前后，我國的整體人口數量將正式進入負增長狀態。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我國人口在結構方面出現了嚴重失衡。2013 年《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正式頒布，作為我國第一部老齡事業發展藍皮書，該報告中明確表示，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將迎來第一個老年人口數量高峰期。據統計，2013年，我國社會老年人口數量將突破兩億。人口普查調查結果顯示，我國第一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將全部進入老年期，未來二十年間，我國社會老年人口數量將持續增加。相關管理單位如果不對我國相關國策進行調整，我國將面臨嚴峻的社會老齡化挑戰。預計到 2030 年，社會老年人口數量所占社會總人口比例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研究人員表示，到 2050 年，社會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將達到百分之三十五。簡單理解，每5三個人中即有一個是老年人。按照此比例，老年人口數量總值將突破 4.5 億。由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整體生育率都保持較低發展狀態，其也是導致我國人口迅速老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國必須嘗試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人口老齡化發展問題，并結合實際發展狀況對現行的計劃生育體系進行全面調整。

出生人口性別比是衡量出生性別結構的重要指標，是指每出生一百名女嬰對應的男嬰出生數量。當前國際社會所認可的比較合理的出生性別比 102-107.由于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大部分人都更加偏愛男孩，為此受一孩制度，大部分家庭都更加傾向于生育男孩，進而導致嚴重的男女比例失調問題。我國在 1953 年、1964 年、1981年、1982 年都進行了人口普查，調查所獲 0 歲性別比分別為 104.88、103.83、108.47、107.63;1987 年我國開展了 1%的人口抽樣調查，次年開展可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最終的結果表明在這兩年間國內出生性別比都呈現出上升的態勢，1986 年的出生性別比為 110.94,次年的出生性別比為 111.28;兩年后我國再次開展了人口普查，普查結果顯示 1989 年國內出生性別比是 111.27.到了新世紀初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截至至當年，我國的出生性別比已經上升至 117.8.兩年后國家又組織開展了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當年出生性別比已上升至 119,甚至有部分省份達到了 130.到了 2005年，國家組織開展 1%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出生性別比為 118.58,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地區，性別出生比都嚴重失調。由此可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我國的出生嬰兒性別比始終保持著較快的上升趨勢，到了九十年代增速加快，至今出生性別比已經嚴重失衡，影響著社會穩定。

家庭結構方面，國家計生委發布的相關報告信息顯示，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連續三四十年間，我國家庭規模持續走低，1975 年平均家庭人口數量為 4.8 人，到 2010年，平均家庭人口數量為 3.1 人。同時，傳統家庭模式也發生巨大變化，不僅家庭所承擔的功能效用整體降低，家庭發展關系也受到嚴重影響。目前我國獨生子女家庭已經超過 1.8 億，大量的獨生子女家庭不得不面臨“親代養老”及“子代傷亡”等方面風險。據統計，截至到 2010 年為止，我國將有百萬以上家庭正式進入“失獨”家庭行列，因此，政府在處理相關風險問題過程中，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從目前發展狀況來看，相關領域針對人口長期穩定發展問題研究主要圍繞如何提高家庭發展能力角度入手，結合實際發展狀況不斷對計劃生育發展國策進行調整，有效避免獨生子女家庭所面臨的風險因素進一步惡化，并采用逐步提升家庭規模方式，有效緩解獨生子女家庭承擔較大風險。相關調查信息顯示，我國很大一部分獨生子女家庭都非個人意愿導致，都是為了響應國家號召，或在相關政策制約下，不得不成為“獨生子女”家庭。

雖然社會發展模式的改變導致傳統生育意愿不再存在，但很多家庭依然希望國家能夠開放“二孩”政策，嚴格的生育管理模式與社會基礎生育意愿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對生育政策進行全面調整是實現最終發展目標的重要基礎。

結合實際發展狀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推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明確表示，夫妻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即可以允許其生育第二個孩子。通過逐步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方式，不斷緩解人口結構失衡問題，提供充足勞動力。

1.1.1.2“全面二孩”政策實施背景

2013 年 11 月 15 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這標志著“單獨二孩”政策正式實施。在該政策實施的初期階段，根據摸底調查數據顯示，在全國范圍內有 1100 萬夫婦是單獨二孩政策的目標人群，在該目標人群中有 60%的人群已育有一孩且希望能生育二孩。多家機構對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的人數增加進行測算表明符合政策的人口大約在 100-200 萬之間。

然而，從實際申請再生育的夫妻數量來看并未達到預期估算。根據國家衛計委官員楊文莊透露，截止 2014 年底全國只有 106.9 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的申請。作為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所提供的數據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由此可見，單獨二孩政策與預期新一輪的“生育熱”相差較大。而在上海，根據其衛計委統計的數據顯示，全上海進入婚育年齡的女性中高達 90%大符合單獨二孩政策，但是提出再生育申請的比例卻在 5%以下。為此，樊華（上海市衛計委家庭發展處處長）認為，上海大多數市民之所以不愿生育二孩，與養育成本高有關。與此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加上公眾生育意愿較為低迷，導致人口紅利消失。針對這方面，國家統計局進行了相關統計，統計數據顯示，與 2011 年相比，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明顯下降，減少人數高達 345 萬人，并首次出現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這個變化導致勞動力成本增加，人口紅利隨之消失。對此，專家預測，在未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之勢仍無法避免，如蔡昉（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就持此觀點。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勢必會對我國GDP產生影響，據估算，GDP潛在增長率從1995-2010年的平均水平10.3%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 7.6%.

針對這種情況，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刻不容緩。蔡昉認為，中國經濟出現增長需要歸功于資本積累，資本積累所做出的貢獻量占到一半以上，即所占比重60%-70%之間。而資本積累與人口因素有關，事實上，人口因素是資本積累得以實現的前提。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實現資本積累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依賴點具體為：一是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負擔輕，在資本積累上無問題；二是我國勞動力保持長期供給，不存在勞動力供應不到位的現象。在“單獨”二孩政策全面實施后，面對如此嚴峻的人口形勢，當務之急能做的就是全面放開二胎，緩解生育率下降，未來的人口壓力將會使得國家難以重負，即使放開也不會改變低生育率的趨勢，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外的其它原因很難去除。雖然有些人擔心全面放開二胎會出現人口爆發，從了解的數據看，爆發可能性極小，即使有也是小規模和短暫的，因為擠壓的生育意愿會在 3~5年內釋放形成短暫的小高峰，之后會恢復平靜。鑒于以上情況，2015 年 10 月 29 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妻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以下簡稱“全面二孩”政策），對生育生育進一步調整完善。

1.1.2 研究意義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全國少生 4 億多人，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環境。但近年來，我國結構失衡，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失獨、傷殘”家庭問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嚴重。鑒于上述情況，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以下簡稱“單獨二孩”

政策），政策實施后全國各地并未出現生育高峰。2015 年 10 月 29 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妻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以下簡稱“全面二孩”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對生育政策進一步調整完善。本文主要對通過對泰山區符合“單獨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以下兩個政策合并簡稱“計劃生育新政”）目標人群的再生育意愿調查，分析計劃生育新政實施后育齡群眾的再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對泰山區計劃生育新政實施后出生情況以及出現的問題等現實效應進行研究，分析出現的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為“全面二孩”政策順利實施提供依據和建議。

1.2 國內外研究綜述

1.2.1 國外生育意愿研究綜述

在第一次人口轉變階段對生育率的研究重點是如何降低生育率，其中把研究重點放在避孕使用率的提高上。在邦戈茨的生育模型（Bongaarts,1983）中，主要以人類自然生殖力作為參照，對自然生殖率 TF（假定為 15.3）的抑制作（TFR=Cm·Cc·Ca·Ci·TF）進行歸納總結，其中包括從避孕及人工流產等方面進行總結分析。在當時，盡管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成多樣化的態勢，但是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婚配年齡和避孕行為，因此，為了有效降低生育率，在該時期倡導晚婚和推動避孕節育。另一方面，提倡人工流產的合法性及服務可及性影響較大，除了會對婦女的健康產生影響之外，對非意愿生育也產生較大的影響。而在該階段，生育意愿比生育率還低。相關研究數據顯示，想要降低生育率，僅僅單靠避孕服務顯然無法達到較好的效果。在避孕服務隨處可見的情況下，生育率受到生育觀念及生育決策的影響較大。而對于一對夫婦來說，是否決定做出生育的決策，主要受到幾方面的因素影響，其中除了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的因素之外，還包括政策制定方面的因素影響。此外，婦女受教育程度及就業等對其生育決策也具有重大的影響。有學者對上個世紀 70 年代至 80 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生育意愿下降的促使下，使得避孕動機被強化，進而引發生育率下降（Pritchett,1994）。從該研究得知，在影響生育率的所有因素中，生育意愿是主要因素，而在普及避孕服務之后，降低生育意愿成為降低生育率需要突破的問題，也是這項工作的難點。

在上個世紀 60 年代以后，開始發生第二次人口轉變。在該時期，部分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下降非常明顯，有些國家甚至無法保持更替水平。與之相應的生育率影響因素也發生變化，這個時期參照自然生育率顯然意義不大。在選擇面較多的情況下，人們在決定生育行為時，更多的受制于理性決策的影響。邦戈茨（Bongaarts,2001）在研究基礎上，針對該時期構建相應的低生育率理論框架，在這之后，學者 Morgan（Morgan,2003）對這個理論框架構造進行完善，完成低生育模型的構建，通過公式表示為：

TFR=Fu·Fr·Fg·Ft·Fi·Fc·IP.在該模型中，把意愿生育數量（IP）作為參照，其中提升因素共有三方面，具體為 Fu 代表非意愿生育、Fr 代表替補效應、Fg 代表性別偏好；抑制因素也有三方面，具體為 Ft 代表進度效應、Fi 代表不孕效應、Fc 代表競爭效應。作為估計生育水平的主要參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該領域的研究，即注重對生育意愿及其相關問題進行研究。

通過研究發現，生育意愿并不是固定化的，而是會隨時期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變動，盡管與生育率存在相關，不過并不相同。學者 Lee 在研究生育相關問題時，主要對美國 18-39 歲白人婦女的生育數量期望變化進行分析研究。在調查中發現，理想子女或者是期望子女在二戰后人數大幅度提升，峰值在 3 左右，之后在 1960-1965 年間升至 3.5,而在這之后則呈快速下降態勢，到上個世紀的 70 年代后期峰值較為穩定，保持在 2.3 左右（Lee,1980）。Lee 還對不同時期的生育意愿進行研究，發現時期不同，一對夫婦所期望的子女數也不同，其中受到經濟狀況方面的影響較大，而生育計劃不會固定，而是會隨著生活經歷的改變而改變，根據這些研究情況，Lee 提出移動目標理論，對生育意愿變化與時期生育率變化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并發現婦女在 24 歲時實現生育意愿的比例不到一半，即僅為 43%（Morgan,2010）；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數隨著時代的推移，也開始緩慢下滑，到 40 歲的實際生育數量為 1.97.在低生育率的國家，都具有共同特點即生育水平長期比生育意愿低（楊菊華，2008），不過，在理想子女額數量上則表現出相對穩定額一面。

在日本，根據調查發現，結婚 10 年之內且在 50 歲以下的婦女，在 1982 年，其理想子女數 2.56,而到 2002 年，則降至 2.39,不過變化并不大，20 年的時間只變化 0.17,可以說總體上比較穩定。然而，通過對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 1985 年是 1.76,而到 2003年則下降至 1.29.低生育率問題已經引發各方關注，部分國家政府對此表示不同程度的擔憂，社會各界開始關注如何才能幫助人們實現生育意愿。在研究中，理想子女數常被作為生育意愿的指標，該指標易于統計。對此，有些學者也表達出不同聲音，認為理想子女數與生育意愿率不是同一個概念，前者反映的是個人價值及生育觀念。在實際調查中發現，生育意愿與理想子女數有一定的差距，沒有達到理想子女的數量。

學者 Miller 等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中期也對生育意愿等相關問題進行研究，并獲得系列研究成果，在研究成果中闡述生育期望、意愿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在這基礎上指出從意愿到行為的序列決策及其作用（Miller,1995）。在 Miller 看來，可以對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進行測量，即進行時間及數量維度的測量，還就具體測量工具進行明確（Miller,1995），而這些維度會對生育行為產生影響。

1.2.2 中國有關生育意愿的研究相對于國外來說，我國在關于生育意愿方面的調查研究較為滯后。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后，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認人口及生育方面的調查研究，部分地方開始涉及群眾生育意愿方面的內容。從這些研究資料中可以得知，在上個世紀的后期即最后 20 年里，我國大部分群眾的理想子女數有所下降，大都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我國在生育率上完成從高到低的過度，某些發達地區甚至出現了人口負增長現象（比如：上海自 1993 年以來就開始了人口負增長）。 在中國，民眾平均理想子女的數量是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從我國關于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數據中可以得知，與發達國家一樣，我國也存在生育水平低的現象，即比生育意愿還低。因此，研究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及相關問題，對各國生育水平的走向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當前，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進入婚育年齡，這為生育意愿的研究創造有利條件，在大部分地區規定如果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申請生二胎，這就意味著為再生育意愿研究提供的參考人群規模更大，可研究的人群范圍更大。而在今年，關于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呼聲越來越大，大有可以全面實施的勢頭，在該背景下研究生育意愿的具有重大意義。而在一些城市，也開展有關獨生子女生育意愿的研究。從這些調查的結果得知，盡管從政策的層面上來說，這部分人群可以生兩個孩子，但是他們在生育意愿上與非獨生子女一致，并沒有明顯的差別，在城市獨生子女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認為生兩個孩子更好，他們中的一半甚至更多認為生一個更好，同時，他們對子女的性別偏好不高。在最近針對獨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進行調查發現，其實際生育數量和生育計劃比生育意愿都低。對第一代獨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即除了性別及年齡的因素之外，還包括戶口及教育程度等不同特征要素。

根據研究發現，當前，經濟因素對生育意愿的影響非常明顯。生育水平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降低是公認的事實，也是人口發展的規律。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制約下，生育率容易發生重大變化，然而，生育率下降還是取決于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如學者田心源（1986）在研究中認為，中國在人口控制方面獲得的成績，并不僅僅只歸功于政府誘催計劃生育的措施，還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學者林富德（1987）和顧寶昌（1987）也進行了相應的研究，其在分析生育率下降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關系時，主要從定量分析的角度進行研究。在林富德看來，計劃生育與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發生共同影響，兩者之間不存在替代性。顧寶昌在構建三者（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生育和生育率）關系的理論模式，認為生育率受到計劃生育的直接影響，同時，生育率受也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且是直接及重要的影響，此外，社會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還通過計劃生育對生育水平發生間接影響。在中國，其生育率下降是空前的，也是非常迅速的，被認為是超乎想象的快速下降（Freedman,1995:8）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生育率下降與中國的計劃生育息息相關，即在計劃生育的制約下中國生育率快速下滑，不過，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并不是獨立對生育率下進行影響（Birdsall and Jamison ,1983:651），而是與社會經濟發展共同對生育率進行影響。學者彭希哲和黃娟（1993）等在分析社會經濟發展對中國生育率下降的影響時，主要從時間序列到橫截面數據進行分析，并獲得較為相近的研究結論，都認為中國的生育率下降與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顧寶昌（1987）、蔣正華（1988）則在研究中指出，中國生育率下降不僅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還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在李建民（2004）看來，一方面，中國生育率的迅速轉變與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干預有關，另一方面，尤其在 1990 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則主要受到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影響。

學者陳衛（2005）在進行研究時，則利用中國省級數據進行研究，對“發展-計劃生育-生育率”關系進行再次考察，研究結果顯示在過去 30 年里計劃生育的作用在下降，而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在增強。在 1970 年代，中國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計劃生育的影響，而在 1980 年代之后，計劃生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二者的作用相當，進入 1990 年代之后，在影響中國生育率下降方面，主要由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占主導。如果說城市地區是受了政策的限制，但允許生二胎的獨生子女生育意愿仍很低。農村地區生育政策一樣，但東部地區的生育意愿低于中、西部地區，跟城市的接近。這些說明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約束作用很小，經濟發展程度對人們的生育意愿影響加大。

1.3 研究對象與方法

1.3.1 研究對象

以泰山區已生育一個孩子的“單獨夫妻”或者“非獨生子女夫妻”為主要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受訪者的年齡、職業、家庭人均收入、生育情況、避孕節育情況、再生育意愿及其原因。調查地點選擇在泰山區計劃生育服務站，主要利用育齡群眾到泰山區計劃生育服務站辦理二胎培訓證、二胎查體、參加國家免費孕前優生的機會，對目標人群進行調查。

1.3.2 研究方法

一是問卷調查法。設計育齡群眾再生育意愿調查表，采用隨機發放問卷的方式，有針對性的調查單方獨生子女夫妻及雙方均非獨生子女夫妻的年齡結構、家庭收入、職業、學歷及再生育意愿等。通過隨機發放調查問卷獲取有效的調查數據，并對原始數據資料進行定量的統計學分析，研究單獨夫妻再生育意愿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不符合二孩政策夫妻的再生育意愿，為人口計劃制定及生育政策完善提供依據。二是統計數據分析法。對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學分析；利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泰山區計劃生育統計上報生育數據進行生育意愿轉化實際生育問題分析；三是文獻研究法。通過查閱資料對相關資料進行查閱、研究和整理。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1.4.1 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根據泰山區育齡群眾再生育調查表的調查數據，分析“單方獨生子女夫妻”及“非獨生子女夫妻”的再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年齡、職業、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避孕節育情況對育齡群眾的再生育意愿影響；第二，通過人口統計數據，分析泰山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符合政策的出生人口情況；第三，對泰山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第四是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后，泰山區新政實施提出對策建議。

1.4.2 研究框架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介紹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我國人口方面出現的問題，明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的背景。同時明確研究的意義以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框架、創新和不足。

第二章為“相關概念和理論”.主要介紹“單獨夫妻”、再生育意愿、政策生育率等。相關理論有萊賓斯坦的成本--效用理論和貝克爾的孩子質量與數量選擇的理論。

第三章“再生育意愿分析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介紹調查的范圍、受訪者的人口變量情況以及再生育意愿特征分析。主要分析性別、年齡、現有子女情況、家庭人均收入、避孕節育情況等對再生育意愿的影響特征，同時對“單獨夫妻”和“非獨生子女夫妻”的再生育意愿進行差別分析；分析受訪者的再生育意愿的性別期望，以及一孩對二孩性別期望的影響；通過統計數據分析泰山區“單獨二孩”政策以來的辦理二孩生育證和出生人口情況。

第四章為問題及原因。分析“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出現的問題及原因。

第五章“對策建議”.針對出現問題，對新政實施提出對策建議。

1.5 創新性與不足

1.5.1 創新性

本文的創新性在于對“單獨夫妻”和“非獨生子女夫妻”再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同時，對“單獨夫妻”和“非獨生子女夫妻”的再生育意愿進行差異性分析。通過對“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出現的問題的分析及問題解決，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提供建議和依據，為全面做好應對“全面二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做好準備。

1.5.2 不足之處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對“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泰山區“單獨二孩”出生人口的統計過于粗略，未按照年齡段分別統計不同年齡階段的生育率，導致無法與調查問卷中相應年齡階段的再生育意愿進行比對分析。同時由于“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時間太短，生育釋放有限，只能做整體的簡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