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1 研究背景

如何有效處理好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對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影響。2006 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促進人口、經濟與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表明了人口尤其是勞動力人口在可持續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王勝今等，2006）。

首先，自 2006 年以來，沿海地區出現了“民工荒”等問題，進而向內陸地區延伸。2008 年金融危機不少企業減產停產以致勞動密集型的民工短缺問題開始凸顯，之后的這幾年結構性短缺、季節性短缺現象頻頻出現。

其次，根據專家預測，我國將于 2030 年前后出現“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將不復存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即將結束。

最后，“單獨二孩”等政策提出，國家開始通過人口調控保障勞動力的可持續供給。

本文針對以上背景，提出勞動力可持續供給這一命題，研究勞動力的發展趨勢，以及維持勞動力可持續供給的對策建議。

1.1.2 研究目的

勞動力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具有兩方面的作用：其一，勞動力作為生產資料，與其他要素共同用于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其二，勞動者既是生產資料，同時也是獲益者（尹豪，2006）。

勞動力資源的不同配置方式，不但對勞動力資源效率產生較大影響，而且對經濟的發展影響重大。從目前勞動力供需來講，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增加，給就業市場帶來極大壓力。此外，由于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現階段的就業呈現出新的變化，在某些地區和行業出現結構性供需不平衡，呈現出供給不足與失業并存現象，使得對勞動力供需關系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李強等，2006）。

本研究主要達到以下目的：一是總結中國勞動力變動的規律和發展現狀；二是分析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因素；三是預測中國未來 25 年勞動力變化趨勢，四是提出促進中國勞動力可持續供給的對策建議。

1.2 研究意義

勞動力作為一個國家和地區最活躍的群體，掌握這個群體的變化規律，了解這個群體的現狀，發現存在的問題，找出存在問題的原因，預測其未來發展趨勢，并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對于充分有效開發勞動力資源，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該研究涉及人口資源與環境學、統計學、人力資源管理等多門學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首先，本研究有利于充實完善勞動力研究的理論體系。勞動力資源理論，橫跨多個專業，涉及多個學科，因此如何將理論應用于實踐，探究勞動力未來的發展規律，為后期對策建議提供指導，對于進一步補充與完善勞動力資源理論體系，意義重大。

其次，本研究有助于處理協調好勞動力供給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充分發揮勞動力優勢，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勞動力供給相匹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具有高素質的勞動力的支撐。本研究通過探究中國勞動力目前現狀與未來變化趨勢，為決策者合理制定未來經濟發展政策提供可供參考的依據。

最后，本研究有利于中國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與開發。通過探究勞動力在結構、數量、層次等方面的問題，提前提出預警，從而采取有效措施，充分發揮勞動力的優勢，從而有目的性地開發勞動力資源，為勞動力資源的健康有序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1.3 國內外研究綜述

1.3.1 國外研究綜述

通過查閱以往的文獻，國外關于勞動力供需方面的研究涉及較多，相關研究如下：

（1）關于勞動力供給的研究

國外關于勞動力供給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個人與家庭的勞動力供給變化研究

Adam Smith 重點研究了勞動力供給的測量問題，他主要側重于勞動力整體數量的研究，而對單個勞動者的研究涉及較少；Malthus 提出了勞動者的工資是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的報酬，但他忽視了某一個勞動者的勞動力供給變化的情況；Ricardo 運用人口學的統計原理，把長期的勞動力供給作為研究重點；Marshall 在上述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他針對上述研究的不足，將勞動者看成個體要素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勞動力供給，在勞動力供給理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提出邊際分析法；第二，增加了勞動者在生理與心理上的的效能解釋與分析；第三，開始重視對人的投資。雖然 Marshal時期已經有了對個人心理方面的研究，并且由于邊際分析法的提出及運用，使得有關勞動力供給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但在早期涉及工資與勞動力供給關系的研究時，很少涉及到勞動力供給定義方面。

20 世紀六十年代后期，有關勞動力供給方面的研究開始聚焦在個人行為上，開始將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從勞動力供給、工資和收入的橫截面數據分析中剝離出來，但是由于某些數據獲取的難易程度不同，導致勞動力供給變化的預估值也不相同（Jorgenson.Dale W 等，1996）。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Edward 與 Fredric提出了勞動力供給調整模型。在該模型中，他們首次界定了合理的勞動力供給這一概念，將調整對象的工資和財富作為工作態度等控制變量的函數。他們通過研究發現：為解決勞動力供給的非均衡性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大概一半的工人需要花費三到四年的時間才能解決不均衡的問題（Edward K.Y. Chen,2010）。

在個人供給行為的基礎上，Elisabeth 等人開始把家庭行為作為研究重點，并提出了家庭行為模型，其假設前提是各個家庭之間由于財富的不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勞動力的供給。該模型通過提供一個遞歸選擇檢驗，有效預測了在不同勞動力機制下的各種關系變化。雖然該模型增加了實證檢驗與分析，在方法上有所突破，但因該模型的理論基礎仍是靜態的分析方法，因此，在成果應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綜上所述，早期關于勞動力供給理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個人、家庭為主，但該方法屬于靜態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只是側重某一個方面或階段，缺乏動態性與應用性。因此，引入勞動力供給的動態化分析迫在眉睫（Arrow.Kenneth J,1962）。

勞動力供給動態變化研究

目前有關勞動力供給的動態理論，最具代表性的是勞動力供給的生命周期理論。該模型認為，由于勞動者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不同，從事工作的個人與家庭工作的生產效率不同，導致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下對勞動力供給的勞動時間也不盡相同。因此，通過該模型可以有效預測出單個勞動者在不同生命周期下的最佳供給時間配置。雖然勞動力供給的生命周期理論在原有的靜態分析方法基礎上有所創新，并將勞動力供給延伸到勞動者全部生命周期里，但是由于某些特殊影響因素的存在，在具體應用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難度。

為了使勞動力供給的動態模型得到充分有效的應用，彌補理想化模型自身的不足，Blundell（1999），Pencavel（1986）和 Killingsworth（1983）尋找到了更為適合的動態模型。他們以勞動力供給時間為參考依據，得出了較為精確科學的勞動時間供給模型。通過對巴西的私人部門勞動者的工作狀態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因為估計系數較為顯著，一周 40 小時的標準工時在勞動力供給模型中并不能作為一個函數的變量。如果延長工時，則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后彎曲，另外，通過研究還得出未補償的工資彈性變化范圍在-0.02 到 0.01 之間。但是，由于存在正的工時收入效應的影響，當補償性工資彈性為負數時，工時長的數值與勞動力供給模型就會存在不一致性。

此外，其它學者例如 Anderson（1981），Lee（1981）也對有關勞動力供給新的動態模型進行了相關研究。雖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在具體應用上指導意義不大，實踐性不強。在此基礎上，Thomas 調整了系數的檢驗發現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調整次數會使勞動力供給發生變化。通過實踐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短期勞動力供給彈性是以往通過年度面板數據得出的估計值的三倍。并且，勞動者平均大概要花費十個月的調整工時才能實現新的均衡點。最后，他們提出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調整不應建立在勞動力供給調整相對滯后的假設前提上。

行為經濟學的勞動力供給研究

行為經濟學以勞動力供給地的勞動者是理性的人作為假設條件。尤其是涉及不同時期的決策時，勞動者很難準確對跨期影響因素作出預判，因此，必須制定相關標準，即從心理角度考慮，來衡量勞動者對損失厭惡的程度以及當某一參考點距離上升時所作出的邊際評價（J.W.Graham 等，1979）。這一理論的提出雖然彌補了個體長期不變的假定，但這個理論在應用時依然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隨后，雖然卡梅瑞（Golin Camerer,1997）與法布爾（Henry S.Farber,2005）為了驗證勞動者勞動偏好變化對工時的影響，通過對紐約市出租車司機不同工作時間與平均工資的關系的研究，得出了相關結論。但整體而言，這一研究成果并未給勞動力供給方面的研究帶來實質性進展。

通過梳理以上的研究成果，我們發現：在勞動力供給的研究方面，由最初對勞動力供給數量方面的研究，逐步延伸到對勞動者心理素質的研究，研究的內容與層次不斷的細化、深入，得出了很多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成果。但由于很多模型基于很多條件不變的假設基礎上，再加上具體操作過程中涉及到的變量較多，導致在具體應用上可操作性不強。

關于勞動力參與率變化的研究

由于勞動力供給的變化影響因素不但與人口的自然變化有關，而且還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研究勞動力供給變化時，必須關注勞動力參與率與勞動力供給時間的變化（林毅夫等，2007）。與此相關的研究，國外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第一，關于勞動力參與率總體變化相關的研究。相關的研究主要有：James（1993）認為勞動力供給上性別差異的原因主要是由男女雙方工作參與率的不同導致的。David（1996）通過研究發現：老齡勞動力群體參與率呈現出下降趨勢。在此基礎上，Andrew（1998）從社會保障的角度出發，進一步詮釋了老齡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原因。第二，關于勞動力參與率性別差異方面的研究。Bowen（1969）認為勞動力參與率與其市場薪酬水平具有正相關關系，而對于家庭來講，女性勞動者的參與率水平與其丈夫的收入呈現出負相關。Galor（1996）認為，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呈現出上升趨勢的原因主要是女性在腦力勞動中具有比較優勢。第三，勞動力參與率種族方面研究。Bowen（1969）、Glen（1966）指出，在美國，白人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要低于黑人婦女。

勞動力供給時間變化的研究

關于勞動力供給時間變化方面，研究者關注最多的是勞動者工時與工資之間的關系，而且將兩者所形成的曲線定義為勞動力供給曲線。即通過對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分析來探究工資變化對勞動力供給時間的影響，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工作-閑暇模型和時間分配模型。在此基礎上，具體涉及勞動力供給曲線的形狀，一般認為，隨著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的提高，工作時間也會隨著延長，但該觀點引起較大爭議。最早提出爭議的是 Douglas（1962），他將美國工人的工時與工資收入做了相關性分析，最后得出結論是負相關性，并且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得出相關性系數為-0.5.Hung（1976）在對農民在農業收入與非農業收入之間的選擇性研究過程中發現，農民一旦減少收入的偏好，則勞動力供給時間將會降低。此外，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供給時間與工資變化這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即隨著工資水平的上升，勞動力供給時間會下降。

以上傳統的關于勞動力供給方面的研究，并未對勞動時間設置一定的限制性條件。到 20 世紀后期一些學者開始提出質疑，比如 Shulamit（1991）提出忽略時間條件限制來預測勞動力向上傾斜的供給彈性在統計上是不合理的，Wales（1993）認為在勞動力供給模型中，如果忽略了時間上的限制則會導致估計出現偏差。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將工時的研究拓展到政策方面。T.N.Carver（1936）與 Robert（1991）提出，縮短工作時間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失業。

但是 N.A.Weston（1938）與馬歇爾卻提出反對意見，他們認為更多的閑暇時間并不能使得人們增加商品的需求。

這些爭議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勞動力供給的理論研究，從而為調控勞動力供給時間提供了一定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2）關于勞動力需求的研究

西方經濟學者對勞動力需求的研究首先以就業方向為突破口。將就業問題作為研究對象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期世界經濟危機時期開始的，由于經濟危機使得失業增加，使得學者對如何促進就業展開了研究。

在就業理論中，凱恩斯（1981）的觀點在當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基礎便是有效需求理論，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總就業量，凱恩斯就業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是有效需求的不足。由于總供給在短期內變化不大，所以就業就取決于總需求量。在就業政策上，凱恩斯提出通過政府干預等各種手段，采取積極穩妥的財政政策可以有效刺激就業。

受凱恩斯就業理論的影響，PaulWells 提出在實現充分就業之前，總需求的增加會導致總就業的增長。不過，從就業理論來講，它只能解釋造成其波動的一部分原因。因此，就業變動不僅與大的宏觀經濟形式有關，還與經濟周期、勞動力供給狀況等也有較大影響。

隨著對就業方面實證研究的深入，對勞動力需求動態模型的研究也實現了突破。其中最具典型的是 CE（1993）和 CHE（1997）模型，它是在簡單的勞動力成本的二次調整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由于這個模型的局限性，為了深層次分析勞動力的動態需求，Caballero 等人對該模型進行了修改完善，從而提出 CE和 CHE 模型，其就業變化取決于真實的就業水平與預測的就業水平之間的差距。

在此基礎上，Cooper（2003）為了通過模型來揭示勞動力調整成本的內涵以及從CE 模型中得到應有的結論，提出了分段的二次調整模型。

1.3.2 國內研究綜述

國內學者對勞動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勞動力的現狀、特點、發展趨勢或與經濟發展、就業、產業結構等關系的研究。相關的研究如下：

蔡昉、都陽首先指出“十一五”期間的勞動力供給壓力，其次，進一步分析了就業彈性和經濟增長勞動力需求之間的關系，最后從宏觀調控、就業形勢變化、城鄉一體化三個方面提出了“十一五”期間促進就業政策建議（蔡昉等，2005）。

余秀江，王浩，龍彥熹以東南海沿岸出現的民工荒為切入點，以二元結構模型與劉易斯拐點為理論基礎，分析得出東南海沿岸農民工的現狀是：文化素質提高，農村收入提高，就業環境惡劣，名目繁多亂收費，福利與子女教育問題嚴峻；導致民工荒產生的原因是：CPI 上升、渠道商的壓力、忽視人力資本投資、招聘環節缺乏甄選等；最后從福利與制度，在渠道商價格、發揮工會職能、企業、民工等方面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余秀江等，2007）。

蔡昉、都陽首先對相關學者對劉易斯拐點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其次提出了普通勞動者工資提高的趨勢，最后從不同技能的農民工工資趨同、農民工與城鎮職工的工資趨同、區域間的工資趨同三個方面論述了勞動力市場的工資趨同關系（蔡昉等，2011）。

蔡昉首先從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創造的增長績效進行論述；其次對中國人口轉變產生的人口紅利現象進行深入分析；最后指出充分就業是持續高速增長的保障等對策建議（蔡昉，2005）。

蔡昉在《抓住勞動力市場新特征》中首先從招工難的現象入手，提出中國轉型勞動力市場存在著二元經濟特征與新古典經濟特征的雙重特征，最后以政府的角度從就業困難、周期性失業、防止人力資本培養的負激勵三個方面提出了應對的策略（蔡昉，2013）。

第二個方面是國外勞動力相關成果對中國勞動力可持續發展的借鑒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相關文獻如下：

黃春梅首先論述了德國、美國、瑞典、英國四個西方發達國家的就業政策，其次從經濟政策制定、就業結構、發展服務業、中小企業發展、就業政策選擇、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勞動力供給結構幾個方面論述其對中國的啟示（黃春梅，2005）。

黃泰巖首先從不同產業、不同職業、不同教育水平、勞動者就業形勢、失業結構五個方面分析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結構，其次從移民、市場參與率兩個方面提出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黃泰巖，2006）。

由莉穎認為俄羅斯的人口危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人口總量不斷減少、人口死亡率高、生育率低、人口老齡化，其次提出了人口危機對社會經濟的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力短缺、后續勞動力不足、資本積累減少，最后從政府角度提出了解決的對策建議（由莉穎，2007）。

楚樹龍，方力維從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年齡與地區分布三個方面分析了美國人口變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人口結構變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楚樹龍等，2009）。

于小琴首先指出俄羅斯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勞動力數量與資源的結構性短缺，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主要體現在某些具體行業、技能型勞動力短缺、勞動老齡人口嚴重等方面，其次深層次分析了導致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是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了俄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然后進一步指出俄勞動市場對外國勞動力的依賴上升，最后從吸引與引進專家方面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建議（于小琴，2010）。

彭文進認為俄羅斯的人口問題為：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其次從人口素質、人口政策、社會福利三個方面提出了對中國的警示，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對兩國關系的展望（彭文進，2012）。

崔衛華首先論述了日本勞動力市場面臨的形式，其次分析了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最后從挖掘日本國內勞動力潛力的角度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建議（崔衛華，2013）。

綜上所述，雖然國內外學者關于勞動力供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未形成統一的定論。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人才爭奪的加劇，勞動力流動頻繁，如何預測勞動力的未來發展趨勢，提出具有針對性與預測性的對策建議，確保勞動力供給的可持續性，對后續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通過運用實證與規范研究，得出勞動力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從而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以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優質的可持續的勞動力供給。研究思路及技術路線如圖所示：

本研究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采用 CPPS 人口預測軟件為預測工具，充分利用現有人口相關的數據，較為科學合理的預測中國勞動力未來發展的趨勢，并提出具有針對性對策建議。其中用到的研究方法如下：

（1）規范研究方法

主要用于概念界定及對策建議等部分，旨在通過理論挖掘，提出勞動力可持續供給的對策建議；（2）實證研究方法主要用于發現勞動力變動規律、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3）預測方法運用 CPPS 人口預測軟件預測中國未來 25 年勞動力發展趨勢，為科學合理的提出對策建議提供依據。

1.5 研究創新與不足之處

本文的創新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將勞動力未來變化趨勢作為研究重點。查閱以往的文獻，由于勞動力在結構、層次、數量等方面的差異性及不確定性，對于勞動力未來變化趨勢較難預測，大多數研究者往往引用或借鑒以往的歷史數據來總結勞動力的特點及現狀，因此，涉及勞動力研究現狀及特點的多，而研究未來發展變化趨勢的較少。但是本文在勞動力現狀與特點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對勞動力未來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層次的探討，研究更加深入、具體。

二是以制度理論框架來指導提出勞動力可持續供給的對策研究。查閱以往的研究，尤其是國內的研究成果，提出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方向性的對策建議基本停留在一般的對策建議上。而本文是在制度理論框架指導下提出了勞動力供給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三是未來勞動力供給的預測更加科學客觀。查閱以往的研究，對于未來人口的預測一方面研究涉及較少，另一方面在技術應用上，定性研究較多，定量研究較少，使得研究成果帶有個人主觀色彩，而本文通過 CPPS 人口預測軟件，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數據，從而使得研究結論更加客觀、科學、合理。

本研究試圖以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為基礎，較為系統的了解中國勞動力的現狀與變化趨勢，彌補以往以定性研究為主的不足；其次，通過運用CPPS 人口預測軟件，預測出中國未來 25 年的人口變化趨勢，以期為勞動力可持續供給提供對策建議。

另外，由于自身專業技能水平及外部客觀環境及條件的變化，使得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勞動力現狀及對策建議研究不夠系統深入。由于選取以國內勞動力為研究對象，而國內各個地區因地域、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與勞動力市場狀況等各不相同，使得勞動力供給的可持續性情況有所差異。因此，本文針對勞動力的研究現狀及提出的對策建議只是宏觀上的建議，不具有普遍性與推廣性，在具體應用時，各地區需要結合本地區勞動力供給現狀因地制宜，提出更加細化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對策建議。

二是對未來勞動力人口的預測具有局限性。由于用 CPPS 人口預測軟件在對未來 25 年的人口預測時是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而且是基于若干因素不變的前提下進行預測，但實際中，由于受到國際形勢、方針政策、經濟發展狀況、社會變遷等各方面不可控因素的影響，使得在對未來人口預測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是勞動力定義與現實中的勞動力存在差異性。為了研究的方便性，本文選取 15-64 歲的適齡人口作為研究對象，即潛在的勞動力，并不是實際參加勞動的人口，兩者之間存在差異性，導致研究對象與實際勞動力不完全相符。

四是無法實現對未來勞動力質量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預測。衡量勞動力質量的可持續供給是多方面的，可以從勞動者的學歷層次、技能等級和年齡方面進行衡量，由于 CPPS 人口預測軟件只能實現對未來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口的數量預測，無法實現對勞動力學歷層次、技能等級的預測，故對未來勞動力質量方面的預測及對策建議的提出方面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希望后續的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研究成果進行修正豐富與完善，以使本研究成果更具針對性與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