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勞動力可持續供給的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勞動力可持續供給的因素多種多樣，從人口增長、人口年齡構成到工資變動、經濟周期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勞動力的可持續供給。

4.1 人口增長

人口增長影響勞動力的可持續供給，但是在一個封閉的人口環境中，當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并不影響當年的勞動力供給，因為一個嬰兒要經過至少 15 年的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所以人口自然增長率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是有一個較長的滯后期的，也就是說今天勞動力供給的變動不受當前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影響，而是受 15 年前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影響。前期人口增長率較高，不可避免的對后期產生就業壓力，為減少因失業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政府必須通過采取各種措施來加大就業。

由圖 4-1 和 4-2 可以看出，1979-1985 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上升，而 15 年后也就是 1994-2000 年就業率下降。此后大學擴招，我國開始采取各種手段減少就業壓力，就業率稍有回升。當然，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速度小于就業率的下降速度，也就是說人口增加則勞動適齡人口增加，進而導致就業人口增加，但是就業率的下降速度明顯快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速度。這表明勞動力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就業壓力的增大，進而影響勞動力的可持續供給。

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越大，所創造的“人口紅利”越多，就可以越來越多的滿足非生產力勞動人口的需要并產生更多剩余，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實現經濟的發展。因此，人口自然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人口與非勞動力人口的變化，會對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產生重要影響，導致“人口紅利”的出現或消失。

4.2 勞動力年齡結構

勞動力年齡結構是指參與勞動的各年齡人口結構，它可以反映出人口生命周期中的勞動就業變化規律。從 2000 年到 2010 年這十年期間內，15-64 歲人口勞動參與率都從 15 歲時逐漸上升，到 2O-25 歲之間達到峰值并保持在 45 歲，45歲后勞動參與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低齡組勞動人口因處于受教育時期，也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黃金時期，因此其勞動參與率相對較低；2O-24 歲后，勞動力人口在體力、知識和技能等均達到成熟階段，勞動參與率達到穩定的高峰階段，并一直保持在 4O-44 歲；45 歲后隨著人體生理機能下降、技能老化及社會經濟發展對知識日新月異的要求，勞動參與率將呈現出降低趨勢，尤其在退休年齡后，勞動參與率將呈現快速下降趨勢。

對 2000、2005 和 2010 年三個時間段勞動適齡人口分年齡的勞動參與率進行比較發現，1O 年內勞動參與率在年齡模式上差異顯著。隨著時間推移，青年勞動力人口參與率呈現下降趨勢，參與率達到高峰的年齡在推遲，2000 年，勞動參與率的高峰期為 27 歲，2005 年達到 30 歲，2010 年為 33 歲。2010 年成年勞動力人口的參與率與 2000 年和 2005 年相比出現較大幅度降低，而相對高齡（45歲及以上）的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卻出現上升趨勢。2000 年到 2010 年近十年期間 15-64 歲總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都呈現出下降態勢，由 2000 年的79.31%下降至 2010 年的 76.28%,10 年內下降 3.03%.從分年齡段來講，15-24 歲和 25-44 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出現大幅下降，而 60-64 歲及 65 歲以上的勞動參與率呈現出較大幅度的提高。這也說明我國勞動適齡人口的年齡結構是趨于老化的。年齡結構的老化勢必使得將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數增多，從而影響勞動力的可持續供給。

4.3 實際工資變動

一般來說，勞動參與率與工資是成正比的，工資較高時參與勞動的人數也會上升，但是當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后，人們可能會增加對閑暇的需求，這也就是勞動供給曲線向后彎曲的原因。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民工具有規模龐大和流動性強等特點，因此他們的工資變動的情況對城鎮勞動力市場有著很大的影響。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根據相關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2000 年到2008 年間，農民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600 多元，增長率高達 25%;而同期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則由 4000 多元上升到了將近 2 萬元。把工作時間和節假日等多種因素考慮進來不難發現，農民工的工資增長速度是非常緩慢的。2004年后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惠民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面對著民工工資不增長、合法權益得不到很好的保護和農業收入不斷增加的趨勢。很多農民在權衡利弊后逐漸走向了返鄉的路。正是這種原因使勞動力市場上逐漸出現了“民工荒”這一現象，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盧鋒，2011）。

一般而言，工資率越高，對犧牲閑暇的補償也就越大，勞動者寧愿放棄閑暇而提供勞動的數量也會越多。換言之，工資率提高，相應地，閑暇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勞動者的閑暇時間也就越短。因此，工資率的上升所產生的替代效應使得勞動數量增加。而工資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勞動者不必提供更多的勞動就可以使自身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這說明，工資率提供的收入效應使得勞動數量減少。如下圖 4-3 所示，勞動供給曲線會向后彎曲，影響勞動力的可持續供給。

4.4 經濟周期

經濟周期對勞動力供給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當處于經濟不景氣時期，企業將會面對著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這個時候企業將會通過裁減員工來保證企業渡過難關；當處于經濟恢復期的時候，為了滿足企業的發展需求，企業就會大規模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

4.4.1 宏觀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分析

通過相關的理論分析可以知道，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這里尤其是 GDP 的增長）對勞動力總的供給有著巨大的作用。隨著當今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上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蝴蝶效應”的作用也越來也名明顯。由以上種種可以看出，現在我國的經濟正在遭受著自身經濟周期性和全球經濟發展的雙重影響。

從 2000 年以來，中國經濟正在穩步發展，正當中國經濟處于經濟發展的鼎盛之時，2008 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根據相關資料的顯示，2008 年的中國 GDP 的增長率的下降是中國 GDP 的第一次下降，也使中國 GDP 連續五年的高增長率時代終結。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調整時期。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的總供給量深受宏觀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也進一步影響到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我國經濟形勢總的來說很好，但是由于在其自身發展中的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總供給在未來是不可能有著一直不斷發展之勢的，因此就需要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進行著相應的調整。

4.4.2 區域經濟發展影響勞動力市場區域供求

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和其它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東部地區在經濟總量和居民收入等等多方面都遙遙領先于西部地區。從1997 年到 2007 年，東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將近四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則下降了將近四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則下降了將近一個百分點。根據 2007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屬于東部地區的上海市的人均 GDP 已經接近七萬元，但是屬于西部的貴州卻還不到八千元，他們之間的差距可見一斑。

由于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的差異，因此各個地區對勞動力的供給情況也各不相同。從 2008 年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東部地區屬于勞動力的供給大地區，據相關統計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用人需求和求職人數都占據了全國的一半以上，其中百分之八十集中在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從供求對比來看，在 2008 年東部地區存在著供不應求的情況，然而在中西部地區則恰恰存在著與此相反的情況。2008 年以后，經濟逐步回暖，2013 年上半年經濟增速放緩，我國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的局面稍有緩解，由于國家西部大開發力度的加大以及東部省份制造業不斷向中西部省份轉移等因素，中西部省份經濟發展速度逐步快于東部省份，從而提高了中西部省份對勞動力的整體需求水平。

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中國一直堅持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為了使中國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我國首先選擇了優先發展東部沿海的戰略，給予東部沿海以政策和資金上的雙重支持，以確保這些地區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進而作為新的開放口岸開吸引更多地外資，使全國得到全面的發展。正是這一原因，在改革開放后東部沿海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迅速與中西部地區拉開了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