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我國人口學界的研究視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響了廣大民眾對計劃生育的態度。從放開 “單獨”二孩到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的出臺，把社會對生育政策的關注度推向了高潮。我們認為，在我國人口政策轉變的關鍵期，有必要對一孩生育政策的歷史功過做出全面客觀地評價。只有客觀地回顧歷史，才能更好地開創未來。
一、一孩為主導的生育政策是我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
這里應當指出，學術界和媒體習慣提及 “一孩化”和 “一孩政策”是不準確的，是研究上和宣傳上的一種誤導。30 多年來，我國實際上并沒有全面推行一孩生育政策，更沒有 “一孩化”的傾向。關于我國生育政策，準確地說，是以一孩為主導的適當照顧生育兩個孩子的偏緊政策。
我國一孩生育政策的出臺并非空穴來風，而是經歷了長期地、反復地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輿論準備。早在 1954-1957 年理論界就圍繞 “中國人口是多還是少”展開了一場深刻地、激烈地大討論。
1957 年 7 月 5 日，《人民日報》 全文刊發了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馬寅初先生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所做的題為 “新人口論”的書面發言，系統闡述了他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和主張： 一是指出中國人口增殖太快； 二是分析了中國資金積累的不夠快； 三是重申了兩年前主張控制人口的思想； 四是批判了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錯誤及其影響； 五是闡述了中國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主義的根本區別； 六是指出不但要積累資金而且要加速積累資金； 七是從工業原料方面著想亦要控制人口； 八是為促進科學研究亦要控制人口； 九是就糧食而論，控制人口勢在必行； 十是提出幾點建議①.[1]馬寅初先生的觀點和主張為后來的人口控制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以他為代表的真知灼見卻被貼上了反動的政治標簽，打入了“冷宮”,使剛剛燃起的控制人口增長的熱望，冷固在那個歷史的時點上。
從 1957 年 “反右”斗爭開始，到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長達 20 多年的時間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修斗爭、“文革”等深刻影響民心和經濟發展的政治運動接踵而來，決策層無暇顧及生育政策的謀劃設計。
1978 年 12 月 18 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結束了極左路線的干擾，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全會確立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這時，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被學術界稱之為 “沉重的人口包袱”,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擺到了決策層面。新華社于 1980 年 2 月發出電稿，公布了 《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 （ 以下簡稱《報告》） ,1980 年 2 月 14 日 《人民日報》摘要刊登，《光明日報》全文登載?！秷蟾妗诽峁┝?5個預測結果，其中最高方案是，從 1980 年起平均生育率為 3. 0,到 2000 年全國人口將達到14. 14 億，2050 年達到 29. 23 億，2080 年達到 42. 6 億。最低方案是，到 1985 年平均生育率降低到 1. 0 并長期保持下去，則 2004 年全國人口達到峰值 10. 54 億，2060 年可減少到 6. 13 億，2080年減少到 3. 7 億。在 5 個方案中，專家傾向平均生育率為 2. 0 的預測方案，即： 到 2000 年達到12. 17 億，2052 年達到峰值為 15. 39 億，2080 年減少到 14. 72 億。
[2]130這個研究成果不僅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且成為領導層做出決策的 “定海金針”.因為在當時的科研條件下，也只有這份 《報告》更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
我們認為，在我國以一孩為主導的偏緊生育政策的形成，并非某個人的能力或者努力就能實現的，而是當時的基本國情決定的。事實上，“一孩化”本身在提法上并不科學。在制定提倡生育一個孩子政策時，也兼顧到了一部分人群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并非 “一孩化”.所以說，我國以一孩為主導的生育政策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究其原因： 一是脆弱的政治生態環境。當時“四人幫”剛剛粉碎，無論是組織上和思想上在全國上下還未形成高度一致，而生育革命恰恰發生在這個時期，要推行一項重大的改革，必然需要有 “矯枉過正”的強硬態度和措施，所以采取以生育一個孩子為主導的偏緊的生育政策自然在情理之中。二是艱難的經濟發展環境。十年“文革”動亂，嚴重地破壞了經濟社會發展秩序，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與歐美發達國家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距離越拉越大，治理 “文革”創傷、恢復元氣、加快發展自然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和全民意志。發展就要輕裝上陣，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然而我國卻背著沉重的人口包袱，所以在以 GDP 增量為核心的年代，在人口政策上采取急剎車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三是群眾期盼富裕的心理呼應。新中國成立后，萬眾歡騰，翻身得解放的勞苦大眾期盼過上富裕生活。然而，由于天災人禍等錯綜復雜的原因，百姓的實際生活質量與期望值差距甚大，“少生孩子快致富”的呼喚，撥動了百姓敏感的神經，大多數群眾相信計劃生育能帶來生活質量的提升，可以說偏緊的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以一孩為主導的偏緊生育政策，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是當時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 “助力工程”.現在，黨中央站在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面對全國和全球發展形勢，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期，選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符合人口發展規律，得民心、順民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的執政理念，進一步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二、以一孩為主導的偏緊生育政策功大于過
30 多年來的實踐證明，我國以一孩為主導的偏緊生育政策取得了明顯的經濟社會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我國因計劃生育少增加 5. 69 億人口，創造了巨大份額的人口紅利。有學者對 30 多年計劃生育成果進行了測算： 假如沒有經濟社會發展，也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按照 1970 年總和生育率 5. 81 的水平保持不變，經過模擬計算，2009 年底中國人口總量要達到 28. 28 億。這是一個封閉的靜止人口生育模式的結果，而事實上，我們是一個開放的、運動的人口模式，所以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由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實行計劃生育的雙重作用，到 2009 年底，我國的實際人口只有 13. 35 億。[3]
為了計算出計劃生育的貢獻率，研究人員利用人口規模、生育水平、經濟增長速度相近而人口政策差異較大的印度作為參照系，進行了模擬計算，得出的結論是，假如從1971 年后，按照只有經濟社會發展影響而沒有生育政策的印度生育水平進行生育，到 2009 年底我國人口應該達到 19. 04 億。實際上，我國人口增長是受到經濟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雙重影響，其結果是 13. 35 億。因此，可以從理論上認為，1971 年以來我國由于實行計劃生育而少增加5. 69 億人口。[3]
也有學者用不同的數學模型測算出我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少出生 4 億多人口。至于究竟少出生了多少人口很難給出一個精確的絕對值。但由于出生人口的大量減少，把中國加速推進到了發展的 “黃金期”,使中國趕超先進國家的夢想變成了現實，計劃生育對中國經濟發展環境的改善以及它所創造的 “紅利窗口”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二是緩解了資源環境的壓力，為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奠定了基礎。我國以一孩為主導的偏緊生育政策，有效地緩解了由于人口基數龐大而造成的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以水資源為例，世界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每年平均為 9 000m3,低于 3 000m3為輕度缺水，低于 2 000 m3為中度缺水，低于1 000 m3為重度缺水地區。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等7 個組織對153 個國家和地區水資源統計，我國人均水資源量為 2 200 m3,排在第 121 位，屬于中度缺水國家。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再多出 5 億，人均淡水資源將由目前的 2 200 m3下降到 1 500 m3,缺水程度將更加嚴重。[4]
水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命線，所以以一孩為主導偏緊的生育政策無疑把這條勒緊的水生命線松了扣，使人有了喘息的機會。
森林草原是地球之肺，是調節氣候、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重要物質基礎。我國森林資源有限，森林覆蓋率只有 20%,滿足新增人口需求每年減少林地56. 2 萬公頃。林地、草原和濕地大量減少，已經威脅到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如果不是有效地控制住人口增長，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將更加尖銳，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將進一步加劇。
耕地和糧食是民生最大的安全保障---也是社會穩定與協調發展的最基本條件。我國人均耕地 1. 4 畝，耕地后備資源十分有限，僅有 1. 13 億畝，如果現在人口達到 19 億，即使動用后備土地資源，人均耕地也會減少到 1 畝。[3]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特別關注 “三農”問題，實施了配套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發展，糧食增產，人均占有糧食突破 400 公斤，終于能夠滿足各方面需求。但是，如果人口是 19 億的話，人均占有糧食就要下降到 287 公斤，回到 1953 年的水平，既不能保證百姓溫飽，又不能為工業發展提供支持。[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