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學者OliverSheldon于1924年最先提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概念之后，各國學者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多種研究，其中引起廣泛關注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和經濟績效的關系研究。然而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績效的關系問題，國內外學者并未取得一致的研究結論。主要有三種觀點：負相關，即企業社會責任會導致成本增加，削弱競爭優勢（Friedman,1970）；無相關，即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和經濟績效之間關系的變量太多，所以兩者之間無必然關聯（McWilliamsandSiegel,2001）；正相關，即企業社會責任是可以帶來內外部益處的資源，企業可以因此獲得競爭優勢（Shrivastava,1995）。在上述三種觀點中，第三種觀點得到了大部分研究的支持。那么對中國銀行業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對經濟績效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社會責任戰略是直接影響經濟績效，還是通過什么中間機制對經濟績效產生影響是本文關注的問題。
一、研究假設的提出
美國學者斯蒂芬·P·羅賓斯（2004）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對經濟績效產生正向影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為企業所帶來的利益，足以補償其付出的成本，這些利益包括良好的企業形象、講究奉獻的員工隊伍、政府和社區的支持等等，羅賓斯指出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明顯降低了企業長期經濟績效。而對企業社會績效的關注可以改善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Freeman,1984），從而帶來企業整體效益的提高。例如：良好的員工關系會增強道德感、生產力和滿意度。良好的社區關系會幫助企業更好的獲得來自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可以說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之一。公司當期的財務績效明顯受其當期以及前期履行社會責任水平的影響（張蘭霞，2011）。從當期看，承擔社會責任越多的企業，其企業價值越低；從長期看，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會降低企業價值（李正，2006）。綜合上述觀點，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有利于財務績效的改善，對此我們可以從三個理論視角進行闡述。
第一，資源依賴理論的視角。組織作為一個開放系統不可能自給自足，為了生存必須與其環境進行交換，并獲得資源，這是資源依賴理論的核心概念。組織由于對資源的需求而產生了對資金、勞動力、客戶、合法性、技術等外部環境的依賴。而在今天物質和技術等有形資源相對容易獲取和模仿的情況下，合法性等無形資源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之一（Coff,1997）。有形資源通常通過市場獲取，而無形資源則是通過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互動來獲得。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有助于企業獲得合法性，得到更多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從而為企業獲得更多的人才、資金等有形資源打開通道，提升財務績效（賀遠瓊，2007）。此外，外部環境的集中程度越高，組織對于輸入的選擇性越小，對于從某一集中來源獲取特殊資源的依賴程度越高，組織越會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強有力的外部參與者的支持。外部約束，如果由擁有權力的參與者行使，必然影響組織決策和盈利能力（Burt,1983）。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有助于企業更好地獲得外部支持者，從而推動財務績效的提高。
第二，交易成本理論的視角。資源依賴理論從收益的角度探究了社會責任戰略對經濟績效的正向影響，而交易成本理論則幫助我們從成本的角度去認識兩者之間的關系。企業的成本包括顯性成本與隱性成本。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如果企業滿足了利益相關者要求，那么可以避免因遵守正式契約而造成的高成本。雖然在一些情況下，顯性成本與隱性成本是負相關的。例如：企業投入資金來降低生產流程中的污染，一方面通過遵守環保規定降低了企業的隱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資金的更多投入卻增加了顯性成本（賀遠瓊，2007）。但總體而言，增加的顯性成本小于降低的隱性成本（Jones,1995），因此有利于經濟績效的改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意味著推進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良好互動關系，從長遠來看，實施社會責任戰略的企業將不斷降低隱形成本，獲取長期的經濟回報。
第三，制度理論的視角。企業社會責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逐利行為進行非正式約束的一種必然的制度選擇，企業承擔和履行社會責任取決于利益相關者能否建立起一套關于企業道德、聲譽、信任和互助機制的行為規則，鼓勵企業積累社會資本，引導企業不斷通過權衡社會資本的邊際收益和社會責任的邊際成本優化內在價值，從而實現資源投入和產出的帕累托最優（蘇冬蔚，2011）。此外，從制度合法性的視角來看，社會責任戰略意味著企業與政府、公眾、客戶、供應商等利益相關者建立了良好關系，獲得了合法性，從而取得了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內部和外部資源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有利于改善財務績效。
具體到中國銀行業，我們知道商業銀行承擔社會責任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實施綠色信貸，引導資金流入促進環境、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領域，并從高污染、高能耗以及產能過剩的企業和項目中抽離，通過信貸杠桿實現資金的合理配置。有研究發現推行綠色信貸有助于提升銀行的經營績效，幫助銀行獲得競爭優勢（何德旭、張雪蘭，2007）。那么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戰略直接對財務績效產生正向影響，還是有中間機制在發揮作用？我們認為企業聲譽在其中發揮中介作用，原因有兩點。
第一，從聲譽交易理論來看，聲譽交易理論認為經濟主體的聲譽是一種資產，是與物質資產和金融資產相似的資產，是逐步建立和逐步消失的，需要投入和維持，而聲譽幫助企業克服道德風險（MailathandSamuelson,1998）。維持企業聲譽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企業在社會責任戰略領域的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投入越多，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互動所獲得的無形資源就越多，能更好地獲得內外部支持者，建立和維持企業聲譽，并促進財務績效。商業銀行在環境風險管理、社會責任投資、可持續金融、微額貸款、慈善捐助等方面的社會責任戰略有利于銀行聲譽的維護和發展，作為信用中介的銀行，聲譽是其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聲譽的建立和發展為銀行帶來了更多的內外部支持者，從而有利于財務績效的提高。
第二，從商業銀行本身的屬性來看，銀行的本質是聲譽的載體，聲譽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交易成本，減少交易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張勇，2006）。銀行聲譽既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其減少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是提高財務績效重要推動力量。因此我們認為銀行在社會責任領域的投入，有助于銀行聲譽的發展，而銀行聲譽的發展又促進了財務績效的提高。
綜上所述，可以推測：
假設1: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戰略對財務績效產生正向影響。
假設2: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戰略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是通過企業聲譽實現的。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
本文以能夠找到公開財務數據的62家中國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包括17家全國性商業銀行和45家城市商業銀行。45家城市商業銀行由14家大型城商行（資產規模800億元以上），16家中型城商行（資產規模300~800億元）和15家小型城商行組成（資產規模300億元以下）。樣本涵蓋了我國不同規模和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而且比例基本持平。
本研究以這些商業銀行2008~2012年的財務數據、年報、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和網站公告作為樣本數據。
（二）變量定義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對于傳播內容進行客觀、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即通過一定的方法對大眾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報紙、期刊中的新聞報道，采用一定標準對其進行量化評價。內容分析法作為一種分析文本資料的方法被廣泛應用到各種管理研究中。本文用內容分析法定義了自變量。
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社會責任戰略在不同行業的表現相差很大，目前有些評級機構提供了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標，如KLD和EIRIS等。美國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DowJonesSustainabilityIndexes）和英國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也常常被用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銀行業，并不涉及其他行業，因此采用了Scholtens（2009）提出的用于測量銀行社會責任的量表。該量表包括四類指標（見表1），該量表在操作層面每個題項均為是否問題，因此每滿足一條記為1,不滿足記為0,所滿足的標準條數要除以該方面所有的標準數量。
例如：如果一家銀行的社會責任戰略滿足商業倫理8條標準中的2條、環境管理8條標準中的5條、負責任金融產品7條中3條、社會行為6條標準中的5條，那么其社會責任戰略這一變量的賦值就等于（2/8+5/8+3/7+5/6）。該方法借鑒了Bansal（2005）中測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定量研究方法。本研究對每個題項的判斷信息來自企業年報、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以及銀行網站。我們對測量結果進行了信度檢驗，Cronbach'sAlpha=0.852,說明這些指標用于測量中國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戰略時也有較好的內在一致性。
【1】
企業聲譽：國外企業聲譽的測評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是財經類雜志主辦的企業聲譽測評，例如美國《財富》雜志的全美最受歡迎的公司（AMAC）評選和全球最受歡迎的公司（GMAC）評選；第二是專業研發機構的聲譽測量模型，例如美國聲譽研究所（RI）的聲譽商數（RQ）模型，歐洲聲譽研究中信（ECRS）的聲譽二維評價模型等。國內研究機構和學者也提出了一些聲譽測量模型，大多是基于聲譽商數模型和聲譽二維評價模型展開的，但沒有形成統一的測量模型。本文根據李衛東、翟立宏、羅智瓊（2010）提出的商業銀行聲譽的定義，即指各利益相關方對一家商業銀行的總體印象和評價，是銀行能力的綜合反映，是在金融服務過程中形成的有價值的、可持續的、難以模仿的無形資產，認為銀行聲譽評價組織，包括人民網、搜狐網、雅虎中國、和訊網、鳳凰網等網站，《銀行家》、《福布斯》、《亞洲貨幣》、《亞洲金融》、《證券時報》、《首席財務官》、《第一財經日報》等出版物，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金融工會、國務院扶貧辦、各級政府、大學的銀行業研究中心、中國銀聯、MasterCard國際組織、VISA國際組織等組織機構頒發和評價的銀行獲獎和榮譽可以作為銀行聲譽的衡量指標。因此本文用銀行年報、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和網站上公開披露的獲獎次數總和的自然對數作為該變量的值。
財務績效：凈利潤率是凈利潤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表示營業收入的收益水平。凈利潤率越高，說明銀行的收益水平越高。在前人的研究中，Waldmanetal.（2001）等都采用凈利潤率來衡量企業的財務績效。本研究中，財務績效用滯后一年和滯后兩年的凈利潤率（凈利潤率t+1、凈利潤率t+2）加以衡量。
控制變量：前人的研究發現企業風險、企業類型和財務表現等因素對企業聲譽產生影響（李衛東等，2010;張勇，2006），因此在研究中需要控制這些因素。
年份1和年份2:這兩個變量是年份虛擬變量，用以控制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自變量和中介變量對因變量即凈利潤率t+1（2009~2011）和凈利潤率t+2（2010~2012）的影響。
企業風險：負債率是總負債和總資產的比值，本文用負債率來控制企業風險。在國際金融動蕩的大背景下，人們對銀行風險控制的期待逐步提高。銀行風險控制能力的強弱對企業聲譽產生直接影響，因此在模型中需要控制企業風險。
企業類型：該變量為虛擬變量，用以區分全國性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這兩類不同量級的銀行，其中全國性商業銀行為1,城市商業銀行為0.在轉型期，中國商業銀行聲譽的影響因素既有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社會政治等因素。不同類型銀行的聲譽影響因素是有差別的，因此在研究中需加以控制。
財務表現：凈資產收益率（ROE）是企業稅后利潤與凈資產的比值，反映股東的收益水平。凈資產收益率越高，說明投資帶來的回報越高。銀監會《商業銀行風險監管核心指標》要求商業銀行凈資產收益率不應低于11%,本研究用凈資產收益率來控制企業的財務表現。財務表現對于銀行聲譽有著重要影響，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銀行經營環境復雜多變，既要控制風險，又要尋求新的增長點來拓展業務。在改善銀行財務表現和維護聲譽之間尋找平衡點成為各家銀行的重要目標。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2】
這62家商業銀行的研究樣本整體情況如表2描述統計所示，作為控制變量的企業風險的均值是0.94,標準差是0.03,說明銀行之間風險狀況差異較??；而財務表現的標準差是0.09,說明各個銀行之間投資收益差距不是很大。自變量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和中介變量企業聲譽的標準差都相對較大，表示各個銀行之間差異明顯。財務績效即凈利潤率（t+1）、凈利潤率（t+2）的標準差分別是0.09和0.08,說明銀行之間財務贏利狀況的差別不太大。
（二）企業聲譽在社會責任戰略與財務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檢驗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檢驗中介效應的方法，即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第一步自變量影響因變量；第二步自變量影響中介變量；第三步控制中介變量后，自變量對因變量的作用消失了，或是明顯減小了。
【3】
我們在檢驗企業聲譽在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和財務績效之間的中介效應時遵循了上述步驟。第一步，在模型1中，我們引入控制變量對因變量的回歸，發現財務表現對滯后一年的財務績效，即凈利潤率（t+1）有顯著影響（β=0.206,p<0.01）；在模型2中，我們引入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回歸，發現社會責任戰略對財務績效影響顯著（β=0.394,p<0.001）。也就是說，自變量的變化能顯著解釋因變量的變化，假設1得到了數據支持。第二步，在模型3中，引入控制變量對中介變量，即企業聲譽的回歸；在模型4中，引入自變量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對中介變量企業聲譽的回歸，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對企業聲譽影響顯著（β=0.500,p<0.001）。也就是說，自變量的變化顯著解釋了中介變量的變化。第三步，控制中介變量，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在模型5中，我們發現控制中介變量后，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明顯減?。é?0.360,p<0.05），同時中介變量企業聲譽對因變量財務績效的影響顯著（β=0.235,p<0.1），因此企業聲譽在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和財務績效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假設2得到了驗證。
在用凈利潤率（t+1）做因變量進行模型檢驗之后，我們又用凈利潤率（t+2）做因變量進行了同樣步驟的中介效應檢驗。第一步，在模型6中，引入控制變量對因變量的回歸，發現企業風險對滯后兩年的財務績效，即凈利潤率（t+2）有顯著影響（β=-0.143,p<0.1）；在模型7中，引入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回歸，發現社會責任戰略對凈利潤率（t+2）影響顯著（β=0.323,p<0.01）。也就是說，自變量的變化能顯著解釋因變量的變化，假設1再次得到驗證。第二步，仍然是模型3和模型4的檢驗，在此不再贅述。第三步，控制中介變量，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在模型8中，我們發現控制中介變量后，自變量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對因變量財務績效的影響不顯著（β=0.236,ns），同時中介變量企業聲譽對因變量財務績效的影響顯著（β=0.311,p<0.05）。因此，企業聲譽在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和財務績效之間起著完全中介作用，假設2再次得到數據支持。
四、結論和建議
在以前的研究中，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未能取得一致結論，但是大部分研究證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本文的實證結果也支持了這一點。同時，本文認為企業聲譽在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和財務績效之間起中介作用，這得到了銀行業數據的支持。
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戰略有其鮮明的行業特點，包括采納赤道原則、全球契約、可持續發展原則等國際規范，也包括環境風險管理、供應鏈管理、社會責任投資、微額信貸、氣候金融產品，以及慈善捐贈、員工培訓、員工多樣性等多個方面。這些具體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都有助于銀行聲譽的提高。例如：
供應鏈融資可以為重點企業的上下游客戶提供資金支持，促進重點行業的整體產業鏈的健康發展。
社會責任投資常涉及環保、教育、健康、生態等低收益領域，但是銀行通過社會責任投資傳遞信息，建立企業聲譽，最小化企業和社會可能的沖突和矛盾，從而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小微信貸更是讓大量的中小企業獲得更多的融資渠道，破解了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困境。小微信貸和有效的風險控制，既為銀行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又實現了銀行和小微企業雙贏的結果。
基于本文的實證結果和商業銀行的行業特點，我們認為監管機構可以從宏觀政策層面積極引導商業銀行推進社會責任戰略，在社會責任戰略的各個細分維度，包括商業倫理和可持續發展、環境管理、負責任的金融產品、社會行為等方面開展業務，發展銀行聲譽，提高核心競爭力，改善財務績效。
參考文獻：
[1]張蘭霞，袁棟楠，牛丹等。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J].東北大學學報，2011,32（2）：292~296.
[2]李正。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研究---來自滬市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06,（2）：77~83.
[3]賀遠瓊，田志龍，陳昀。企業社會績效與經濟績效的互動關系研究[J].軟科學，2007,21（1）：1~4.
[4]蘇冬蔚，賀星星。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率：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與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11,（9）：138~159.
[5]何德旭，張雪蘭。對我國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若干問題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7,（12）：4~9.
[6]張勇。商業銀行聲譽問題研究[D].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