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走向現代化的必由過程。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進程伴隨著人口增長的收斂，即綜合生育率的下降。在先期走上城市化道路的歐美國家，早期的城市化過程與生育率下降雖為正相關，但并不顯著。在中后期，相關性顯著。二戰后日本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產生了生育率的明顯下降。同樣的證據在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有充分的表現。
中國從 20 世紀 70 年代初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并于 1979 年在城鎮地區實行獨子政策，人口增長率迅速下降，為減緩全球人口的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大大減輕了國內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經驗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議題。有些研究認為影響中國人口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生育的政策效應。另有一些研究基于中國城市化過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廣闊背景，對政策以外的影響因素給予了較多關注。包括生活質量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業機會的增多，婦女地位的提高，城市住房的短缺，晚婚和死亡率的下降，孩子的收益和成本的改變，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變化，農村向城鎮的人口遷移，等等，都促進了中國人口增長模式的轉變。還有研究認為中國的低替代生育率并非嚴厲的人口政策所致，與其它社會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社會經濟日益發展的全球力量所驅動，“政策因素已經對人們的生育行為失去影響力或影響甚微”。對于家庭的生育行為而言，計劃生育政策具有強制性，政策效應屬于外部約束。
而與城市化過程相伴而來的就業、婚姻、教育、移民、生活方式轉變等問題，使得家庭主動節育，可視為內部約束。
另一方面，我國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諸多需要考慮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巨大的人口基數及其消費水平提高對資源環境壓力的持續增大，給氣候變化、能源和糧食安全帶來負面影響;二是人口迅速的老齡化使得未來勞動人口供給不足，拖累經濟增長，并對公共衛生、社會服務和撫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出現“未富先老”的困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時我國 60 歲及以上人口占 13． 26%;三是生育偏好引起的新生人口的性別失調?！傲铡睌祿@示，我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 118． 06，“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將使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的困境;四是由于意外傷亡產生的“失獨家庭”成為沒有歡樂的孤獨人群。根據衛生部《2010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估算，我國每年新增 7． 6 萬個失獨家庭，全國失獨家庭超過百萬個;五是代際資產轉移產生的貧富差距的擴大。城鄉收入差異是人口由農村流向城鎮的基本動因，城鎮居民收入較高，且為獨子，家庭資產通過代際轉移擴大了積累，農村居民則相反。這意味著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六是大量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管理問題，影響社會和諧。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難以落實，增加了他們的風險和成本。
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推進的重要時期，人口的數量、質量、結構、城鄉分布及其變動趨勢，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巨大。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定量分析，估算人口增長收斂中的政策效應和城市化效應，揭示不同時期約束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和變動機制，討論新的發展階段上人口增長轉型的政策啟示，以適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需要。
1 推論、方法和資料來源
1． 1 推論和計量方法
近 30 多年來，我國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顯低于農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顯然，這是人口由農村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結果，即新增的城市人口由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長和凈遷入的移民二部分構成?；谶@樣的基本實事，可以推論:
第一，在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約束下，歷年總人口的數量不變，城鎮和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保持既有水平。如果沒有由農村向城市的移民，由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低于農村，隨著時間推移，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將不斷下降。
第二，由農村向城市的移民使一部分具有較高自然增長率的農村人口轉變為較低自然增長率的城市人口，由此減少的人口數量體現了城市化約束人口增長的直接效應。
第三，如果在 1979 年在城鄉同步實行“一胎”生育政策，即鄉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和城市相等，而移民數量不變，農村人口及總人口的數量會低于目前水平，我國城市化水平會更高一些。
第四，如果國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會保持慣性增長，人口群體無疑會大于目前的實際人數量。近 40 年來，國際上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他們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和綜合生育率都呈下降趨勢。假定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與這些國家保持同步下降水平，可以估算出在內部約束下總人口的變化，從而把約束人口增長的城市化效應和政策效應分解開來。
基于以上推論，對我國人口數量及城鄉結構變化的可能情景進行分析?！?-5】
\\(1\\)－\\(5\\)式中:Ltu—第 t 年的人口城市化水平\\(%\\)，Pt － 1u—第 t － 1 年的城鎮人口\\(萬人\\)，當 t = 1 時為初始年份\\(1978 年\\)的數據，Pt － 1r—第 t － 1 年的農村人口\\(萬人\\)，當 t = 1 時為初始年份的數據，PtT—第 t 年的總人口\\(萬人\\)，Utr—第 t 年的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Ｒtr—第 t 年的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Ptm—第 t 年的移民數量\\(萬人\\)，∑ti = 1Ptm—累計移民數量\\(萬人\\)，PtTm—t 年內移民減少人口增加的累計值\\(萬人\\)，P0T—初始年份的總人口\\(萬人\\)，PtT1—城鄉同步實行“獨子”政策時，估算的第 t 年總人口\\(萬人\\)，Ptr2—城市化約束下估算的第 t 年總人口\\(萬人\\)，Atr—第 t 年實際的人口自然增長率\\(%\\)，At 0r—起始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Atdr—末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T— 年份跨度。
1． 2 資料來源
在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取得了 1978 年以來我國歷年總人口及其自然增長率、城市和農村的人口數據，還有 1978 － 1986 年、1989 － 1999 年二個時段的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為了估算由農村到城鎮的移民數量，需要找出其它缺失年份的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
Zhang 和 Song較為深入地研究了 1978 －1999 年中國農村到城鎮的移民及城市化問題，認為移民對中國城市的人口增長做出了主要貢獻。根據他們估算的移民數量可測算出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結果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十分接近。據此結果補充了 1986 和 1987 年的缺失數據。
1978 年以來，我國總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波動變化。
1987 年出現一個較大峰值 16． 61%后持續下降，近幾年已低于 5%。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與總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逐年接近?；谶@一趨勢，有的文獻直接用后者替代前者。雖然這不失為一種處理方法，但低估了移民數量。
1987 年以來總人口與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之差逐年縮小，由1987 年的5． 21%收斂到1999 年的0． 51%。參考盧向虎、王永剛提出的方法，用較長序列的總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修補 2000 － 2012 年期間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具體計算方法如下:【6】
\\(6\\) 式中，Ut － 1r為第 t － 1 年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Ttr－ Tt － 1r\\)為第 t 年和第 t －1 年總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一階差分，DT為 1987 － 2012 年總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階差分的平均值，DU為 1987 －1999 年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一階差分的平均值。
參照國家 1960 －2012 年的人口數量及自然增長率來自世界銀行開放數據。
2 不同情景下人口增長及城鄉分布變化
在推論1 設定的情景下，由于城市人口的比量小、且自然增長率較低，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將趨于下降。到 2012 年我國城市人口2．2 億人，城市化水平為 16．3%，比實際城市化水平52．6%低36．3%，還低于1978 年的水平\\(17．46%\\)。
這表明，城市人口的總量雖在增長，但相對的比重下降了，大量的人口滯留在農村。這意味著城鎮地區更為嚴格的生育政策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參見表 1?！颈?略】
每年新增的城市人口可分解為二個部分:城市的自然增長和由農村到城市的移民。移民群體在遷移前后自然增長率之差，可視為城市化約束人口增長的直接效應。
1978 － 2012 年期間，由于移民減少的出生人口累計達 750. 7萬人，多于 2005 年以來全國每年的新增人口。
在推論 3 設定的情景下，全國人口都以城市的自然增長率增長，2012 年全國總人口為 12． 63 億，比實際人口少0． 9 億; 城市化水平 56． 35% ，比實際水平 52． 57% 高出3． 78% 。在 2012 年 7． 12 億城市人口中，自然增長部分0. 96 億人，占 13. 52% ;移民 4. 48 億人，占 62. 98% ;其余的 21. 82%為原有人口基數。顯然，由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成為中國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有 17 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和綜合生育率呈持續下降的過程\\(參看圖 1、圖 2 和圖 3\\)。雖然城市化水平的基數存在較大差異，但人口增長減緩的趨勢具有共性特征。有些國家\\(例如印度、蒙古、秘魯等\\)雖然也由非政府組織推動計劃生育，但政策的約束力度遠不如中國。因此，這些國家的數據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參照作用。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城市化過程與中國的情況相近，在中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 1972 年以來，二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差異不大?！緢D1-3】
在 1972 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及綜合生育率的基數略低于印度尼西亞和 17 個參照國家平均值\\(參看表2\\)。1972 －2012 年的 40 年中，印度尼西亞和 17 個參照國家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和綜合生育率都下降了一半值以上。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推進速度快于對照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對照國家實現同步下降，由 1972 年的 24． 57%下降到 2012 年的 10． 0% －12． 0%是完全有可能的。以平均下降速度逐年推算，2012 年我國總人口在 16． 98 億 －17． 68 億之間，比 2012 年的實際人口數量\\(13． 54 億\\) 多了3． 44 億 － 4． 14 億人，可視為計劃生育的政策效應。即，人口自然增長率由 24． 57%下降到 10． 0% － 12． 0%為城市化的效應，由 10． 0% －12． 0%下降到 4． 87%為政策效應?！颈?】
Guo Z 等人分析了我國 1982 － 2008 年城市化對綜合生育率的影響，認為城市化對綜合生育率下降的貢獻為22%。顯然，這個結果比我們估算的城市化效應要低一些。
3 不同時期影響人口增長的因素分析
前面用類比的方法分析了約束人口增長的城市化效應和政策效應。事實上，約束人口增長的多種因素是同時起作用的，且有交互耦合的復雜關聯。應當結合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分析內外部因素的影響效果。
3． 1 1972 － 1980 年為政策效應時期
1972 年國家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隨后的 8 年內，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由 24． 57%\\(22． 16%\\)迅速下降到 12%以內。那時，我國的城市化過程很緩慢，城鎮人口不到總人口的 20%，難以對人口增長約束的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主要是政策強制的結果。這使得我國人口規模迅速擴大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為緩解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提供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通過政策強制的外部約束形成了較大行政成本，也帶來了干群關系緊張等一些社會問題。
3． 2 1980 － 1995 年以政策效應為主、城市化效應為輔時期
1979 年起國家在城鎮地區嚴格實行“一胎”生育政策，政策效應依然較強。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過程，城鎮人口持續增多，城市化約束人口增長的效應日趨強化。1995 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30%，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初期階段。這一時期，由于城鎮人口的比重不大，內部約束力有限，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反彈，至 1987 年出現 16． 61%的峰值。這是政策效應已經充分發揮、而城市化效應尚未發力、人口增長仍有較大慣性的表現。
3． 3 1995 － 2012 年城市化效應和政策效應并重的時期
我國城市化已通過“S”型曲線的第一個拐點，進入了加速增長時期，城鎮人口每年新增約 1%，2000 年后每年增加 1． 3%。每年有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城市化效應日益增強，內部約束成為新時期減緩人口增長的重要方面。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一系列因素使得家庭主動節育。一是育齡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育觀念轉變，多子不再是多福的象征;二是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就業機會的增多，使她們主動優生優育，不愿因多育造成拖累;三是城市住房短缺以及房價不斷上漲，給移民和新就業者以較大的經濟壓力，不得不晚婚晚育;四是子女撫養成本的提高成為中低收入群體生育決策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有媒體報道“在北京生養孩子的成本為 276 萬元”。
4 政策討論和結論
4． 1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人口政策的重大調整非常及時和必要
從資源環境的承載力來說，較小的人口規模有利于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我國人口增長率雖降低了，但城市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個體的消費量，溫室氣體排放和對環境影響加大。保羅·埃里奇提出了 I = PTA 的等式\\(環境影響 = 人口·技術·消費\\)，即使人口實現了“零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仍然會增加資源環境的壓力。目前，我國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分別達到 57% 和 32%，人均水資源、人均耕地分別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 1/4 和 2/5\\(2011 年世界銀行數據計算\\)。2000 年以來，鐵、錳、銅、鎳、鋁、鉛、鋅、鉻、鉀等主要礦產的進口量迅速增加。人地關系十分緊張，繼續控制人口增長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人口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有利于經濟發展。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2 年我國 15 － 59 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 345 萬人。表明我國的人口紅利正趨于消失。家庭撫養負擔的加重使得儲蓄率降低，減少了建設投資，都會影響經濟發展。為避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巨大的撫養負擔，人口仍需要保持一定規模的增長。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人口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這種調整非常及時和必要。
4． 2 人口政策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不僅可以降低家庭的性別偏好，緩解性別比例失調的問題;還可以減少相關家庭出現失獨現象，保障更多的家庭幸褔;而且能夠改變通過代際資產轉移的差異而產生的貧富差距的擴大。這有利于解決一胎政策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進一步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各地區、各民族應實行統一的生育政策。城市人口素質較高，撫養能力較強，特別是經濟、文化二個方面條件較好，有利于子女教育。城市嚴、農村寬的人口政策使得新增人口中低素質的人口比例增加。我們一方面在努力推進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又在制約城市人口增長、擴大農村人口。這不僅增大了城市化的社會成本，也拉長了城市化過程。我國多數民族地區雖然地廣人稀，但自然條件較差，資源環境的承載力低，經濟社會欠發達。漢族嚴、少數民族寬的人口政策不利于民族地區人口素質的提高和生態環境的改善，影響到地區發展。因此，各地區、各民族應實行統一的生育政策，把發揮政策效應的重點放在農村，特別要重視貧困地區、民族地區人口素質的提高。
\\(2\\)在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時，逐步減弱政策約束，增強內部約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控制人口增長的過程中，應逐步弱化政策的約束效應，以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總和生育率為 2． 1\\) 來設計政策控制目標。在更大程度上由家庭根據自己的意愿來選擇一胎生育或二胎生育，強化城市化的約束效應，讓其成為主導因素。將約束人口增長的機制由政策強制變為家庭主動意愿，把外部約束轉化為內部約束，降低控制人口增長的行政成本，減少社會矛盾。
\\(3\\)創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環境和平臺，有序推進城市化過程。要基于國土空間主體功能區的規劃，通過非農產業的培育和城鎮的規劃建設來促進人口向城鎮的適度聚集。在努力增加就業的同時，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為新進入城市的移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不斷改善影響移民的住房、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社會融合等實際問題，實現農民工“常住化城鎮化”。
4． 3 本文的貢獻和不足
本文是在參考大量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
貢獻在于，一是把約束我國人口增長的因素歸結為政策效應和城市化效應二部分，前者為外部約束，后者為內部約束\\(即家庭主動節育\\)。把二方面的效應結合起來討論，并分三個階段來說明影響人口增長率下降的主導因素;二是參照 17 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計算了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下我國人口的數量，并與實際人口相比較估算出約束人口增長的政策效應。三是基于城鄉人口自然增長率存在差異的推論，計算出由于移民減少的出生人口累計達 750． 7 萬人;四是提出了把約束人口增長的機制由政策強制變為家庭主動意愿等政策建議。本文的不足是還難以對政策效應和城市化效應精確定量，需要進一步探索。
4． 4 結論
我國約束人口增長的因素可簡化為生育政策和城市化二部分。多年來，城市嚴、農村寬的人口政策不利于人口素質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1978 年以來由農村到城市移民累計減少的出生人口達 750． 7 萬人，相當于近年來全國一年的凈增人口。新增城市人口的 63% 來自移民和當地的“農轉非”。1960 － 2012 年 17 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人口自然增長率和綜合生育率的變化與我國具有共同趨勢，特別是印度尼西亞與我國具有較高的相似性。參照這些國家的情況，估算出在沒有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假設條件下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可由1972 年的 24． 57%下降到 2012 年的 10． 0% － 12． 0%，可視為城市化約束人口增長的效應。這個估計值與 2012 年我國實際的人口自然增長率 4． 87%之差，可視為計劃生育的政策效應，減少出生人口 3． 44 億 － 4． 14 億人。
1972 － 1980 年是政策效應時期，1980 － 1995 年是以政策效應為主、城市化效應為輔的時期，1995 － 2012 年為城市化效應和政策效應并重的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人口政策的重大調整非常及時和必要，但需要充分發揮城市化的效應，把約束人口增長的機制由政策強制變為家庭主動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