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問題受到理論界的廣泛關注?！俺青l二元結構是當前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且這種二元結構的體現是全面深刻的。與此同時，2012 年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降趨勢。面對“人口紅利”
的銳減，我國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日益顯現，且這種結構性在城鄉間、區域間的表現是非均衡的，這將加速我國“人口紅利”的銳減，促使“劉易斯拐點”的提前到來，進一步強化人口在經濟層面上的瓶頸性制約。這在現實層面上強化了文章選題的研究意義。
一、現象描述：我國人口城鄉二元化趨勢
當前，我國人口結構正發生深刻性變化，這種變化在區域間的非均衡性愈加突出。由于生育政策及經濟社會方面的城鄉差異，我國人口結構的城鄉差異性日益顯現，其在區域間的非均衡性隨著經濟水平的差距擴大而不斷增強。
（一）我國人口發展的城鄉二元化特征日益顯現
對于人口結構的城鄉差異性，朱寶樹（2009）選取了人口年齡結構、受教育程度及生育率三個指標進行考察。鑒于朱寶樹（2009）的有益做法，本文將從人口的年齡結構、撫養負擔、生育水平及性別比4個方面對我國人口發展的城鄉二元化特征進行剖析。
1.人口年齡結構的城鄉差異性明顯增強。這體現在：一方面以 18 歲 ~60 歲人口為適齡勞動力，我國城鄉的適齡勞動力的比重均有所上升，但適齡勞動力的比重的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由 2000 年9.79 的比重差距擴大至 2010 年的 10.45（如表 1）。
這表明城市的勞動力供給優勢大于鄉村；另一方面，我國城鄉的老齡化程度日益強化，鄉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市，老齡化水平的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由2000 年的 0.82 比重差距擴大為 2010 年的 2.31（如表1）。這說明了經濟落后的鄉村要面臨著比城市更加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因此，在勞動力比重、老齡化城鄉差異沖擊下，人口年齡結構的城鄉差異性日益突顯。
2.人口撫養負擔的城鄉差異性有所收斂，但老年撫養比的城鄉差異性明顯。相比于 2000 年，我國城鄉的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均處于下降趨勢，其中，鄉村的降幅大于城市。雖然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的城鄉差距有所縮窄，但鄉村的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仍遠高于城市，2010 年少兒撫養比的城鄉差距為 13.07 個百分點，總撫養比的城鄉差距達 20.19個百分點。較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在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我國老年撫養比的城鄉差異性突顯。相比于 2000 年，我國城鄉的老年撫養比處于上升趨勢，鄉村的升幅大于城市，其城鄉差距由 2000 年的3.33 個百分點擴大為 2010 年的 7.72 個百分點。鄉村的老年撫養比高于城市，2010 年達到 22.75%（如表 2）。這表明我國人口負擔的城鄉差異性雖有所收斂，但經濟落后的鄉村所面臨的撫養負擔仍比城市更沉重，特別是老年撫養負擔的加重。這意味著鄉村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將面臨著“撫養危機”。
3.人口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日益突出。這在于，一方面從生育率變化看，我國城鄉的生育率均處于下降跡象。其中，鄉村的生育率降幅達到 1.89個百分點，大于城市的 0.28 個百分點（如表 3）；另一方面從適育人口的比重變化看（文章選擇 15 歲 ~35歲人口為適育人群的人口對象），我國城鄉的適育人口比重均處于下降。其中，鄉村的適育人口比重的降幅達到了 5 個百分點，大于城市的 2.7 個百分點。而且鄉村的適育人口比重低于城市，相比于2000 年，適育人口比重的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如表 3）。綜合生育率、適育人口比重的城鄉差異，我國人口生育的城鄉差異性日益突出。這說明了，由于生育率下降過大和適育人口比重低，鄉村的人口發展將比城市更有可能面臨“生育危機”。同時，生育水平的高低衡量著勞動力的潛在供給水平，人口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突顯將進一步弱化鄉村發展的勞動力供給優勢。
4.人口性別比的城鄉差異性漸顯。相比于 2000年，我國城鄉的人口性別比均處于上升趨勢，鄉村的人口性別比高于城市。這表明我國城鄉的人口性別結構進一步失調，鄉村的失調程度高于城市。在鄉村的人口發展中，將有更多的男性難以實現“求偶需求”。而且，相較于 2000 年，我國城市的人口性別比雖低于鄉村，但其升幅達到了 4.18 個百分點（如表 4），這意味著城市的人口性別結構急劇失調。
隨著城鄉的發展差距日益拉大，城市男性可憑更優質資源吸引更多的鄉村女性選擇市民化，以此向鄉村轉嫁“城市人口性別結構失調”的后果。為此，城市人口性別比的大幅上升將進一步加大鄉村男性實現“求偶需求”的難度。人口性別比的城鄉差異性漸顯，且城市人口性別結構急劇失調，這將促使鄉村人口面臨著更為嚴重的“求偶危機”。
（二） 我國人口城鄉二元化在區域間的非均衡表現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的城鄉二元化特征日益突顯，相比于城市，經濟落后、公共服務設施不健全的鄉村卻面臨著更為突出的“勞動力危機”、“撫養危機”“、生育危機”及“求偶危機”。由于區域間的發展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隨著區域的向西推進日益突顯（如圖 6）。探討人口二元化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效應，則有必要從區域角度分析人口城鄉二元化趨勢。文章基于 2010 年省際數據，以東、中、西部劃分區域，分析我國人口城鄉二元化在區域間的非均衡表現：
1.人口年齡結構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非均衡分布明顯。一方面，從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看，我國城市的勞動力比重均高于鄉村，其在區域間的分布水平大致為 80%，但隨著區域間發展差距的拉大，鄉村的勞動力比重呈“東高西低”特點（如圖 1）。這說明我國適齡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明顯，且由于鄉村勞動力比重的階梯式下降，其城鄉差異性呈“東低西高”特征。另一方面，在老齡化程度的城鄉差異上，我國老齡化程度在區域間總體上鄉村大于城市，表明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明顯的。而且隨著區域的向西推進，我國城市、鄉村的老齡化程度呈波動式下降。這意味著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非均衡（老齡化程度：東部>中部>西部）（如圖 2）。因此，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明顯的、非均衡的。中西部老齡化程度低于東部，但由于鄉村的勞動力比重下降，其勞動力供給優勢正不斷銳減。在地區層面上，鄉村都面臨著勞動力供給不足、老齡化程度加重的發展隱憂，特別是中西部的鄉村地區。
2.人口撫養負擔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突顯的、非均衡的。以 2010 年的總撫養比為例，我國東、中、西部的鄉村總撫養比均大于城市，且隨著區域的向西推進，總撫養比的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如圖 3）。這說明了人口撫養負擔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突顯的。與此同時，在區域間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下，城市與鄉村的總撫養比大致呈上升趨勢，意味著人口撫養負擔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又是非均衡的，中西部地區的撫養負擔比東部更為沉重，特別是鄉村地區。因此，基于人口撫養負擔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非均衡分布，中西部的鄉村地區將面臨更嚴峻的“撫養危機”。
3.人口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明顯的、非均衡的。以 2010 年的生育率為例，我國東、中、西部的鄉村生育率均高于城市，且隨著區域間經濟差距的擴大，生育率的城鄉差異性不斷增強。而且，城市與鄉村的生育率在區域間的分布具有一致性：在區域的由東及西，生育率呈波動式上升特征。這表明了人口生育率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尤其是鄉村的生育率走勢更為明顯。加上適育人口比重的下降（如表 3），人口生育率的城鄉差異在區域間的非均衡分布，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口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非均衡表現。
4.人口性別結構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漸顯，具有非均衡特點。從 2010 年人口性別比的區域分布看，我國大多數省份的鄉村人口性別比高于城市，說明了人口性別結構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是明顯的。同時，從城市人口性別比的區域分布看，東部高于中、西部，而在鄉村人口性別比的區域分布上，中部要高于東、西部。這意味著人口性別結構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分布具有非均衡特征。隨著城鄉間、區域間的發展差距拉大，東部城市人口的性別結構失調可憑借其發展優勢，轉嫁給鄉村、中西部地區。加之中部鄉村人口的性別結構失調突出，中西部的鄉村地區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求偶危機”。
二、城鄉視角下人口二元化對經濟二元結構的固化效應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國人口發展的城鄉二元特征日益突顯，人口城鄉二元化在區域間的表現是顯現的、非均衡的。人口城鄉二元化在區域間的非均衡分布，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民工荒”的頻生（彭清華，2013）。隨著人口城鄉二元化趨勢突顯，我國城鄉經濟的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進一步固化。而且隨著區域的向西推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日益突顯（如圖 6）?；谌丝谂c經濟發展的密切關系，文章嘗試分析人口城鄉二元化趨勢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效應。
（一） 城鄉視角下人口二元化對經濟二元結構的固化效應機理
劉易斯最早提出“二元經濟結構”，指傳統生產部門與現代生產部門的發展分化。由于工業主要集中于城市，鄉村以傳統農業為主，這促使工農業二元經濟結構演化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日益突出。之所以形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并不斷強化的原因，理論界認為這主要在于制度層面的約束。夏耕（2004）認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實質，在于城鄉之間經濟運行績效的差異，而這取決于城鄉二元的制度結構。人口作為經濟社會的發展主體，人口城鄉二元化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與固化。本文認為人口城鄉二元化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效應機理，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節點（如圖 7）：
1.勞動力比重、人口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顯現，促使鄉村面臨更為突出的“勞動力危機”、“生育危機”，弱化了鄉村發展動力的持續性，進一步固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我國適齡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顯現，鄉村的勞動力比重低于城市。
而且隨著區域的向西推進，鄉村的勞動力比重大致呈下降趨勢，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在區域間的表現日益顯著。這說明了鄉村的勞動力供給優勢正消減，特別是西部的鄉村地區；另一方面，生育水平的高低預示一地區勞動力的未來供給水平。當前我國鄉村的人口生育率的降幅過大，加上適育人口比重的減少，這意味著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突顯促使鄉村人口發展面臨“生育危機”的制約，進而可以預期鄉村勞動力的未來供給將出現不足跡象，特別是東部的鄉村地區。因此，勞動力比重、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突出，促使鄉村的勞動力供給優勢消減，加上“生育危機”的威脅，將使勞動力轉化為鄉村經濟的發展瓶頸之一，進而極大地弱化了鄉村發展動力的可持續性。
2.人口撫養比、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性突顯，促使鄉村面臨更為沉重的“撫養危機”，加重了鄉村發展負擔的沉重性，進一步固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我國鄉村的總撫養比高于城市，且隨著區域的向西推進，城市與鄉村的總撫養比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西部的總撫養比的城鄉差異性更為明顯；與此同時，我國鄉村老齡化程度總體上高于城市，雖然鄉村與城市的老齡化水平在區域間的分布具有“東高西低”特點，但西部個別省份的鄉村人口老齡化尤為突出（如重慶市的鄉村人口老齡化達到 14.51%）。
總撫養比、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性突顯及其在區域間的非均衡分布，促使經濟越落后的鄉村、公共服務設施越不健全的中西部地區不得不加大撫養支出，面臨更為沉重的“撫養危機”，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其發展負擔的沉重性。
3.人口性別結構的城鄉差異性漸顯，促使鄉村面臨更為嚴峻的“求偶危機”，惡化鄉村發展環境的包容性，進一步固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環境的包容性關系到一地區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可持續問題。當前我國鄉村的人口性別比總體上高于城市，這在中部地區的表現尤為明顯。性別比的上升，說明了人口性別結構失調，將有更多的男性難以實現“求偶需求”。人口性別比的城鄉差異性漸顯，且在中部地區的明顯表現，這意味著相比于城市，鄉村男性實現“求偶需求”的難度更大，特別是發展落后的中部地區。而且由于城鄉間、區域間的發展差距擴大，在城市的人口性別結構急劇失調和人口性別比在區域間的非均衡分布背景下，城市、東部可憑借經濟優勢吸引更多的女性選擇市民化、遷移，進而將“求偶危機”轉嫁給鄉村、中西部地區。因此鄉村、中西部地區不得不面臨更為突出的“求偶危機”。這一方面誘生了婦女拐賣等犯罪活動，惡化了發展環境的包容性；另一方面鄉村、中西部的優秀男性基于求偶需求，選擇進城務工、跨區域流動，促使鄉村、中西部的勞動力資源流失，進一步深化了“勞動力危機”，弱化發展動力的可持續性。而這固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且隨著區域間經濟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程度不斷加強。
（二） 城鄉視角下人口二元化對經濟二元結構的固化效應檢驗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文章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統計樣本對象是 31 個省、自治區或直轄市（不含港澳臺），樣本選取以年度為時間單位，時間點為 2000 年和 2010 年，統計樣本量為31 個，觀測值為 62 個。
2.主要變量與模型設定
（1）刻畫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變量
刻畫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變量，理論界通常采用二元對比系數、二元反差指數。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微觀層面體現在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少學者也引入了城鄉居民收入比來度量城鄉經濟二元化程度（夏耕，2004；吳新博，2008）。因此，文章選用城鄉居民收入比變量來刻畫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居民收入比越高，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往往越突顯。
（2）刻畫人口城鄉二元化的有關變量
如前文所述，人口城鄉二元化表現為人口的年齡結構、撫養負擔、生育水平及性別比這四個方面的城鄉差異性。文章選取了勞動力比重、老齡化程度、生育率的城鄉比值三個變量，分別度量人口的年齡結構、撫養負擔及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以此刻畫人口城鄉二元化。變量定義具體見表 5。
根據統計數據及變量，本文擬采用混合橫截面數據模型。關于模型設定形式，文章利用 EViws 軟件對混合橫截面模型設定進行 F 檢驗和 LR 檢驗。根據 F 檢驗、LR 檢驗的結果（如表 6），我們可以看出，F 統計量的伴隨概率為 0.4382，大于 0.1，我們無法拒絕混合橫截面模型相對于固定效應模型更有效的假設，因此構造以下模型檢驗人口城鄉二元化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效應：
其中，i=1，2，…，31；t=2000，2010。Duait變量為 t時期 i 地區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Labit變量表示 t時期 i 地區的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Depit變量表示 t 時期 i 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性；Birit變量表示 t 時期 i 地區的生育水平的城鄉差異性；εt為模型誤差修正項。因此，人口城鄉二元化對城鄉
3.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 7。
（2）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基于混截面的模型形式，文章利用 Eview.6 軟件對設定模型進行估計，得到回歸結果（如表 8）：
國人口城鄉二元化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起到固化作用，不利于城鄉一體化發展。這種固化效應可分解為生育率、勞動力比重及老齡化程度的城鄉差異性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約束作用，具體表現在：一是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程度明顯于生育率、總撫養比，固化系數為 3.415。這表明了每增強 1 單位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將給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帶來 3.415 單位的固化效應。勞動力比重越高，意味著該地區勞動力供給優勢明顯，越有利于強化發展動力的可持續性。當前，我國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突顯，特別是中西部的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距拉大。這極大地固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且強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區域間的非均衡分布；二是人口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性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系數為 0.65。這說明了每增強 1 單位人口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性，將給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帶來 0.65 單位的固化效應。老齡化程度衡量著一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負擔，其水平高低表示人們對老人贍養的支出負擔。人口老齡化程度越高，發展負擔越沉重。當前，鄉村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這強化了鄉村的發展負擔的沉重性，進一步固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三是人口生育率的城鄉差異性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弱化作用，固化系數為 -2.317。這說明了每增強 1 單位生育率的城鄉差異性，將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起到 2.317 單位的弱化效應。生育率的高低代表著勞動力的未來供給水平，當前我國鄉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且隨著區域的由東及西，生育率的城鄉差異性日益顯現。人口生育率的城鄉差異性促使城市的人口發展面臨著“低生育率陷阱”威脅，讓鄉村的勞動力的未來供給具有相對優勢。這種優勢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當然，在鄉村適育人口比重下降的沖擊下，這種勞動力的未來供給優勢正不斷地銳減值得重視。這也表明，城市生育率的相對提高將有助于弱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三、研究結論與路徑建議
城鄉二元結構是當前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本文研究認為我國人口城鄉二元化趨勢顯現，其在區域間的表現是突出的且非均衡的。人口城鄉二元化促使鄉村地區的人口發展面臨著“勞動力供給危機”、“撫養危機”、“生育危機”及“求偶危機”，極大地弱化了鄉村發展動力的持續性和發展環境的包容性，加重了發展負擔的沉重性，進而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產生較強的固化效應。而這種固化效應更多的是源自勞動力比重的城鄉差異性。
基于人口城鄉二元化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效應機理，城鄉二元結構的化解路徑應充分重視人口這一因素，才能更好地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因此，在人口轉型與經濟轉型并存的發展背景下，如何弱化人口城鄉二元化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效應成為了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課題。文章試提出以下幾點路徑建議：一是重視生育政策的調整與優化，在堅持計劃生育國策的基礎上，轉變生育政策的立足點從“限制人口數量”到“提高人口質量”，有條件、有步驟地推行全面的二胎政策，以應對潛在的“生育危機”、“勞動力供給危機”；二是注重城鄉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發展，提高鄉村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完善鄉村地區的養老服務事業，嘗試“社區養老”“、合作社養老”等有益實踐，以應對鄉村地區更為嚴峻的“撫養危機”；三是強化新農村建設與農民市民化問題的有機聯系，一方面重視“三農”問題，加大對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支持，縮小城鄉間的發展差距，緩解鄉村的“求偶危機”；另一方面加快老齡農民的市民化進程，向城鎮地區轉移“發展負擔”，減輕鄉村的“撫養危機”；四是推動鄉村婚育服務站的普及化，積極宣傳科學的婚育觀念、婚育知識，更好地治理鄉村的“求偶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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