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企業社會責任\\(CSR\\) 的重要維度，企業慈善捐贈在企業與社會的有機關聯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改革開放后，藉慈善捐贈展示企業社會責任之做法比較常見。在理論方面，專門分析企業慈善捐贈的課題日益引起廣泛的重視，主要集中于慈善捐贈的動因及影響因素方面。就影響因素方面而言，國內外從個體因素、企業以及環境三個層面進行了許多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個體因素層面，主要集中于分析 CEO 或高層領導的個體特征，諸如性別、領導特征、職業背景、社會關聯與企業慈善捐贈的關系; 企業因素層面，主要集中于分析企業特征、公司治理與企業慈善捐贈的關系; 環境因素層面，主要集中于分析稅收、行業背景、市場環境、政府支出及其他環境因素的慈善捐贈的影響。上述研究從不同情境特征研究了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形成及其影響，但缺乏特定視角下影響企業捐贈行為的分析及相關因素的融合。本文選擇企業家背景特征\\(性別、年齡、任職時間等\\) 這一視角，以期通過這些情境因素的把握，對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做出更清晰的解釋和較全面的認識。
企業家作為企業決策最主要的發起者和主導者，在企業科層的金字塔式結構中，對其領導下的組織和管理活動有重要影響，探討企業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以滬深兩市 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從企業家年齡、性別、任職時間、教育水平以及職能背景等方面，實證檢驗了企業家背景特征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關系。其次，根據企業的實際控制人是否國有，并對樣本數據進行劃分，考量不同股權屬性下，企業家背景特征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聯系。這對于通過捐贈進一步考察不同企業的 CSR 行為，并進行分類指導不同企業的CSR 工作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 企業家的教育水平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
教育水平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個性特征、認知方式和價值觀念。已有研究結果表明，高管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相應地其制定的決策就更為完備，探索信息的能力和水平就越高。企業慈善捐贈作為密切聯系企業利益相關者的手段，承載著企業家對不同利益相關者訴求的認識。在綜合不同信息的基礎上，企業家對這種訴求輕重緩急進行判斷，并做出最終決策。如果沒有較高的信息把握以及綜合分析能力，企業家就很難意識到利益相關者的潛在要求，并進一步通過最為直接的慈善捐贈予以滿足。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慈善捐贈屬于企業的一種自愿行為，通常在較低層次的關于企業經營的通識課程體系中涉及的相對不是很多，相反，越到高層次，深入分析企業倫理經營的內容則越較多。隨著企業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理由相信，通過這些課程的耳濡目染，企業家的日常決策中也會更多體現關切社會需要的內容。由以上分析可知:
假設 1: 企業家的教育水平與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正相關。
\\(二\\) 企業家的年齡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
企業家的年齡代表著企業家的閱歷和風險傾向，進而影響企業家的各種觀點以及相應的行為選擇。關于年齡與認知的關系，有研究指出，年輕的高管應變能力更強，年齡較大的高管隨時間而累積的關系和經驗更豐富。CSR 與企業日常經營相比有著其自身的特點: CSR 更多關注的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與日常經營中針對具體事務的程序性處理流程不同，它要求企業家具備應對并有效處理這種關系的能力。憑藉自身積累的獨有經驗，年齡較大的企業家在處理這種關系時相對具備一定優勢。并且，隨著年齡增大相對規避風險的傾向也更高，此時年長的企業家更多關注的是財務以及保障，而并不像年輕企業家那樣激進。所以，可以推斷，為保證企業的穩健經營，盡可能周全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并努力做好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潛在于年長企業家經營過程中的一個可能的隱性要求。
企業慈善捐贈行為作為 CSR 的一個方面，相應也就會有更多的考慮。由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 2: 企業家的年齡與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正相關。
\\(三\\) 企業家的任職時間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
高管成員的任期是定性和定量研究最受關注的特征。企業家在企業工作的時間越長，他們將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存寄于組織內外部的各種社會人際關系，以及團隊運作過程中的一些互動信息，從而加深企業家對公司有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所以，較長的任期會提高企業家尋找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進而提升信息交流的數量和質量。企業的社會責任源于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期望，隨著任期的延長，加之利益相關者的覺醒，企業家對這種要求的響應也就會越來越頻繁。一方面這是企業家所接受的各種信息對其決策要求的體現，另一方面這也是企業家進一步鞏固前期成果并維護自身利益的結果。故此，任期時間越長，企業家以慈善捐贈的方式響應利益相關者要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設 3: 企業家的任職時間與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正相關。
\\(四\\) 企業家的性別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
心理學和人口特征學的結論表明，男性企業家和女性企業家在一些人口特征和行為上是有一定差別的。已有研究也發現，女性企業家更在乎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這主要是因為，其一，由于特殊的社會以及經濟背景，女性更容易對社會公益行為表現興趣。Harrigan 調查揭示，很多女性企業家大多有法律、教育以及非營利組織的背景，并且，女性企業家對 CSR 以及少數利益相關者福祉的關注明顯比男性企業家多; 其二，通常在企業的經營上，女性企業家對企業的定位不像男性企業家那樣具有明顯的商業化的導向，這就決定了女性企業家更加關注、平衡并幫助那些被公司發展所忽視的利益相關者。Williams 的研究也曾證實，董事會中女性的比例越高，相應企業的捐贈也就會越多。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設 4: 與男性企業家相比，女性企業家所在的企業慈善捐贈得更多。
\\(五\\) 企業家的職能背景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
職能背景作為一個重要的人口特征變量對企業家的認知有重要的影響。Dearborn 和 Simon 的研究指出，即便情境相同，不同職能背景的管理者仍傾向于使用自己領域的分析方式處理相同的問題。
Hambrick 和 Mason 把企業的內部職能分為兩種: 一種是輸出型職能，強調的是外部導向、重視發現，比如企業研發、營銷等; 另一種是生產型職能，突出的是內部導向、重視控制，比如企業的財務、生產等。研究表明，對那些比較強調環境監測以求柔性適應市場而生存的企業而言，其企業領導者大多有輸出型的職能背景，相反那些僅需內部效率的提升就可以生存與發展的企業，其領導者大多具有生產型的職能背景。照此邏輯推斷，體現在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上就是，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更懂得利用捐贈去影響、改變不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各種觀點和看法。由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 5: 與生產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相比，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所在的企業其慈善捐贈得更多。
\\(六\\) 企業家的社會關聯度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
社會關聯度反映了企業家通過各種組織維持其與各種社會關系的緊密程度。企業家通過參與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一方面可以借這種組織的網絡功能更有效的獲取許多有用的信息資源，另一方面由于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承載著一定的社會公信力，所以，企業家參與這種組織就相當于利用第三方的力量向外界傳達了企業的可信性信號，而這對提升企業的社會資本無疑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在中國特殊的轉型背景制度條件下，許多企業都以與政府部門謀求關系的時候，有某種政府背景的企業家其辦事無疑也就方便得多。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和國家工商總局的一項聯合調查表明，接受調查者當中，將近1/3 的企業家期盼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對 2005 年的中國 100 名富豪作過所謂的“政治地位解析”，其結果是，其中有全國人大代表 9名，全國政協委員 16 名，占總量的 25%。這一數據表明，政府背景對于企業家經營的重要作用。Wer-bel 和 Carter 的研究對此提供了經驗證據，他們指出，那些參加不同基金會的企業，其捐贈明顯要比其他企業要。Useem 發現，“董事網絡圈子較廣或是教育及藝術組織的會員，企業會更多地捐贈”。Ga-laskiewicz 又發現，“如果公司的 CEO、高層管理者以及董事會的成員進入當地企業的社會圈子或接觸促進企業慈善捐贈的市政領導，那么企業的捐贈也會較多”。Bin＆Edwards 還發現，在北卡羅萊納州的 463 家參與洪災捐贈的企業中，“管理者社會資本與企業慈善捐贈正相關”。同樣，在國內，杜興強、郭劍花、雷宇與梁建、陳爽英、蓋慶恩還分別發現: 企業家的政治身份以及政治參與，對慈善捐贈的影響呈顯著性。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
假設 6: 企業家社會關聯度越高，企業的慈善捐贈意愿越強烈。
二 實證研究及其設計
\\(一\\) 樣本選擇及其數據來源
本研究樣本選擇，為滬深股市上市公司，數據來源于 Wind 數據庫，研究區間為 2004—2006 年。并依據下面標準，對原始數據進行篩選: 其一，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 其二，為了研究樣本可靠性和一致性，這里將剔除 PT 類和 ST 類公司; 其三，剔除年報中未公布捐贈支出的公司; 其四，剔除財務數據不合理的公司\\(譬如負債、資產以及費用等為負值\\) 。經過最后篩選，用于本課題研究的公司樣本，數據總量是 3 年總共 1 935 個觀測點。其中，實際控制方為:國有 1 201 個與非國有 734 個。企業慈善捐贈數據系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年報而得; 企業家背景特征的數據通過編碼的方式采集，當存在不確定或把握不準的情況下，通過補充資料并另請管理專業人士協助討論，確定最后的編碼值。
\\(二\\) 變量設計與測量
1． 企業家界定大量研究表明，中國上市企業的法人代表都是董事長，董事長是事實上的企業家，在企業中擁有更多的決策權，因此本文將企業家界定為董事長，這與陳傳明和孫俊華的處理方法一致。
2． 企業家的背景特征對董事長背景特征的具體描述和定義參見表 1。
3． 企業慈善捐贈企業慈善捐贈數額來自企業年報附注中的“捐贈支出”，這與鐘宏武的處理方法是相同的。
4． 控制變量選取依據該領域已經擁有的成果，本研究選取了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資產收益率、企業冗余資源、企業年齡以及年度和所在的行業作為控制變量。文中使用公司年終報表公布的總資產賬面價值的自然對數表示公司的規模，企業年齡通過樣本年份減去公司的成立年份的計算方法而得到。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在本文的計算方法分別是: 企業的總負債除以企業的總資產，企業的總利潤除以企業的凈資產。冗余資源的測定與 Seifert 等使用的方法一致，以企業現金流除以總銷售額得到。此外，由于企業慈善捐贈受捐贈需求影響較大，不同年份其需求有所不同，因此，控制年份是必要的。最后，鑒于行業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在行業的劃分上，我們根據證監會公布的行業大類，屬于該行業賦值為 1，否則為 0，從而設置相應的虛擬變量。
\\(三\\) 模型建立
由于本文數據源于上市公司年報，而對于捐贈支出，有的企業可能并沒有披露，如果以公布捐贈支出的企業進行分析的話，那么就存在樣本選擇的偏誤。參照劉西川等的計量方法，本文建立如下的TobitⅡ模型:
其中，Xi為企業家背景特征向量，Control _Varablesi 為控制變量向量。研究中，將全部變量放在.0一個模型中進行回歸，當然，首先要將各特征變量單獨進行回歸。
三 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 企業家背景特征
從表 2 可以看出，董事長的教育水平較高，大都為本科以上，且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其教育水平稍高于非國有控股企業。企業家的平均年齡為 47歲，兩相比較，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年齡要大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從任職時間上來看，不同企業性質相比較，其結論與年齡有類似的結果。再者，企業家大都為男性，而且無論國有控股還是非國有控股企業都存在這一現象。就職能背景而言，不論企業的性質，企業家大都是生產型的職能背景。具體到社會關聯度，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要比非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高。
\\(二\\) TobitⅡ回歸分析結果
1． 企業家特征與企業慈善捐贈
利用前文界定的研究樣本對建立的模型進行回歸時，我們先分別將企業家的教育水平、年齡、任職時間、性別以及職能背景各個變量單獨放入模型，最后將所有這些解釋變量放在統一模型中進行回歸，具體回歸結果如表 3 所示。從表 3 可以看出，企業家教育水平與企業慈善捐贈正相關且顯著性水平高于 0． 05，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企業家教育水平越高，企業社會決策中捐贈考量亦增加，相應企業捐贈意愿也就越強，從而假設 1 得到了支持。同時，假設 5 也得到了支持，即: 相比于生產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所在的企業將會捐贈得要多一些。此外，回歸結果還顯示，企業家的社會關聯度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也是顯著正相關的，即假設 6 得到支持。
至于企業家年齡、任職時間以及性別，則與企業慈善捐贈的關系并不顯著相關，這意味著，假設 2、假設 3 與假設 4 未通過統計檢驗?？刂谱兞糠矫?，企業規模越大或者企業收益越好，企業捐贈的也越多。其他控制變量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之間不呈現顯著的統計關系。
2． 企業性質、企業家特征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
進一步區分不同性質的企業之后，回歸結果表明，兩類不同性質的企業，企業家背景特征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之間關系有相同的地方，但同時差別也比較明顯，參見表 4 與表 5?？傮w來看，兩種情況下企業家的教育水平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兩者間的差異在于，對國有控股企業而言，除企業家教育水平外，其他背景特征變量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之間均無顯著的統計關系。非國有控股企業則不然，除企業家性別與慈善捐贈行為之間關系不明顯外，其他各變量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均呈現顯著的統計依存關系。
具體而言，其一，區分了不同的企業性質之后，企業家的受教育水平均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正相關\\(p ＜0． 01\\) ，這與前面總體樣本的回歸結果相同，進一步，這也預示，提升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企業家的捐贈意愿，從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以此預測企業的總體捐贈表現。其二，企業家性別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之間的關系也進一步得到確證，即不論是國有控股還是非國有控股企業，企業家的性別均與捐贈量無顯著的統計依存關系。這與 Schnake、Williams 和 Freden-berger 研究的結果明顯不同，其中可能的緣由在于: 一是，樣本上的問題，相比于國外企業，國內大多企業家更多是男性，在捐贈行為的企業家性別比較上，應有的差別統計上難以顯示出來。二是，即便女性比男性企業家有更大的捐贈可能，但因受各種社會環境及自身其他因素的裹挾，這種捐贈上的性別差異不是很明顯。
其三，雖然總體上企業家的職能背景以及社會關聯度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顯著正相關，但區分企業性質之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這種關系依然明顯\\(p 值均小于 0． 05\\) ，國有控股企業的這種關系則不成立\\(估計系數分別為 －0． 025 和 0． 164\\) 。這也從側面進一步表征了國有控股與非國有控股企業之間行為上的差異。
就社會關聯度對捐贈行為的不同影響而言，可能有兩個方面原因: 一是對國有控股企業來說，隨著國有資產保護的加強，特別是 2004 年以來，對于如何切實有效地保護國有資產流失的深入討論，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對于企業資產的各種處置行為的態度變得更謹慎，相反，民營企業家則較少有這方面的約束。二是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目前一定程度上采取的還是政府任命的方式，不同企業家有對應的行政級別。作為代言人，為迎合政府意愿，保住甚至發展自己今后的事業，他們更多還是依政府相關文件為依據。于是，為免受“敗家子”的罵名以及依規則辦事，對于像捐贈一類的企業行為，許多企業家也就較少體現自己的主觀意圖。即便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有某種“捐贈情結”也很難在現實中體現出來。與之不同，民營企業家則完全可以利用捐贈來影響企業的不同利益相關者以實現企業的特定目標。
對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家來說，輸出型職能背景比生產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捐贈要多，這一點再次得到驗證。這也說明，那些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在企業經營中有更多使用捐贈的策略傾向。這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解釋: 一是在我國轉型經濟背景下，比如許多民營企業為獲取政府等權力部門的合法性認可，使用的一種便捷策略，即通過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以接近他們并期望達成自身目的，實際上這也可以從許多各形各色的民營企業捐贈方式看出來。在中國這個“關系”的社會里，鑒于兩者本質上的差異性，不難得出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要比生產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更擅長、并嫻熟于使用這種策略的結論。二是依據領導理論，有輸出型背景企業家的企業，因其更多的社會活動以及人際交往的影響，相應地其所在企業也就會受到更多的媒體與輿論的關注。于此，一些非營利組織也就會有更大可能向他們募捐，并取得慈善捐款。
其四，總體上企業家年齡以及任職時間與慈善捐贈行為沒有顯著的統計關系，但區分企業性質之后，回歸結果顯示，雖然國有控股企業的這種關系依然不顯著\\(估計系數分別為 0． 062 和 0． 193\\) ，但非國有控股企業兩者之間正相關關系卻有一定的統計支持\\(p 值均小于 0． 1\\) 。這種結果同前面職能背景以及社會關聯度與慈善捐贈行為之間的關系有共性之處。同樣，其解釋可借用前文說明，國有控股企業的捐贈行為因受制于諸如捐贈量上的要求、對象的限制以及嚴格的審批等各種因素，不論年齡還是任職時間的考量，許多企業家寧可明哲保身抑或寧少惹事也不愿多事，從而避免“自找麻煩”。非國有控股企業則不然，由于有著相對更多的自主權，以及企業家自身隨著年齡的增大和任職時間的延長，各種社會認知、經驗的相應積累，加之 CSR 廣泛傳播和戰略性責任的提出，從事諸如捐贈等社會責任的民營企業就會明顯增多。
\\(三\\) 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通過采取有關變量的其他指標，我們進一步對本文的實證結論予以檢驗。參考陳玉清等使用的方法，利用收付實現制編制的現金流量表的數據，對有關控制變量重新進行了衡量，不區分企業性質時自變量的回歸結果和前文相同。區分企業性質之后，回歸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
四、 結論
一般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也應該相應地承擔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包含有道德的因素。因此，企業家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促進社會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中國的轉型經濟呈現的是一種不同于西方完善市場經濟的特殊制度環境。在這種條件下，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受其高管特征的影響如何，以及哪些特征對 CSR 表現的影響更為顯著，這些都有待實證研究予以進一步揭示。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總體而言，企業家的教育水平、職能背景以及社會關聯度與捐贈量之間顯著正相關。隨著 CSR 的縱深推進，在借慈善捐贈以形成企業競爭優勢的過程中，這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中的慈善運營團隊構建、CSR 經理的選拔等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就企業家教育水平這點而言，提供的一個重要信號是，大力營造社會責任氛圍、加強 CSR 宣傳以及教育，對于提升 CSR 履行層次和水平很有必要。區分企業性質之后，國有控股企業只有企業家教育變量與捐贈量之間仍呈顯著正相關，非國有控股企業中企業家的教育水平、年齡、任職時間、職能背景以及社會關聯度與捐贈量之間有顯著的正向依存關系，這表明，企業的性質是影響企業家背景特征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調節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