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從歷史長河來觀察，人口的消長往往和地區文明的興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口變動不僅成為史學家考察各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歷程的主要維度，也是經濟學家們構建經濟增長模型的關鍵要素。但在以往的研究中顯然忽視了人口要素變化對家庭發展影響的重要性。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家庭都是社會成員最重要的福利資源。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來的正規或非正規的社會保障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責任。同時，家庭作為對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直接影響的社會單位，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私人領域轉入半公共領域，成為了和社會經濟各系統直接發生作用的地方。國際上也特別注重家庭發展和相關福利政策，并將其作為現代公共服務和社會政策得以落實的重要著力點。在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家庭發展能力也受到政府和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①。
在經歷了 30 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和生育率下降之后，中國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又一次受到人們的關注。與改革開放初期擔心人口的快速增長不同，當前我們更多的是需要估算生育率下降以及當前低生育水平背景下②計生政策實施的影響效應：
（1）中國的人口轉變并不純粹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獨特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不同于其他國家，那么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城鄉家庭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2）雖然學術界對具體的低生育水平值存有爭議，但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是不爭的事實，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會對中國家庭的長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3）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中國家庭的稟賦、結構和發展策略做出了怎樣的調整？是否會影響到家庭發展的可持續性？
諸如此類的問題，從立法者到管理者、從學術界到普通民眾，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已提出的觀點及建議主要建立在常識性認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就計劃生育政策效應的理論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是在馬寅初人口論的框架下，估計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控制效果，討論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討計劃生育政策體制完善的技術性問題，在這些領域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如何從家庭發展的角度去認識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以往的研究則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經驗研究尤其是以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為基礎，深入細化的實證研究較為少見。因此，從家庭發展能力的理論視角，立足于經驗數據分析的實證研究，將會有助于人們更深入、更精確地認識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了怎樣的家庭發展效應，以及家庭又如何適應這種影響，并為這一政策的完善提供具有針對性的策略、路徑和方法。
2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背景下的家庭發展能力：理論與假說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有力實施，中國的人口要素（婚姻、生育、死亡）以及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發生了重要變動，不同類型家庭成員的生存條件和關系方式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家庭發展能力。我們首先對家庭發展和家庭發展能力進行界定和解析，然后理論探討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效應。
2.1 家庭發展能力：理論與分析框架
家庭的發展不僅僅涉及家庭結構、經濟水平等因素，還應重視家庭自身能力的建設。本研究所提出的家庭發展能力理論和分析框架是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論和家庭可持續生計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家庭發展能力是家庭根據所處的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和發展任務，利用自身擁有的稟賦、權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求更高生活水平和家庭發展可持續性的綜合能力。家庭發展能力建立在家庭發展權利、家庭稟賦和家庭策略基礎之上，以實現家庭生活狀況的改善和家庭發展的可持續性為根本目標。家庭發展能力取決于許多因素，特別是家庭的稟賦狀況以及政策、體制和過程所設置的制約或提供的機會。
這些資源與策略既包括家庭發展受到威脅的家庭及家庭成員采取的短期措施和手段，也包括其所在地區和國家的政策以及國際社會所制定和實施的長期措施和社會支持。家庭發展能力和家庭功能有著本質的不同。家庭功能主要表現在保持家庭的完整性，滿足家庭及其成員的需要，實現社會對家庭的期望等方面，重點強調的是家庭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為各個成員所能提供的各種有形或者無形的支持。而家庭發展能力強調的是如何整合家庭內外資源、充分發揮家庭成員力量以實現家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家庭稟賦、家庭功能①和家庭策略是構成家庭發展能力的核心要素。作為家庭發展能力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家庭稟賦、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又不能彼此替代。家庭稟賦表征家庭擁有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自然資本，是家庭擁有選擇機會、選取發展策略和應對風險環境的基礎；家庭功能反映家庭的關系結構、反應靈活性、家庭成員交往質量以及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等；家庭策略也是家庭發展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對發展機會的把握及開展的一系列活動的組合。家庭稟賦可以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為家庭功能的完善提供相應的支持；或者在家庭受到外力沖擊時，通過家庭策略的調整來整合外部資源，實現家庭發展的社會化和可持續性。
家庭發展能力還體現為一種承受外力沖擊和損失的潛能，涉及到家庭承受、應付、抵抗外力沖擊以及從這些影響中得以恢復的能力。外力沖擊可以表現為突然的自然災害（如旱災、洪水）、經濟蕭條（如失業率、價格變動）、家庭成員健康或生命受到威脅（如流行病、車禍等）以及政府政策的調整（比如生育政策）等，它們直接影響到家庭稟賦和家庭功能。當面臨外力沖擊時，家庭會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策略來保障家庭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生計安全。根據所受沖擊力和自身恢復力的不同，家庭會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人口要素的變化會影響家庭發展能力，尤其是強制性人口政策的影響更為明顯，它不僅導致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以及不確定性風險的增加，也會導致代際之間、家庭與社會之間資源和風險的非均衡性分配。對于農村社會來說，家庭土地一般是基于人口數量來分配，人口要素的變化會影響到家庭自然資本。在強制性人口轉變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和家庭類型的核心化，將導致中國家庭生產功能、家庭保障功能和家庭生育功能的弱化。具體的理論分析框架如圖 1 所示?！緢D1】
2.2 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研究假說
構建家庭發展能力衡量指標的基本目的是把復雜的、抽象的家庭發展能力概念變為可以度量、計算和比較的數據，以測算計劃生育政策的家庭發展效應。根據前面對家庭發展能力理論內涵的分析，我們以家庭稟賦、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三個構成要素為基本框架統籌考量家庭發展能力，然后融合中國人口轉變及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效應的實際情況，對指標作進一步的分解。
2．2．1 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稟賦的影響家庭稟賦是構成家庭發展能力的重要因素，為實現家庭可持續性生計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動力資源。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稟賦的直接影響是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從而在短期內影響家庭收入和資產狀況，從長期來看還會影響家庭人力資本狀況、家庭土地數量、家庭社會網絡等。從已有研究來看，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稟賦的長期影響效應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生育率的下降會導致家庭勞動力數量的減少，但是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衡量，其生產能力又有所提高；由于農村土地承包期限擴展到30 年甚至更長時間，所以生育率對家庭土地數量的影響要根據當地租賃市場發展狀況來確定。在缺乏內生技術增長時，新古典經濟模型中均衡的工資水平將由人口增長率決定，較高的生育率降低了均衡的資本勞動比，從而降低了均衡的人均收入水平。
假說 １：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會影響家庭稟賦狀況，尤其會在短期內增加家庭人均收入。
2．2．2 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功能的影響計劃生育政策作用下中國生育率和出生性別比變動顯著，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死亡率、結婚率、離婚率以及老年人與已婚子女一起居住的傾向發生了變化，婚姻家庭也一改過去傳統的、單一的模式，逐漸朝著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的方向發展。家庭規模不斷縮小，提供給家庭成員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支持和資源也逐漸減少，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被迫實現社會化，這種過程在中國遠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加深刻和迅速。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弱化家庭生產、生育功能的同時，也降低了家庭的養老能力，使反哺模式由于資源的限制而不能有效地運作，家庭養老需要尋求其他的方式以實現替代。
在中國，儒家文化所強調的“孝道”強烈體現了“養兒防老”這一家庭保險機制。由于預期壽命延長了，養老花費也將增加，而計劃生育政策破壞了家庭在養老方面的傳統角色，儲蓄是養老的唯一手段。由“外生”引起的生育減少會激勵父母把更多資源轉變成儲蓄和其他的財富積累形式，以支持他們的老年生活。Modigliani 和 Cao更加明確指出，孩子是生命周期儲蓄的有效替代物，中國從 20世紀 70 年代起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后，作為孩子替代物的生命周期資產積累就變得更為重要。
假說 ２：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導致家庭功能的弱化，出于對家庭養老功能的替代，父母會通過增加儲蓄來整合社會資源。
2．2．3 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策略的影響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導致人們在當前消費和未來消費之間、生育數量和生育質量之間進行選擇，也會影響人們對自身投資以及對子女投資的權衡，包括對時間和金錢的重新分配。子女數量的減少，父母才有更多的時間和資源實現自身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利他的模式分析框架下，家庭生育決策類似于耐用消費品的購買決策，其消費的代價體現為父母投入的教育資源和照顧時間，因此父母必須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進行消費和生育決策的權衡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中國家庭的孩子數量是外生給定的，孩子的人力資本又不影響父母的終身消費，在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趨勢下，家長重新進行現期和將來消費的權衡并不會影響對孩子的教育投資。
假說 ３：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不僅僅會導致人口生育率的降低，還會增加家庭收入多樣性和人力資本投資比重。計劃生育政策越是嚴格的地區，家庭人均人力資本投資所占比重就會越高，而家庭收入多樣性也會趨于增加。
2．2．4 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實施，對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會明顯迥異于生育率快速下降階段。在生育水平較高的時期，如果一個家庭少要一個孩子，那么，可供原來每個家庭成員利用的資源就會增加，父母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工作和實現自身人力資本的積累。由于子女數量的減少，父母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的比重也會有所增加。但是如果家庭多要一個孩子，家庭人均資源量會減少，總消費會增加，父母可能延長工時以獲取額外報酬。但是當低生育水平變成常態，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實施，不僅會抑制人們正常的生育意愿，而且限制的生育行為大多是家庭根據實際需求做出的理性選擇。
根據上述研究，我們得到:假說 ４：在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繼續嚴格執行會強化影響家庭發展能力的負效應，而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的正向影響效應會逐漸弱化。
3 研究設計與模型構建
3.1 研究設計
本文試圖擴展以往單純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家庭發展與生育率“負向關系”的驗證性研究，進一步討論家庭功能、家庭稟賦和家庭策略同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關系，多維度回答“計劃生育政策如何影響家庭發展能力”這一問題。以往文獻中之所以很少涉及到對家庭發展的綜合研究，主要由于兩個原因，一是對家庭發展綜合衡量的困難性，二是既能體現家庭個體差異又可以體現家庭發展的時序數據的難獲得性。所以研究家庭發展的大量文獻，往往簡單地以家庭人均收入或者家庭結構作為衡量家庭發展的指標，或者只是定性地描述家庭的發展和變遷。但是家庭發展絕對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不是家庭人均收入能完全體現的，家庭結構也只是衡量部分家庭功能的載體。在本研究中我們基于前文對家庭發展能力理論的分析，利用家庭稟賦、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三個要素來綜合衡量家庭發展。
由于家庭不僅存在地區差異，而且也在隨著時間發展變遷，所以家庭抽樣數據即使樣本很大也難以同時滿足這兩個要求。在分析微觀數據時還要考慮到家庭生命周期，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家庭，家庭發展特征存在很大的差異。另外，某一家庭生命周期的階段性演變很難通過統計調查的方式獲得；即使能夠獲得一定數量的全生命周期家庭樣本，由于不同家庭在發展階段上的特征性差異，也很難進行橫向比較。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中國歷年分省的城鄉家庭戶調查數據，每年抽樣數超過 13 萬戶，時間跨度為 20 年。在大樣本、長時期的抽樣框架里，我們可以將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家庭特征進行疊加，綜合考察不同年份的家庭發展能力變動趨勢和影響機制。
本文還重點研究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2002 年 9 月 1日起，《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開始實施，我國的計劃生育更加有法可依，也標志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基本穩定和成熟。另外，近 10 年來，中國低生育水平逐漸趨于穩定，在 1．34～1．51 之間波動。1990 年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一直在下降，到 2002 年后人口生育率便穩定在 12‰左右。另外，從 2003 年開始中國城市房價開始快速上升，住房支出占城市家庭支出的比重也有所增加，在模型中我們用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來控制房價上漲的影響效應。由此，我們選取 2003—2010 年的人口低生育率穩定期，來表示穩定的低生育水平狀態，單獨構建面板數據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建立家庭發展能力估計方程，通過實證來討論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簡化形式的一般估計方程如下：【1】
上面兩個方程中，下標 i 代表地區，t 表示時間，μi為觀察不到的地區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因變量 FPC 表示家庭發展能力，核心自變量 cfpit表示計劃生育政策，ctmit表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其他是一組潛在的影響家庭發展能力的控制變量。
pgdp 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tie 表示地區進出口貿易額總量，pfa 表示地區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pg表示地區專利申請授權數，dr 表示地區人口死亡率，east 表示東部地區，midd 表示中部地區。
由于家庭發展能力構成要素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性，我們根據變量散點圖分布特征，對不同方程中的自變量進行了處理。在一般估計方程中，對家庭人均資產做回歸時，tie 取了對數。對恩格爾系數做回歸時，tie 取了對數，未引入 dr。對家庭儲蓄做回歸時，pgdp、tie 取了對數。對家庭規模、收入多樣性、教育投資、生育安排做回歸時，pgdp、tie、pfa、pg 取了對數。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效應估計方程中，我們對 pgdp、tie、pfa、pg 皆進行了對數處理。
計量模型選擇步驟為：首先，通過 Hausman 檢驗在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中做出選擇，其次，通過 Breusch－Pagan 檢驗在混合估計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之間做出選擇。對于 Hausman 檢驗無法判定的模型，亦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本研究中作為個體的地區是隨機的，各地區差異性特征能夠影響到家庭發展能力；模型中的某些關鍵變量是不隨時間的變化而改變的，如社會保障制度、地區劃分等虛擬變量。在使用 Stata12．0 對家庭發展能力決定函數計量模型進行 Hausman 檢驗時，結果顯示 Hausman 檢驗無法判定，綜合 Breusch－Pagan 檢驗結果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決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
3.2 變量設置與操作測量
3．2．1 因變量設置及其操作測量
（1）家庭稟賦。家庭稟賦是家庭生計發展和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質基礎，在本研究中我們利用家庭人均年收入①和家庭人均資產來衡量。家庭人均年收入是經濟流量概念，體現當前家庭的收入能力；在計量模型中，考慮到線性變換，以個人年總收入的自然對數引入模型。
家庭人均資產是經濟存量概念，是一個家庭長期生活水平的積攢和顯示，又是一個家庭持續發展的物質保證和基礎。在統計模型中，我們使用城鄉家庭人均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來測算。家庭人均資產的獲取方法為：統計各地區城鄉家庭每百戶中所擁有的生產型資產和消費型資產，將擁有某項資產的樣本比例 p 標準化為數值 Z，由 Z 的相對大小來決定權數 W，然后與家庭中所擁有的各項資產的數量進行算術加權平均。
（2）家庭功能。按照經典的家庭現代化理論，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是家庭功能的物質載體，而家庭規模的大小也是家庭結構變動的結果，所以在本研究中我們利用家庭規模作為家庭功能的替代變量。家庭規模的具體統計指標為平均每個家庭戶②的人口數。一般來說，家庭規模越大，家庭的結構和功能就越完善。
根據已有研究發現，隨著家庭生產功能、家庭生育功能和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家庭儲蓄額度在逐漸上升，作為對家庭部分功能喪失的替代。在本研究中我們也引入家庭人均儲蓄率作為家庭功能的另一替代變量。關于居民儲蓄率的度量方法很多，如采用金融儲蓄與實物儲蓄之和再除以 GDP或居民收入、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減去當期居民消費支出后再除以當期可支配收入、居民儲蓄除以居民收入、居民儲蓄除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結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數據可得性，本研究中的家庭人均儲蓄率是指各地區城鄉家庭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農村為人均純收入） 減去當期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費支出后再除以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費數據取自 GDP 核算中支出法的居民消費數據，指家庭戶對貨物和服務的全部最終消費支出。那么在我們設計的儲蓄變量里就不僅僅包括狹義的銀行存款，也有人們對于商業保險的購買以及長期投資等。
（3）家庭策略。家庭策略是人們對資產利用的配置和經營活動的選擇，包括了生產活動、消費選擇、投資策略和生育安排等，以便實現家庭的發展目標?？紤]到生產活動的最終體現是家庭收入來源，消費選擇也是由收入能力所決定，所以在模型中我們引入家庭收入多樣性變量。一般來說，收入多樣性有利于分散家庭經營風險，提高家庭稟賦的利用效率。借鑒生態系統多樣性指數研究③，我們采用 Shannon－Weaver 公式來測度家庭收入多樣性：【3】
式（3）中，H 為城鄉家庭收入多樣性；pi為各類收入來源的比例，收入類別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式（3）不是一個單調函數，對給定收入來源的組成而言，各種收入來源分配越接近平等，則多樣性越高，家庭抗風險沖擊能力也就越強。
另外還引入家庭人力資本投資和生育安排兩個變量。家庭生育安排和人力資本投資都是實現家庭發展可持續性的必要條件。具體的統計指標為城鄉家庭平均每人教育消費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和某地在一個時期內出生人數與平均人口數之比。
主要變量及其測量情況見表 1。
3．2．2 自變量設置及其操作測量計劃生育政策是本研究的核心自變量。對于一項實施了 30 多年的全國性政策①評估的重點和難點是如何界定和衡量這項政策。在已有文獻中，學者們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指標：如汪偉使用的人口增長率和石人炳使用的總和生育率，這兩個要素確實都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影響，但其他社會經濟因素也在發生作用②。Eberstein建議使用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罰款和對多孩的追加罰款作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替代變量，但是在中國不同的省份對超生的定義不同，由于地區間發展水平的差異對罰款定額也不同。周俊山和尹銀考慮到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多元化，他們借鑒郭志剛等的研究，根據各地區計劃生育政策和具體做法，將中國各個省份的計劃生育政策分為 4 個類別以虛擬變量的形式引入模型。這種方法有助于捕捉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地區差異性，但同時也失去了在時序上政策的變動特征，以及組內地區政策差異性。從 20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結合各地的不同情況，我國的生育政策出現了多元化的狀態。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制定及其操作過程中，實施各種計劃生育手術是一個重要環節和手段。由于人們對該項手術本能的排斥性，各地區年度實施各種計劃生育手術的人口占育齡人口③的比重，是反映各地區不同時期生育政策力度比較理想的變量。我們選取各地區年度實施各種計劃生育手術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替代變量。在計劃生育手術中，實施男性或者女性絕育手術是最為嚴格的。具體做法為：用手術把輸卵管或者輸精管切斷，使得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達到永久避孕的目的。這種手術不僅會帶來被手術者身體的痛苦，而且還有可能導致永遠絕育，手術并發癥發生率相對較高。所以這種手術必須在強壓的政策下才能得以實施，并且對于計生部門和接受手術者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計劃生育政策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有一定的實施彈性，嚴格程度也就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性。一些地區為了實現計生控制目標，強制實施絕育手術的比重也就相應更高，這些地區的計生政策在執行上也就更為嚴格。在本研究中我們選取地區內實施絕育手術人口占育齡人口的比重來體現更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
3．2．3 控制變量根據家庭現代化理論，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城市居民比重的上升，會導致總體的家庭稟賦和家庭策略可選擇性的增加。為了克服由于遺漏變量可能造成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在回歸方程中進一步控制了可能影響家庭發展能力的其它潛在變量：如人均 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貿易總額、專利數等。我國住房制度、低保制度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始于 1998 年下半年，所以本文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設為虛擬變量，1999—2010 年份設置為 1，1991—1998 年份設置為 0?？紤]到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間的社會經濟各要素的差異性，我們將全國按照東中西進行劃分④，以虛擬變量的形式引入模型。
3.3 數據介紹與變量描述
本文使用 1991—2010 年中國分省面板數據。之所以選擇 1991—2010 年的數據，是出于兩個原因。（1）從 90 年代初開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基本穩定下來，并逐步形成現行的生育政策。截至 1991年，大陸除新疆、西藏是由政府頒布計劃生育規定外，其余省、區、市都頒布了由地方人大通過的計劃生育條例。各地計劃生育條例把多年來在實踐中創造的，并已證明確實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和具體做法用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政策的執行方式也轉變為以優質服務、利益導向機制和行政干預相結合的模式，并且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領導干部計劃生育工作責任制度。（2）1992 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1993 年之后，中國市場化改革進入深化時期，糧食流通體制、城鎮就業體制方面的改革，不斷深化和拓展。
家庭發展數據來源于城鄉居民調查數據，由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組織實施，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城鄉家庭人口及其構成、家庭現金收支、主要商品購買數量及支出金額、勞動就業狀況、居住狀況和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等。城鎮住戶調查①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確定，首先根據各城鎮規模和人口累計數確定各市區的樣本分布，然后在選定的區域內隨機抽樣，截止 2010 年底，參加國家匯總的城鎮調查樣本量為 65000 戶。農村住戶調查是以各?。ㄗ灾螀^、直轄市）為總體，直接抽選調查村，在抽中村中抽選調查戶。綜合運用多種抽樣方法確定住戶調查網點。農村住戶調查網點分布在全國 7100多個村，共抽取了 68000 多個樣本農戶。住戶調查在95％的概率把握程度下抽樣誤差不超過±3％。國家統計局各調查總隊及抽中市、縣調查隊依據國家統計局統一制定的城鄉住戶調查方案收集資料，逐級審核，由國家超級匯總。本研究使用的是全國層面的分省和分城鄉匯總數據，各省家庭要素的人均值保留了家庭的整體特征。家庭數據來源于1992—2011 年《中國統計年鑒》。
體現計劃生育政策的采取各種節育手術比重的年數據取自 1993—2011 年 《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1 年數據取自《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年鑒1992》。兒童撫養系數、老年撫養系數和人口死亡率 1990—2001 年數據取自《1990 年以來中國常用人口數據集》，2002—2010 年數據分別取自2003—2011 年《中國統計年鑒》。實際人均地區GDP，地區固定資產投資額、各地區專利申請授權數、進出口貿易總額、城鄉人口比重等數據皆取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和 2010—2011 年《中國統計年鑒》。
另外，由于統計數據年度跨度較大，少數年份的某些指標會缺失，本文采用了常用的數據彌補方法，如果兩個年份之間有缺失數據，我們就用這兩個年份的均值來代替缺失值。為保證數據口徑的相對一致性，重慶與四川合并，西藏由于部分年份數據缺失未引入，數據時間跨度為 20 年（1991—2010年）。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我們以 1981 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作為基期的價格指數，對 1991—2010 年的分省城鄉名義數據進行了調整，形成以 1981 年為基期的實際數據。實證分析中變量的統計描述見表 2。
4 計量分析
4.1 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
表 3 給出了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影響的估計結果，總體來看，在控制了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技術進步、對外開放度和地區差異等因素條件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家庭發展能力產生了重要影響，且都在 1％統計水平上顯著。
分因素來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人均資產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計劃生育政策強度每增加1％，城鄉居民的家庭人均資產稟賦值就會增加0．796 單位，相當于人均資產總平均值（66．851）的1．19％。而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恩格爾系數的影響顯著為負，計劃生育政策強度每增加 1％，城鄉居民的家庭恩格爾系數就會降低 0．272 個單位。作為家庭生活水平綜合反映的恩格爾系數，其值越小，該家庭當期的生活狀況往往越好。
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功能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回歸結果顯示，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規模和家庭人均儲蓄分別是負向影響和正向影響，且都在 1％統計水平上顯著?？梢?，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家庭規模一直呈現縮小的趨勢，承載于其上的家庭功能也在逐漸弱化。在控制住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等潛在因素的影響效應后，計劃生育政策也導致家庭人均儲蓄率的上升。也就是說，人們開始以儲蓄、購買商業保險等形式，來彌補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部分家庭功能的缺失，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家庭功能弱化效應。該結論正好印證了我們的假說 2。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也會影響家庭的策略選擇?；貧w結果顯示，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收入多樣性和家庭教育投資都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說，計劃生育政策一方面會導致家庭收入多樣性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家庭提高教育投資比重。前者可以分散家庭經濟風險，而后者也是家庭對未來發展的投資，可以增加家庭發展的可持續性。另外，計劃生育政策還會顯著影響家庭的生育安排。作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根本目標，人口出生率會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逐漸下降。
雖然中國政府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但一些文獻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生育觀念的變化，中國的生育和人口增長可能呈現內生化傾向①，那么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的影響也有可能存在內生性。根據以往對政策效應評估的文獻，我們將滯后一期的計劃生育政策設置為工具變量。表 4 給出了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內生變量的估計結果，Hausman 檢驗值顯示可以在 1％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即計劃生育政策確實存在內生性。
計劃生育政策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顯著程度基本上都沒發生變化，但是簡單將計劃生育政策看作是外生的，顯然低估了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生育選擇的影響。
綜合來看，計劃生育政策會導致人們生育率的持續降低，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生活水平會得到提高，但是家庭規模的縮小也導致了家庭功能的弱化和家庭不確定性風險的增加。在這種狀況下人們選擇的家庭策略是增加儲蓄，擴大家庭收入的多樣性，以分散家庭風險；并且還會增加家庭教育投資的比重，以增強家庭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在孩子數量減少和生育能力喪失風險的影響下，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會增加，這一方面體現了貝克爾的子女“數量-質量”替代，另一方面也是父母對未來家庭養老能力的一種投資。
4.2 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如何影響家庭發展能力
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稟賦的影響是消極的。估計結果顯示（見表 5），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家庭稟賦來說是外生變量，該政策對家庭人均資產值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對家庭恩格爾系數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說，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會導致家庭當期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且在長期也會減少家庭對物質資產的積累。
從家庭功能來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均儲蓄率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對家庭規模的影響并不顯著。然而，Hausman 檢驗顯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家庭功能因素來講是內生變量。工具變量法估計結果顯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家庭規模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對家庭人均儲蓄率的影響并不顯著。這一結果出乎我們的預料，可能的解釋是：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帶來家庭對生育控制的“反彈”，由于家庭多是獨生子女，所以分家的比重減少了，多代同行的比重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養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復，所以對儲蓄養老的依賴性也就開始減弱。
從家庭策略來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收入多樣性和家庭教育投資都有著正向影響，且都在 1％統計水平上顯著。雖然 Hausman 檢驗顯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家庭策略因素來講是內生變量，但在工具變量估計結果中，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符號和顯著性都沒有明顯變化，只是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教育投資比重的影響力度明顯被高估了。
工具變量估計結果也顯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生育安排的影響并不顯著。這一結果顯然有悖于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宗旨和預期效果。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需要社會承擔更高的成本，它不僅僅需要相關政府部門耗費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且還存在導致政府和民眾之間矛盾激化的風險。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曾經為抑制人口過量增長而設計的嚴格計劃生育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局限性和作用遞減現象。
綜合來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會產生明顯的生育下降效應，對家庭功能變動也不會發生作用，并且和一般性計劃生育政策相比，其對家庭教育投資和收入多樣化的促進作用在減弱，還導致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家庭資產積累的減少，家庭儲蓄率也沒有得到增加?？梢?，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僅僅導致家庭未來不確定性風險的增加，而且弱化了家庭通過儲蓄、多樣化收入等方式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
4.3 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如何影響家庭發展
在 1990 年代，我國生育率已經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00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但是學術界和政府對確定的低生育水平值以及未來走勢的判斷存有很多的爭議。我們關心的是在這種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實施會對中國家庭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根據人口出生率的變化趨勢分階段來考察①。（1）在 1991—2002 年這個時期，屬于中國市場轉型初期，和 20 世紀 80 年代相比，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力度和影響效應得到進一步加強。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家庭生活水平改善以及家庭物質資產的積累，人口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在這一過程中家庭規模在縮小，承載其上的家庭功能也發生了弱化，作為對部分家庭功能的替代人們開始增加儲蓄，并且提高了家庭教育投資比重。工具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在這一階段，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收入多樣性并沒有顯著的影響。
（2）2003 年后，中國接近極低生育水平并逐漸趨于穩定。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內生變量的估計結果顯示①，Hausman 檢驗 p 值大于 10％，即計劃生育政策不存在內生性。這一時期，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的影響效應明顯異于前一階段。
從家庭稟賦來看，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人均資產和家庭恩格爾系數依然分別有著顯著正向影響和負向影響，但是和前一階段相比影響系數分別擴大了近一倍，可見在這一時期，計劃生育政策的家庭經濟發展效應更為明顯。
從家庭功能來看，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效應和前一階段也有著明顯的差異，該政策的繼續實施對家庭規模變動并無顯著的影響，但是對人均儲蓄率影響效應卻轉變為負向，且在 1％統計水平上顯著?？赡艿慕忉屖?，在上一階段，家庭規模隨著計劃生育的實施逐漸縮小到一定程度就會趨于穩定，那么受影響的家庭功能也會逐漸趨于穩定，人們會把更多的收入用于當期消費，改善生活水平。家庭規模的穩定是統計意義上的，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持續降低，部分家庭還在繼續縮小，另一方面，由于獨生子女的增加，子女分家的比重會減少，三代同戶的家庭數量也會增加，以彌補子女減少導致的部分家庭功能的弱化。這也是計劃生育導致人均儲蓄率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家庭策略來看，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出生率依然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和上一階段不同，這一時期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收入多樣性有著正向促進作用，且在 1％統計水平上顯著。這是由于，在當前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化，還會導致人口出生率持續降低，人們為了規避未來不確定性風險，就會傾向于多種收入途徑，以分散家庭經濟風險。出乎我們預料的是，在這一時期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教育投資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應。
5 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所提出的家庭發展能力理論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是在家庭發展理論和家庭可持續生計理論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理解人口要素變化引起的家庭問題并給予相應的解決方案的分析框架，源于強調家庭發展的綜合性理念。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計劃生育政策的有力實施不僅有效地控制了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和規模，而且對中國居民的家庭發展能力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它限制了人們的生育選擇權利、改變了不同家庭的要素構成和策略選擇空間。但是，中國計劃生育制度，尤其是逐漸演化出的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的實施具有生育限制和家庭發展能力再造的雙向維度。迄今為止，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家庭規模的縮小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等，雖然部分改變了家庭發展的稟賦構成和權利空間，但就家庭發展能力的本質特點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變，中國家庭在自身的結構調整和策略重組中延續和發展。
以家庭發展能力為理論框架為研究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效應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從這一視角和經驗事實出發，我們看到，自上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改變的不僅僅是人們的生育行為和生育觀念，而且影響到家庭的稟賦積累、結構功能和策略選擇。進入 21 世紀，雖然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手段和具體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該政策控制人口生育率的根本宗旨并沒有發生改變，對于穩定低生育水平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穩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實施短期內有助于提高人們家庭生活水平和保持收入多樣性，但是長期來看，該政策所導致的儲蓄率的降低和家庭教育投資的減少并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續發展。實證結果還顯示，更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如今除了生成家庭經濟水平和生計策略的差別外，對家庭的生育安排已經基本上起不到調控作用了。因為在政策影響范圍之內的群體，簡單的計劃生育政策就可以控制；而決意選擇超生的人們，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很難有效控制。
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收入水平得到改善，家庭適應外力沖擊的能力也得以增強。在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家庭子女數量減少的狀況下，人們會以增加儲蓄和子女教育投資等社會化形式，來強化家庭保障功能和子女培育功能，以增強家庭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強調的是，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家庭表現出來的適應性，是以家庭生命周期演化中的弱勢成員（老人、兒童）承擔了風險成本為代價的。但是，隨著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以及不確定性風險的增加，代際之間、家庭與社會之間資源和風險的非均衡性分配也使矛盾沖突在不斷累積，如“四二一”家庭、“失獨”家庭等帶來的大量社會問題，中國家庭緩沖和消解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家庭規模不斷縮小，提供給家庭成員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支持和資源也逐漸減少，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被迫實現社會化。但是以“孝”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只能調節家庭內部資源的代際轉移與分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卻無能為力。家庭發展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在政府主導下重新安排政府、市場組織、社會組織與社區在家庭發展政策構建中的福利搭配和責任分擔，構筑家庭的社會支持體系。
從現實來看，很多學者和民眾可能認為，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同時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隨后 30 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導致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改變，當前無須計劃生育政策依然可以維持現有的低生育水平。甚至有學者認為，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前，中國已經開始了人口轉變的進程，因此引起人口生育率下降更重要的因素是經濟力量而非政府政策的作用。從本文的研究來看，計劃生育政策無論是對中國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還是對 21 世紀前十年的低生育水平維持，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超低生育水平風險和家庭發展的負效應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我們需要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持謹慎的態度，因為人口周期性調整的時間很長，一旦決策失誤，帶來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如果將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劃分三個階段的話，第一階段應該是以控制人口數量為核心，第二階段是進入 21 世紀后以調整人口結構為核心，現階段以及未來時期人口政策的重點目標應是提升家庭發展能力。具體的政策實施方案是，在短期內可將開放單獨夫婦生育二孩作為生育政策調整的過渡性方案；在多地試點和考證的基礎上，逐漸向城鄉二孩晚育政策平穩調整，并分地區分步驟地淡化強制性生育限制型政策，最后實現服務和獎勵型生育政策調控下的家庭生育自由選擇。在實行節育措施和鼓勵晚育等政策中應杜絕各種形式的強迫手段?！颈砺浴?/p>
參考文獻：
［1］ HA BAKKUK H J， POSTAN M． The Cambridge Economic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V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y Change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2］ 戴維·N·韋爾． 經濟增長［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 張秀蘭，徐月賓． 建構中國的發展型家庭政策［J］． 中國社會科學，2003（6）：84－86．
［4］ 鄔滄萍，王琳，苗瑞鳳. 從全球人口百年（1950—2050）審視我國人口國策的選擇［J］． 人口研究，2003（4）：6－12．
［5］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6］ 曾毅． 關于生育率下降如何影響我國家庭結構變動的探討［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4）：7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