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中國， 有多少人在流動， 恐怕沒有人說得太清楚。 不過從旅客運輸量可見一斑， 1979年全國旅客運輸量 28．97 億人次， 2012 年 380．4 億人次。 這些流動人口中， 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流動是以定居和工作為主要目的， 但是受戶籍制度的影響， 他們被冠以形形色色的新名詞， 諸如“流動人口 ”、 “外來人口 ”、 “農民工 ”， 甚至是歧視性的 “盲流 ” 等等 。 其實 ， 這些稱呼都不太準確， 因此本文采用人口普查中， 根據在實際居住地， 以是否有當地戶籍為劃分根據， 將沒有當地戶籍者稱為 “非當地戶籍人口”。
改革開放以來， 廣東一直是中國的主要人口遷入地區之一， 幾十年來積聚了大量的非當地戶籍人口， 分析這一人口群體， 特別是近年來的一些新變化， 對了解今天的移民問題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增長拐點已經出現
首先要說明一下 “拐點” 的定義， 本文采用數學上的拐點定義， 與通常所說的 “拐點” 有所區別。 從數學上講， 拐點指的是二階導數為零的臨界點， 意味著增長速度下降的臨界點， 通俗地說， 就是增長放緩的起點。
從表 1 的數據可知， 雖然非當地戶籍人口總量不斷增長， 但是增長速度明顯放慢。 在 1982－2000 年間 ， 非當地戶籍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都是兩位數 ， 2000－2010 年 間下降到 1 位 數 。 作為人口輸入大省的廣東， 在 2005－2010 年間的增長率比全國低 5．39 個百分點。
前面是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所得出的結論， 如果用公安部門進行的暫住人口登記數字， 也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 雖然公安部統計數字中包含短期的暫住人口， 但是以其中居住一年以上者可以視為長期居留的人員。從圖1中可以看出，大體上在2005年前后，廣東暫住人口占全國的比重一路走低，以居住一年以上者為例，高峰時超過35% ,現在接近20。圖2是暫住人口的年增長率，同樣是走低的態勢。
非當地戶籍人口拐點出現的原因，大體上有幾個方面:
\\(1\\)人口結構改變作為人口流動主力的青年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有較大幅度下降，如果以15-29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看，1982 , 1990 , 2000和2010年全國人口中.這 一 比 重 分 別 是 ： 29．11％ 、30．98％、 25．37％和 24．63％。 事 實上， 持續多年的沿海企業招工難問題，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協調。 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 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 這一比重還會下降。
（ 2） 經 濟 發 展 格 局 的 變 化 。改革開放初期， 在沿海地區高速發展之際 ， 內 陸 顯 得 比 較 滯 后 ，因此沿海地區對內陸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 一度出現不僅 “孔雀東南飛”， 連 “麻雀也東南飛”。但是這種情況， 已經有很大改變。 從圖 3 中可以看出， 改革開放之初， 廣東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體是全國平均水平高 20－30％。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紀 90 年代后期， 廣東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長， 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擴大， 廣東的收入比全國高出 60％以上， 這一時期也正好是大量外省人口涌入廣東的時期。 從 20 世紀末開始， 隨著各地經濟高速增長，廣東與其他地區的差距迅速縮小，廣東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同期也降低， 近年來廣東大體上只比全國高 20％。 區域之間的差距縮小之時， 自然會減少區域之間的人口遷移， 因此廣東的局部地區， 非當地戶籍人口可能轉變為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
（ 3） 產業結構的改變 。 由 于產業結構調整， 廣東省的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相對下降， 也減少了對勞工的需求。
（ 4） 國 際 經 濟 波 動 的 影 響 。大部分人口遷移的動機是經濟原因， 特別是就業機會和就業待遇。改革開放后， 沿海地區大量的外向型企業， 為內地勞動力提供了龐大的就業機會， 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 2008 年的金融危 機 后 ，外貿出口受到明顯的影響， 許多企業受嚴重沖擊， 一方面直接減少了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由于盈利能力下降企業無法用提高待遇來吸引就業人口， 這些都制約了人口的遷移流動。
導致非當地戶籍人口增長拐點到來的原因， 不僅至今依然存在， 并且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還不會改變， 因此可以推測， 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到 2008 年止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流動現象，很難會重現了。 可以認為， 如果沒有突發事件， 人口遷移規模增長將進一步放緩。
二 還是“農民工”嗎？
不少人把就業的非當地戶籍人口稱為 “農民工”， 且不說這稱呼多多少少有點 “情感” 色彩，實際上也與事實大相徑庭。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廣東是農民工大省， 這只是大體上正確。 從表 2可知， 1990 和 2000 年兩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 非當地戶籍人口中， 當工人的 （真正的 “農民工”\\)的比重均未超過70%與2000年相比，2010年這一比重下降到57.6%，下降了接近11個百分點如果仔細分析一下1990-2010年間廣東非當地戶籍人口的職業構成，可以發現被視為白領的負責人、專業人員和辦事人員的比重合計，從1990年的5.26%，上升到2010年的15.93 %，雖然白領階層不是非當地戶籍人口的就業主體，但是也已經達到大體上每6.5人當中，就有1人是白領的比例可以預見，隨著沿海地區制造業的轉移，包括向內地的轉移和向東南亞等地的轉移.
工人的比重還會進一步減少。 同時隨著廣東省產業結構的改變， 今后非當地戶籍人口中的白領和服務業的從業者比重會進一步上升。 雖然 “農民工”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會存在， 但是可以預計， 他們將逐步從舞臺的主角淡出， 成為配角。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 就是非當地戶籍人口中以就業為目的的比重開始顯示出下降的趨勢。 從圖 4 中可知， 非當地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一直比較高， 2000 年人口普查時， 勞動參與率幾乎達到 85％，不過 2000 年后明顯下降， 2010 年的勞動參與率不足 78％。 勞動參與率的下降， 反映出， 以就業為目標的人口遷移流動比重下降。隨著并非以就業為目的的遷移增加和并非以當工人為目的的遷移比重增加， 這些將對今后的廣東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值得關注， 對其可能產生的新問題應當有所預計。
比如說， 以讀書和養老為目的的流動遷移增加， 那么就要及早提升遷入地公共服務的承受能力。 一個工人和一個白領就業者， 可能對居住環境、 生活配套的要求會有所差別，當非當地戶籍人口中的白領比重持續上升， 同樣可能對城市的生活環境提出更高要求， 也可能對住房提出更多的要求， 以至于影響房價， 這些都是地方政府要未雨綢繆的。
三、素質還“低”嗎？
非當地戶籍人口經常被人為貼上 “標簽”， 常見的標簽之一就是 “低素質”。 其實素質高低是很難衡量的， 不過教育程度水平還是被作為衡量人口素質的指標之一， 因此這里也就非當地戶籍人口的教育水平， 討論其素質問題。
應該承認， 早期的非當地戶籍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不高， 在 1990 年廣東的非當地戶籍人口中， 初中及以下的占 85．32％， 大專以上的只占 1．55％。 可是， 這一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到了2010 年 ， 廣東的非當地戶籍人口中 ， 初中及以下的占 67．98％， 大 專以上的占 10．37％。 如 果說這個比重改變還不能說明問題的話， 表 4 的比較耐人尋味。 把 6 歲以上的當地戶籍人口與非當地戶籍人口的教育程度構成放在一起比較， 非當地戶籍人口中大專以上的占 10．37％， 當地戶籍人口這一比重只有 8．56％， 居然是非當地戶籍人口的素質更高。 當然， 簡單比對并不太科學，因為當地戶籍人口中有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 因此， 僅僅比對 20－29 歲的青年人會更加有說服力。 在 20－29 歲年齡組中， 非當地戶籍人口中大專以上的占 16．16％， 當地戶籍人口這一比重 20．01％， 高非當地戶籍人口近 4 個百分點。 但是僅僅是這一指標， 無法得出非當地戶籍人口素質低的結論， 換句話說， 每 6 名 20－29 歲年齡組的非當地戶籍人口中， 就有 1 人是大專以上學歷， 應該不能繼續給他們貼低素質的標簽了。
四、從個體到家庭
當今有許多人關注 “留守兒童”、 “留守婦女” 和 “留守老人” 等因人口外流而在其原居住地產生的社會問題。 在政府、 社會各界關注這些問題的同時， 遷移者自身也在試圖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 就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遷移。 1990 年廣東非當地戶籍人口中家庭戶的比重只有 41％， 也就是大約 60％并非在家庭中居住， 而是居住在有中國特色的 “集體戶” 中。 這種集體戶， 大部分是以用工單位為主體， 把員工集中安排在單位提供的宿舍里， 有研究者將其稱為“住宿勞動制”。 1990 年之后， 家庭戶的比重開始上升， 2010 年這一比重達到 61％。 這一比重的變化， 折射出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以家庭的方式在遷入地居住。 與此同時， 就是住在集體戶的比重下降到不足 40％。 有趣的是 1990 年與 2010 年的比重幾乎正好相反。
除了越來越多的人以家庭的形式居住在遷入地之外， 非當地戶籍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就是老人和小孩的比重上升了。 1990 年在廣東的非當地戶籍人口中， 60 歲及以上的老人和 15 歲 以 下 的 少 年 兒 童 占 了13％， 2000 年下降到 7．54％， 2010年又回升到 9．78％。 1990 年廣東的非當地戶籍人口中， 雖然老人和少年兒童占了 13％， 但是總數只有 43 萬人， 盡管 2010 年老人和少年兒童占的比重還沒有 1990 年時的高， 但是其總數達到 375萬人， 并且老人和少年兒童無論是比重還是數量上， 很可能會繼續增加， 這也會促成非當地戶籍人口中， 家庭戶將進一步增加。
當非當地戶籍人口主要是因為工作機會而流入遷入地的時候， 他們還是相對能夠忍受公共服務的不足乃至不公平的狀況。 老人和少年兒童的遷移， 基本上是為了家庭團聚或者學習， 因此這一群體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強烈， 任何公共服務上的不公平， 就容易引發非當地戶籍人口的抱怨和不滿。
隨著老人、 小孩和家庭數量的增加， 提醒遷入地的政府要注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至少要真正落實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
五、真有“超生游擊隊”？
作為藝術創作， 1990 年春晚中， 黃宏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 “超生游擊隊” 是成功的， 但是現實與其有距離。 生活中有為了躲避計劃生育而外出謀生者，不過這并不是非當地戶籍人口的主要生育方式， 也并非他們外出的主要目的。 遺憾的是， 伴隨小品 “超生游擊隊” 的廣泛傳播， 非當地戶籍人口生育率高的觀念， 成為一個習慣性思維。
正確判定中國的生育水平非常困難， 在歷次人口普查中， 均不同程度存在低年齡組的人口漏報。 不過根據人口普查數據， 還是可以做出粗略的判斷。 圖 6 的結果可能讓不少人感到意外，2010年廣東當地戶籍人口婦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數居然超過非當地戶籍人口 。 不過如果分年齡組來看， 在 30 歲之前， 兩個群體大體相當， 當地戶籍人口略高一點， 30 歲之后的差距就很明顯了。
廣東的非當地戶籍人口不僅生育水平并不比當地戶籍人口高， 而且自身也在迅速下降。 圖 7是 2000 年與 2010 年各年齡組女性非當地戶籍人口平均生育子女數的變化趨勢。 從圖中可以看出，各個年齡組的平均生育子女數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特別是 30 歲以上的下降幅度相當突出， 下降數量在 1－2 人。
其實， “超生游擊隊” 也是一個人為貼在非當地戶籍人口身上的標簽。 大部分非當地戶籍人口是農業戶口， 按照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 許多地區農村是實行 “一胎半” 政策 （第一個孩子是女孩， 允許生二胎）， 甚至在少部分地區， 曾經長期允許農村生二胎 （如廣東）。 對于許多不了解農村計劃生育政策的城里的居民來說， 看到不少非當地戶籍人口多于 2 個孩子， 就認為他們超生。
不少非當地戶籍人口， 從農村來到城鎮謀生， 一方面是生活艱難， 另一方面也受到城市生育觀念的熏陶， 其多生育的沖動已經不高了。 圖 6、 圖 7 足已說明這點。
六、機遇和困境
非當地戶籍人口的新變化趨勢， 為地方政府帶來機遇， 也會產生相當大的困惑。眾所周知， 中國的戶籍制度是導致社會不公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但是改革戶籍制度無法一蹴而就。 戶籍制度改革的一個難點是， 在一些地區， 非當地戶籍人口遠遠超過當地戶籍人口， 因此在現有的公共服務由地方財政承 擔 的 體 制 下 ， 簡 單 開 放 戶 籍 ，會讓地方財政崩潰。 因此， 當非當地戶籍人口數量增長減緩， 甚至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 部分地方就可以加大戶籍制度改革的力度， 而不會對地方財政產生太大的沖擊。
在看到機遇的同時， 恐怕要關注以下 3 個問題：
一是， 近年來不少人在討論 “人口紅利” 的消失， 在廣東這一問題暫時不太突出， 不過隨著人口老齡化與遷入人口減緩這雙重效應疊加， 或許廣東 “人口紅利” 消失也將是不太遙遠的事情。近幾十年來， 不少地方依靠簡單的擴大再生產， 以犧牲環境和不斷投入簡單的勞動來獲取收益，這種簡單勞動大部分是依靠非當地戶籍人口的增長來維持。 這種模式在勞動力供應充裕的時期，還可以維持， 但是在勞動力供應短缺之際， 基本上難以為繼。 雖然產業升級已經說了多年， 實際效果有限， 只有到了廉價勞動力枯竭之時， 勞動力市場的倒逼， 才會讓企業背水一戰。
二是， 基本公共服務， 主要是教育的公平問題。 教育的公平問題， 不僅是對非當地戶籍人口才存在， 但是他們感受比當地戶籍人口強烈。 隨著越來越多的非當地戶籍人口把孩子帶到身邊，或者在遷入地安家生育， 他們對教育公平的呼聲將日益高漲， 滿足他們的合理需求， 將考驗地方官員的政治智慧。
三是， 注意為非當地戶籍人口正名。 長期以來， 非當地戶籍人口被貼上許多帶有感情色彩的標簽， 如 “盲流”、 “農民工”、 “低素質”、 “超生游擊隊” 等等。 這些標簽一方面并不太準確，另一方面傷害了非當地戶籍人口的情感， 影響他們融合到其工作和居住的地區。 對于政府來說，至少在官方的文件中， 要杜絕這些詞匯。
［參 考 文 獻］
［1］ 張 建武 ，李楠 ，趙勛．流動人口變動對廣東出生人口數量影響研究 ［J］．南 方人口 ，2011（6）．
［2］ 王 彪 ，黃映川 ，李若建 ，梁漢學 ，林湘華 ，梁宏．廣東省外來人口狀況 ———基 于 2005 年 全國 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分析［J］．南方人口，2009（3）．
［3］ 葉 健夫 ，彭啟鵬 ，黃春紅 ，劉建民 ，鐘作勇．廣東流動人口研究 ［J］．南 方人口 ，2003（1）．
［4］ 梁 宏．廣州市非戶籍常住人口的變化分析 ［J］．南方人口 ，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