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8 月 12 日晚 11 時許，天津市塘沽開發區一帶發生爆炸事故，現場火光沖天，經調查發現，爆炸的原因是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所屬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天津港大爆炸事件目前已處于善后處理狀態。
對死者、傷者、破壞的樓宇、燒毀的汽車、變形的集裝箱、污染的水質和狼藉的港區環境正在加緊安置、處理、修復。截至 2015 年 9 月 11 日下午 3 點，天津港"8·12"爆炸共發現遇難者總人數升至 165 人，仍有 8 人失聯。其中公安消防人員 24 人，天津港消防人員 75 人，民警 11 人，其他人員 55人。被媒體重點關注的負有直接監管責任和相關責任的職能部門負責人，也在依法被追究其責任的過程中。日前，德國財經媒體給出一個大體評估值，5 000 多輛燒毀的汽車和報廢的樓宇等等，直接經濟損失達 700 億人民幣。
人們都說天災難免，人禍必須要進行追責。那么導致這場災難的人為因素究竟是什么？事故發生后，檢察機關積極介入調查，很顯然，這場人禍是由于瑞海企業社會責任嚴重缺失造成的。同時，當地政府監管職能的缺失也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有關責任人員未認真履行職責，違規發放經營許可證，對瑞海公司違法違規經營活動監管不利。由此，應引起各級政府職能監管部門和企業的雙重反省，該如何履行各自的責任？我們發現，表面上該事故是由于政府層面監管不力，實質上更深層是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意識所致。
爆炸所造成的社會損失遠遠大于瑞海公司的損失，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傷害。所以，在當今社會，政府和企業如何承擔社會責任顯得至關重要。
一、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內涵
（一）經濟法中責任的含義
對于經濟法中的"責任",我們通常做以下兩種理解。
第一，責任是指處于社會關系中，具有一定社會角色的主體份內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本來意義上的責任，分為公權力和私權利兩種，是一種權利與義務的混合體。對于公權力的理解，比如《立法法》中規定的"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此處的責任就是指的是崗位責任，職責；再比如《產品質量法》中規定的"生產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這里的責任就可以做兩方面的理解：比如企業向國家進行交稅，這時的責任就具有公法性質；再比如，政府進行采購，和企業簽訂采購合同，企業履行該合同，這時的責任就具有私法性質。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的責任主體處于一種主動狀態。
第二，責任是指主體沒有履行好份內義務，而被強制要求承擔的懲罰或補償措施，很顯然，這是一種事后追究的責任，此時的責任主體處于一種被動狀態之中，顯而易見，第二種經濟法上的責任是一種懲罰性責任。
當前，我國法學界對責任的定義側重于第二種責任，也就是法律課責。法律課責是對指控或控訴作為回應，這些指控或控訴一旦成立，就會產生承擔懲罰、譴責或其他不利后果的課責，制裁是責任的核心。[1]筆者認為，上述第一種責任，是指廣義上的責任---"義務";第二種責任，是指狹義上的責任---"后果".事實上，在經濟法領域，法律責任都可做廣義和狹義理解，尤其針對不同場合。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涵義
20 世紀 20 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變化，逐步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日益加深了企業與社會的矛盾。為了緩解這種矛盾，1924 年，美國著名學者謝爾頓針對社會的巨變在專著《經營者的社會責任》中首次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進行明確和詮釋，該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顧名思義就是企業在社會中的再定位，要求企業要面向公共服務。但時至今日，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有著不同的認知。古典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利潤，他進而認為違反利潤最大化原則，就會淡化使命，缺乏技能，缺乏明確規定的責任。[2]
韓國學者李哲松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宗旨是，企業作為社會重要的實體單位，得益于本身合理的經營結構和經營理念，是時候為社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是又由于企業為片面追求最大利潤，會最大限度的降低生產成本，這本身就會造成社會財富嚴重不均的現象，所以我們應號召企業多做公益事業，主動將部分生產利潤返還給社會。
又如，1999年，在世界經濟論壇峰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提出意見。該意見也成為"全球契約",內容共包括四個方面十項原則，具體是指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腐的四個方面，迄今為止有 100 多個國家的企業和社會機構加入了該全球契約。
二、我國經濟全面改革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自我國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民主程度也得到顯著提高，從"穿衣要布票、吃飯要糧票"的計劃經濟時代跨越發展到 GDP 總量突破萬億的市場經濟時代，我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我國社會多重復雜性，現今也出現了諸如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社會失靈等諸多不和諧的聲音。社會矛盾逐步加深，比如說，我國現今經濟增長的方式仍然是以粗放為主，這必然造成我國資源和能源過渡地消耗。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城鄉發展差距加大，形成"城市像歐洲，農村又像非洲"的局面。
如何應對社會失靈，成為國家執政者和學者們最為關注的問題，并試圖從社會責任、法律責任、企業社會責任三個方面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重新定義。鑒于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在我國引入的時間較短，法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相關的研究和論著并不多。相反，學者們對企業社會責任也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劉俊海教授在自己的專著《公司的社會責任》中指出，"所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企業）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成為股東們盈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
這種社會利益包括雇員（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以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等內容。"[4]
2002 年的制定的《科學技術普及法》、2005 年修正的《公司法》、尤其是 2005 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制定了國內第一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標準》、2006 年中國企業第一部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公司 2005 年社會責任報告》、2007年，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中央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2008 年制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2009 年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中國工業企業社會責任指引》。
2014 年 1 月 18 日，國務院參事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在第六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峰會暨第三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白皮書》發布會上明確指出，中國全面改革能否扎實推進在各行各業的企業家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他認為，企業盈利利潤并不是衡量一個企業是否強大和有擔當的唯一依據，一個企業除了對生產成本、對企業利潤負責，它最重要的是應當對全社會負責。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造就了企業的茁壯成長，企業由小做大，由弱至強，這與全社會的發展是分不開的。企業家們一邊享受改革開放紅利的同時，更應該更多的承擔社會責任，減少一些不平衡發展的因素。尤其是當下社會，我國資源過度浪費、環境遭到破壞，企業應積極調整生產經營結構，轉變粗放的經營方式為循環經濟。
三、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現狀及分析
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的引入，勢必會對經濟法中企業責任的理念和制度產生重大影響。經濟法是一部國家調節經濟的法，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法律依據。這就要求國家公權力介入到企業日常經營活動中，進行有必要的調控，適度的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以協調和解決市場在保護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利益上的失靈。
英國學者施米托夫認為，經濟法"發展了公共利益這個核心的概念".[5]
根據漆多俊教授的"市場三缺陷"理論，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由于當事人地位實質上或事實上的不平等，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必然會運用各種手段，其中也包括一些不正當的經濟行為，比如，生產和銷售偽劣產品、欺行霸市、超標準排污、擾亂市場秩序、一切向錢看、不講職業道德等這些不負責任生產經營行為，若沒有國家、政府、其他市場經濟主體以及社會大眾的有效制約，則將會使有關經濟利益受到損害，而經濟法設立的目的和宗旨就是為了糾正這一現象的發生。
（一）企業社會責任認識上的局限性
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市場競爭激勵，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要參與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新生概念，沒有深刻的認識，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形成偏差。而大部分企業經營者更是缺乏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態度，主要表現為兩點：
第一，企業片面的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通過生產和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生產，從而追求企業更大的經濟利潤，最終以實現經濟效益為目的。這種觀念導致企業將企業生產的成本轉移到社會身上，從而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發展不均衡。具體表現為：企業對員工的生活不負責任，讓員工在高污染、高危險的環境中進行工作；對環境保護不負責，將生產污水和生活垃圾隨意排放等，尤其是將生產污染排放在地下水層。這都是由于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度相當低下。
第二，有些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認識有偏差，把社會責任始終理解為對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施舍，認為進行捐款就完成對社會承擔了責任，這是不正確的。單純從是否捐款，或者是捐款的多少，并不是判斷企業是否承擔社會責任的依據。如果一個企業是血汗工廠，追求更高利潤，污染環境、壓榨克扣員工賺取利潤，捐款是為了獲得企業更好的名聲，這樣的企業社會責任感就很差。
（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不均衡，存在搭便車現象
當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不均衡，從地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來分析。
首先，從地域上來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有著相同的分布，南方發展優于北方發展，海濱城市優于內陸城市的現狀。這是由于，跨國公司大多在經濟發達的地區，較早和國際經濟接軌，對企業社會的責任概念接觸和接受較早，認識較深，而內陸地區，外企較少，大多是本土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會相對滯后。
其次，從企業發展規模上來看，央企、國企和大型國企在國家和政府的引導和監督上，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優于中小本土企業，從每年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個數看，僅僅局限在央企和極少數大型民營企業中，大比例的大、中、小企業還在邊外。我國有四千萬企業，每年只有幾百個企業在做社會責任報告；從行業性質來看，差距較明顯，紡織企業已領先其他行業走向前列。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紡織行業的發展現狀，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在 2005 年 6 月制定了CSC9000T,也就是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三）企業社會責任制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首先，從法律層次來分析：為了規范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國先后制定了一些法律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規范。1993 年制定了《公司法》和《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79 年的《環境保護法》。但是，這些法律存在嚴重的漏洞亟待完善，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公司法》的規定過于簡單化、抽象化，并沒有可實踐操作的具體規定，也沒有規定如何保護更多利益相關者。而《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里對企業的違法行為的制約，僅僅規定違法企業對消費者進行雙倍的賠償，由此可見，對比消費者所承受的人身傷害，對企業的這點懲罰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參考 2008 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我們可以看出針對當年的社會影響，這樣的違法賠償制度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作為當年震驚中國的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事件，"三鹿毒奶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導致數百名嬰幼兒患上尿路結石，多名嬰兒死亡，甘肅上報 59 例死亡 1 例。陜甘寧 6 例。南京 10 例，國家政府和相關部門也紛紛起動食品安全應急預案，認定該事件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導致"三鹿"集團直接破產。事實上，整個奶產品行業，"三鹿毒奶粉"只是個事故典型，其他蒙牛、伊利等名牌和金牌產品都不堪一"測",或多或少填加了三聚氰胺。從 2003 年的安徽"大頭娃娃"奶粉、2005 年鄭州的光明"回爐奶"、2005 年"雀巢"碘超標，由此可以看出，整個奶制品行業行業監管不力，企業社會責任嚴重缺失。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的引導機構或相關的組織機構，呈各自為政的散珠狀態，缺乏集中性的引導機構。企業的組織和引導機構有三種：行業協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前，除了國務院國資委出臺相關的社會責任引導措施，有序規范。其他行業協會和地方政府的社會責任標準就形同虛設，顯得蒼白無力。
四、結語
結合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狀況，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構建企業社會責任的保障機制對我國來說依舊任重而道遠。在法律層面，要對現有法律制度進行完善和改革，在政府層面，更需要政府機關發揮宣傳功能，并進行監督和引導，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撐，在社會層面，需要各行業協會及早制定行業標準，也需要社會大眾進行監督，多層面的推進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規范與完善。
參考文獻：
[1] [澳]皮特·凱恩。法律與道德中的責任[M].羅李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2] [美]斯蒂芬·P·羅賓斯。管理學[M].黃衛偉，孫建敏，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3] [韓]李哲松。韓國公司法[M]吳日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4] 董毅濤。經濟法視野下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完善[J].商品與質量：理論研究，2012（2）。
[5] 李昌麒。經濟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