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有研究回顧。

新生代農民工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而衍生出來的一類特殊群體，一般為“80”、“90 后”,他們具有農民身份卻在城鎮從事非農工作。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國內學術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格外重視?！靶律r民工”“第二代農民工”的概念始于 21 世紀初[1]; 2010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使“新生代農民工”首次成為官方提法。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相關研究主要側重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新生代農民工心態失衡現狀的描述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在走出農村進入城市的過程中因為自身的能力限制以及制度設計方面的缺陷，使得這部分規模龐大的群體難以有效地融入城市社會。新生代農民工自身能力缺陷主要體現在知識文化水平較低、專業技術能力有限、生活觀念城鄉差異等方面； 制度設計缺陷主要體現在城鄉戶籍制度造成的歧視與壁壘、勞動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社會權利的缺失等方面。第二，對新生代農民工心態失衡的社會影響分析。一是容易引發社會階層沖突，甚至出現違法犯罪和暴力對抗等，給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帶來隱患； 二是導致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意愿的下降，進而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帶給城市企業的人口紅利下降。因此，外媒甚至引用國內報道，認為“中國新生代農民工考驗國家穩定”.

總之，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的研究在近十年顯著增多，如從社會制度變遷、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社會認同與社會排斥等視角出發，分析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成因； 在對策建議方面，也多側重于宏觀理念性的宣傳教育等。實際上，改變新生代農民工“邊緣人”的弱勢地位，促成其融入城市，除了從改善其生活、工作條件方面入手外，還需重視對其心理、心態進行調節與疏導，需從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內部心態重構和外部制度改進兩個方面入手。

二、內部因素： 期望與現實的背離。

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與工作，普遍具有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鎮居民的愿望，然而長期的事與愿違使其自我認同感降低，引發心態失衡。期望與現實偏離即需要偏離，這種需要偏離與社會要求背離的弧度越大，其社會心態失衡可能性就越大，由此導致的失范行為產生的可能性就越高。這種主觀認知的誤區與心態調節能力的匱乏進而成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內部因素。

1. 融入城市的意愿與能力的背離。

新生代農民工與其父輩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 前者“農村難回去，城市難融入”,而后者“可工可農、可進城可返鄉”.能否進城返鄉取決于農民工的能力與意愿，顯而易見，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是沒有務農經驗的“農盲”,因此缺乏返鄉務農的能力； 同時，相對較高的文化程度使他們能夠更快地學習專業技能和接受新鮮事物，具備一定的在城市謀生的可能。因此，他們不希望也不能夠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把返鄉務農當作退路。

可見，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明顯區別于老一代農民工的生存轉移，而是要跳出農門實現自我價值。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很強，其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也逐漸城市化，迫切渴望融入城市并成為城鎮居民。但是，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存量與城鎮居民相比卻并不具備優勢，由此帶來的住房、收入和社會網絡等現實因素，使他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社會。新生代農民工這種對現代城市文明充滿了期待卻又融不進城市、回不到農村的窘境，導致其對自己身份作總體性的認知和評價時，呈現出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內心自我矛盾性。

2. 城市繁榮與自身境遇的落差。

改革開放以來，種種原因導致“先富沒有有效帶動后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導致社會分化嚴重，城鄉間、區域間、行業間的貧富差距過大，尤其是城鄉二元體制使得城市越來越繁榮，農村越來越凋敝。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一方面見證著現代化城市的發展與繁榮，想要像城鎮居民一樣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 另一方面卻仍從事著城市生活中最苦、最累、最臟的工作，就業、收入、福利等待遇情況都不盡如人意。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剛剛踏入社會，既沒有經歷過農村的艱苦生活，也沒有經過社會的歷練，其心理抗壓能力較弱且情緒非常敏感，在面對上述境遇時相對剝奪感便油然而生。

相對剝奪感是指與其他地位較高、生活條件較好的群體相比較時，個人或群體所產生的一種需求不能得到滿足的心理狀態。當相對剝奪感膨脹到一定程度時，一些人就會采取負面行為以發泄不滿或以此來改變現狀，這也是導致社會失控與暴力犯罪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3. 維權意識復蘇但法治意識淡薄。

人民網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 新生代農民工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能夠更好更快地獲取與接受信息。近年，改革開放的力度不斷增大，電視、網絡等媒體的高速發展，喚醒了越來越多民眾的維權意識與民主意識，新生代農民工經常被刻畫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全社會自上而下的對弱者的保護意識不斷提升，這加強了他們維護自己權益的意識，也強化了他們維護自己權利的能力。在權益認知上，除了 25%的受訪者選擇看重工資，是否符合最低工資標準、是否存在拖欠，契合公眾一貫認知外，新生代農民工關注的自身權益可謂五花八門。他們在務工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和老板、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關系。在遭遇不公待遇時，他們會采取“直接找上司（ 老板）理論”“尋求勞動部門幫助”等方式，還有部分農民工會采取“找記者”“在網上發帖”“找律師”等方式維權，極少數人會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選擇“忍氣吞聲”.而與此不同步的是，他們的法治意識卻依然淡漠，不會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權益，喜歡追求直接的方式解決。

三、外部因素： 成本轉嫁之痛。

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失衡的外部因素來源很多，主要表現在社會轉型與制度變革背景下城市社會的偏見與歧視、社會管理及保障機制不健全和社會支持系統不足等。

1. 偏見、歧視與身份認同困境。

新生代農民工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往往被視為“二等居民”,他們的權益常常被忽視，依然沒有得到足夠的福利保障，依然受到政策和情感的歧視。同時，城鄉二元結構也仍然阻礙著政府對農民工身份的制度認同。這種角色轉換與身份轉換的背離使得農民工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從而形成“新二元結構”和自我隔離，難以融入城市。

2. 社會管理及保障機制不健全。

從本質上講，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過程中面臨的困惑是轉型期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大問題。在農民工群體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作出貢獻的同時，配套的社會管理機制卻沒有及時跟進。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尚未形成一個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身份統一、權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在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住房等方面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并且在教育、醫療等方面還需要支付比市民更多的成本。諸多硬性的限制條件使他們融入城市的強烈愿望失去了現實可能性，從而產生了較強的過客心理，影響著他們的社會認知、社會態度及行為選擇。

3. 社會支持系統不足。

一是城市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感支持不足。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除了物質需要滿足之外，其心理情感也需要得到滿足，需要建立網絡以實現其社會立足。但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交往的對象主要集中在老鄉、同事、親戚等群體，而與城市居民交流甚少，交往圈子并沒有城市化，遇到困難、挫折時，缺乏城市應該給予的情感支持，并且相應的社會情感疏導機構也明顯不足。二是來自政府或社會的實際支持不足。新生代農民工要想真正立足于城市，不僅要在思想觀念上融入城市，更需要得到城市的實際支持。尤其是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特別需要來自政府或社會公益組織的幫助，由于相關制度的缺失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在閱歷和經驗上欠缺，影響了他們城市生活的穩定感和安全感。此外，公共文化設施的不足也無法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精神食糧，當工作或生活的壓力無法得以釋放時，就容易引發不良心態和消極情緒的發泄。

四、心理困惑疏解的約束條件。

前文分析了導致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困惑的內、外部因素，但并不意味著從上述幾個方面著手疏解就能夠立馬見效，真實的情況要復雜得多。課題組通過大量訪談性文字材料的整理與統計發現，要想疏解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困惑還存在著兩大更深層次的約束條件。

1. 約束條件之一： 社會屬性的弱化。

如前所述，作為社會人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農民”和“市民”的兩種屬性，離開農村進入城市但又無法完全融入城市的現狀，使得他們在農村和城市的社會屬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

第一，家庭聯系弱化。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厭農”“棄農”思想嚴重，“寧要城里一張床，不要村里一套房”的思想尤甚。與老一代農民工的“?；丶铱纯础毕啾?，經歷城市洗禮之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再看重傳統的鄉村家族，親情意識較為淡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人的社會化進程是從家庭開始的，由于工作時間和工作距離等因素的影響，進城后的新生代農民工與家庭的聯系減少，感情聯結出現障礙，來自家庭的精神撫慰減少，而家庭對其關愛和監督的失位，使得其社會心態失衡引發失范行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第二，社會聯結弱化。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強調兩種相關的社會機制： 社會化（ Socialization） 和社會聯結（ So-cial Ties） ,通過它們社會能夠限制個人沖動和防止失序。

通過社會化，人們習得了社會規范，并成為良好的社會成員而非自私的個體； 人們跟社會、家庭和他人的聯結，更進一步有助于人們的行為規范化，將人們整合進社會，并控制人們的欲望。因此，強烈的集體意識以及牢固的社會聯結對于一個穩定的社會來說都是必需的。任何社會結構要素的弱化都會使社會不穩定并導致失序。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城市認同感增加，但是他們遠離了原本所在的社會以及控制他們行為的規范、制度和社會紐帶，在城市又沒有建立起新的與以往不同的社會聯結，從而心態難免失落失控。

2. 約束條件之二： 群體性焦慮。

二元戶籍分割帶來的種種不平等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沒有城鎮戶口，在就業、生活、醫療、教育等諸多方面與城鎮居民隔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這種身份差別導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農民工產生自卑、疏離感、失望、埋怨等情緒。在快速轉型的中國，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都會對社會身份、社會環境、社會預期缺乏安全感和確定感，反映到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尤甚，即產生群體性焦慮，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新生代農民工身兼流動性和弱勢性這兩大風險性因素?！傲鲃印币馕吨环N不確定、不穩定的變化狀態，而“弱勢”則意味著底層生活和進行抗爭的風險。如此龐大規模的青年人口處于這種流動的、弱勢的狀態，所蘊含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風險都是難以估量的。2011 年在廣東增城、2012 年在廣東中山先后發生的本地人與外來農民工大規模對峙事件中，青年農民工就是事件的主要參與人群之一。

二是新生代農民群體面臨的焦慮具有全面性和累積性。不同群體焦慮對象應當各有側重，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卻幾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焦慮： 作為一個青年群體，他們會因為買房、社交、結婚甚至交通擁堵而產生生活焦慮； 作為一個就業群體，他們會因為勞動力市場歧視、薪資水平過低、社會保障缺失而產生工作焦慮； 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他們會因為社會地位較低、社交網絡狹小、社會價值難以實現而產生發展焦慮。新生代農民工的這種全面性焦慮，使其擺脫焦慮的難度大大增加，這種焦慮不但具備很強的累積性，而且很可能進行代際傳遞。

三是應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焦慮的制度安排和個體經驗嚴重不足。一方面源于當前這個特殊階段，我國已經進入改革深水區、社會轉型期，新生代農民工身處其中，但為這個群體提升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極為有限，而群體心理的疏導機制更是極少有人關注； 另一方面也跟新生代農民工個體有關，作為年輕一代的他們大多涉世不深、閱歷不足，遇到困難和挫折之后心態脆弱、反應激烈。

正是因為以上原因的存在，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極有可能演化為群體性事件甚至導致犯罪的發生。從理論上講，群體性焦慮并不會對社會的安全穩定構成直接的威脅，它只是一種風險性因素，關鍵在于這種群體性焦慮能否形成一種傾向，即形成一種意欲采取特定行動的社會態度。新生代農民工中產生的壓抑、煩躁、不滿、非理性沖動等緊張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就會在該群體中形成一種普遍性的憤怒，即群體性憤怒。群體性憤怒是處于群體性焦慮和群體性行動之間的社會態度，它讓群體性焦慮這個內隱的心理狀態外顯化，是集體行動的準備狀態。群體性憤怒的不斷累積，會形成巨大的社會張力，最終會以社會沖突或其他方式釋放出來。

五、疏解心理困惑，助推農民工市民化。

國家統計局 2015 年 4 月 29 日發布的《2014 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 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 2. 73億人[2].根據人社部公開數據，新生代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的 70%[3],約為 1. 91 億人?？梢?，能否幫助數量如此龐大的群體實現其“中國夢”,不僅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更關系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傮w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個綜合性社會問題，而疏解其心理困惑作為其中的關鍵環節之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解決。

1. 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進行合理定位。

新生代農民工與城鎮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人力資本上的明顯缺陷，這使得他們只能從事一些可替代性很強的工作，加之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先天的制度藩籬，他們自然難以在城市中扎根。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必須認清和接受這個現實，充分利用工作之余的閑暇時間，著力提升自身素養和專業技能，盡快掌握就業市場中的主動權。

同時，政府和企業應當循序漸進地對其進行正確引導，建立培訓機制，把新生代農民工組織起來分層次、分步驟進行生存能力和發展能力培訓。生存能力培訓側重專業技能教育，通過建立農民工培訓基地，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開展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職業技能培訓，通過提高其就業能力，改善其弱勢地位，這種培訓可以由職專、技校承擔。

發展能力培訓側重綜合素質教育，通過建立農民工大學和聯誼會等形式，樹立其自尊心與自信心，進行城市文明的熏陶、做人底線的教育、勝不驕敗不餒的心理健康輔導，這種教育可以由大專院校承擔。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兩種類型的培訓是相輔相成的，在實踐操作中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推進。首先，在培訓機構的選擇方面，首選當地大專院校承擔相應的培訓、引導任務，高等院校不僅是知識技能的密集地，更是道德情操的制高點。其次，在培訓內容的安排方面，應當根據新生代農民工年齡性別差異、當地產業經濟特點和就業創業環境等安排差異化的培訓內容，使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充分發揮自身價值和社會功能。再次，在培訓形式的選擇上，應當在現有培訓體系中加入心理輔導和心理健康教育模塊，通過提升、擴大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參與和社會網絡來增強其心理適應能力、擴充其傾訴和尋求幫助的渠道。

2. 完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權益的保障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權益保障制度是其能夠在城市中扎根立足的根本，主要包括收入、社保和住房三方面剛性需求。

第一，減少收入因素的剛性制約。雖然新勞動法對企業用工行為做了更加科學合理的規定，但不規范的用工行為和薪資拖欠行為仍有發生，這就要求相關部門要進一步提升監察力度和執法能力。目前“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在農民工用工企業中仍普遍存在，相關福利待遇也與城鎮職工差距明顯，需要政府和社會多方共同努力，改變傳統觀念，形成新的共識。同時，可以通過工齡、學歷、職稱、專業技能認定與評級等方式，打通新生代農民工的薪資調整和工作晉升的通道。

第二，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后顧之憂不能僅僅靠等待國家層面出臺的社會保險制度。在他們最關注的養老、醫療和工傷保險領域，企業應當重視商業保險對制度空缺的補充作用； 一些建筑施工企業已經開始為新生代農民工繳納商業意外傷害保險，這種做法值得借鑒與推廣。另外，靈活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轉移接續問題已經在國家層面上頒布了相關法律，地方政府和企業應當有效執行。

第三，建立面向農民工的廉租房供應體系。住房問題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剛性需求，又是其市民化的重要障礙。政府或用工企業若能讓農民工居有定所，既利于農民工親緣關系的維護，又利于企業用工的穩定，更利于社會穩定。

多年來，廉租房只對城市居民中的無房戶提供，且因該制度建設存在責任不清、資金來源缺乏等問題而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不妨借鑒世界各國成熟的廉租房建設經驗，大力發展廉租房的建設。與經濟適用房將補貼投入開發商建設環節不同，廉租房直接補貼給承租人，效果更為直接和明顯，更能體現其社會福利性。同時，廉租房房源多樣化，包括新建住房、空置樓盤、改造危房、老舊公房等，可以最大限度節約現有社會資源，降低保障的社會成本。各地還可根據自身情況，將廉租房集中建設在城市的某一區域內，也可以是分散在不同的普通租房戶中，為戶主所有，但接受政府租房補貼，從而避免低收入人群扎堆的貧困集聚效應。隨著我國政府財力的增強和社會保障的大力投入，未來的社會保障法應將以廉租房為主的住房保障體系以法律形式進行統一和完善，讓居者有其所。

3. 建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參與機制。

人類的社會屬性決定了每一個人都具有與他人交往的需求，并且希望能夠得到他人和社會的認可。新生代農民工離開家鄉進入城市，社會參與的訴求更為強烈。建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參與機制，是促進其城市融入、避免其心態失衡的重要手段。

首先，各級政府應當充分調動當地用工企業、社會組織和農民工群體的自組織，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參與。如用工企業通過開展專業技能大賽或業務能力評比，表彰業務能力突出的新生代農民工； 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街道社區志愿者服務活動，宣傳其先進事跡，增進其與當地居民的交流互動； 為農民工合唱團、舞蹈隊等自組織提供展示和表演平臺，增強其城市社會認同感。

其次，為新生代農民工建立通暢的利益表達渠道，盡量減少由于短期內戶籍分割難以打破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如通過積分制、社保年限、設立“等待期”等方式，使新生代農民工具備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實現與城鎮居民同等權利的可能； 通過成立農民工工會、聯誼會，開通農民工熱線、農民工信箱等方式，打通新生代農民工表達訴求的通道； 街道社區的選舉和治理工作應當適當地吸納新生代農民工參政議事，提升其在城市社會的政治地位。

再次，開展多層次、多元化的文體娛樂活動，豐富新生代農民工的業余生活。圖書館、展覽館、公園、體育場等城市公用設施應當摒棄本地居民的限制，免費對農民工開放，滿足其學習需求、豐富其娛樂生活。

[ 參 考 文 獻 ]

[1]吳紅宇，謝國強。 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利益訴求及角色變遷---基于東莞塘廈鎮的調查分析[J]. 南方人口，2006,（ 2） : 21 ~ 31.

[2]國家統計局。 2014 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DB/OL].

[3]人社部： 新生代農民工已占農民工總數 70% 以上[D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