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魯迅在《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中指出: “據說: 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里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云。接收了這一個結論之后，就時時令人覺得很不錯。例如關于中國人，也就是這樣的。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著英國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氣質》
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 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據……倘到窮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家伙。
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點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適當的結論來。于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迷的國度’了?！?/p>
①魯迅話鋒一轉，接著指出: “倘使長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觸著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觸，感得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么，對于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罷?！?/p>
②而《活姿態的中國》的著者內山完造先生，恰恰“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于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著一種異彩嗎……著者的用心，還是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紹介給日本的讀者的?！?/p>
③雖然魯迅認為在 1935 年中日交惡的年代，對內山先生的這本書，日本的讀者看后所得出的結論肯定不同，但他的結論卻是: “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相互了解的時候的?！?/p>
④不言而喻，魯迅在這里強調的是，通過全面、深入的“接觸”，直至能夠“感得”了對象國的“精神”，是真正了解對方的前提條件與路徑。雖然如黃遵憲、王韜等或有洋洋大觀的日本記述、或也不乏真知灼見，但由于他們或身份、地位特殊，或有語言障礙等，很難真正深入地接觸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特別是底層的日本一般民眾，從而“感得了那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對日本的真正了解，或曰中國人的接近實際的日本觀———只有到甲午戰后大批中國青年赴日留學，才得以實現。
當時多數的留日學生生活是清苦的，所謂“下宿”的生活，使他們直接與日本的下層社會相接觸?！爸袊鴮W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飯菜那么清淡，枯槁，沒有油水……特別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間的地方?！?/p>
①留學生的下宿供膳尚用熱飯，而日本“人家則大抵只煮早飯，家人之為官吏教員公司職員工匠學生者皆裹飯而出，名曰‘便當’，匣中盛飯，另一格盛菜，上者有魚，否則梅干一二而已。傍晚歸來，再煮晚飯，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熱苦茶陶之?！?/p>
②至于當時的周氏兄弟，過的則是“完全日本化”的生活。這是“因為我們覺得不能吃苦何必外出，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點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于日本的事情便無法深知的?！?/p>
③據周作人的回憶，他們兩兄弟住的是日本普通下宿，上學時穿學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裙著木屐，下雨時或穿皮鞋，后來也改用高齒屐了。一日兩餐吃的是下宿的飯，在校時帶盒飯?？傊?，衣食住各方面過的全是日本生活。他們不但沒有感到什么不便，慣了還覺得很有趣?！斑@里不僅包含了對日本人民普通生活的切身體驗，而且還是對日本生活中保留的中國古俗、中國民間原始生活方式的重溫，從而達到一種心靈的契合?！?/p>
④魯迅曾為了專心學醫而到遠離東京的仙臺，那里當時沒有中國人，這樣的環境，正如周作人所說，即便只在語言上，也使魯迅的日語精進很多。而周作人后來也搬家到很少留學生且更加庶民化的麻布區森元町，與裱糊匠、剃頭匠為鄰。這種如同三等車廂一般的市井生活，使周作人對日本的體驗更加“接地氣”。
留學期間，周作人還常到被稱為“寄席”的雜耍場去聽“落語”，被這種曲盡世態人情的講笑話的民間藝術深深感染，從中發現日本民情與語言文字中的“諧趣”等。
魯迅留學日本八年，而留學日本六年的周作人中間未曾回過一次家，又與羽太信子結婚，多次聲言視東京為第二故鄉。周氏兄弟而外，像郭沫若、郁達夫、戴季陶等亦多如此。正因為他們留學日本多年，對日本有深切的感受，所以他們的日本觀與浮光掠影的臆斷就不可同日而語。這也是直到今天，周氏昆仲對日本的意見、戴季陶的《日本論》依然受到重視的理由。
誠然，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沒到過日本的情況下，也寫出了《菊與刀》那樣的名著，但那畢竟是一種特例，而且對于真正了解日本的人來說，還是能從書中感覺出一種著者對日本的隔膜來。
另一方面，正如周作人所常提及的，他和魯迅留學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他們昆仲所切身接觸、所感得日本社會的精神，也只是明治時代的日本。而且，兩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是東京，所以可以說是以明治末年的東京為代表的日本。周作人指出: “我的東京的懷念差不多即是對于日本的一切觀察的基本……文學美術中最感興趣的也是東京前身的江戶時代之一部分。民族精神雖說是整個的，古今異時，變化勢所難免，我們無論怎么看……如不是專門學者，要想完全了解他是很不容易的事。正如中國講文化總推漢唐，而我們現在的生活大抵是宋以來這一系統的，雖然有時對于一二模范的士大夫如李白韓愈還不難懂得，若是想了解有社會背景的全般文藝的空氣，那就很有點困難了。要談日本把全空間時間的都包括在內，實在沒有這種大本領?！?/p>
⑤由此可知，所謂中國人的日本觀，一旦具體化，則無不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所以，無論是從周邊看中國，還是從中國看周邊; 無論是資料，抑或人物，都需注意區分其間的分際。
從總體的代際上說，影響中國人之日本觀的客觀環境因素也在發生階段性變化。自上世紀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大批中國青年再次成規模地赴日留學，而且與魯迅他們那一代不同的是，相當多的留學生，他們十年乃至二十年留居日本，融入了日本的產業、教育等領域。長期的旅居生活所積累的對日本的實感，使他們的日本觀更加貼近日本的實際。有關中國人的日本觀的堅實而宏大的代表性著述的問世，應該為期不遠了吧。
二、周氏昆仲日本觀之同
通觀魯迅、周作人昆仲的日本觀，在很大的差異中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歸納起來，大者可舉出以下數端。
1． 對日本政治的批判和懷疑
周氏昆仲留學時期的日本觀，無疑與當時他們所處的國際的、時代的、社會的環境密切相關。雖然周作人自己一再說他的日本留學生活一直是“頗為愉快”的，并沒有遇到乃兄在仙臺所遭受的那樣的刺激。
但他同時也多次提及在日本所受到的兩次震動: 一次是留學時期的所謂“大逆事件”，另一次為關東大震災時的“大杉榮事件”。他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追憶道，留學“期間，卻遇見一件事，給我一個很大的刺激。
這是明治四十四年\\( 一九〇一\\) 一月廿四日的事，那時正在大學赤門前行走，忽然聽見新聞的號外呼聲，我就買了一張，拿來一看，不僅愕然立定了。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與執行……那時日本有沒有共產黨雖然未能確說，但是日本官憲目中所謂‘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只是那些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人和激進的主張社會改革家罷了。這一案里，包括二十四個人，便是把各色各樣的人，只要政府當時認為是危險的，不管他有無關系，都羅織在內，做一網打盡之計，罪名便是‘大逆’，即是謀殺天皇。他們所指為魁首的是幸德傳次郎\\( 秋水\\) 和他的愛人營野須賀。其實幸德是毫不相干的，因為他最有名，居于文筆領導的地位，所以牽連上了……這些都是檢事小山松吉的杰作，其實也正是政府的傳統的手法，近年的三鷹和松川事件就用了同樣的方法鍛煉成功的。他們將二十幾個不相統屬的人做成一起，說是共謀大逆，不分首從，悉處死刑。
次日又由天皇特飭減刑，只將一半的人處死，一半減為無期徒刑，以示天恩尚厚。這手段兇惡可憎，也實在拙笨的可憐。當時我所看見的號外，即是這二十四個人的名單?！?/p>
①此外，使周作人再次深感震驚的，“便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震災的時節，甘粨憲兵大尉殺害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婦，并及他的六歲的外甥橘宗一的這一事件”。
②周作人還曾為此專門寫過文章。
由以上的事件，使周作人做出如下論斷: “日本明治維新，本來是模仿西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根本是封建武斷政治，不過表面上還有一點民主自由的跡象，但也逐漸消滅了。這一樁事，在他們本國思想界也發生不少影響，重要的如石川啄木、佐藤春夫、永井荷風、木下木太郎\\( 本名太田正雄，木太郎的木字本從木工二字合成\\) 皆是。石川正面的轉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永井則消極自承為‘戲作者’，沉浸于江戶時代的藝術里邊，在所著《浮世繪的鑒賞》中說明道: ‘現在雖云時代全已變革，要之只是外觀罷了; 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則武斷政治的精神與百年以前毫無所異?！?/p>
③其實對彼時的日本政治，周作人在1919 年第一次重游日本時的觀感中，就已經表達了與此相近的看法。在 1919 年 11 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游日本雜感》中，他指出: “我以為明治的維新，在日本實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戰勝的強國，但這強國的教育，又養成一種謬誤思想，很使別人受許多迷惑，對自己也有害……日本因為五十年來德國式的帝國主義教育，國民精神上已經很受傷害……日本維新前諸事多師法中國，養成了一種‘禮教’的國，在家庭社會上留下種種禍害，維新以來諸事師法德國，便又養成了那一種‘強權’的國，又在國內國外種下許多別的禍害?！?/p>
④待到中日關系日益緊張，周作人對日本的政治更加失望，他的日本觀和基于此的對日態度，也漸趨激烈起來。其在 1927 年所寫的《排日平議》，集中反映了他對日本的看法。他指出: “非民治的日本，軍人與富豪執政的日本，對于中國總是一個威嚇與危險……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存共榮’，其實即是侵略的代名詞: 豬肉被吃了在別人的身體里存著，這就是共榮共存……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我們要留心，不要信任他，要努力隨時設法破壞他們的工作。這是中國知識階級，特別是關于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現今中國所應作的工作，應盡的責任?！?/p>
①此外，在周作人對《順天時報》的評價和態度上，也可看出他對日本政治的批判。周作人在回憶錄中用了兩節的篇幅敘述了當年的情形?！氨緛碇袊膱蠹堊畛醵际峭鈬宿k的，如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都是如此，但那是外國商人，主意為的是賺錢，不像日本的乃是由政府主持……在北京的一個叫做《順天時報》，在沈陽———當時稱作奉天的一個叫做《盛京時報》，就名稱上來看也可以知道成立的長久，和態度的陳舊了。日本是一個名稱君主立憲，而實際是由軍閥專政的國家，民國以來北洋政府雖然還很反動，可是民間有些活動顯得有民主的色彩，這與日本人的觀點是不大合得來的，其時便在報上大發議論，處處為反動勢力張目，其影響實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結果乃由我單槍匹馬去和這形似妖魔巨人的風磨作戰?！?/p>
②及至中日全面戰爭來臨之前，周作人連續寫了四篇《日本管窺》，集中反映了他的日本觀。對日本的武斷政治、軍人弄權的基本看法沒有什么改變。當時周作人集中發表他的日本觀，一是為了想搞清楚日本“非常時”行動的所謂理由所在，同時在此基礎上意在尋求解決中日問題的道路。他的結論有三點: 一是因為日本對中國負了很重的“文化債”，也即長期受著中國的文化壓迫，現在要來反一下; 二是他認為文化分精神和物質兩種，“物質文化”———當時以長槍利炮等殺人器械為代表———雖是低等文化，但掌握物質文化的“英雄”們即是這現實世界的“實力者”，應多給予注意才行; 三是日本的“非常時”的行為與日本宗教，即神道教的狂熱有內在聯系。但作為缺乏體驗的外國人，對神道教難以深入了解與理解。
周作人對日本的政治及政治文化的看法在當時應該說是透徹和明達的，但就是這樣一位自命為“知堂”、被人們普遍譽為日本通的學者，在發表《日本管窺之四》不久而北京淪陷，他卻很快墮落為他一直批判的日本軍部卵翼下的華北教育總署的“督辦”。這一極具諷刺意味的周作人的悲劇及其緣由，給人們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間，今天依然如此。
魯迅對于那一時代日本政治的看法，與當時周作人的觀點大抵是一致的。對于日本軍部的橫暴，對于由此給中國帶來的深重的民族災難，魯迅一直都表示了極大憤慨，予以揭露。特別是他寓居上海以后，又親身經歷了“一·二八事變”，親眼目睹了這一事變所造成的種種慘痛的后果。他在為蕭紅所做的《生死場》序言中說: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上，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p>
③蕭紅所寫，是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帶來的慘劇。魯迅曾就“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答文藝新聞社問: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仆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 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p>
④魯迅對于日本國內政治的看法，可由在他聽說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在東京被日本當局逮捕后，當晚遭毒打致死后用日文所發表的，題為《小林同志之死》的悼念文可知: 「同志小林の死を聞いて」日本と支那との大衆はもとより兄弟である。資産階級は大衆をだましてその血で界をえがいた、又えがきつつある。并し無産階級とその先駆達は血でそれを洗って居る。同志小林の死はその実證の一つだ。我々は知っている、我々は忘れない。我々は堅く同志小林の血路に沿って前進し握手するのだ\\( “日本和中國的大眾，本來就是兄弟。資產階級欺騙大眾，用他們的血劃了界線，還繼續在劃著。但是無產階級和他們的先驅們，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個實證。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會忘記。我們堅定地沿著小林同志的血路攜手前進?！盶\)⑤此外，一些日本友人曾多次表示希望魯迅能重游日本，魯迅在 1932 年 4 月回復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信中指出: “早先我雖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現在感到不妥，決定還是作罷為好……依我看，日本還不是可以講真話的地方，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連累你們?！?/p>
①又如在 1934 年 1 月的信中，他表示，“然而現在到日本去，怕有麻煩罷。讓便衣盯著去看櫻花，固然也別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還沒有到日本去旅行的決心?！?/p>
②魯迅在送別增田涉的詩中，也曾有“心隨歸槎憶華年”之句，他甚至也曾打算夏天帶海嬰去博多洗海水浴，都說明對生活過八年之久的日本，他還是懷念的。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政府的那些官憲的卑劣，只能放棄了。
2． 對日本文化的共同賞識之處對于日本文化的認識和看法，周氏昆仲在很多方面毋庸說存在很大差異，但也有共同欣賞之處。如對夏目漱石小說的喜愛，特別是對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兩兄弟或介紹、或翻譯，都表示了極大的熱情等。對于活躍于明治、大正年代的一部分有特色、思想深刻的作家作品，他們或給予高度評價，或引為同道知己，他們共同翻譯出版的《現代日本小說選》，即是一個實證。
三、周氏昆仲日本觀之異
就物質文化方面，如前所言，在周作人的日本觀中，雖然他認為高級的、以藝文學術為代表的精神文明是一個國家的光榮，而物質文明不過是一個低級層次的東西，但也就是“實力”所在。具體到中日戰端一旦全面爆發，他以海軍出身\\( 南京水師學堂\\) 的目光，認定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海防，海岸線又那么長，日本軍隊可以隨處輕易登陸，一盤散沙的中國的抵抗是徒勞的。正是由于這樣的軍事上的失敗主義的日本觀，導致周作人嚴重的民族失敗主義，這也是他在日本占領北京不久，稍作消極的抵抗，很快就屈服了的重要原因。
魯迅身經“一·二八”淞滬抗戰，感受到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與熱忱。1936 年，病中的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言道: “在國難當頭的現在……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陣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支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支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絕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p>
③在魯迅的心目中，當時的日本確實十分強大，是一個勁敵，但只要中國人民結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起來，就一定能夠戰勝這個強大的敵人。而這實際上也成了他的遺言和遺志。
在文化一面，周氏昆仲對日本文化的認識、理解和選擇，如前所述，雖有共同之處，但差異是明顯的，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周作人對他所處時代的日本幾乎所有的文學樣式的作品都有接觸乃至深入的探討，從中總結和揭示了日本文學、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譬如日本衣食住文化中體現的崇尚簡素、愛好天然等特質。另外，周作人對日本的通俗文學也情有獨鐘，從中體味出幽默、滑稽的趣味。他還從眾多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中，探尋出日本文化中“游戲的心情”這樣一種審美追求。他從浮世繪的藝術中，參悟出其中體現的“東洋人的悲哀”。以上種種，多數構成了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獨特感知和理解。也正是因為較成系統地在廣與深兩個方面下過一番功夫，所以周作人還斷言日本文化是“創造性的模擬”。這一論斷對一向看不起日本文化的中國人來說，不言而喻自有其特別的意義。
魯迅自稱是販賣日貨的專家，他同時給自己的定位是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的“竊火者”，對日本文化奉行的是剜壞蘋果式的“拿來主義”。這樣，一方面需要對日本文學藝術進行“過篩子”，也即有一個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就是所謂甄選，將符合自己要求的，譯介給中國的讀者。因為重在后者，所以并不多見魯迅關于方方面面的日本文學藝術的評價及結論，而我們從他所譯介到中國的作品可知，他看重的主要在于文藝理論、文藝與社會之關系等方面。他激賞廚川白村即是由此。另外，他所欣賞的作家兼文藝論者還有島崎藤村、有島武郎及武者小路實篤等。而對片上伸教授，他表示“我總愛他的主張堅實而熱烈”。由以上種種，可以約略窺知魯迅日本文化觀的傾向之所在。在藝術方面，周作人常說自己是門外漢，而推崇乃兄。魯迅從小喜愛“圖畫”，對于日本的代表性藝術即所謂浮世繪，他指出: “關于日本的浮世繪師，我年輕時喜歡北齋，現在則是廣重，其次是歌麿。寫樂曾備受德國人的贊賞，我讀了二三本書，想了解他，但最后還是不了解。然而，適合中國一般人眼光的我想還是北齋?！雹?br>
四、簡短的結論
對日本研究有素的周作人，在《日本管窺》的終篇，曾自嘲云: “平時喜談日本文化，雖然懂得很少數賢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個國民上我可以說沒有多大用處，而且這種文化所表示者往往與事實現狀背馳……日本文化可談，而日本國民性終于是迷似的不可懂，則許多切實的問題便無可談，文化亦只清談而已?！?/p>
②這是文化。在政治一面，他于《日本管窺之二》中指出: “我仔細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現在日本‘非常時’的行動，我仍明確地看明白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禍福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命運還是一致。亞細亞人其終將淪為劣種乎，念之惘然……結論至此，實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論也?！?/p>
相對于此，一直被周作人視為悲觀論者的魯迅，如前所引，“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相互了解的時候的?！?/p>
③而且他相信總有一天，中日兩國能夠“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適曾感嘆像周作人那樣能夠賞味日本文化的，在中國并不多見。如前所述，對日本既有長期親身體驗，又有條件進行深入研究的周作人，在中日交惡之時，對日本并不看好，同時也深陷中國軍事—民族失敗主義泥坑，而最終選擇以身事敵。由此我們是否可以說他是一個徹底的悲觀論者呢? 在他的日本觀中，有一點也是不能忽略的，也即他覺得唯一可以與日本抗衡并會最終奏效的，是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不言而喻，這源于其對中國歷史上的元朝、清朝的看法———雖然“異族”在政治上統治了中國，但在文化方面最終將被同化。
質言之，對中日關系的現實與未來，魯迅相信當時中國的抗戰能夠最終獲得勝利，而中日兩國的相互了解與理解可期; 而周作人認為構成日本人國民性深層的是難以以理性去理解的宗教，即神道教，中日兩國國民很難相互深入了解; 而在當時軍事、政治的現實層面，中國必敗，但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不可戰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