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典籍的外譯揭示了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這并不是說西方國家完全按照我們的理解接受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而是中國文化通過這些古代典籍的翻譯進入了西方文化,開啟了他們對東方和中國的理解,這些理解和接受已經構成了他們文化的一部分。盡管,這種被誤讀的中國文化在不同的時期在西方文化史中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它都說明了中國文化作為他者的存在價值和意義。這種誤讀盡管變了形,但它們總是和真實的中國有著這樣和那樣的聯系,已經融入了西方文化中的這種變了形的中國文化和中國自身的發展已經是兩種形態的中國文化。不能用中國自身文化的理解來看待這種變了形的中國文化;反之,也不能用這種變了形的中國文化,作為標準來判斷真實發展中的中國文化。
一、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
就西方的文化史來說,后殖民主義只是從批判的角度說明西方的東方文化觀的特點和原因,而 18 世紀的中國熱則是從肯定的方面說明中國對歐洲的影響。其實無論是從批判的方面還是從肯定的方面,中國作為西方文化的他者,成為西方文化眼中的變色龍這是注定的。這些變化并不能改變中國文化自身的價值和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但恰恰是這種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認知和中國形象的不同反映,說明中國文化成為塑造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從而彰顯出來。
從中國文化史來看,這種遠游在外、已經進入西方文化史的中國古代文化并非和中國自身文化完全沒有聯系,這種被誤讀和變形了的中國文化總是這樣或那樣的與真實的中國、真實的中國文化和精神相關聯,這種文化的紐帶一直存在。筆者反對后現代理論下的比較文學解釋,這種解釋完全隔斷了被誤讀和變形的中國文化與真實中國文化之間的精神關系。我們完全不可跟著后現代的殖民主義思潮跑,將這種誤讀的中國文化看成純粹的西方人的幻覺,似乎這種中國形象和真實的中國是沒有任何關系的。筆者認為,在西方文化中被誤讀的中國文化和真實的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很像在云端飛翔的風箏和牽動著它的放風箏者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只飛出去的風箏,它隨風飄動,但線還在,只是細長的線已經完全無法解釋飛翔的風箏上下起舞的原因,因為那是風的作用。完全將風箏的飛翔說成放風箏的人的作用是片面的,但將飛翔的風箏說成它在自由地翱翔也是違背事實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對建立在 19 世紀實證主義哲學基礎上的蘭克史學理論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同時對 20 世紀后現代理論的文化理論更是保持時刻的警覺。用兩種理論都無法說明中國和西方之間復雜多變的文化關系,用其任何一面都無法說清西方的中國形象。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和影響,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接受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加以說明。這就是筆者一直對那些看起來洋洋灑灑地解釋西方中國形象的著作保持一定距離的原因。
二、中西文化關系發展的三階段
從跨文化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在西方的傳播,我們必須進入中西文化交流史來研究,只有在歷史的背景下我們才可以用典籍的翻譯,揭示出中國和西方文化關系變遷的漫長歷史過程,在一個長時段中看清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關系是很重要的,因為歷史的真相只有在長時段的發展中才能展現出來。
中國和西方在歐亞大陸架的兩端,中古時期在絲綢之路的駝鈴中,文化的交流主要停留在器物階段。大航海以后海路打通,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伊利比亞半島上的國家開啟了人類歷史的全球化時代,葡萄牙由西非海岸進印度洋,越馬六甲海峽,到達南中國海,西班牙沿大西洋西行,由墨西哥跨太平洋到達呂宋島。由此,來華傳教士開啟了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與西傳。從 400 年前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翻譯明代儒家倫理格言《明心寶鑒》開始,到今天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持續不斷的翻譯與出版,在這長達 400 年的歷史時段中,我們大體可以通過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西譯看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軌跡。這是一個由高到低,再由低向高的呈波浪形起伏的歷史過程,在西方文化世界里中國成為典型的變色龍,但正是在這種長時段的變化中,我們才可以從變動的歷史風云中梳理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一)16-18 世紀是中西方文化關系的蜜月期
“耶穌會士是第一批影響世界的人,他們最先在某種程度上讓世界網絡變成了世界體系。在耶穌會士的視野里,到中國傳教有著特殊的意義,這是所有傳教地區聲望最高的、最需要知識而又最不需要回報的?!迸c此同時,“在塞維利亞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貿易業有特殊的作用。到中國貿易周期最長,為了保持活力追求的利潤最大,……對新的國際宗教組織和世界經濟體系,中國都是一個地平線,她將為微觀的共同市場和世界信息的循環,提供最大的單個要素?!?/p>
①當時中國在世界各國經濟中是富庶和強大的,這個地位和其在世界初期全球化中的作用,決定了西方對中國的文化態度。以來華傳教士為翻譯主體,開啟了中國文化西傳的第一次高潮,此階段中國典籍西譯的數量之大在今天看起來也是很驚人的。據考狄書目統計,16-18 世紀這200 年間,西方出版了關于中國研究的各類圖書多達上千種。由于譯者的主體是來華的傳教士、耶穌會士,他們翻譯的中國典籍顯然是經過其加工過的,特別是在禮儀之爭后,為了耶穌會的在華事業,教派之爭影響了他們的翻譯,“Confucianism”就是他們所發明的,在中文中并沒有相應的詞匯。
盡管在歐洲思想界也有著“貶華派”,但當時歐洲思想界的主流對中國文化持一種熱情的態度,最典型的就是伏爾泰和萊布尼茨。伏爾泰認為“,中國人的歷史書中沒有任何虛構,沒有任何奇跡,沒有任何得到神啟的自稱半神的人物。這個民族從一開始寫歷史,便寫得合情合理?!?/p>
②萊布尼茨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于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東方之歐洲’的 Tschina(這是當時中國的讀音)。我認為這是命運之神獨一無二的決定。也是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他們兩者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入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雹圻@時的歐洲思想界充滿了對中國文化的敬仰。
(二)19-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關系是不平等關系
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科學的發展,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的進行,從 18 世紀晚期到 20 世紀上半葉,東西方關系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除了日本以外,亞洲其余國家基本已被歐洲人所控制,即便當時中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名義上仍保持著獨立,實際上那只是因為西方列強在如何瓜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上有著分歧?!暗?1914 年歐洲已稱霸全球。這是一個漫長過程的非凡頂峰,這一漫長過程從 500 年前葡萄牙船長沿著非洲海岸摸索前進時就開始了?,F在,隨著權力史無前例的集中,歐亞大陸的一個半島已成了世界的中心?!?/p>
④經濟的強大、政治勢力的擴張使歐洲人再沒有任何謙卑的文化態度,西方就是一切,東方無足輕重。在黑格爾眼中,孔子的儒學再沒有萊布尼茨眼中那樣神奇,中國根本沒有哲學。亞當·斯密從外貿的角度已經在他的學說中宣判了中國死刑。對于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是相當痛苦與矛盾的,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說過,要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學習西方。讀西方的書、到西方去留學、接受西方的思想,已經成為知識精英的必選之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蘭地酒也是一種美德;凡不是英國的都值得懷疑?!?/p>
⑤此時,中國自己的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必須拋掉的文化包袱,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口號的提出,標志著中華文化的古老體系在當時國人心中已轟然倒塌。盡管有著梁漱溟這樣的人,從新的角度來講述中國文化的意義,有學衡派努力在西學與國學之間力求平衡,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保留下來,但西方文化的強大已經無法阻擋。
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仍在繼續,無論是新教傳教士還是西方專業漢學家們都在做著基礎性的學術工作。但此時中國古代文化已經是一個死去的文化、一個博物館中的文化,她精致、高深、艷麗,她只是西方貴族們茶余飯后品嘗的一杯清茶,西方漢學家知識考古的一個饒有興趣的玩物而已。馬克斯·韋伯在其《儒教與道教》中已經像黑格爾一樣宣判了中國文明在現代化道路面前的死刑。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思想與文化出現短暫的衰敗,一些西方哲人在戰爭的廢墟中遙望中國和東方,如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但在西方文化陣營中這只是鳳毛麟角,尚不能形成對中西文化關系的根本改變。因此,19-20世紀上半葉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關系,是不平等關系,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是主流文化與依存文化的關系。此時的中國文化不要說有世界意義,它連起碼的地域文化的意義也都喪失了。
20 世紀上半葉,西方在全球的勢力達到了頂峰?!拔鞣绞澜缛缃袷侨祟惷\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萬確的是:對西方實際統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征服。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區不得不模仿西方。
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標已為人們接受,并被用來同西方的控制作斗爭?!雹?br>
(三)中國的崛起開啟了中西文化關系的回歸———平等的文化關系
20 世紀下半葉冷戰結束,華沙條約集團瓦解、蘇東解體。這時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西方完成了對全球的真正統治。但令世界真正震撼的是中國在近 30 多年中的崛起,這是一個有著超大國土的國家的崛起,這是一個有著超多人口的國家的崛起,這是一個有著超長文化歷史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是一個在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有著重大區別的東方大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不僅是 20 世紀歷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美國學者威廉·W·凱斯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政治轉型既是全球政治經濟歷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亞洲經濟、技術、外交和安全聯盟等諸多領域變革的主要動力?!薄爸袊尼绕鹁拖駳v史上其他大國的崛起一樣,代表了一種全球制度性的結構改變,涉及外交、安全和商業,很可能會帶來不穩定,甚至戰爭?!?/p>
⑦從這位美國戰略家的話語中我們已經感受到中國崛起對西方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必然帶來文化的發展,中國崛起必然帶來對統治世界近 400 年的歐美文化的沖擊,對于這種文化格局的變化,西方思想和文化界至今仍不適應,唱衰中國仍是西方主流媒體的主調。西方如何回到一種正確的文化態度,回到多元文化共存的立場仍是一個待考察的問題。盡管在歐洲和美國已經有相當多的有識之士對西方帝國文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積極倡導多元文化的對話,但這種聲音并不占主流。因此,中國和西方目前的文化關系處在一個重要的調整期。對西方來說,如何繼承他們 18 世紀中國觀的文化遺產,回到一個正常的文化心態上來,清醒認識到西方文化統治世界的時代一去不復還了,一個文化共生的時代到來了,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我們相信,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的新時期一定會到來。
因此,400 年的中西文化關系歷經了三個大階段:蜜月期———文化相互的仰慕;不平等時期———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中國追隨西方文化;平等對話時期———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中國文化真正顯示出世界性的文化意義?!拔鞣剿杏龅纳唐肺幕且环N矛盾,它一方面為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它卻在使人平白化、單一化,從盧梭以來的西方浪漫思潮幾百年來一直在西方文化內部進行著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工作。歷史是一個圓,在這個圓的任何一點上似乎都能看到一條直線,但相對于整個歷史,那只是一個點。今天,我們必須走出點,從整個圓來看歷史。19 世紀東西方所形成的東西方文化觀都應重新檢討,尤其是西方。
文化交流與對話的前提是對對方的承認和尊重,喪失了這個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對話。在這個意義上,中西雙方應回到明清間的初識階段,回到‘大航海時代’,重新梳理 400 年來的中西關系史,回到平等對話的起點上來?!雹?br>
三、傳播主體的困境———中國知識界在思想與文化上的爭執
通過對長達 400 年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西傳歷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一種文化在域外的傳播能否成功,取決于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接受方的心態,一個是傳播者的心態。從西方接受者的心態來看,目前中西文化關系如上所講正處在調整和轉變期,從整體上來看至少在目前一段時間,西方的文化心態并未轉變過來。對于中國文化的復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仍是持批判的態度。近年來西方借助各種問題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的批評,大多并不出于善意,有些也并非出于惡意,而是一種疑惑。因為中國的崛起是近 200 年來世界現代化歷史中的一個另類。按照西方已定的價值觀念無法完全理解當下的中國,或者希望中國繼續發展,或者希望這個另類崩潰,或者無法解釋。這是一個古老而嶄新的中國,是一個西方文化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中國。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以阻擋,世界文化格局的改變已經開始,西方能否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本質特點、回到一個正確的文化立場上來,決定著中西文化關系能否度過這充滿矛盾與誤解的調整期?;氐狡降葘υ?、回到多元文明共存的文化關系,是西方文化最正確的選擇。西方文化能否完成這個態度的轉變,不僅決定著中國文化在西方乃至在整個世界的傳播,而且也決定著西方文化未來發展的命運。因此,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彰顯的文化價值,并非是我們所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目前這個世界文化的主導者———西方文化的態度,對中國文化世界影響力的提高、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有著重要的影響。
文化傳播的成功與否還取決于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即傳播者對自己文化的理解和解釋。如果傳播者向外部世界所介紹的是清晰的、明了的、充滿智慧的文化,就一定會被理解和接受。但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恰恰在于:當下在中國、在我們的知識界,在對待中國文化的整體理解與解釋上,在解釋中國當代文化和古代中國傳統文化關系上仍處在混亂之中,中國知識界,在如何向外部世界傳播中國文化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這已經成為中國文化是否能在世界真正傳播開來的關鍵所在,任何一種文化傳播的成功都不可能是在傳播主體的自我認識混亂、對自身文化表達矛盾與混亂中獲得的。這已經成為我們做好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工作的一個基本前提,也是展開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歷史與理論研究的一個關鍵。
百年以西為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基本上是在西方的學術框架和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同時我們自己的傳統知識和文化也是在百年西學東漸中被納入了西方近代的學術體系后表述出來的。重建中國文化與學術是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重大使命,但否認近 400 年的西學東漸和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形成是荒唐的,試圖回到西人東來前中國自己原有的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的表達是幼稚的。今天中國的話語已經完全和近代時期不同了,在 400 年的西學東漸中,我們的文化也融入了大量西方具有時代性和進步性的觀念,豐富了我們的文化觀,使中華文化在當代呈現出一種既不是完全的西方當代文化,又不是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化這樣一種混雜而嶄新的文化形態。
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的中國,我們的文化表達和敘述已經不再是按照它的自然邏輯來表達,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史從清后期就已經打斷,被強行納入到西方文化主導的世界文化體系之中。當下崛起的中國希望在西方主導的文化體系中重新獲得平等的對話權利,這將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作為長期壓抑的現代化激情在短短的 30 多年中爆發出來的中國,在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同時,我們突然感到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是文化的崛起,但在 30多年的快速發展期間,資本這個雙刃劍也將人們引向拜金主義,濃重的重商主義風氣在給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思想開放的同時,也給我們的思想與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尷尬與困惑,給文化的崛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艱難。這表現在兩方面:
其一,中國學術界對近 400 年西學東漸的歷史尚無完成系統的研究和梳理,對自己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尚未完成系統的說明和整理,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中國當代文化體系,西學、國學、馬克思主義處在一個艱巨的磨合期。而由于中國快速的崛起,我們不得不面對向世界重新說明中華文化的價值、如何完整地表達中國文化的價值和世界性意義的問題。
其二,近代中國的歷史和思想證明,對封建思想的清理仍是一個長期任務,文革的悲劇就在眼前,現實生活中沉渣時時浮起。文化自覺和自信表現在兩個側面,一個是始終對自己的文化持一種清醒的認識,批評其漫長歷史中的文化痼疾,使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凸顯出來,成為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并未過時,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作為思想家和文學家的他在一些用語上顯得激進,但其自省精神仍是我們重建中國文化的精神來源。正像沒有伏爾泰、尼采這些西方文化內部的批判者就沒有西方文化的不斷更新一樣,崛起的中國仍需要這樣的維度。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在文化心態上必須敬重自己的歷史文化,將其作為文化大國崛起的基礎。在新時代被重新解釋的中國思想和文化的主線肯定是以傳統文化為底色展開與敘述的,中國的現代之路肯定會走出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道路。一切以西方文化為師的時代已經過去,作為中國這樣有著世界唯一流傳下來的古代文化的大國,它的精神價值的主流不可能是生硬地將西方當代文化嫁接到中國文化的復興之中。由此,在“文化底色”與“轉換型創新”之間就出現了緊張,這種緊張感就是我們在文化走出去中如何處理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的文化關系,如何說明中國傳統的當代意義。
中國古代文化在世界的傳播任務的完成首先是傳播者對自身文化清醒的認知與充分的理解,唯有此,才能在世界范圍內說明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道路的意義。而社會轉型期的動蕩與矛盾重生,又給我們理解與說明這個快速發展的中國增加了困難,中國思想和文化處在前所未有的混亂時期,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一個新思想誕生的前夜。如何在歷史的表象中洞察到歷史的真諦,越過思想的表層,揭示中國文化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這是中國思想界的重要任務。
2011 年是辛亥百年,百年來的中國是在向西方學習中發展與變遷的,百年歐風美雨給了我們哪些東西呢?當代經濟學家溫鐵軍先生從經濟學的角度總結了百年辛亥以來的基本經驗,他認為在經濟基礎的洋務運動和上層建筑的戊戌維新之后,中國已在教育、軍事乃至政治體制上采取西制。后來引進西制及人才沒能救活被內外戰爭搞得財政崩潰、地方弄權的清王朝。而民國之亡,很少人從整個世界經 濟 和 西 方 危 機 的 角 度 加 以 考 察 。 他 認 為1929-1933 年西方大危機所導致的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已經埋下了國民黨失敗的種子,所以說,民國先亡于無儲備之西制財政金融崩潰,后亡于無軍餉之西制軍事失敗。西制也沒能救民國。對今天來說,溫鐵軍認為有個現實需要承認:“辛亥逾百年,中國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擔西方國家轉嫁過來的制度成本的后發國家。如果沒有另辟蹊徑的創新能力,則難逃玉石俱毀之宿命?!彼慕Y論是:“告別百年西制崇拜?!?/p>
⑨盡管對溫鐵軍的觀點也有爭論,但這些人沒有看到,他并不是否認百年來向西方的學習,而是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從長時段的百年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說明今天的世界經濟仍在西制之中,在這樣的體制中的中國發展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如何對待這個 400 年來已經統治全球的西方制度,如何超越這個制度的不足,中國發展的真正困局在此。這是中國百年來的一個結:我們以西為師,但老師總是在欺負學生。正是這樣的結,使新中國走上一條獨特的想超越老師的道路。中國超大的國土,超長的歷史文化,超多的人口,使我們這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夢想屢屢受挫,只好耐下心來向這個“總是欺負學生的老師”學習,但心中不爽。而今天,當我們在奮斗中走到了中心時,這樣的念頭自然在心中涌動。
其實,不僅僅是在經濟上,在文化上亦是如此。
現代化源于西方,對歐美來說,現代化與文化意識的解放、自我的實現是同步的,但當歐美的現代化向全球擴展時,西方在全球的發展給殖民地國家帶來的是災難。在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狡計”中,后發現代化國家被帶上西方所開辟的現代化軌道。但必須看到作為后發現代化的國家,文化上的內在矛盾一直存在于我們的精神之中。在我們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其文化在接受西方優秀文化的同時,也已受制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控制?;蛟S對那些歷史短暫的小國來說,西方文化這些洋玩意還能完全被接受。但對于歷史文化比西方文化還要久遠的中國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環顧今日中國的文化,本土的文化已經面目全非,但它仍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精神世界的深處。而在表層的生活中,我們的確已經完全西化了,甚至在如何表達自己的文化上都已經有了困難,因言語已完全辭不達意。崛起的中國在自身文化和已經進入自己骨髓的西方文化之間痛苦地徘徊和掙扎。
或許我們像中國古代文化吸收佛教文化的歷史那樣,當下的混亂和苦惱只是因為“張載未出,二程顯世還有待時日”,總有一天中國會像消化佛教那樣把一百年來的西方文化徹底消化,讓新的“宋明理學”再生,新的“朱熹”橫空出世,把中國文化提升到新的世界高度。目前的現實是:走向世界強國,中國已經指日可待;走向文化強國,結束百年來中西混雜的狀況,重建一個立足自身文化之根而又有強烈時代感、將西方文化化解于其中的新的中國文化形態尚未出現。應該清醒認識到,雖然地理大發現后西方文化漸成強勢文化,但東方有著比西方文化還要悠久的文化歷史,有著自己完全獨立于西方的一整套的價值體系和精神世界⑩。
四、結 語
百年歐風美雨,百年一切以西為師的時代過去了。天地蒼黃,今日中國在社會物質發展上終于趕上了“老師”的步伐,超越歐美發展的前景也不太遙遠。但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百年文化批判、文化的中斷與接續、文化吸收與創造已經成為極為重要的文化問題。沒有精神與文化的浴火重生,中國文化永不能真正復興。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重新審視辜鴻銘,來評判他對中國經典的翻譯工作。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繼承辜鴻銘的理想,展開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外譯研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