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年，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面對新的形勢、新的任務，人文北京建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將北京建設成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是黨中央對北京城市發展所做的新的定位，也是北京在未來幾十年全面發展的方向。按照這一定位要求，就文化建設而言，北京不僅要進一步明確城市的文化戰略、調整城市文化功能布局，而且要在提升公共文化設施、構建智慧城市的基礎上，發揮首善之區的表率作用，建設宜居文化。在這一年度中，北京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的相關指示精神，在人文北京建設與研究中，直視新的問題、新的挑戰，在許多領域取得了新的突破與新的進展。
一、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研究
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設立的總目標，在這一命題中，文化是重要的內容，它涉及文化體制改革等諸多重大問題，關系到文化強國戰略的順利實施。北京的諸多學者在這一宏觀性的視域中，結合北京文化的發展實際，對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進行了多個層面的探討。
第一，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是個系統性工程。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建設需要整體統籌，分步實施。高小平從國家戰略高度闡釋了由“管理”向“治理”轉變的意義，指出這一轉變意味著黨和國家在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中在權力配置和行為方式等方面正在經歷一種深刻的轉變。
而這一轉變的根由在于新的生產力要逐漸適應發展變化了的生產關系。對這一轉變，祁述裕指出著力推動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和文化善治轉變，需要協調處理三個方面的關系: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管理體制機制創新，在政府、市場和社會相統一的“三位一體”的發展路徑中，形成國家的文化治理體制機制。金元浦在描述文化治理新體制機制形成時，將其概括為“頂層設計、辯證施政、歷史理性、改革激情”。他認為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五位一體”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需要在頂層設計中統籌文化與其他因素的關系，注重發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在多元的發展中努力尋求發展文化和發展產業之間的關系，尋求歷史與現實的平衡點。在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的整體戰略中，北京作為國家首都，應發揮文化中心的示范性作用，在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的建構中發揮表率作用。余鐘夫指出，北京處于現代化的“后過渡時期”，在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要在符合城市發展性質和國家總體改革方向上率先探索。
第二，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的重點在于文化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是規范北京市乃至我國文化發展的制度性安排，符合實際發展的文化體制，能有效地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激發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對于文化體制改革在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中所應發揮的作用，陳少峰認為，改革任務就是以市場化改革為核心，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釋放被束縛的生產力。
在這一改革中，面臨著來自行政阻力、內容產業乏力的困難，因此，應通過轉變職能、合并部委、壓縮審批權等方式，發揮市場的作用，形成真正的服務型政府。陶東風在闡釋這一問題時，認為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應包括以頂層設計為核心的文化治理的制度建設和以制度執行為核心的文化治理能力建設。
在此陶東風著力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指出突破計劃體制的慣性束縛是激發市場活力的關鍵。因此，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發展尤其是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是改革的重點內容。也正是基于此，張曉明、章建剛等指出，隨著文化體制改革逐漸涉入深水區，文化產業的發展正在從政府主導的啟動階段走向依靠市場內生動力發展的新階段，文化產業的發展進入“換擋期”。
與陳少峰、陶東風等強調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不同，熊澄宇、王家新等認為在改革中應注重文化建設主體的重要性。熊澄宇在對這一問題的闡釋中，較為側重文化主體的多元性建設。
這種多元性表現在管理的多元性、創意的多元性、生產的多元性和消費的多元性四個層面，其中管理的多元性側重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創意的多元性側重于文化內容的差異性，生產的多元性側重于企業的性質及類別，而消費的多元性則與市場發展水平、區域空間以及消費水平等密切相關。與熊澄宇不同，王家新對文化主體的討論則是以文化企業為具體的對象，剖析了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問題。
王家新在對當前各地文化企業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行分析時指出，北京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后成立了文資管理專門機構，但專業化管理仍處在起步階段，與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四管”相結合的要求相比較，仍有較大差距。
可以說，在這一大的改革轉向中，出現了一些新的亟待思考的問題。一些論者結合北京實踐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分析闡釋。黃茹、陳博群等分析了北京文化資源的評價及開發利用的問題，陳默、李震宇等分析了北京文化創意企業發展模式創新問題，江光華對北京文化產業與科技融合的財政政策等進行了富有開拓性的探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對政府職能與市場關系的討論中，一些論者也提出了政府在體制改革后的文化發展中仍需發揮主導性的作用。徐麗、崔燕等從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的角度，指出北京缺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化新型人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意品牌和跨國企業集團，因此在增強文化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和治理能力，發展文化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政府仍應主導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
注重政府作用的原因在于，文化創意產業屬新興產業，發展水平相對落后，這就決定了其在發展中需要政府的保護與扶持，以在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北京市層面，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研究，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根據現實的需要出現的新的課題。由于這一課題本身的復雜性，目前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尚處在初步探索階段，也就是說，對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建設的研究尚有較大的生長空間，隨著實踐及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這一理論體系的建構也必將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二、北京文化金融體系建構與模式研究
文化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需要金融的強力支撐。這不僅是產業自身進一步提升發展的需要，也是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產業“越界”與“擴容”的必然趨勢。2014年3月文化部、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從整章建制的角度大力推進文化與金融的創新發展。從全國范圍來說，北京作為文化市場、文化產業較為發達的地區，為文化金融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可以依賴的土壤。作為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和產業運營模式，文化金融在文化和金融領域產生的突破成為了研究的重點。
第一，文化金融體系的建構研究。文化金融作為文化和金融領域的新生事物，體系建設關系到其長遠的發展。程立茹、周煊在闡釋這一問題時以北京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環境為切入點，指出在政策層面呈現出“宏觀政府規劃非常到位，中觀平臺運作有所脫節，微觀企業環境有待優化”的特點，且根據文化創意產業領域文化金融存在的問題，從首都文化創意產業投資基金實施重點項目導向戰略、通過減稅代投方式加大文化龍頭企業的稅收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來完善文化金融體系，推動了文化金融的創新發展。
在文化金融體系的建設中，基于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現迅速、文化金融市場活躍的特點，央行與北京市共建文化金融合作區，在合作實驗區建設、金融機構與文化企業對接平臺、文化產業信用體系、全方位的合作機制等方面積極探索，建設與完善北京文化金融的體系建設。正如任何事物的出現都存在兩面性一樣，文化金融在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金融風險，范玉剛較為系統地闡釋了文化產業的風險特征與完善投融資體系之間的關系。在論證中，范玉剛從文化產業風險投資、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文化資產信托、文化資產證券化、融資租賃、公私聯合融資等幾大方面，闡釋了文化產業高風險視域下文化企業的融資創新。
第二，文化金融創新路徑與模式的分析。文化金融的出現，改變和豐富了文化資本市場，作為一種金融創新模式，文化金融為文化和金融兩大領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李東興在對文化金融發展模式的分析中，首先梳理了北京現階段的文化金融模式，即財政撥款、銀行貸款、股權融資、債權融資、民間資本等5種類型，且在對北京文化金融存在的問題，諸如平臺建設滯后、服務創新模式單一、市場融資門檻過高、缺乏針對銀行的激勵機制等分析的基礎上，對北京文化金融的創新發展進行了探討。
閆冰竹、艾亞與之角度不同，他們在闡釋文化金融的發展現狀時還緊密結合了北京銀行在首都文化金融中的發展實際。閆冰竹分析了文化金融品牌在產業運營發展中的作用，指出“文化創意+金融創新”的發展之路是滿足文化企業金融需求的最新探索，并從戰略定位、產品創新、提升效率、增設專營機構、平臺建設、豐富內涵等方面探討了拓展文化金融的方式或路徑。艾亞分析了北京銀行關于“文化金融”之路的拓展。在論述中，艾亞闡釋了北京銀行的產品創新、貸款擔保方式創新、服務團隊創新等文化金融創新模式，并以北京銀行融資支持文化創意企業的案例為闡釋重點，分析了文化金融在產業運營中的具體操作，比如電影《步步驚心》、動漫作品《魁拔》、北京凱撒國際旅行社等。案例分析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一結合不僅使得理論的闡釋更具有說服力，也使得在理論論說的過程中能更好地把握產業發展的動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金融的路徑創新與模式探索中，互聯網金融作為文化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中開始發揮出重要的推動性作用?；ヂ摼W金融是近來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新生事物，作為一項新的研究課題，金元浦、范玉剛等結合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具體的產業案例，闡釋了互聯網金融對文化金融體系的建構性作用。金元浦指出，互聯網金融逐漸改變了傳統金融的運營模式與發展方式，對中小企業的文化融資有重要意義。
他認為互聯網金融作為文化創意產業中中小文化企業的發展活力之源，依托互聯網信息技術優勢完善了融資的硬件設施，強化了文化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有助于文化創意產業在互聯網金融融資平臺支撐下的提升發展。
第三，文化金融與行業發展關系的分析。如果說，以上論者是在一種較為宏觀的層面對文化金融做的分析，魏鵬舉、向勇、何群等則針對某一具體行業的發展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剖析。魏鵬舉、向勇等以藝術金融為具體的研究對象，分析了藝術金融對產業的推動作用。魏鵬舉認為在文化金融日盛的時代背景下，藝術金融作為一個先行先試的經濟領域，要在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探索藝術金融的實踐模式。
在論證這一問題時，魏鵬舉認為藝術金融發展的關鍵是對藝術品的價值進行評估，在北京乃至全國由于藝術品交易市場發展尚不成熟，藝術品交易在信用登記、確認、懲誡機制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因此，構建完善的藝術品交易市場是發展藝術金融的關鍵。而向勇在闡釋這一問題時則更進了一步，他闡釋了藝術品金融化發展的兩大趨向模式:藝術品投資基金、份額化交易。北京是藝術品投資基金較為活躍的地區，而這一模式的發展有助于資本和資源的優化整合;份額化交易是藝術品金融化的中國式創新，在這一模式創新中北京文化產權交易所是中國最大的產權交易橋梁、紐帶和中心，與深圳文交所、上海文交所、天津文交所等一起承載著能普及至個人投資者的類證券化的藝術品產權交易工具的作用。
與魏鵬舉、向勇等選取的行業不同，何群在闡釋文化金融時選取了時下更為火爆的影視行業。
何群在分析我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時指出，大量資本進入文化產業對產業本身的發展形成了“雙刃劍”。
何群認為北京銀行、基金等大量資金進入影視業，有效地緩解了影視業對資金的需求，但由于投融資機制不健全，大多數投資“雷聲大，雨點小”，非專業資本的大量進入使得影視業出現了泡沫，其應有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需要指出的是，當代文化產業的發展是一種趨于行業“越界”與擴容的發展，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中，文化與科技的融合創新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且文化與科技融合的行業以高端的創意型行業為主，比其他行業有更為強烈的金融財政需求。江光華從此視角，分析了北京文化產業在與科技融合發展中的財政金融政策。
江光華首先從理論的層面指出了金融財政支持文化產業與科技融合發展的必要性，這源于國家戰略、高科技文化產品的外部性需求、文化科技創新的高投入高風險、文化科技融合發展的良性運行等層面，并從充分發揮專項資金的帶動作用、示范園區的表率作用、財政政策對社會資金的引導、制定資助和獎勵制度等方面對促進與完善北京文化產業與科技融合的財政政策建設提出了相關建議。
通過以上對文化與金融關系的梳理，不難發現，北京的文化金融已經進入到一個實質性的實踐階段，與產業相適應的文化金融體系已經開始在市場的運營中逐步建立。不可否認，文化金融對北京的文化發展而言，還是一個新生事物，且由于其本身就是一個產業越界融合發展的產物，對文化金融的研究與認識，可以說目前尚處在初步探索階段，對其運行、操作的規律仍有待于進一步發現、分析和研究。
三、北京文化消費現狀與問題研究
文化消費是當前北京乃至我國文化產業、文化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只有通過文化消費拉動內需，才能真正發揮消費的拉動作用，挖掘出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性支撐。2013年北京市正式啟動了首屆北京惠民文化消費季，希望以此帶動北京的文化消費，激發文化市場活力，由此與北京文化消費的相關話題也成為諸多論者討論的重點，對北京文化消費的討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文化消費整體狀況分析。文化消費作為一種市場行為，在具體的市場運行中呈現出不同的階段和多元的特點。王亞楠、高書生等在《中國中心城市文化消費需求景氣評價報告》中從區域文化消費的角度，較為全面地分析了我國中心城市文化消費的整體性狀況。他們在對地區中心城市的文化消費進行分析時指出，北京的文化消費占全國城鎮份額在近年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擴大，但在指出北京文化消費這一整體性趨勢的同時，論者并未做更深一步的分析。
與王亞楠、高書生的視角不同，周沖等對文化消費的研究則突出了北京文化消費的階段性。周沖認為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從整體上把握北京文化消費的現狀與需求，是發展文化產業的必要性前提。
周沖指出北京文化消費在30多年的發展中存在三大階段:1978—1992年的起步期、1993—2003年的發展期、2004年至今的調整期，他認為在文化產品和設施日趨豐富和完善的背景下，北京的文化消費取得了較大進展，且趨向網絡化、科技化發展。陳智國在分析中亦認同此觀點，他指出在北京以網絡游戲、移動互聯網和數字媒體等為主要內容的新興消費得到了快速發展。此外，北京在文化消費的規?；l展、特色文化消費平臺打造等層面也較為突出。
應該注意的是，隨著4G牌照的發放，在未來幾年中網絡文化消費在北京文化消費乃至整個消費中所占的比重將逐漸攀升。意娜以4G時代對北京網絡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為題，分析了4G對北京文化消費市場的提升作用，指出4G時代的到來，將進一步擴大北京網絡文化服務和消費的高端化發展，如有助于促進商務辦公移動化等，且在80后、90后群體日益成為網絡文化消費主體的背景下，北京網絡文化消費將有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梢哉f，從不同層面對北京文化消費狀況的整體性把握，說明了北京文化消費的復雜性，具有多層次的內涵，體現了文化消費在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蘊涵的張力。
第二，制約北京文化消費的問題分析。從整體狀況來看，北京的文化消費在人們整個的消費中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大，文化消費成為制約北京文化快速發展和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型產業的“短板”。金元浦在考察了中西方文化消費整體狀況的基礎上，結合北京及我國的發展實際，認為一個新的文化消費的時代正在來臨，他還分析了消費券在促進北京文化消費中的作用及不足。
金元浦認為這一舉措能夠為企業搭建更為寬廣的銷售平臺，能以更加便利的方式為人們提供惠民服務，同時也指出這種拉動內需促進文化消費的方式，可能存在有效供給和真實需求之間的矛盾，因此提出消費券的發放應根據文化藝術消費具體實際，在適當的階段以不同的形式有針對性地開展。周茂非、江林等在闡釋這一問題時，同樣注意到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文章指出文化消費的提升受制于市場上文化產品的良莠不齊，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與文化精品生產不足之間存在著一個亟待解決的矛盾。北京應根據地域、年齡、收入的不同對消費群體加以細分，充分了解不同文化群體之間需求的差異，從而在文化產品的生產經營與需求之間形成無縫對接。與上述論者稍有不同的是，何超瓊從藝術交易的角度，分析了北京文化消費和文化市場發展中存在的不足。
何超瓊在借鑒滬港兩地經驗的基礎上，指出北京長期以來并未形成圍繞文化產業發展的“輔助產業鏈”，缺乏有公信力的專業的文化藝術品交易中心等多種原因共同制約了藝術品消費和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發展。
第三，擴大北京文化消費的對策建議研究。正是從宏觀上看到北京文化消費在實際發展中的不振，張慧光、劉紹堅等為破解文化消費中存在的障礙，從多個層面進行了探討。張慧光認為應通過積極引導，充分釋放北京文化消費市場的潛力，使文化消費成為北京新的經濟增長點。
而劉紹堅則更為系統地從理論研究、實踐推動等多個層面進行了闡釋。
劉紹堅指出，促進北京的文化消費，首先應加強對文化消費的理論研究，全方位地總結文化消費的構成要素、驅動要素、制約因素等，為北京文化消費乃至全國的文化消費增長提供理論支撐，在此基礎上，研究制定促進文化消費的政策措施，加大對文化資源的統籌與整合，充分利用文化消費季的承接作用，加強文化消費季的品牌化建設，將文化惠民卡打造成促進文化消費的平臺。
客觀地說，提升北京文化消費的水平與質量，拉動北京的文化內需，既是一個消費觀念培育的文化問題，又是一個關于人們收入水平及支付能力的經濟問題，且與文化基礎設施的完善與否，是否具備便捷、完善的文化消費條件與機制等因素密切相關，所以，從這個層面而言，擴大北京的文化消費是一個涉及多方面因素的系統性工程。
四、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研究
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城市，需要在國家文化建設中發揮示范作用。從一種較為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文化金融、文化消費等是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路徑和手段，建設富有影響力的文化中心城市才是城市發展的最終目的。對于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城市的研究，近些年已取得了較多成果和較大進展，在本年度新出現的值得關注的研究成果大致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建設富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城市研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城市，是北京市在2012年提出的新的城市發展目標。作為一個具有理論和實踐性的命題，金元浦與戴德魯等對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中國路徑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們認為全球化進程中，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是在城市面臨急劇擴大、功能升級換代的需求的背景下，主動打破原有城市框架與局限，重新規劃、設計城市格局，以適應新形勢下城市發展的要求。向勇等以城市的意象為視角，闡釋了城市的文化意象在構建世界城市中的作用與機制。
他指出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傳統建筑與現代建筑“混雜”，出現了所謂同質化的現象，且在現代城市空間的改造中城市記憶的斷層化日漸突出，因此在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過程中，須保護城市文化多樣性、創造歸屬感和安全感、保持城市活力，以此來建構北京的城市意象。李建盛在北京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則突出了城市公共藝術的作用。
他認為北京的公共藝術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了從單一性向多樣化的文化和美學轉變，在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中心城市中北京的公共藝術應具有國家首都視野、國家視野，能夠體現和傳承文化名城文化，具有北京建設創新型城市的美學水準，注重多層次的結構和多樣性。
如果說構建城市意象和發展城市公共藝術的世界城市研究，是從提升城市文化內在發展品質的角度而言的，那么陳少峰、李嘉珊等較為注重北京文化“走出去”的動力機制研究。陳少峰認為實現文化發展的國際化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設的重要發展目標，也是檢驗一個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策略上不僅要注重以交流促傳播的方式，即注重文化在推廣中的體驗性，而且應實施品牌化的發展戰略，注重塑造與推廣大型文化品牌和品牌項目，尤其是體育文化在對外交流與傳播文化中的作用。在傳播主體上，陳少峰特別強調了企業的主體性地位，注重發揮市場在海外文化資源配置與傳播中的地位。李嘉珊在文化走出去的研究中從具體的文化行業出發，分析了“北京京劇”的傳承與傳播策略。
李嘉珊指出“北京京劇”已經成為北京文化的名片，進一步塑造“北京京劇”的文化名片，有助于生動地呈現北京作為世界城市的文化品格，其具體路徑選擇體現在加大內容創新、找準市場定位、增強市場運營意識、擴大網絡營銷渠道、開發衍生產品和促進與現代科技的融合等。
第二，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文化創意產業在北京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已發揮著支柱性的作用，從整體來說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已經進入到縱深階段。在新近關于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討論中，北京與其他國際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的比較研究以及文化創意產業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性是值得關注的兩個命題。洪涓、劉甦等比較了北京與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實際，梳理出兩城市在發展中的相同點與差異，在細致分析倫敦創意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從人才培養、政策支持、集聚區建設、知識產權保護等層面闡釋了倫敦對北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啟示。
可以說，北京的文化創意產業在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已經開始融入世界文化創意產業體系，且在拉動經濟增長、推動城市發展轉型、改造城市空間、完善城市文化服務等層面均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在經濟等實踐層面發揮帶動作用的同時，張京成、劉光宇注意到文化創意產業仍然具備意識形態性。他們認為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種文化業態，在具有不可否認的商業屬性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性，因此提出了要在保持意識形態屬性的基礎上兼顧商品屬性的觀點，并認為應通過改變和創新宣傳方式，將意識形態與文化產品有機結合，利用產品的消費傳播正能量。
第三，北京歷史文化研究。北京是歷史文化名城，轄區內有豐富的歷史遺產，有效發揮歷史文化資源在城市文化發展中的作用歷來是北京文化研究的主題。在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中，邱運華從一種較為宏觀的視野，探討了北京文化現代形態的發生及其論域。
邱運華認為自清末至20世紀中葉，北京文化的現代化經歷了“三個徹底”，即徹底失敗、徹底絕望、徹底否定，向以新社會運動、新思想運動、新文化運動為主要內容的“三新”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標志著現代形態的北京區域文化的框架基本形成，也構成了新北京文化建設最為直接的資源。與邱運華對北京文化整體性變革的分析不同，陳名杰以“曹雪芹西山故里”項目為具體研究對象，對盤活北京文化資源為文化資本，創建北京文化新地標進行了細致的考察。
他提出要通過產業化、品牌化、科技化、國際化的路徑，推動包括曹雪芹和“紅”文化在內的海淀西山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融合創新發展。如果說邱運華、陳名杰是在城市發展的實踐層面對北京的歷史文化進行的闡釋，那么胡洪春則選取具體的文本，通過對清末民初京味兒小說中對北京的書寫，尤其是對八大胡同的描寫，剖析了隱匿在歷史更迭中北京城市的文化記憶。
可以說，通過對北京歷史文化的多層面剖析與認識，論者們進一步明確了北京在城市發展中對傳統歷史文化傳承、轉化的方式和作用。
從整體來說，人文北京的研究隨著新的形勢、新的實踐、新的變化出現了新的問題，并取得了新進展。無論是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還是文化金融、文化消費，之所以能夠在新的條件下突顯出來并成為年度的熱點問題，源于發展思路、發展路徑的轉化。正是在這一悄然的變革中，需要以一種新的架構、新的思考來指導和闡釋實踐，因此從這個層面而言，人文北京的研究在新的形勢與需求下具有了無限生長的理論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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