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問題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農民工問題，是指中國大陸農民進城從事非農工作，卻未改變農民身份，未被城市認同接納，他們處在產業的邊緣、城鄉的邊緣、體制的邊緣，由此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演變而來的。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剩余，使得許多的農民開始進城打工，從而形成了農民工，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非常的尷尬，他們被排除在城市之外，不能被城市所接納。所以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問題。

一、農民工問題的歷史演變

農民工問題形成的根源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勞動力的剩余就是在滿足了農業生產之外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沒有可以工作的崗位，就只能進城去打工，就形成了現在的農民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迅速的發展，這些農民工為我國的經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但是在經濟的發展中，他們也存在許多的問題，使得農民工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兩個不同的階段。

（一）民工潮

在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地區經過農業改革，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大得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耕地面積的有限，使得農村的勞動力大量的富余。據有關部門研究表明，我國的耕地面積能容納的農村來動力是20%,那就意味著要有80%的勞動力要剩余，大量的勞動力剩余就引發了“民工潮”.通過下面的表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農民工數量從1989年到2006年，增長了將近4倍，每年的年增長率為20%.其中，在20世紀的80年代，我國的農民工數量和增長的最多，達到了50%左右。到了90年代農民工的增長率有所下降，但也有15%左右。到了21世紀的時候，農民工的增長率下降到了6%,雖然增長率一直在下降，但是每年農民工的人數一直在增加。

（二）民工荒

在我國的2003年的時候，在廣東的東莞地區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農民工短缺問題，隨后，這種情況迅速地波及到了整個環渤海、長江三角、珠江三角等地區，各地的民工短缺口已經高達到了10%~20%.企業以往的工資水平已經完全達不到招工的人數目標，許多的學者稱這一時期的這種現象為“民工荒”.2006年，在東南海的一些地區，甚至因為農民工短缺的問題出現了“搶工”事件。到了2010年，我國的經濟迅速的回暖，在一些沿海的地區以及內地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缺乏農民工問題，許多企業的生產線因為缺工問題已經停止了生產線?！懊窆せ摹边@一現象的產生使得農民工的問題變得更加的難以解決。首先，就是原有的企業與農民工的勞資關系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國家在財政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農民工外出打工的成本以及技術要求不斷增高，使得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積極性變低，企業以往靠著廉價的勞動力來占領市場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企業舊的勞資關系受到了極大地沖擊。其次，由于舊的勞資關系受到沖擊，企業已經不能夠憑借著廉價的勞動力來占領市場，使得企業的結構發生轉移，從勞動密集型轉移向欠發達產業。第三，農民工的待遇差別明顯，農民工在社會中屬于收入最低、環境最差、福利待遇最少的群體，這些都是的農民工在社會中被歧視的原因，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被歧視，使得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力地維護，使得眾多的農民工選擇了“用腳投票”的方式，開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

二、農民工問題的根源

農民工的產生以及農民工在社會中的社會地位低下的情形，是市場體制以及身份體制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民工的轉變表明了制度的一些變遷，但是農民工的身份還是農民，他們沒有變成城市市民，身份無法轉換，也就不能夠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以及農村城市化的目標，勞動力的流動現狀，體現了我國制度上的落后。

（一）戶籍制度

我國戶籍制度的演化發展歷程使得我國的戶籍不僅僅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了，而是變為一種以戶籍為基礎，進行公共福利分享的一種依據，這是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過程中的一種載體，農民工就是在該種制度下的一種產物。在之后我國在歷史的發展中，制度方面也有一些改動，例如，我國國家在1985年對于城市的暫住制度的改革，國家在城市暫住人口的數量上不再有所限制；在1997年，我國開始了小城鎮戶籍制度的改變，農村人口可以轉變為城鎮戶籍；隨后的1998年，我國的國務院批準了有關政策，有條件的實行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的制度。然而，相比于我國農民工問題的長久性，我國的戶籍制度反面的變遷實在緩慢，即使農民工在身份上轉變了，但是長久以來的形成的思想以及精神方面還是難以迅速與城市融為一體。

（二）用工制度

在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運行下就產生了二元勞動力的市場，使得農民工在就業過程中遭到歧視。這種歧視最明顯的表現首先就是工資方面。研究表明，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的工資區別主要來源就是具有歧視性的制度方面的安排。其次，就是在雇傭方面的歧視。二元勞動力市場使得農民工無法擁有與城市人口同等的任職資格，農民工的身份使得他無法正常從事工作。第三就是職業歧視，在一些地區規定了有一些職位農民工是不可以做的；第四就是勞動時間歧視，我國規定的農民工的工作時間一天大約為12個小時，但是有些企業要求農民工的勞動時間竟然達到了16個小時，嚴重的違反了國家的有關規定。

（三）福利制度

在我國現有的戶籍制度之下，農民工依然享受不到城市崎嶇的各種福利待遇。一些社會保障針對的僅僅是城鎮職工，農民工則得不到社會的保障。我過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流動性非常強的農民工來說是非常的不合理的。在企業的各種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生育保險方面，農民工的參與度都非常的低，一些企業面對這些針對農民工的侵權行為都是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

（四）教育制度

農民工問題還牽扯到了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農民工子女的教育以及農民工本身接受職業培訓的權利不能夠得到相應的保障。首先在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上，農民工子女在農村所繳納的義務教育費用不能夠轉移到城鎮中來，使得農民工子女在接受義務教育的過程中得不到好的教育，成為了教育制度下的受害者。其次，農民工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得不到保障，一些培訓機構借著各種由頭胡亂收費，使得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受到影響。每個人都享有教育的權利，在教育制度上的一些不公平，使得農民工以及其子女都受到教育方面的歧視，這種歧視正是影響農民工身份地位發展上升的因素。

（五）組織制度

國家在城市化以及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在項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國家沒有相應的組織策略，使得農民工在流動的時候出現了很大的盲目性，許多的農民工在流動的時候，對于所去的地點沒有一個詳細的規劃，完全就是依靠朋友、親戚之間的影響來判斷流動的方向。同時，由于一些企業的工作存在很大的不穩定性因素以及存在很大的風險，使得農民工很難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同時與企業之間就沒有合法的法律保障制度。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大企業都是以自身的利益為優先，制度上的缺乏，使得農民工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是處于不利的地位，從而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證。

三、政府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的途徑

制度變遷的緩慢是農民工問題形成的根源，所以加快農民工問題解決的方案就是政府在制度變遷上要具有強制性。長期以來的制度使得農民工在社會改革的過程中長期處于劣勢。因為種種制度上的不公平而導致的農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使得農民工對于國家制度的變遷有著非常強烈的需求。制度決定了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激勵機制，制度上的缺陷使得農民中在各種行業中都受到了嚴重的歧視，這種歧視對于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非常的不利。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既要保證企業利益也要保證農民工的利益。在農民工問題上的制度變遷，牽扯到的方面有很多，教育問題、房子問題等都是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些制度變遷的過程中需要政府部門具有強制性，只有政府的強制性管理，才能將新的制度實行開來，才能保證到農民工的根本利益。國家使用強制性手段時，國家才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完成制度的變遷。依靠國家具有強制性的制度變遷，農民工在城市中打工的利益以及機會才會平等，才能夠更好的促進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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