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人類學的核心研究問題。
經濟人類學作為人類學分支學科的確立和發展以及經濟人類學研究取向的界定往往要回溯到那場著名的 “形式主義”與 “實質主義”大論戰。[1][2][3]這一論戰的核心議題始于 “西方經濟學工具是否可以用于 ‘初民’社會研究”,而論戰的雙方從某種程度上體現在一方認為 “人類學家認為不同的文化需要用各自的本土語匯來理解”,另一方 （ 偏向經濟學家） ,“期望建立適用于所有文化的一般行為模式”.[1]（ P. 151）而在民族志基礎上的這一理論爭論的核心焦點集中在“理性”、 “稀缺”、 “最大化”等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是 否 可 以 用 于 非 西 方 社 會。以 波 蘭 尼（ Polanyi） 為核心的實質論者認為，對理性、稀缺和最大化的理解是多元和豐富的，并不具備普適的標準； 而在形式論者的反擊中則大大擴張了最大化 （ 比如最大化不僅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也包括權威、地位、愛與安全） 、理性以及稀缺的內涵。這場爭論最后變成了認識論之爭---包括討論科學是歸納性的還是演繹性的---而結果是雖然沒人再爭論到底應該采取 “形式主義”還是 “實質主義”的立場，但是如威爾克所說，雙方的觀點都被聽取了。[1]（ P. 151 -157）“形實之爭”從主題上大大擴展了對 “經濟”以及經濟與社會之間復雜關系的理解，從觀點上 “形式主義”和 “實質主義”變成了經濟人類學分析譜系上的兩極，即使之后出現了不同理論框架來分析經濟現象，“形實之爭”所開創的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理解 “西方經濟學工具是否可以分析非西方社會”,以及 “經濟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是怎樣的 ‘嵌入’、‘整合’、‘制衡’”,繼續主導著經濟人類學家的問題意識。
經濟，如陳慶德所說： “意指人們為控制生產、消費和衣食住所的循環流通而構建起的社會關系?！洕鷮W并非經濟?！蓖瑫r， “經濟學是經濟學家所干的事； 是與有關經濟的思想有關聯的一種分析模式”.另一方面， “經濟是一種生活的模式； 它描述了人們為了自我的再生產而組織產生、消費和財富的流通。因此，經濟學家并不具有對經濟研究的專利權”.[4]（ P. 87）經濟人類學對經濟的研究最初是從生產 （ 再生產） 、流通、交換、消費這四個方面展開的，之后擴展到了對于市場的反思，尤其是在商品化、全球化、現代化等新的經濟條件背景下對經濟現象甚至經濟學的主流觀點的挑戰和反思。同樣，經濟人類學的領域與研究范圍也在極大的擴展，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農村經濟轉型、國家干預項目、世界體系等宏觀視角，也對性別、勞動力、貨幣、移民以及食品體系等一系列經濟現實與社會問題進行研究。[3]（ P. 5 -12）而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反思更是西方經濟人類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涉及到貨幣、市場包括后共產主義市場發展的比較和分析、消費、財富與金錢、正式與非正式經濟、知識經濟、人口流動等等。單從主題上來講，似乎經濟人類學涉獵越來越廣，任何與經濟相關的主題都可以作為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話題。
但是無論背景如何改變，經濟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分支，她的產生和發展仍舊植根于對經濟學觀點---作為對經濟現象的主流理解---的反思，以及對人類經濟現象的獨特視角。即使在世界范圍內的與經濟相關的現象總是千差萬別，但經濟人類學一直致力于思考的核心問題并未被完全舍棄，這些核心思考也仍舊是很多西方人類學家研究的起點，那就是： 西方體系下的經濟學理論、針對經濟現象的基本假設是否是普適的？ 對非西方社會是否適用？ 包括由此所衍生出來的研究問題，如統一的市場是否沖擊、改變甚至摧毀了非西方文化？ 即使在形實之爭逐漸銷聲匿跡之后，學者的這種反思并未停止，而是在民族志的基礎上試圖解答經濟---或某種經濟形式---在何種條件下嵌入到社會文化之中的； 傳統意義上的 “經濟現象”又與更廣義的社會文化 （ 包括親屬制度、儀式、宗教、習俗） 如何相互作用，以期達到對經濟現象的更為多元和深入的理解。
在這一背景下，一方面經濟人類學可以反思和挑戰具有某種 “霸權”、甚至變成某種 “常識”的經濟學假設和理念 （ 比如理性人） 是否有失偏頗，另一方面可以發現在不同的經濟實體內這種理解是否反而會事與愿違，有悖于社會發展的規律。
經濟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一直面臨著西方理論和中國現實如何結合及理論介紹多田野實踐少、研究范式轉變以及學科整合、民族經濟學與人類學的有效融合等問題，以及如何面對更為現實的經濟發展的需要。
西方經濟人類學的立足點在于對西方經濟體系的反思，理論發展以人類學的核心理論進步為依托，更多的是在不同主題層面上所積累的不斷深入的對相關經濟現象的理解以及不斷刷新和挑戰主流的視角，無論是針對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還是經濟危機的出現。同時，西方的經濟人類學家也不僅僅滿足于在小型社區驗證、挑戰經濟人類學的理論，而是希望通過人類學收集的資料，包括在初民社會所分析的最核心的關于 “經濟”的理解，來對主流經濟學、尤其是主流經濟問題表達自己的看法。比如由 2008 年經濟危機所衍生出來的對風險和貪婪的研究、市場與社會的斷裂以及對“債”的深入分析來顛覆傳統經濟理論中債務體系的合法性，并成為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理論支持。
很多學者都在不斷思考經濟人類學在中國的水土不服問題，而經濟人類學對于主流經濟發展的這一核心反思，在中國經濟人類學的發展中還未得到足夠的關注與探索。本文將在探討國內經濟人類學發展的路徑基礎上來討論人類學的三大核心優勢，即 “反思”、 “整體性”和“跨文化比較”如何可以在研究與經濟相關的問題時更好地凸顯出來。
二、本土研究的三種路徑。
（ 一） 民族經濟。
經濟人類學在國內的突破性進展是以陳慶德和施琳以 《經濟人類學》命名的專著相繼出版為重要標志的。[6][11]（ P. 59）陳慶德在 1993 年的文章里就已經提出民族經濟學是在 “經濟學與人類學的融合”中產生的學科，更把形式主義、實質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作為民族經濟學中重要的三個學派進行介紹。[12]（ P. 18）陳慶德認為，在多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背景下，要以 “人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發展為其研究起點，把傳統經濟學對物量指標的考察同民族文化特性及其社會目標選擇的研究集為一體，而成為融合多種學科內容的新興邊緣學科”.在這一路徑之下，民族經濟學首要研究的，是 “不同民族經濟體生產與交換每一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之后才能處理發展的問題。[12]（ P. 23）他指出：（ 民族經濟學） 需要借助于人類文化學關于不同民族行為，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業已獲得的研究成果，運用其對民族生存環境的分析，來理解不同民族經濟體的歷史性。同時，它又通過自身對民族經濟發展特點和規律的研究，使人類文化學對于人類社會組織的氏族、部落、民族等范疇的認識更加深化，豐富了前者對民族特點及性質問題的認識，擴展了它們對民族產生，、發展和演變過程及規律的研究范圍，并使之建立在堅實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基礎上。[12]（ P. 24）施琳也同樣認為，與美國經濟人類學相對的，“中國學者獨立地發展出了與其研究視域近似而 理 論 依 據、學 科 體 系 不 同 的 民 族 經 濟學”.
[13]（ P. 86）經濟人類學的中國化首先應該是民族學的中國化，是與各民族和民族區域的豐富田野材料基礎上兼容并包，不斷發展和深化的結果； 同時，在將美國經濟人類學與民族經濟學的比較、融合的基礎上找到適合中國民族發展實踐的中國經濟人類學說。[13]（ P. 87）杜倩萍更認為施琳的 《經濟人類學》“首次將經濟人類學與中國民族經濟學進行了比較研究”,并指出 “美國經濟人類學與中國民族經濟學均為民族學 （ 或人類學） 與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它們在研究范圍上有諸多重疊交叉的部分，但在研究方法上有諸多相通之處”,經濟人類學在民族經濟中的廣泛應用可以既有理論價值又有現實意義。[14]（ P. 103）在這一理論指導下，民族經濟學成為經濟人類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陣地。相關研究在此基礎上運用西方經濟人類學的概念和理論來研究民族經濟， “以少數民族地區的生計方式、生態發展、資源開發、地方特色經濟與市場要素的沖突和矛盾”為主要主題，在民族地區的生計問題、旅游活動中的文化商品化、民族旅游、民族地區的經濟開發等問題上都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6]（ P. 60）同時，“陳慶德教授在早期對經濟人類學發展歷史與理論沿革有所介紹后，轉入了實用性研究，隨著文化產業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致力于對人類學中心詞 ‘文化’進行經濟學意義上的開發與研究，其引領下的一大批人共同提出了‘文化資本’、 ‘文化商品’、 ‘文化經濟’等概念，并發表了 《民族文化資本化論題的實質與意義》等一系列文章”.[15]（ P. 22 -23）這一以民族經濟為主體的本土化取向一方面與國內人類學的民族學傳統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早期經濟人類學者的民族經濟學背景密不可分。
在經過 10 多年的發展之后，民族經濟學與經濟人類學的比較和融合還是存在很多難以彌合的挑戰，如范小青所總結的： “一方面，民族經濟學仍然是一門經濟學范疇內的學科，它采用的理論、方法、研究視角完全是西方經濟學的模式，更多的學者認同于經濟學的學說，而對文化視野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人類學處于一種隔閡或者排斥狀態”.另一方面，“經濟人類學在中國仍然處于稚嫩時期，其獨特的研究與顯著的作用并沒有凸現出來，對于以解決民族地區實際發展問題為目標的民族經濟學來說，經濟人類學無疑是一門還 不 能 提 供 較 好 策 略 與 方 針 的 邊 緣 性 學科”.[15]（ P. 23）同時，“盡管民族經濟學為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理論貢獻，但由于學科自身的理論基礎較為單薄，研究方法缺乏創新，因而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呈現出一種/ 單一的平面墾殖狀態致使其研究/ 縱深不足”.
（ 二） 農民/農村經濟研究。
在對經濟人類學本土理論史的追溯中，往往會以費孝通先生的 《江村經濟》作為標志，認為這部著作 “開創了國內經濟人類學研究的先河”.[6][8]費先生 “運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體系，重點探討了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同時分析了導致鄉村社會經濟變遷的動力和存在問題”,在調查方法和研究結論上都有重大貢獻。
而施堅雅的經濟區域論、黃宗智對于華北小農的研究、閻云翔的禮物交換研究、 《金翼》《銀翅》續篇等等著作都對于農村經濟的獨特運作邏輯、農村社會的生存與延續，以及農民的價值、文化、信仰進行了深入翔實的研究。在韋小鵬、徐杰舜和張艷的對中國鄉村人類學發展的回顧性文章里，他們認為鄉村人類學的新發展在于： 20 世紀 80 年代后的回訪/重訪研究，20 世紀 90 年代的以來的鄉村都市社區研究以及 20 世紀 90 年 代 以 來 的 參 與 式 鄉 村 調 查 研究。[16]（ P. 49 -51）在這些新發展中，突出的特點為：
一是借用西方人類學的研究范式，二是抓住特定時期某一社會焦點問題來展開調查與研究，三是探討農業生產科學技術在鄉村社區中的文化意義。[16]（ P. 49）在這一路徑下，對于經濟人類學的傳統主題，如貨幣、商品、禮物，包括市場對農村社會的沖擊等核心問題都有相當數量的成果積累，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結構、生計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核心的問題有最基本的把握。莊孔韶教授總結了鄉土人類學研究的五種視角： 經濟人類學、生態人類學、漢人家庭家族制度、農民的心態、信仰與認同、回訪等。而對經濟人類學視角下的農民研究，莊孔韶教授總結道：
人類學的農民研究不只是關于宗族和家族形態成因的學理問題，也包括農民社會系統和全球化進程銜接的未來問題。消除農民的不滿除了考慮農民道義經濟的底線、調整農業發展政策以外，保持和契合小傳統基礎上的農業社會發展線索將排除文化替換的不得已的、生硬的努力，這是第三世界在全球化過程中最為痛苦的文化轉換歷程。人們遺憾地看到，在全球化的經濟、市場，乃至文化沖擊下的農業社會，無數青年人從農村流出，削弱了農業生產的中堅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農民文化的根基。[17]（ P. 8）在市場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農民、農村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一直是經濟人類學的中心主題，小農經濟、道義經濟、道德經濟等概念更是農民研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概念。但是中國的鄉土社會研究往往自成一體，綜合性的民族志也往往會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元的因素或者以鄉村社會發展、扶貧脫困等為主題，經濟人類學的有關議題并未作為明顯的線索來組織相關討論，而在講到經濟人類學中國化的時候這一部分研究成果也往往被忽視。
